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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鐘嶸的詩學思想
經歷了黑色的六月，順利考入大學，轉眼間美好的四年大學生活就這么過去啦!又是一年的畢業季，畢業成績單：畢業論文，總是讓人頭疼。下面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古代文學畢業論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摘要：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鐘嶸的《詩品》構建了系統的詩歌批評標準并體現出富有創建性的詩學思想：以“體”為標志的風格流派論、融比較敘評于一爐的詩評方法論、以抒發“怨”情的對象的詩歌本質論、以“滋味”為高妙境界的詩歌鑒賞論。這些欽異拔新、迥乎時論的理論對我國文學理論尤其對詩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關鍵詞：體 比較敘評 滋味說 “怨”情
鐘嶸的《詩品》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理論批評專著，也是第一部系統的自覺的文學批評著作，素有“詩話之祖”、“詩話之源”之美譽，與同時代的《文心雕龍》堪稱六朝文學批評史上的雙璧。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話》中曾這樣高度評價：“《詩品》之于論詩，視《文心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祖也。”鐘嶸的詩歌批評有著獨特的、完整的理論系統，多方面探討了詩歌的風格流派、詩評方法、詩歌本質、詩歌藝術美的鑒賞等問題以及對具體作家作品的品評。他富有創建而新穎的詩評命題對后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本文擬從上述幾個方面解讀之。
一、以“體”為標志的風格流派論
風格即風度品格，體現創作中的藝術特色和個性;流派指學術、文藝方面的派別。風格流派是文學流派的基本標志，無論是派系的選擇還是代表作家的產生，其指向都是獨特的流派風格。可以說，沒有獨特的流派風格，就沒有流派。鐘嶸在其《詩品》中評述部分作家及追溯詩風淵源時，明確地運用了“體”字，以表現其對這種現象的關注。如評謝靈運：“其源出于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評陶淵明詩：“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鐘嶸《詩品》所說的“體”，即體貌特征，其含義與現代人所說的“風格”大體相近。“景陽之體”，即張協的創作風格;“文體省凈”，即陶淵明的創作風格是用語干凈利落，不假雕飾。從上面不難看出，鐘嶸以“體”為標志論作品風格與作家個性創作風格時有意與某種文學傳統聯系起來。對于以“體”為標志來品評風格流派，并非鐘嶸獨創，在當時的文學傳論中多有運用，如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就曾對漢魏文體的流變追溯到《詩》、《騷》：“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其中“文體三變”即指出漢魏以降文學風格流派的淵源、傳承與流變關系。但至鐘嶸之論“體”，見解更加明晰而富有穿透力，更趨系統性、全面性。
鐘嶸以“體”論詩家風格流派，注重在文學史的縱向傳承中追溯某一作家風格形成的歷史原因。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話》中評價這種批評方式時曾指出：“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于某家之類，最為有本之學。”基于這種批評方式，鐘嶸把自建安以降的五言詩大致分三大流派：國風派、小雅派和楚辭派，而以國風派和楚辭派為主。《國風》派作品其“體”具有雅怨而悲壯的特點。在這一風格類型的發展中，又衍生出古詩的質樸與曹植的華茂兩大支流。《詩品》說曹植的詩：“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屬于曹植這個支流的，有陸機、顏延之、謝超宗等人。即使是對同一支流中的作家，鐘嶸也能做到明察秋毫，區分出他們“體”之間的不同，如《詩品》評陸機時說“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就與曹植的“體被文質”、“詞采華茂”有所差異。《古詩十九首》“其體源出於《國風》。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繼承《古詩》“體”的是劉楨、左思。《詩品》評劉楨的詩“源出于《古詩》”。受劉楨影響的有左思，“其源出于公干”。在鐘嶸品評的五言詩人中，屬于《楚辭》“體”類型的更多，這種“體”類型的特點是怨而憤、悲而少壯。和《國風》比較起來，《楚辭》“體”缺少“雅”。直接受其影響的是李陵。《詩品》評李陵：“其源出于《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李陵又影響到班婕妤、王粲、曹丕。評王粲：“其源出於李陵。……在曹、劉間，別構一體。”評曹丕：“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張華、張協又受王粲影響，鮑照、謝瞻、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等人又受張華影響。《詩品》對同一風格流派作家詩風之間的差異品藻也進一步昭示出五言詩嬗變傳統和革新的辯證關系，意即傳統是前提、革新是指歸。這樣鐘嶸以“體”為立足點，對詩家風格流派不厭其煩地進行層層梳理、整合，條分縷析，逐本溯源，形成了鮮明的風格流派意識，又注意到詩歌繼承與變革。這一理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志著中國古代文論中有關文學風格流派問題的理論已初具體規模，并在思辨層面達到了較高水平。
二、融比較敘評于一爐的詩評方法論
《詩品》在品評繁多的詩家英華時能做到有條不紊、脈絡清晰，這得益于其富有特色的詩評方法。《詩品》有關詩評方法的運用，大致有兩類方法：一是比較方法，一是敘評方法。
曹旭認為：“《詩品》的比較批評方法是古代文論中具有特色的經典。”鐘嶸品第詩人，運用的是一種類比的研究方法。首先通過對眾多詩人的比較、類推、歸類，將諸方面大體相似者并為一品;其次在同品詩人之間進行相互比較，以區分他們各自的特點、優劣及闡述其相互間的聯系;再次，在不同品第的詩人之間，進行交叉式的比較，以發現他們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通過比較方法，鐘嶸對漢魏晉宋齊梁歷代詩人進行汰選、鑒別、比較，將123位詩人納入了批評的品級，并將其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以“三品升降”顯現優劣。同時鐘嶸又進一步從詩風、詩派進行了比較。比較方法體現在詩學思想上，有“文”與“質”、“雅”與“怨”、“丹彩”與“骨氣”的比較;體現在詩歌流派、詩學宗派上，有《詩經》系和楚辭系比較;在《詩經》中又有《國風》系和《小雅》系的比較。比較方法在詩評上的運用，其意義和作用在于給所品第對象以最大限度的明晰性，縱橫交錯，變化多端。
然而比較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比較雙方要有對應的觀照對象為根據，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觀照對比。
在繁多的詩家群中，并非所有詩家都是可以比較的，只有少數詩人才能比較并論，因此使用另外一種方法——敘評方法就顯得十分必要。《詩品》品第詩人時兩種方法并用，取長補短，從而構建了完整的方法論體系，這在古代文論中不啻是一個創舉。
《詩品》品評詩人，敘評方法多用賦體，如品評曹植之詩：“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曹植良才美質，懷匡世濟時之才志，然橫遭兄丕猜忌和迫害，郁郁而死，故其詩多慷慨怨憤之氣。《詩品》這種評論，本身不失為一篇文質兼美的文賦，是敘評方法引入詩論的卓越范例。綜觀《詩品》全書，粗略統計，用比較方法者，計上品六人、中品八人、下品一人;用敘評方法者，《古詩》以降，計上品五人、中品三十人、下品六十一人。這表明，敘評一類方法在全書品評中具有重大的意義。
當然，這兩種方法在品評時并無絕對的界限，往往兩者相輔相行、長短相濟，從而論詩能做到全面而客觀，頗具深度和廣度，使《詩品》所論詩家優劣自現，所論詩風流變與淵源讓人一目了然。比較方法和敘評方法的有機結合和靈活運用，不僅在古典文論的方法體系中是一個重大突破，也為后來者論詩提供了一個典范，堪稱詩評的“珠林”、方法的“鄧林”。
三、以抒發“怨”情為對象的詩歌本質論
鐘嶸在論述到詩歌的風格流派時表明他以敏銳的眼光關注到詩歌的外在因素，同時他繼承前人“詩緣情而綺靡”其中提出的詩歌“緣情”的觀點，對詩歌的內在因索——詩歌本質進行了深入的探究。詩主“怨”情在我國古代詩歌理論中源遠流長。這一理念較早體現在前人對《詩經》的闡述中，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首先明確提出了《詩經》的怨刺功能。《詩大序》對此有更具體的論述，“《詩》有六義，其一曰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指出了《詩》“可以怨”的教化功能。
鐘嶸深受儒家這一詩學理念的影響，他認定詩的本質在于“吟詠情性”，并進一步認定詩的本質是抒發“怨”這種情感特質。《詩品》以“怨”來品評詩人個體風格，所關涉對象有20多人，尤其是上品12則評論中，就有七則揭示了“怨”這種情感特質。如其在品評具體詩人詩歌時，“怨”字就曾多次出現。“文多凄怨者之流”(評李陵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評曹植詩)，“孤怨宜恨”(評郭泰機詩)，“文典以怨……得諷喻之致”(評左思詩)……有一些詩歌鐘嶸并沒有直接使用“怨”字去品評，如“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意”(評曹操詩)，表達悲涼之意實際上就是抒發哀怨悲苦之音。鐘嶸品評詩歌時還用到了情感色彩上與“怨”相通的如“愀愴”、“感嘆”等詞，如“發愀愴之詞”(評阮藉詩)、“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評班固詩)，這些評語言外之意指這些詩人抒發了憤懣怨恨之情。另外還有一些鐘嶸描述得非常含蓄，如評謝靈運“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逸蕩”本指飄逸放狂之意，但聯系謝靈運郁郁不得志之生平，可知其“逸蕩”是因為內心抑郁怨憤而表現出放狂之態，所以在這特定語境下，“逸蕩”同“怨”也有了相通之處。
在評詩論人時，凡是詩歌中表達怨情、形式又比較完美的，均被鐘嶸置之上品或作出高度評價，而那些沒有表現怨情的，鐘嶸就置之下品或略而不談。這充分體現了鐘嶸將“怨情”作為詩歌本質的鮮明意識。鐘嶸注重以“怨”評詩，有其深刻的時代原因。自漢末以降至齊梁時代，戰亂仍頻，民生凋敝，人們在苦難的現實中的憂生懼禍意識與在動蕩社會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拼搏精神，凝結成一種普遍的憤慨悲涼的社會心理，鐘嶸突出怨情，以怨評詩，正是這一特定時代社會心理的折射。
四、以“滋味”為高妙境界的詩歌鑒賞論
鐘嶸在《詩品序》中明確提出了自己的鑒賞論：“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他在這里指出，對詩歌鑒賞的最高境界在于“滋味”，并指出了“滋味”說突出的兩大特點：指事造形和窮情寫物。只有把兩者有機結合，借物抒情，融情于物，做到情物交融，才能達到傳神、感人的目的，即鐘嶸所追求的“滋味”的最高境界。鐘嶸又進一步闡述：要達到“窮情寫物”，必須精心安排使用“賦”、“比”、“興”，三者應兼用，不能偏廢。在使用比興時，要忌“意深”、“詞躓”之弊，即避免讓讀者感到晦澀難懂;若使用賦時，忌“意浮”，即浮華冗散之弊端。同時，作家要以充沛的氣勢為骨干，以優美的文辭來潤色，使作品意韻深遠，也就是有“滋味”。也由此可見，鐘嶸的“滋味”就是做到內容形式的完美統一，即“形神兼備”。
“滋味”說作為詩評鑒賞論之理念，他所追求的“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乃“詩之至也”的境界，對后來的詩評、文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綜上所述，鐘嶸的《詩品》對詩歌風格、詩評方法、詩歌本質及詩歌鑒賞的闡述，標志著中國古代文論初具規模并在思辨層面達到了較高水平，奠定了中國古代詩歌傳統批評方法的基本模式，開創了中國詩話之先河，影響極其深遠。
參考文獻
1,鐘嶸 詩品[A].何文煥 歷代詩話[C].北京：中華書局，1981。
2、章學誠 文史通義：卷五·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94。
3、王運熙 顧易生 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4、郭紹虞 王文生 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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