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對翻譯研究干預的討論論文

時間：2024-05-14 09:31:50 文化藝術我要投稿

　　翻譯研究長期一直在三個領域內得到關注和進行：對比語言學，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但傳統的翻譯研究一直都由一種語言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占主導地位，認為翻譯只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因此譯者唯一的選擇就是忠實于原作，并流暢地將其在目標語中加以表達。隨著比較文學學者的干預，翻譯中的接受因素開始受到重視，不少翻譯研究者在考察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學存在的事實上的關系時，自覺地關注某一文學文本通過翻譯的中介在另一文化語境中的接受和傳播，從而使得翻譯研究中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的因素大大地增多了。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還發現，所謂一國文學對另一國文學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另一國讀者對之的主動接受和創造性闡釋，因此在接受美學的影響下，新一代比較文學學者更為關注的是這種創造性的接受所導致的異變。而文化研究學者，特別是后殖民理論批評家的努力則使得翻譯研究更為關注這樣一些帶有文化研究成分的現象：再現、霸權、操控、性別，種族，殖民，身份認同等，從而大大地推進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這一系列的努力使得翻譯研究的疆界擴展了，翻譯學的學科地位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本文主要討論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是如何干預翻譯研究進而推動其文化轉向的。

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對翻譯研究干預的討論論文

　　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對峙還是對話

　　在局外人看來，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應該有昔密切的親緣關系，但事實并非如此，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顯然是兩個不同的學科領域，而且隨著各自的發展，前者的領地越來越被后者侵占，因而有人驚呼文化研究的興盛為日益萎縮的比較文學學科敲響了喪鐘。作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學科領域和研究方法，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究竟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它們為何都如此關注翻譯的作用和翻譯研究呢？我認為，對此至少有如下不同的原因。

　　關于文化研究在西方的發展和現狀，我已在其它場合作過多次介紹（王寧，2003)，這里僅就中國的文化研究現狀而加以討論。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各種西方理論思潮蜂擁進人中國，致使有著自己獨立人文傳統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單方面的由西向東的“理論的旅行”（賽義德語）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所需要的是理論的雙向旅行和交流。由此來看當前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研究，我們發現它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挑戰，尤其是來自指向長期被壓抑的邊緣文化甚或大眾文化的文化研究。照喬納森?卡勒的描述，比較文學界確實出現了漫無邊際的“泛文化”傾向：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語境的文學之比較研究外，還涉及文學以外的哲學、精神分析學、政治學、醫學等話語。在當今的比較文學青年學者中，以影視和大眾文化為題撰寫博士論文者，不僅在西方學界不足為奇，就是在中國比較文學界也開始出現。因此卡勒呼吁，“把文學當作其他話語中的一種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稱道的策略”。但也有學者則認為，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可以達到互補的境地，因而沒有必要與后者形成對立關系顯然，在當前的開放語境下，后一種態度應當值得提倡，但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有效地使得比較文學既保持自己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學科特征，同時又不至于在眾多學科的沖擊下全然解體。最近由漢學家和比較文學學者蘇源（HaimSaussy)主編的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最新十年報告《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就可算作是美國的比較文學界對全球化所導致的后果作出的最新反應。

　　比較文學的“泛文化”傾向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與全球化之于文化和文學的作用有著密切的關系。文化研究的崛起為比較文學提供了另一個獨特的視角，通過對當代各種文化現象的分析和闡釋，我們也許能夠提出一些積極的策略，從而促使它們共存乃至達到互補的境地。這樣，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關系，就不一定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一種共存和共融的和諧關系。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都十分關注翻譯，并且有志于對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進行干預，因此他們在這一結合點上走到了一起，并為其發展共同推進。毫無疑問，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翻譯的中介，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翻譯的必然產物（王寧，2006)。因此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應是跨語言、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學科的，因而能夠使我們的文學研究真正成為一種全方位和立體式的研究。在這方面的任何比較和跨文化研究都離不開翻譯的中介，這也是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者都積極地參與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

　　文化研究學者對翻譯的重視和對翻譯研究的關注決不是偶然的。在今天全球性的文化轉型時期，對于翻譯研究這門長期以來被壓抑在學術理論話語邊緣地帶的“亞學科”的前途如何把握，正是文化研究需要正視并予以認真思考的問題。既然不少翻譯研究者都認為翻譯首先是一個文化問題，那么就有理由將翻譯研究納入廣義的文化研究語境下。正是在這一基點上，我們才能對有著跨文化和跨學科特征的中國翻譯研究現狀和未來，作出較為準確的把握。

　　毫無疑問，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媒介是語言，而翻譯研究的切入點首先也自然是語言，只是在這里不帶有任何意識形態意義的“語言”，應擴展到帶有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色彩的“話語”（discourse)的范圍，因為當今時代翻譯的內涵，顯然已經涉及到了后者。此外，今天文化研究的傳媒特征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它幾乎與傳媒現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而與傳統文化的精英文學研究的距離漸行漸遠。既然翻譯屬于廣義的傳播媒介范疇，將翻譯研究納入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無疑也是比較恰當的。因此來自歐洲的各種文化研究理論在美國的風行，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取決于翻譯的中介作用，只是翻譯在這里已不僅僅局限于語言層面上的轉述功能，而帶有了范圍更廣的文化翻譯和理論闡釋功能。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中，翻譯正在從字面轉述走向文化闡釋。文化全球化既打破了文化的疆界，同時也打破了學科的疆界，這對傳統勢力較強的老學科無疑有著強有力的顛覆作用，而對于翻譯這門長期以來處于邊緣地帶的“亞學科”的崛起，倒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

　　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密切關系也可以通過文學理論和批評的例子來證實。一般說來，能夠被翻譯家選中的文學作品大多數是經典文學作品，屬于精英文化的范疇，當然也有人不惜花費時間重復勞動牟取暴利，“重譯”早已有人譯過而且質量上乘的文學名著，或粗制濫造，趕譯一些質量低劣的通俗文學作品。盡管如此，考察和研究翻譯自然要把翻譯者的選擇和譯介這兩個因素都包括進來。由此翻譯研究實際上又起到了一個中介作用：屬于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文學等級的作品，首先須經過翻譯者的選擇，因而翻譯者本人的意識形態背景和鑒賞力，就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尤其體現于一部作品的首次譯介。

　　在學科的分布上，翻譯研究長期以來依附于對比語言學或比較文學研究，在有的學科內，甚至連翻譯研究的地位都不容存在，翻譯研究的刊物也面臨著市場經濟的篩選而難以生存。上世紀80年代初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再度勃興，倒是使翻譯研究成為該學科領域內的一個分支，即媒介學或媒介研究。現在，文化研究打破了語言學和文學之間的天然界限，實際上也就認可了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翻譯學或翻譯研究——得以存在的合法性。文化研究至少可以給我們的翻譯學術研究提供理論武器和觀察視角，使我們站開一段距離，超越于單一的思維模式，最終使我們得出的結論更具有普遍的理論意義和學科意義，而不僅僅是解決幾個具體操作技巧性的問題。因此，文化研究語境下的翻譯研究，必定有助于中國的翻譯研究早日與國際翻譯研究界接軌，同時也有助于翻譯研究得以在分支學科領域眾多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地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文化研究對翻譯研究的意義還體現在，它對權力，尤其是語言和文化上的霸權主義的批判，有助于消除一系列人為的二元對立和等級界限、消除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界限，使往日高高在上，自命肩負啟蒙使命的知識分子走出知識的象牙塔，投身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首先成為社會的一分子，然后方可實現其“后啟蒙”(post-enlightenment)的理想；它也有助于消除東西方文化的天然屏障，使文化全球化成為不同文化可賴以進行對話的一個廣闊的背景。文化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信息的無限度傳播和擴張，這一切均通過國際互聯網來實現，而目前的網上聯絡和獲取信息，則基本上是以英語為媒介。由此可見，在一個大部分人都不能自由地運用英語來交流的國家，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手段還是通過翻譯，這樣便造成了翻譯上的“逆差”，這也是長期以來中國文化，特別是文學翻譯上的逆差，即把外國尤其是西方文化和文學譯介到中國，無論從質量上或數量上說來，都大大勝過把中國文化和文學翻譯介紹到國外。以至于我們對西方的了解，大大勝過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此外，從文化翻譯的高要求來看，光是掌握語言本身的技能，并不能完滿地完成把中國文化譯介到世界的重任，這又將涉及到一系列復雜的文化問題，因此從事翻譯研究必須超越語言的局限，將純語言層面上的轉述，上升為文化內涵的翻譯和闡釋。由此可見，弘揚一種文化翻譯和跨文化傳統的翻譯研究，實在是勢在必行了。

　　就這一點而言，翻譯及其研究將起到不可替代的歷史性作用，這也是任何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分支學科所無法起到的：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無限擴張的時代，人們對翻譯的需求越來越大，它無疑有著廣大的市場，因而市場的萎縮不會對翻譯產生副作用，另一方面，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播媒介，它也可以借助于傳媒地位的提高來發展自己。此外，全球化時代對語言的信息化、電腦化和數字化的高要求，也對我們的翻譯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翻譯研究本身也將逐步經歷非邊緣化的運動，最終達到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既具有人文社會科學性質，同時又與自然科學密切相關的邊緣學科之目的。

　　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翻譯理論和思想，就是由兩位比較文學學者提出的，他們又被稱為“翻譯研究學派”的創始人。因此，毫不奇怪，他們著述的出發點和討論問題的視角都是比較文學。他們所關注的翻譯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語言的轉換，而是跨文化視野下的文學的翻譯和接受。因此他們的努力代表了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對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的千預。

　　一般認為，已故比利時裔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安德列?勒菲弗爾（Andr6Lefevere，1946-1996)是從比較文學的角度進入翻譯研究的主要代表。他也和巴斯奈特一道被稱為翻譯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不管這一“翻譯研究學派”是否存在，他們對這一學科從無到有進而不斷地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都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勒菲弗爾至今仍對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有著重要影響的是這三本著作：《翻譯、改寫和文學名聲的操控》(7V<ms7ario?，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1992)，《翻譯文學：比較文學語境下的實踐和理論》(TranslatingLiterature：PracticeandTheoryinaCompara-riveZiteramreCo?te(^，1993)，以及和蘇珊?巴斯奈特合著的《文化的建構：文學翻譯論集》(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1998)。這些著述廣泛涉及比較文學的接受與影響研究，文學經典的形成及重構問題，文學翻譯的操控和權力關系以及翻譯的文化轉向等前沿理論課題。

　　《翻譯、改寫和文學名聲的操控》討論了本人并不從事原創性寫作但是專事改寫別人作品的那些人的寫作（翻譯）實踐。該書從文學接受的角度出發，認為翻譯是一種改寫，勒菲弗爾試圖表明，改寫——翻譯、選文、撰史、批評及編輯——是如何影響文學作品的接受和經典化進程的。他指出，有四種主要的改寫形式，而在這四種形式中，翻譯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也是作者討論的重點。勒菲弗爾同時也揭示了這些改寫的實踐是如何出于各種意識形態和詩學目的對文學作品的生產和傳播起著操控作用的。應該說，這部專著是一部典型的比較文學研究著作。但是作者并不滿足于傳統的比較文學的接受-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文化研究的一些論題，諸如霸權和話語等。勒菲弗爾將文學生產和接受置于一個廣闊的文化和歷史參照系，并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生產視角對文學的社會歷史語境作了重新估價。他還從文學研究的立場討論了這樣一些頗有爭議的觀點：原創性（originality)、靈感(inspiration)、審美卓越性（aestheticexcellence)等。作為一位比較文學學者，作者不僅跨越了語言的疆界，同時也跨越了國別和民族的界限，在一個廣闊的歐洲文化語境下來考察這些古典和現代的文學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中的境遇以及翻譯對之的能動“操控”作用。

　　勒菲弗爾首先指出，所有的翻譯實際上都是對原作的改寫，改寫者絕不是沒有自己主張的模仿者，既然改寫者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語境和意識形態環境中的人，那么他們就有著自己明確的意識形態目的和審美理想，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改寫起著操控的作用，它同時也能奏效。因此人們有更多的理由對之進行研究。實際上，研究改寫甚至可以產生某種超越教育體制的壁壘森嚴的小集團的重要意義，因而是一種使文學研究總體上失去的某些較為直接的社會意義恢復到某種文學研究的途徑”（Lefevere，1992：9)。那么改寫究竟是什么樣的一個過程？它要達到何種目的呢？勒菲弗爾指出，“改寫的同一基本過程就是翻譯、撰史、選文、批評及編輯的作用。顯然，其他形式的改寫也發揮作用，例如電影和電視的改編……既然翻譯是最明顯地得到認可的一種改寫形式，既然由于它能使一位作者或一部或一系列作品的形象在另一種文化中得到成功的表現，那么它就具有潛在的最大影響，從而可以把那位作者或那些作品提高到超越其始源文化之界限的境地”（同上：9)。這段敘述形象地再現了福柯對知識、權力和話語三位一體之關系的描述：知識產生于權力，而權力又是通過話語來得到表達的，因此話語實際上占據了中心地位。按照福柯的這一理論，翻譯也就是一種話語實踐活動(discursivepractice)。翻譯者往往涉及兩種話語：源語的話語和目標語的話語，因此成功的譯者實際上在操控原作在目標語中的接受和傳播。顯然，勒菲弗爾對改寫的如此看重與本雅明的翻譯賦予原作以來世生命的觀點不僅一脈相承，而且還將其推向了新的極致。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翻譯是一種改寫形式，那么出于不同的目的，譯者完全有可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原作進行任意的改寫。正是由于譯者可以對原作進行任意的改寫，因此人們長期以來對翻譯者的一個偏見可以用一句意大利格言來概括：翻譯者，背叛者也。但是對曾經也從事過翻譯實踐的勒菲弗爾來說，這種背叛的行為首先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因此，他為之辯護道，“永遠地消除那句格言吧，翻譯者不得不成為背叛者，但是在大多數場合下，他們本人卻不知道這一點，而且在幾乎所有的時候，他們別無選擇，只要他們還留在自己生來就駐足或后來移人的那一文化的疆域里就無法不這樣做”（同上：13)。對于譯者來說，既然已經不得已而走上了這條“背叛”之路，那就要把這項“背叛”工作做得更好，因為確實誠如勒菲弗爾所意識到的，一位真正具有主體意識的譯者是不甘心屈尊于原作的，他/她總想以各種方式彰顯自己的語言個性特征和表達風格，因此在翻譯實踐上，他/她便不得不扮演一個對原作進行改寫的“叛逆者”的角色，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文學翻譯中。一切有著自己獨立意識形態主張和美學/詩學理想的譯者/改寫者都試圖以自己的譯作去影響目標語的文化進程因此這種形式的改寫也就演變成了主動的“操控”。

　　在勒菲弗爾看來，對譯者的改寫有著主要影響的另一因素還有詩學，出于不同的詩學目的，譯杏/改寫者就可以取得不同的效果。有時，譯者通過翻譯還可以引人目標語一種新的文類，誠如勒菲弗爾所注意到的，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馮至的十四行詩翻譯不僅為他自己的十四行詩創作一立了合法性，同時也把這一古老的歐洲義？文類引進了中國現代文學，而這一點恰恰是其他形式的改寫者所做不到的。因此，從文學經典的構成著眼，改寫所起到的作用就遠遠超越了語言轉換的淺層次作用，達到了對目標語中文學經典進行重構的目的。

　　毫無疑問，改寫也許會操控作家的文學名聲在目標語文化中的傳播，對此勒菲弗爾認為，對文學的改寫在這種進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互相對立的詩學之間的斗爭常常是由作家挑起的，但是最后卻是改寫者進行斗爭并且取勝或者失敗。改寫也是一種可用以測量在何種程度上一種詩學得到內在化的完美的標準……改寫，主要是翻譯，深深地影響了文學體系的相互滲透，而不僅僅是使一位作家或作品的形象在另一種文學中得到表現，或無法達到這種境地”（同上：38)。由此看來，改寫所達到的并非只是操控作家名聲這一表面的目的，它更在深層次上影響了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在另一文學中的傳播和接受。每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都同時蘊含著可譯性和不可譯性，而翻譯者的任務就是要找到平衡這種可譯和不可譯的張力并將其內在的可譯性發揮到最完美的境地。這樣，翻譯者所傳達的就不僅僅是原作的基本信息，他/她還通過自己的表達風格在目標語中再現了原作者的意識形態和詩學主張。

　　勒菲弗爾在書中反復強調，“有兩個因素可以從根本上決定一部文學作品的形象被翻譯成功地表現”，這兩個因素就是“譯者的意識形態”和“在譯文形成的時代接受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詩學”。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這兩者并不矛盾，最后仍會殊途同歸，因為“意識形態規定了譯者準備使用的基本策略，因而同時也規定了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這些問題恰恰都是關涉原作中所表達的“話語世界’（universeofdiscourse)(客體、概念、屬于原作者所熟悉的世界的習俗）以及原作本身所據以表達的語言”（同上：41)。由于翻譯的表達媒介是語言，所以最后都要回歸到語言上來，他據此提出了“話語世界”的概念，并以此來消除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之間的二元對立。在這方面，他并沒有太遠地偏離傳統的翻譯對語言的重視，而是把語言表達的作用大大地擴大了。他將翻譯/改寫過程中語言的作用總結如下：

　　語言都是具有差異的，任何程度的譯者訓練都不可能消減那種差異。$而，譯者訓練卻能夠使譯者認識到翻譯詩學的對性以及那些無法用來“克服"(overcome)語言之間差異的策略，因為這些都是無法否定的和給定的，但是這些策略卻可以使“它們的”原作形象得到成功的表現，因為它們受到各種考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來自意識形態或詩學，同時也來自譯作的意向性讀者(intendedaudience)。這些策略決不只限于語言學的領域，它們同時在意識形態、詩學、話語世界以及語言學的層面上發揮功能（同上：100)。

　　由此可見，在勒菲弗爾看來，通過翻譯的中介，一部文學作品得以在另一文化語境中被接受，而這個接受者就是所謂的“意向性讀者”。在此，勒菲弗爾完成了對翻譯研究的四種因素的描述，他在后續著作中對這四種因素又作了等級排序：（1)意識形態；（2)詩學；（3)話語世界；（4)語言。

　　作為一位長期在大學從事比較文學教學的學者，勒菲弗爾始終把翻譯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并身體力行，將這種主張傳達給廣大學生。《翻譯文學：比較文學語境下的實踐和理論》就是應美國現代語言學會邀請為大學的文學系科（包括英文系、tb較文學系以及各國別文學研究系科）撰寫的一部翻譯教科書，其中的一些觀點散見于他早先的著作和論文中。但是對于有著建立翻譯學學科并使之獨立于比較文學學科之使命的勒菲弗爾來說，這不諦是一個向年輕大學生和研究生進行翻譯啟蒙教育的極好機會。在這本書中，他十分清楚地指出，翻譯的再現作用是通過人來實現的，而人決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和詩學主張的譯者對原作的改寫程度顯然是不同的，因此同一部原作在不同語言文化語境中被“改寫”和被接受的狀況就不盡相同。這就是文學翻譯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翻譯的原因所在。

　　我們說，勒菲弗爾和巴斯奈特對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這也具體地體現在他們對文學翻譯過程中文化的作用的強調。正如勒菲弗爾所指出的，“……翻譯確實是一種文化適應和同化的過程。它拒絕陳腐的規范性方法的終極目的論，然而卻熱情地包容其中的一些技巧方面的遺產，諸如成分和功能分析。由于無須盡到為翻譯提供法則和為判斷譯文提供標準的義務，因此本書主張文學翻譯研究的三個領域：過程，產品和接受”（同上：12)。應該說，他的這種開放式的翻譯研究與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翻譯理論有著某種相通之處：二者都反對翻譯標準的固定化，前者反對做出價值判斷，后者則有一個理想的最好的翻譯；前者對翻譯的研究包括了過程、產品和接受諸方面，后者則突出過程。但二者在強調翻譯中文化的因素方面則是一致的。

　　當然，反對價值判斷并不排除翻譯批評，相反，勒菲弗爾十分重視來自讀者對譯者及其譯作的批評，他指出，“譯者必須在意識形態、詩學和話語世界的層面反復作出決定，而且那些決定始終對來自贊同某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的讀者的批評開放，這些讀者確信在他們的時代和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這種詩學的至高無上性；同時，他們也對譯者所選擇的使話語世界的成分明白易懂或僅憑直覺就知道的策略感到不滿”(同上：88)。既然文學翻譯涉及文學生產和接受研究的各個方面，那它就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傾向性，所引起的批評性爭議就不足為奇了。對此，勒菲弗爾肯定是十分清楚的。

　　作為翻譯研究這門學科的倡導者和開拓者之一，勒菲弗爾和巴斯奈特一樣，在任何時候都十分關心這門學科的定位、研究現狀及未來前景。雖然他的主要專業是比較文學，但是他始終認為，從事任何形式的比較文學研究，研究者都必須涉及翻譯問題，但是實際上，研究者往往將翻譯僅僅當成研究的一個工具或手段，而不給予它以應有的重視，因此這就導致了翻譯研究這門學科長期以來受到的邊緣化境遇。而勒菲弗爾本人則試圖通過教學和研究兩方面來改變這一現狀，翻譯研究已經被邊緣化了，而且翻譯生產的地位也是很低下的，在文學的國度里這至少是由四個因素造成的：作為“世俗經典"（secularscripture)的浪漫主義觀點以及它同時對原創性的強調，浪漫主義對文學和語言的同等重視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語言和民族的同等重視，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語文學家對閱讀原文文本的強調，以及新批評派幾乎專一地強調解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確實，上面這段引文中所提及的四個因素至少有三個因素都對翻譯研究中的語言中心主義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他認為，要想根本改變這種狀況，呼喚一種翻譯的文化轉向就勢在必行。這實際上也為后來巴斯奈特對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之等級序列的顛覆起到了某種先聲作用。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等級秩序的顛覆

　　作為勒菲弗爾的親密合作者，巴斯奈特的著述也極大地推進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巴斯奈特著述甚豐，共出版有近20種著作或編著，其中最主要的著作包括：《翻譯研究》心1980)和《比較文學：批判性導論》(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1997我們下面主要從這兩本書人手討論巴斯奈特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翻譯思想。

　　《比較文學》一書出版于1993年，當時的比較文學學科正受到來自各種新理論思潮的沖擊，其疆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本書出版之前，人們曾對巴斯奈特抱以很大的期待，希望她能力挽狂瀾，挽救比較文學學科所面臨的危機。但是讀了該書之后，人們才感到作者的解構和建構策略的強大沖擊：對傳統的比較文學學科的解構和對翻譯研究學科的建構。十年后，后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出版了一本題為《學科的死亡》的書，正式宣告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學科的死亡和新的比較文學的誕生，?傳統的比較文學因而再次陷入危機。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巴斯奈特這本書的出版在當時的比較文學圈內釀起的軒然大波是可想而知的。盡管如此，本書作者對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現狀和發展并沒有抱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從歷史的追溯開始，探討了比較文學的誕生、對歐洲疆域的突破、在英國的駐足、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多重比較性身份，文化研究的沖擊以及性別研究和主題學研究的介人等問題，最后作者考慮到比較文學學科的現狀，干脆直截了當地呼吁人們的興趣應從比較文學轉向翻譯研究。所以說，這本書既是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干預了翻譯研究，同時更是借助翻譯研究的發展勢頭沖擊了日益僵化的比較文學研究。

　　我們說，比較文學學科經歷了一系列的危機，那么與翻譯研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具體體現在何處呢？巴斯奈特指出了幾個方面，其中來自翻譯方面的沖擊也不可忽視：“英語的傳播和古典語言的衰落也意味著比較的課程越來越需要通過翻譯來研讀文本了，這就引發了另一些方法論方面的問題。如果用各種不同的語言寫出的文本通過翻譯來閱讀的話，那么這一個結果就可能是還原性的，那樣一來，這些文本就可能顯現出如同同一個文學體系的一部分”(Bassnett，1993：45)。確實，正如許多比較文學學者所意識到的，英語的普及使得每一種古典歐洲文學文本都有了英譯本，這些英譯本大多是歸化式的翻譯，至少在語言表達方面具有某種“趨同性”，因此讀起來就像用英文寫作的原作一樣，既然相同多于差異，這樣的比較又有何意義？

　　因此，巴斯奈特干脆直白地宣布，“今天，比較文學在某種意義上說來已經死亡了”。但是另一方面，具有悖論意義的是，比較文學學者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又十分活躍，他們出沒于各個領域的學術會議，著書立說，各大學里的比較文學系所也不斷地舉行各種學術活動，并對整個人文學科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于這種狀況又作何解釋呢？巴斯奈特接著指出，“但是它是在另一些旗號下存活的：當前在世界許多地方進行的對西方文化模式的激進的重估，通過性別研究或文化研究提供的新的方法論洞見超越了學科的界限，以及對發生在翻譯研究內部的跨文化傳播過程的審視”（同上：47)。所有這些現象均說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比較文學研究確實陷人了一個悖論式的危機：作為一門學科，它的領地變得越來越狹窄，許多原有的領地不是被文化研究所占領就是被批評理論侵吞；但另一方面，比較文學學者的廣博的多學科知識和對前沿理論的敏銳感覺，再加之他們那訓練有素的寫作能力又使得他們很容易越界進人一些跨學科的新領域并發出獨特的聲音。這正好與這門學科本身的衰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然，一個必然結果就是，相當一大批比較文學學者今天并不在研究文學，而是在從比較的視角研究其他學科的論題，比如傳媒研究，性別研究，影視研究，以及少數族裔研究等。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在體制上依附于比較文學學科，對于這一現象，巴斯奈特自然十分清楚，所以她一直在尋找各種機緣來為翻譯研究的學科地位的確立而努力。

　　作為身兼翻譯實踐者和研究者的巴斯奈特，自然十分關心譯者地位的提高，她和韋努蒂一樣，也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她在本書中指出，“激烈地進行了數百年的關于翻譯的辯論經常關涉譯者的隱身或缺席。譯者究竟是一個透明的管道、也即一種可供源語文本神奇般地在其通道中發生變化并進人目標語的玻璃管，還是這一變化過程中的一分子？”（同上：99)但和韋努蒂不一樣的是，她并沒有專門為譯者主體性的彰顯而吶喊，她更關心的是作為一門學科的翻譯研究在近幾十年內的發展，而隨著翻譯研究學科地位的提高，譯者的地位自然也會得到相應的提高。

　　因此，在平行討論了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之間的關系之后，巴斯奈特在該書最后一章“從比較文學到翻譯研究”中，大膽并直白地指出，有鑒于比較文學的衰落，“然而，形成對照的是，翻譯研究卻贏得了地盤，并且自1970年代以來憑借其本身的實力而逐步被看作是一門學科，它有一些專業學術團體、期刊和出版書目以及大量的博士論文”（同上：138)。因此，“我們從現在起應當把翻譯研究看作一門主干學科，而把比較文學當作一個有價值但卻是輔助性的研究領域”（同上：161)。可以說，巴斯奈特的這本書至少在理論上完成了對比較文學學科的解構和對翻譯研究學科的建構。如果從翻譯研究今天在世界各地的長足發展來看，她的預言確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另一方面，也應該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比較文學并沒有消亡，舊的歐洲中心主義意義上的比較文學雖然日益萎縮，但擴大了疆界并引入it化研究課題的新的比較文學仍有著較大的活力，并在歐美國家以外的東方諸國呈現出繁榮的態勢。這一現象恐怕出乎巴斯奈特的意料之外。

　　《翻譯研究》可以說是奠定巴斯奈特作為一位主要的翻譯研究學者地位的重要著作，同時也是近20年內比較普及的一本翻譯研究教科書。在本書的三大部分中，她首先概述了近幾十年來翻譯研究的核心問題，如意義、可譯性和不可譯性、對應論以及跨文化交際翻譯等；第二部分從歷史的發展角度追溯了翻譯理論的演變以及不同時期的學者對翻譯概念的不同理解；第三部分則涉及具體的文學文類的翻譯及其存在的問題，涉及詩歌、小說和戲劇文學的翻譯，對歐洲語言文學的翻譯者和研究者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若從全書所涉及的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文學來看，它應該是一部從比較文學的視角研究翻譯的重要著作。

　　當然，從該書1980年出版第一版直到2002年第三版的問世，國際翻譯研究領域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她本人參與推進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使其逐步步入當代文化學術的主流。因此她在第三版“序言”中，首先開宗明義地對語言學和文化視角的翻譯研究作了區分：

　　具有1980年代前翻譯研究之特征的文化和語言學方法雖然有著明顯的區別，但此時這一分野正在逐漸消失，部分原因在于語言學中的一個轉變，即學科內出現了一個公開的文化轉向，部分原因則在于那些積極探討植根于文化史的翻譯的學者不那么積極地去捍衛自己的地位了。

　　實際上，巴斯奈特早已經注意到，隨著文化研究的崛起，翻譯的文化轉向致使翻譯的本來意義發生了變化，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對翻譯的作用作了全新的闡釋，尤其是后殖民理論家對文化翻譯策略的使用更是具有鮮明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批判性，例如，“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霍米?巴巴用“翻譯’這一術語并不是去描述文本和語言之間的相互作用，而是從一個地方傳載到另一個地方法的詞源學意義。他隱喻般地使用翻譯來描述當代世界的條件，在這個世界中數百萬人每天移居各地并改變自己的位置”（同上：6)。毫無疑問，這種大規模的移民導致了文化身份的越來越不確定，來自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人需要協調和溝通，因此翻譯的文化特征就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她也肯定了仍帶有形式主義特征的多元系統理論的功績：“多元系統理論彌合了1970年代造成的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之間的這一鴻溝，并提供了新的跨學科的翻譯研究可能建立的基礎。多元系統理論至關重要的是對目標語文化中的詩學的強調”（同上：7)。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多元系統理論也對翻譯研究走出語言的囚籠做出過一定的貢獻，但這樣的貢獻很快就被更帶有文化轉向沖擊力的解構主義和后殖民翻譯理論所堙沒了。

　　在“導言”中，巴斯奈特回顧了翻譯研究的發展歷程，指出，盡管翻譯研究涉獵很廣闊的領域，但仍然可以清晰地劃分為四個領域，或者說四個范疇：（1)翻譯史的研究；（2)目標語文化的翻譯；（3)翻譯與語言學；（4)翻譯與詩學（同上：16-17)。在她看來，前兩個范疇是今天的翻譯研究學者討論最多的話題，因為它們與文化的關系尤為密切。

　　對于翻譯學科之外的學者對翻譯研究的種種看法，巴斯奈特十分清楚，她認識到，作為一門依然十分年輕的學科，翻譯研究仍缺乏深厚的理論積淀，“翻譯中的評價問題與先前討論的翻譯地位的低下問題密切關聯，這就使批評家得以從一個假想的居高臨下的位置來對翻譯文本說三道四。然而，作為一門學科的翻譯研究的成長則應當朝著提高翻譯討論的水平的方向發展，如果要為翻譯的評價確立某些標準的話，那么就要從學科內部而非外部來確立那些標準”(同上：19)。毫無疑問，以往的文學-語言學翻譯之爭的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爭論的雙方都從自己的學科領域出發，而沒有考慮到翻譯研究的獨特性和獨立性，她認為這是導致關于翻譯問題的討論的水平始終提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本書中，巴斯奈特還花費了相當的篇幅回顧了翻譯的發展史，但切入點是問題。她總結道，“通過這一簡略的描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時代流行著不同的翻譯概念，而且譯者的功能和作用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對這些轉向的解釋是文化史研究的范圍，但改變翻譯的概念對翻譯本身的過程的影響則將在今后漫長的時期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同上：77)

　　在考察了一些用歐洲語言撰寫的詩歌在英語中的翻譯之后，巴斯奈特還對翻譯的現代性作了闡發，她認為，“所有的翻譯都反映了個體譯者的閱讀、闡釋和對由翻譯和原作文本之功能的概念決定的標準的選取。因此從我們審視的這些詩來看，我們便可看到在某些情況下，語言和聲調的現代化已經得到特別的對待，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有意識的仿古卻一直是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決定性特征”（同上：102)。但無論是從譯者的視角還是從讀者的視角來看，翻譯都不可脫離自己的時代，因此每一個時代的譯者都應該生產出與之相適應的譯作。

　　對于譯者的能動作用，雖然巴斯奈特反復做了強調，但是，她依然通過具體翻譯文本的分析指出，“讓譯者保證自己擺脫那些在不同的時刻流行并主宰翻譯的成規的限制是可能的，而且負責任地把文本當作元文本或翻譯-閱讀（語際閱讀）可據以開始的出發點來看待也是可能的……各種不同的標準在翻譯的過程中都發揮了作用，而且都必不可少地包含了表達上的轉變，因為譯者始終在為將自己的實用性閱讀和目標語文化系統的要求相結合而奮斗”（同上：105)。這樣，譯者的任務就不僅僅是從語言上再現原作，他還要對目標語文化的建構做出自己的貢獻。應該說，這正是所謂的“文化學派”翻譯研究者的一個重要使命，在這方面，巴斯奈特的開拓性貢獻是不可忽視的。

　　最后，在本書結語中，巴斯奈特在承認翻譯研究仍是一門年輕的學科的同時，進一步指出，“來自一種更容易理解的術語的一大好處就是，我們可以通過伴隨而來的價值判斷來擺脫陳腐的和含混不清的直譯與意譯之間的沖突。我們還可以擺脫作者指向的（author-directed)翻譯與讀者指向的（audience-directed)翻譯之間的不確定的區分”（同上：133)。在這方面，巴斯奈特顯然吸取了一些多元系統理論和解構主義的翻譯原則，其目的在于使這門學科關注的問題越來越朝著文化的方向發展，而不必拘泥于具體的語言文字上的無端爭論。應該說，這也是大多數來自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的翻譯研究者所堅持的立場。

　　今天，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文學的疆界已經大大地擴展了，許多在過去的形式主義文論家認為不屬于文學的東西今天已經堂而皇之地進人了文學的殿堂，所導致的一個后果便是，不僅比較文學的面目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文化研究也在朝著新的方向發展。人們也許會關心，巴斯奈特是否仍堅持翻譯研究應有的學科地位呢？她是否還會像當年那樣為翻譯學的合法性大聲疾呼呢？但出人意料的恰恰是，她于2006年在《比較批評研究》(CbwparariveCW?z'c<3/叢刊第三卷第1-2期上發表了一篇令人震驚的文章：“21世紀比較文學反思”(1^：(16￡；1：1〇11011(^011^3瓜1^61^6瓜-tureintheTwenty-FirstCentury)，在這篇文章中，她改變了過去的厚此薄彼（比）的激進立場，而是更為激進地宣稱，她當年寫作《比較文學：批判性導論》一書的主要動機，“一是要宣布比較文學的死亡，一是要提升翻譯研究的形象。今天，反觀那個主張，看來基本上是錯誤的：翻譯研究在過去30年里發展并不快，對比依然是翻譯研究學術的核心。要是我今天來寫這本書，我會說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都不應該看作是學科：它們都是研究文學的方法，是相S受益的閱讀文學的方法。比較文學的危機，源自于過分規定性與明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論的結合，它們實際上并不具有普遍適用性，也互不相關。”0這樣，關于比較文學危機的話題就再次被提了出來，而且也隱含著翻譯研究的內在危機。研究者們將如何從理論上來回應這一現象帶來的新的挑戰？確實，在一個理論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的年代，理論的功能無疑也發生了轉變，它不僅要指向文字的文學文本，同時也須關注由圖像和符號構成的視覺文本。比較文學研究者的越界行為早已不足為奇，而文化研究學者也在逐步地擺脫“紙上談兵”的傳統方法，他們越來越關注產生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視覺文化，而在這方面，翻譯研究將有何作為？它如何走出封閉的“語言的囚籠”？它是否也應該關注圍繞我們身邊的各種圖像和語符組成的文本的翻譯和闡釋？這些均是我們期待文化翻譯學者回答的問題。在這方面，勒菲弗爾和巴斯奈特做出的開拓性工作為我們中國學者在新世紀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當年，處于草創期的翻譯研究確實從比較文學那里攫取了不少理論和方法，今天，處于繁榮期的翻譯研究，能否幫助比較文學擺脫“危機”呢？對此，我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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