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

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

　　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

　　摘要：本文以我國房地產市場為視角，分析中央政府房地產宏觀調控目標的多重性和矛盾性，反思社會政策與宏觀調控法的關系，界定它們相互區別又兼容的特點，從而提出應當賦予宏觀調控法以社會的維度的思路。

　　關鍵詞：宏觀調控法;社會政策;區分又兼容;社會維度

　　一、問題的提出：我國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

　　研究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首先得從法律與政策的關系入手。

　　政策和法律是既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范疇。

　　政策與法律都是國家意志的反映，但是二者的區別也是明顯的。

　　法律具有嚴肅性、穩定性，法律中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有權利則必有救濟;法律中的義務必須得到履行，有義務必須有責任;法律頒布必須經過嚴格的法律程序。

　　而政策則具有靈活性、不穩定性;出臺政策也具有隨意性，不必經過嚴格的程序。

　　政策與法律分別適用于不同的社會事務，不能互相代替，但可搭配使用。

　　正確使用政策與法律，使二者各得其所，就能加快實現社會管理目標。

　　理論上有關政策和法律的關系非常清楚，但是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是在我國執行政策與法律的過程中，往往出現政策大于法律、地方政策優先于國家政策、下級政策優先于上級政策的非正常現象。

　　二、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厘定：區分與兼容

　　(一)區分：兩者的資源配置機制和作用領域不同

　　我國宏觀調控實踐中出現的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之間的混同，使兩者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嚴峻的挑戰，必須對其進行區分。

　　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內的一種制度安排，它是在尊重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根本手段的前提下，圍繞著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對市場失靈進行的校正。

　　沒有市場機制就沒有宏觀調控，或者說宏觀調控只有在完全競爭市場中才起作用。

　　社會政策是“政府用于福利和社會保護的政策，特別是有關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住房的政策。

　　圍繞著國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展開，以公平公正為核心理念，強調權利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公平性。

　　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有著不同的資源配置機制，也有著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相互配合但不可替代。

　　住房蘊含著開發商的成本，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屬于一種商品，可以交易;同時，住房又是一國國民不可替代的必需的生活資料，是一種保障性質的商品，在人權的層面上是不可交易的。

　　住房的商品性和保障性、交易性和不可交易性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單純通過市場調節不能保證國民的居住權，因為市場調節只承認購買力，不承認居住權。

　　這也決定了房地產市場的混合性。

　　單純以市場競爭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宏觀調控措施不能解決住房商品性和保障性之間的矛盾，必須要有類似于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等社會政策與之匹配。

　　在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資源配置中，配置原則首要不是按照價格，而是按照需求條件。

　　而我國的住房改革過分強調了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產業發展功能，將其幾乎完全交給了市場，完全忽視了其保障性的社會功能。

　　(二)兼容：對兩者獨立性的保障

　　從某種意義上說，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都是責任主體運用資源區化解或防范風險的措施。

　　兩者相互獨立但往往交織在市場經濟的各個領域，必然涉及一個配合的問題。

　　正如前文論述，缺乏社會政策配合的宏觀調控是失靈的。

　　但改革開放30年來，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的混同尤其是社會政策被宏觀調控消解的情形非常普遍。

　　在房地產調控中，當2007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因開始注重住房保障政策而被譽為政府宏觀調控思路轉變的標志性事件時，值得思索的是：早在1998年，政府就已經意識到住房保障這個問題，國發[1998]23號文明確規定，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住房，確立了以經濟適用房為主多層次的城鎮住房供給體系。

　　為什么沒有實施的社會政策也就談不上獨立性，如何才能保障社會政策的獨立性，協調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

　　任何的認識或理念，最終都要通過具體的法律操作規則來實現。

　　在人們對經濟發展只有片面認識的情況下，強有力的法律保障是保障宏觀調控和社會政策雙重獨立性的有力武器。

　　而我國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宏觀調控和社會政策分屬兩個獨立的系統，應該有兩個獨立的法律系統對兩者的獨立性加以保障。

　　但是，宏觀調控缺乏基本法，至今在程序、責任以及救濟制度上都遠遠沒有實現法治化;社會法剛剛起步，一部《勞動合同法》在實施中出現許多問題。

　　同時，宏觀調控與社會政策的兼容關系要求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法之間應有所兼容，宏觀調控法從理念和制度上都應該兼顧社會政策對它的影響。

　　因此，從宏觀調控法完善的角度講，必須將兩者兼容的理念貫穿于宏觀調控立法始終，從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角度對宏觀調控法進行新的解讀。

　　三、賦予宏觀調控以社會的維度

　　任何法律問題首先是社會問題。

　　宏觀調控和社會政策之間區分與兼容的關系要求宏觀調控的法律制度設計要考慮社會政策的影響，建立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之間的兼容機制，因此應賦予宏觀調控法以社會的維度，對宏觀調控法進行新的解讀和更新。

　　例如，德國學者認為，在資源日益稀缺和環境壓力日益增大的情況下，應增加經濟穩定法的第五大目標——“生態標準”或“綠色標準”;美國的《充分就業與平衡增長法》第11條規定“適度考慮國家的優先利益”的內容應包括國家的資源與環境利益。

　　而我國也有學者提出：“在宏觀調控目標上，既注重經濟發展，又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社會和諧，既注重內部均衡，又注重對外均衡。”這隱含著宏觀調控法對社會因素的吸納。

　　“十一五”規劃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求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是對現實的迫切回應，資源環境問題的解決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近年來，環保部門地位的提升為其參與宏觀調控提供了政治保障。

　　“綠色金融”、“綠色財稅”的成功實踐也為法律制度的設計提供了可操作路徑。

　　將環境資源目標納入宏觀調控法目標之中，是發展的趨勢和可行的選擇。

　　四、小結

　　宏觀調控法與社會政策之間既區分又兼容的關系，給我們分析宏觀調控有效性不足提供了一種分析路徑，同時也啟示我們從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角度對宏觀調控法進行解讀，值得我們反思和考量。

　　參考文獻：

　　[1]劉大洪：《經濟法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學評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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