論析大眾傳媒對大眾文化的負面影響

時間：2024-10-04 03:19:36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論析大眾傳媒對大眾文化的負面影響

　論文關鍵詞：大眾傳媒；負面影響；文化批判文化論析

　　論文摘要：大眾傳媒像一把雙刃劍，它積極構建了文化，卻又在一定程度上對大眾文化產生一些負面影響。這種影響表現為大眾傳媒有構筑新的文化屏障和話語霸權傾向，有消解文化藝術的個性與深度傾向，有銷蝕大眾精神活力傾向和一定程度上破壞文化多樣性的傾向。

這是一個被大眾傳媒包圍的時代，無所不在的媒體時時處處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作為走向全球化、信息化的重要標志，大眾傳媒已經成為一種難以拒絕的強大力量，正在由表及里地變革著我們的社會面容，制衡著文化。現代傳媒為當代社會文化的傳播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貢獻:它借助于科技優勢大大拓展了文化空間;它改變了文化的機制，造就了文化產業;它帶來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創造了知識民主時代，賦予了每個人獲得知識的同等權利;它使得社會大眾成為精神文化價值觀建構的積極參與者，使大眾文化得以迅速崛起;其設置議題的功能、其在娛樂消遣方面的優勢，使之具有了對社會的協調作用等等。可以說，大眾媒介在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上積極建構著大眾文化。

但同時，大眾傳媒給文化生產并通過文化生產給社會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大眾傳媒自身的復雜性使之不可避免地在構建大眾文化的同時，也在無形地消解著文化。對其進行“吹毛求疵”式的文化批判的根據就在于“哲學的真正社會功能在于它對流行的東西進行批判。……這種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類在現存社會組織慢慢灌輸給它的成員的觀點和行為中迷失方向。”對之進行文化的審視與批判，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利用傳媒建構文化，協調社會。

大眾傳媒對文化的負面影響首先表現為存在構筑新的文化屏障和話語霸權傾向。所謂文化屏障，是指大眾傳媒在促成文化傳播的同時，有意無意地阻隔了平等的傳播。從這個角度看，大眾傳媒執行了一個悖論的角色。大眾媒介有設置議題的功能，就積極意義而言:受眾通過媒介不僅了解社會信息及公眾關心的熱點等問題，而且根據大眾媒介對一個問題或議題的強調，學會應該對它予以怎樣的重視。即大眾傳媒通過新聞等各種信息的選擇、解釋與評論，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與策略，從而把人們的視線集中到適應當前環境中最為重要的事情或事件上，組合社會的各個部分以應付當前事件的活動。大眾傳媒激勵和動員群眾投人當前的事件中，將公眾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事件上，形成議論中心，提出對策，抵御有礙社會安定的各種威脅;通過解釋與評論防止因報道某些事件和敏感問題造成的過度刺激。大眾傳媒就是通過對特定時期某個問題或議題的特別強調來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從而左右他們的行為，并以此達到協調社會的目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大眾傳媒卻可能在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溝通、傳播的同時，又形成誘導受眾信息選擇的話語霸權，使受眾全方位的自由選擇權成為一種假相，使有限的選擇成為受眾的不得已;在公開、透明的前提下，把整個世界無遮無攔地呈現在每一個人的面前，以此來表達其民主、平等、自由的品質的同時，又“過濾”事實，讓人們的選擇在一種居高臨下的既定安排中進行，從而又創造了新的不自由和不民主;為大眾創造一個由媒體選擇和決定的共同的存在，提供單一的公共體驗，從而使人成為一種社會性的存在的同時，卻又粗暴地踐踏了個人的體驗和了解意愿，侵占了個人的情感、心靈的隱秘空間。

大眾傳媒的話語霸權表現為其單向度的傳播模式，傳媒與受眾之間沒有像對話那樣的交流回應，造成缺乏溝通的無回應的傳播，從而使大眾傳媒成為“為了溝通”的“不溝通的系統”。而這種“無回應話語”的話語權力，最終只能歸屬于傳播一方，體現出在話語輸出上傳播與回應不平等的關系。在這樣的現實中受者的自由是受到了傳者限定的，與傳者永遠不對等的自由。大眾傳媒的受眾只有收看(聽)不收看(聽)的自由，而沒有要求收看(聽)和對等地評價收看(聽)內容的自由，沒有對答回應平等交流對話的自由。受眾不再是接受的主體而成了傳媒的附屬品。媒體可以通過話語霸權控制和把持新聞熱點和藝術潮流、時尚。傳媒不斷發明新的節目及其符號和意義構成方式，而受眾只能不斷被動地適應這些新的節目和新的意義方式。

對大眾傳媒話語霸權的適應和習慣會產生麻醉作用，使受眾對潮涌的信息產生麻木感，懶于思考，懷疑能力萎縮，趣味趨同，發現和創造的精神遭到銷蝕。多元的大眾傳媒會因為傳播和回應的不平等關系構筑起新的文化屏障。這一傾向的警示絕不是危言聳聽:現實中肥皂劇、電視小品、電視音樂劇等新花樣的出現，已經在不斷地塑造觀眾，塑造他們的消費習性了。

其次，大眾傳媒存在消解文化藝術個性與深度的傾向。大眾傳媒技術的發展使文化的市場突破了狹小的地域限制，實現了對全球的覆蓋。文化市場的擴大，文化產品豐厚的利潤，大大刺激了文化企業家的投資，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發展。然而在這個以文化市場為目標，以文化企業為主體的系統中，文化成為一種標準化的、大批量的復制性生產;其產品不再是強調藝術家個人特色的藝術創造，而僅僅被看作即將進人市場的商品，這些商品都有一個共同的品牌叫做大眾文化。企業經營模式的介入改變了文化商品生產的最終目的，這個目的不再是滿足公眾的精神需求，而是營利。“文化產業惡毒地使人體現為類本質”。從這個角度看，大眾傳媒造就了文化產業的同時也產生了消解文化的個性與深度的傾向。這種傾向在生活和藝術的各個層面已經有所體現。以人的語言、行為和消費品位為例:作為一種符號結構，即使是在一個共同的語言文化圈中，不同的亞文化圈也顯示出不同的語言習慣，語言帶有明顯的文化特征。如對“很好”的說法，北京人習慣說成“特好”、“倍兒好”，東北為“賊好”，湖南、湖北為“蠻好”。而現在全國上下流行說“好好”，時尚習慣消解了區域個性，傳媒及其承載物使語言喪失了文化標志的地位。行為是個性的外露，然而，現代傳媒通過直接灌輸、勸誘、現身說法、引起討論等等手段，不斷以“成功”的名義展開宣傳，打造出“理想的”社會行為規范、個人行為規范及生活方式的標準模式。從卡內基成才叢書，到減肥錄像，直至戀愛指南，在傳媒的影響下，公眾會逐漸形成大體相近的消費口味和趨向一致的行為方式。在藝術上，大眾傳媒帶來了文化機制的轉變，藝術創造也成為標準化的、大批量的生產復制。本雅明告誡我們注意文化工業下復制對藝術固有性質的改變，它破壞了培育崇拜的社會基礎，使得藝術的“展覽價值”全面抑制了“膜拜價制”，文化已經不僅是那些可以凝神觀照的藝術、宗教等，而成為人們全部的生活方式。當媒介文化產品與其它產品一樣進人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時，文化生產者就必須在考慮文化產品應有的社會價值和精神價值的同時，兼顧文化產品的商品價值。當商品化原則與利潤目標從物質生產領域蔓延到精神生產領域，乃至個人的精神生活時，在市場權力不斷增強的現實語境下，商品性對精神性、超越性的吞食就會使得當代文化漸漸失去在非物質域地跋涉的自覺與勇氣:影視劇開播前要瘋狂炒作，文稿要標著天價拍賣來引起關注，名著要印成漫畫本以滿足獵奇欲，“行為藝術”靠嘩眾取寵大行其道……脫落了精神內核的文化產品在看似繁榮的泡沫中，越來越喪失藝術的個性與深度，與“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個本想以商品化來推動文化發展的善意初衷背道而馳。
再次，大眾傳媒存在助長放縱欲望、逃避現實心理的傾向。在社會生產力提高、物質財富豐富、閑暇時間如何使用成為社會問題時，大眾傳媒走進了閑暇時間場，以多彩的娛樂形式豐富著人們的生活，成為快樂的使者，為處在高節奏、高競爭的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制造了理想的夢幻世界，為現代人提供了心靈安泊之所。人們將希望和熱情、光榮與夢想編織進這個栩栩如生的人造世界之中，而這個人造世界，又以其逼真性使人們面對的仿佛是一個自在的真實。于是大眾傳媒含蓄地，有時甚至是赤裸裸地渲瀉著人們心中所潛伏的各種無意識沖動，從而使他們將幻想當作現實來體驗。當我們目睹電影、電視劇、武俠小說、言情故事中那些有情人歷經坎坷而終成眷屬，那些孤膽英雄幾遭磨難最終化險為夷、功成名就，那些好人終得好報，惡人終受懲罰時，我們情不自禁地走進了一個集體的夢幻之中，一個理想化人生經驗的幻景之中，人們共享著傳媒制造出來的歡樂。所以，大眾傳媒為人們提供的就不僅是一種聲畫的視聽快感，而且也是一種心理撫慰。它使在現實中飽嘗挫折和傷害的人之心靈從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滿足。這種滿足，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心理緊張和內在焦慮，也強化了個體對社會的認同感和安全感，這對于人們的心理壓力的釋放以及社會的有序化都有著明顯的作用。這也正是大眾傳媒的娛樂消遣特性給文化帶來的積極效應的重要體現。

大眾傳媒制造夢幻的優勢固然給人們創造了理想的幻境，用一種虛構的“現實”，調和了人們心理內部“超我”和“本我”之間的矛盾，解決了社會現實中真善美與假丑惡之間的對立，為大眾提供了一種實現本能欲望和社會認同的白日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的心理壓力，對社會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這是一種畫餅充饑、望梅止渴的心理撫慰，過多的這種夢幻享受，也會助長人們逆來順受、聽天由命的意識。當這種夢幻充斥傳媒世界時，大眾就會越來越習慣于將自己封閉在夢境之中，逃避對于現實的介人，逃避為必然性束縛的實踐和改造。一旦大眾傳媒有效地取消了人們對于世界和自身的現實處境的實際感受，就會使人們將改造世界的實踐熱情遺棄在那些幻想之中。媒介所營造的那些理想的幻境為公眾提供了一種逃避，逃避現實的行動，也逃避對現實的思考。所以，這樣的大眾傳媒產品提供的雖然是一種快樂，但這種快樂卻常常是以人直面現實、批判現實的勇氣和理性為代價的。同時，大眾傳媒的這一快樂原則還會因為無限地夸大人的感性欲望，極力放縱人的肉體生命而無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它在給人類帶來瞬間快樂的同時，卻會導致心靈的麻木與空虛，甚至導致生存意義的虛無和生存根基的沉淪。大眾傳媒文化以其世俗化傾向為人們所喜愛，在靈與肉、精神與物質、道德與欲望的二元對立中，后者顯然占主導地位，于是導致了形而上的迷失，人文精神的消解，人文素質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淪喪，造成了人性新的異化和變質。

此外，大眾傳媒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破壞文化多樣性的傾向。大眾傳媒的發展一方面為文化的普及和民主提供了可能和貢獻，另一方面也對文化的多樣性產生了破壞。阿爾溫·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指出:從報紙到廣播、電視、電影等大眾媒體的出現，將一種前所未有的畫面在人類面前展開，“所有這些傳播工具，打上了完全相同的印記的信息，傳人千百萬人的腦際，正如工廠鑄造相同規格的產品，銷售給千百萬家庭一樣……。”現代傳媒不僅對工業文明發揮著如此巨大的作用，而且對世界文化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使之向同一性方向發展。處于地球各個角落、屬于不同文化的人們都在追逐著相同的流行時尚、收聽相同的流行歌曲、收看相同的影視節目，崇拜同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流行同一種哲學。就像傳統的經濟生產殘酷地摧殘著地球上生物的多樣性一樣，信息領域的優勢文化以同樣的威力破壞著文化的多樣性。

從文化生態學來看現代傳媒的文化批判問題，可以發現:現代傳媒是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又推動著全球化的現代化進程。由于現代化進程起源于西方文化，且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較高，客觀上造成“現代化等于西方文化”的單質化趨勢，其中現代傳媒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現代傳媒技術的運用使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潮流同步，這種現象反映在比較淺層的物質文化層面上，同時也更加深層地表現在觀念、意識形態和藝術風格的廣泛影響上，從抽象繪畫到行為藝術，從流行歌曲到古典音樂的通俗演繹，從室內裝修到建筑設計，我們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外部世界對本土文化的巨大影響力。伴隨著傳播媒介的發展，當代西方文化在中國廣泛的傳播，無論其深度還是廣度都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正是在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文化的民族性問題特別地突現出來。而現代傳媒，作為文化傳播的工具，又能發揮怎樣的作用?提出這樣的問題，則是對其進行批判后的建設性反思。

當代大眾傳媒的興起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又帶著與生俱來的反藝術的基本品格。這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交給我們的悖論。對此，塑造自身的文化品格將是各大眾傳媒未來發展的主要途徑，這既是一種市場策略，也能進一步發展大眾傳媒的社會整合功能，促進大眾媒介自身的良性循環。目前許多現代傳媒吸引從事學理研究的精英分子的參與，無疑加速了自身的建設，例如中央電視臺“文化視點”、“對話”、“女性天地”等欄目以訪談、實錄等各種形式不同程度地吸引了精英文化人的加人，以良好的視聽形象適應市場的消費需求，取得了較高的收視率。因此，在分析大眾傳媒對大眾文化的負面影響時，我們特別應保持清醒的是:大眾傳媒畢竟是物，它最終是由人來操縱的，其作用、性質如何主要取決于左右它的人的目的和需要，取決于社會對這些目的和需要的制約。所以，實現人的精神塑形，是解決大眾傳媒對大眾文化負面影響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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