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語言學論文
文學的每一次突破和轉型均會在語言上有所體現，我們看看下面的中國現當代語言學論文。
中國現當代語言學論文
【摘要】中國現當代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更有一些作家群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并加以現代白話語言的闡釋。作家的語言藝術風格迥異，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載了思緒和情緒。沈從文、汪曾祺、孫犁以及余華等作家都有各自獨特的語言文學觀，對其觀點的考察為理解語言文學觀的全貌提供了啟發。
【關鍵詞】語言藝術，文學觀，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某種程度上甚至就是一部現代白話語言的流變史。現當代文學最初即伴隨著現代語言觀念的建立、發展而逐步成熟，從現代語言學意義上看，現當代文學的語言觀念，始終涌動著語言本體論的暗流。
重視語言的重要性與西方現代語言學理論緊密聯系。認為思想在先，語言在后的傳統觀點是非常片面的，實際上，語言與思想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是難以分出先后的，在思想層面上，語言與思想具有一致性。
一、文學表現為一種生命渴望，自我的內傾化、私人化轉變必然導致語言的相應沿革，同時新的語言形式也對文學內容和主體的形成起著促進與催化的作用。現代不乏有作家致力于從語言形式角度對文章內容進行闡釋。
沈從文撰寫于這一時期的作家論《論郭沫若》、《論馮文炳》、《論落花生》、《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論施蟄存與羅黑芷》、《論穆時英》、《孫大雨》等都在平淡樸實的語言中蘊含敏銳的洞察力和藝術感知力。同時，注重在語言中表達自我審美體悟，執著于以文學為本位的批評立場，尊崇張揚文學的本體性，堅持從文學本體而非階級立場出發審視作家。
沈從文常常在對批評對象的審美把握中勾勒對象的整體風格。在《論馮文炳》中他說：“五四以來，以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代一些人的文學趣味，直到現在還有不可動搖的勢力，且儼然成為一特殊風格的提倡者與擁護者，是周作人先生”整體寫意式的風格評判傳達出了批評者對文學獨立藝術價值的珍視。此外沈從文常常在作品風格與作家人格的關系間尋找風格評判的理論依據，堅信“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汪曾祺的語言觀包括“語言就是思想”、“語言就是文化”、“語言就是一個生命體”三部分。“語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樣，可以剝下來扔掉。世界上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形象地表明了語言和思想的一體性和不可剝離性。文學語言不僅僅是單純的載體，而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在《關于小說語言》（札記）中，他再次強調“語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說的語言不是純粹外部的東西。語言和內容是同時存在的，不可剝離的。”語言并不是獨立地存在于一部文學作品中，而是融入整篇文章的內容，浸透作家的思想。一部文學作品的好壞與否首先取決于讀者是否被最表面的文字語言所感染，最終體會到作家內心的真實感受和所表達的思想感情。
此外，解放區作家孫犁也表達了對文學語言的思考。明確提出了“重視語言，就是重視內容”的“語言形式與思想內容同等重要”的語言本體論語言觀。他看來，語言表面看來是表情達意的工具和手段，但本質上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精神實體。在《論風格》中，他認為“語言風格任何時候都不是單純形式的問題，它永遠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實踐形成一體”。他在《再論通俗文學》中說：“我這里要談的是，無論是‘通俗文學’或是‘正統文學’，語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這是說，文學由語言組織而成，語言不只是文學的第一義的形式；語言還是衡量、探索作家氣質、品質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現實主義及其倫理道德內容的血脈之音！”
二、作家的語言文學觀并非一蹴而就。以當代作家余華為例，90年代之前，余華過分迷戀形式敘述和語言技巧，進入90年代以來出現了轉型的跡象。80年代余華多用比喻句，而到了90年代，“開始意識到了還是現實的東西更有力量”。在《呼喊與細雨》（后改名《在細雨中吶喊》）中，小說以第一人稱“我”來講述“孫光林”不幸的童年經歷，表達了回歸真實生活的愿望。那些純粹的敘述視點被兒童的心理生活所包裹，過去被余華壓制在幻覺、語感和敘述視點之下的故事浮出地表。語言不再是對日常生活鏡子式的再現。小說語言極端地趨向個體化和隨意性，語言的清晰度和理解性受到了挫傷。在作品中，人物對話中的詞語和句號的重復也構成了獨特的音樂表現形式，產生了不同的藝術效應。
綜上可見，沈從文執著于以文學為本位的批評立場，對作家的評價判，尊崇張揚文學的本體性。不依賴文學和審美以外的其他標準，堅持從文學本體出發。汪曾祺認為語言并不是獨立地存在于一部文學作品中，而是融入整篇文章的內容，浸透作家的思想，語言即文化。孫犁提出了“重視語言，就是重視內容”的“語言形式與思想內容同等重要”的語言本體論語言觀。余華則透過語言，描述簡單表層的背后精神的轉變，意識到了現實的東西更有力量。
三、當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作家群提出了獨特的見解。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中，追求文學的“全”與“美”，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他的《真的藝術家》強調真的藝術家只是低頭于美，追求的`永遠只是美。郭紹虞認為無論什么勞作，“只消把他藝術化了，便是自由的真實生活”這樣生命便可以用一種流動的力量永遠延續下去。朱光潛把美看作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倡導一種“純粹美”的態度，他此期的美學思想也強調“距離”之下的“直覺”，認為產生美感是“在聚精會神中我們觀賞一個孤立絕緣的意象，不旁牽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聯想、道德觀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圍以外的事”宗白華在《新文學的源泉：新的精神生活內容的創造與修養》中也提出：“我們要持純粹的唯美主義，在一切丑的現象中看出他的美來，在一切無秩序的現象中看出他的秩序來，以減少我們厭惡煩惱的心思,排遣我們煩悶無聊的生活。”這就表達著“人生的藝術化”這一范式，而這種范式是完全排除了功利化的要求的。
同時，對中國現代核心作家的語言文學觀的討論不能脫離西方語言學批評的大視野。西方語言學批評給我們的一個啟示是：文學文本的語言形式進行審美分析必須建立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之上。西方20世紀文學批評中有一說“語言論轉向”，我國文學語言觀念的變化就受到很大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開始的時候，隨著學者、作家的現代文學語言觀念的建立、發展，現代語言觀念逐步成熟，而這些學者的語言觀念在期間作用和價值往往因為人們慣性思想而被忽略，習慣了用一些思想意義和社會變遷等外部因素來描述中國文學的轉型和發展。所以，從近現代文學語言觀念的視角對他們進行研究，是很有價值的。
四、總之，在語言學家們看來，語言確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但那主要是對物質實在指稱意義而言的，在思想層面上，語言與內容具有同向一致性，從事語言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力圖獲得思想和情緒
以及表達這種思想和情緒的過程。文學的本質就是把文學語言中的節奏、韻律、風格等審美因素有意識的集中顯現，是對人類的存在及情感觀照的感性化、個性化和審美化的描述。當語言不再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中國現代作家才更重視語言的本質。對于作者而言，語言是敘述文學作品的第一要素，語言的好壞直接影響讀者閱讀的興趣，但一味地遷就讀者的口味也偏離了文學作品的初衷。對于讀者而言，文學作品品味后的意猶未盡不僅僅在于內容，更是語言帶給我們的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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