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企業出口行為選擇模型框架的設置論文
一、 引言
近年來，伴隨著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不斷增強，世界各國充分利用自身要素稟賦參與國際生產。中國企業利用自身的差異化優勢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占據了一席之地，但中國企業大量從事勞動力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等低端產業的弊端在2012年后逐漸顯現，中國企業在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國際產業分工重構的浪潮中應作出何種選擇成為企業家、政治家、學者們關注的重要問題。因此，在中國當前面臨的宏觀經濟形勢和擁有的要素稟賦條件下，從新—新貿易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中國企業的出口行為選擇，以探尋我國企業的創新型可持續發展路徑。
企業生產組織形式不斷豐富，企業出口和跨國生產的模式選擇問題成為了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重要方面，貿易理論也逐漸向微觀化發展。許多國內學者嘗試對中國的異質性企業出口選擇問題進行實證分析（李春頂，2009、2010；戴覓等，2014；范劍勇，2013），以驗證新—新貿易理論對中國問題的適用性，然而得到的結論頗具爭議，“生產率悖論”、“生產率之謎”一時間成為學者們討論的熱點，眾學者將新—新貿易理論的結論與中國企業的實際狀況比較后得出的結論給許多研究者造成了困惑，究竟新—新貿易理論適不適合于解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出口選擇問題？什么條件下我國企業才能真正擁有“走出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圍繞這些問題，本文以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包含的企業實際選擇和數據為研究對象，計算不同生產率的國營、外資、港澳臺資、私營等類型企業的出口選擇行為是否符合理論和市場需求，并針對中國各類企業提出適合發展的方向。
二、中國企業出口行為選擇模型框架設置
中國實際面臨的條件約束并不符合經典的新—新貿易理論模型，在放寬理論模型的假設條件后提出以下出口選擇假說：
假說1：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深入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完善，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減少，貿易成本降低，中國企業選擇出口商品進入國際市場的可能性越高，選擇國內市場銷售的可能性越低。
假說2：隨著我國企業生產率的整體提升到一定程度時，我國企業可以向發達國家投資或者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并在當地生產后銷售，由于勞動力成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低于發達國家，因此更傾向于在本國生產再出口國際市場，而非在發達國家生產再出口國際市場。
假說3：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升高，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升高到一定程度時，中國企業選擇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生產再出口國際市場的可能性越大。
三、中國工業企業出口行為選擇實證分析
本文使用了與李春頂（2010）、Dan Lu（2010）、戴覓（2011）、Julan等（2012）范劍勇（2013）等學者在研究中國企業生產率及其市場選擇模式方面所使用的相同數據庫——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在數據處理方面，依據本文所選取企業工業增加值、工資、職工人數、固定資產投資、企業營業利潤、凈利潤等指標，剔除掉數據庫中缺失了以上指標的企業，對于企業人數過少的企業也予以刪除。需要說明的是：
（1）在2004年時，我國對國民經濟行業分類體系進行了調整，為了保證數據的連續性，對于調整后的產業與調整前視作一致。
（2）數據庫中對于企業的登記注冊類型是按照國有企業、集體和混合企業、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包括港澳臺商投資企業）進行的分類。本文對于數據庫中的股份合作企業、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業等類型的企業，根據其資本金的構成進行了分類和調整，若其中國家資本占比最大，則被視作國有企業；若集體資本占比最大，則視為集體企業，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均被視為國有性質的企業；若個人資本的占比最大，則被視為私營企業；若外商資本占比最大，則被看作外商投資企業；若港澳臺資本占比最大被視為港澳臺資企業，港澳臺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均被視為外資性質的企業。
OP、LP等半參數方法能夠較好地解決傳統計量方法中的內生性和樣本選擇問題。從實證估計的結果看，LP方法相對于OP方法的優勢并不明顯。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企業市場選擇問題，需要將企業出口決策引入模型，因而選擇OP分析框架作為主要的工具。為此，我們按照OP方法的基本思路，并借鑒Loecker（2007）引入企業出口行為選擇引入OP分析框架的做法，對以下模型進行估計：其中i代表企業，t代表年份，age是企業從建立至第t年的年齡，export代表企業出口情況，lnL為自由變量，狀態變量（state）是lnK、age，控制變量（cvars）是state-control、export，lnI是代理變量（proxy），退出變量（exit）為exit由企業生存經營情況生成。借鑒范劍勇（2013）的處理方法，（1）分別對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資本投入使用省級層面第二產業GDP 平減指數進行平減；（2）對于每年的勞動投入采用各省份CPI指數進行平減。
基于OP 方法的基本估計結果如下：，使用OP方法估計所得系數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計算，將結果以核密度分布的形式表示出來，橫軸的單位是取自然對數的TFP值。
四、結論與啟示
第一，建立健全對外資招商引資的制度性優惠安排。優惠政策的目標在于引導低生產率的外資投資到中西部地區，吸引高生產率的外資企業落戶產業基礎好、消費市場大的東部地區。優惠政策應包含進出口關稅、地方稅收、知識產權保護、投資保護、環境保護、技術合作與交易平臺等多層次框架結構，在滿足外資企業訴求的同時，以市場換取高生產率企業落戶中國，此舉目的在于吸引高技術含量、高管理水平的企業進入，在競爭中提升我國企業創新水平與核心競爭能力。
第二，國企應成為率先走出去的典范，民營企業還不適合過快選擇國際化。從生產率水平看，國有企業中的出口國際市場的企業生產率在全國范圍內的企業中是最高的，最符合新—新貿易理論中能夠選擇國際市場的生產率要求因而最具備國際競爭力。中國民營企業的生產率整體上最弱，只有很少部分的民營企業生產率與國內的外企生產率相近，相較于國有企業生產率相差太大，面對印度、東盟等發展中國家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我國民營企業不再具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因此并不適合在當前環境下繼續大量出口技術含量低、環境污染大、資源能耗多的低端制造的勞動力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品，而應轉型到中高端制造業。
第三，適當提高港澳臺資企業在大陸的投資標準。港澳臺企業應充分發揮港澳臺與發達國家良好的關系、技術封鎖少的優勢，加大高標準技術引入力度，提高企業生產率和持續盈利能力。另外，港澳臺企業與國際市場交流更為廣泛，除了最新技術的引入具有優勢以外，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的創新能力也具有國內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應充分把握中國大陸經濟結構升級調整的契機，在提高企業自身生產率和盈利的同時，為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動力轉變貢獻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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