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末民初時廟會與神社的社會“經濟意義”

試論清末民初時廟會與神社的社會“經濟意義”

　　大學畢業論文，可能對于臨近畢業的同學們還是比較頭疼的一件事情，那么小編話不多說，直接給大家帶來古代文學畢業論文一篇，希望能夠幫助到畢業生們哦!

　　【論文關鍵詞】廟會　神社　社會意義　經濟意義

　　【論文摘 要】在傳統中國，民間信仰始終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這些活動對社會民生又有怎樣的影響等問題似乎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文即打算以清末民初的蘇州地區部分廟會和神社分析，闡述它的積極意義。

　　一、廟會神社的組織者多為巫婆神道

　　民間信仰從本質上而言是體現了民眾的一種心理需求，一個神靈越能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人們的崇奉。那么，神靈如何取得人們的信任呢?這就必然涉及到巫婆神道(這里的道，不定指道士，泛稱作法事的人)的群體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時代，蘇州地區有著許多巫婆神道。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不僅是神靈的創造者，更是不斷強化著人們對神靈的心理認同。早在明初曾任蘇州知府的著名文人高啟便有《里巫行》一詩，描寫本地民眾信巫之風：“里人有病不飲藥，神君一來疫鬼卻，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鯉縱橫陳，兒女殷勤案前拜，家貧無肴神勿怪，老巫擊鼓舞且歌，紙錢索索陰風多，巫言汝壽當止此，神念汝虔賒汝死，送神上馬巫出門，家人登屋啼招魂。”

　　巫婆神道之作法，其程序一般是去他們指定的某一廟宇，安放筵席、排列神碼之后，開始請神、接神、唱書等程序，最后以送神結尾。

　　再如，《清詩鐸》里有清代吳江人袁棠的一首詩，詩里他為我們生動地描繪了地方廟會期間一個女巫的形象及其作法的過程： 男和女，雜沓來。焚香各就座，老巫語瑣瑣。言未絕，倏僵蹶，面死灰，口流沫，陰風颯然來，燈火翳欲滅。鬼聲隱隱人聲寂，滿堂兀立森毛發，有婦長跪哀老巫，狂夫無知望憫恤，儂愿享神連夜宰豬羊。月米香金不敢缺。

　　老巫一笑回陽春，我且不愛錢，神豈貪華筵，止因善男子善女人，借此神前結善緣，慈悲安忍相棄捐。

　　廟會神社之風至清代為最盛，如張紫琳在《紅蘭逸乘》中介紹嘉道年間的情形時說道： 吳俗敬鬼神而尚巫覡，故廟宇無不崇煥。

　　蘇州城有城隍正神，一年有三出，為清明、中元、及燒衣節。舊規至虎丘祭孤魂，府縣官必來成禮。開始僅有府城隍出，后各縣城隍也出。未幾，各鄉土地盡出。

　　清顧祿《清嘉錄》有記載，說農歷六月二十四日“為二郎神生日，患瘍者拜禱于葑門內之廟，祀之必以白雄雞。”

　　有讀明人錢希言《獪園》第十二“淫祀”《二郎廟》一則，記述蘇州葑門內二郎廟的風俗：“傳六月二十四日是神誕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厘，行者晝夜不絕，妓x尤多。明日即醵錢為荷蕩之游矣。吳城輕薄少年，相挈伴侶，宣言同往二郎廟里結親。一進廟門，便闌入珠翠叢中，雙拜雙起，日以為常，神亦不以為異。”妓x也有祖師可拜，真是開了眼界了。

　　昆山、太倉地區有東岳會、楊老爺、方老爺等廟會，并有男女自愿服務此事。家有紅白喜事，亦有請講“宣卷”的習俗。

　　二、廟會神社對民生的積極意義

　　民間賽會活動的舉行，不僅僅關乎信仰，其實在另一面更關乎一些人的生計。如此類活動中的轎役、樂工等，他們實際上正是通過賽會活動來謀求其生計。

　　如常熟的“周孝子出會”，由女乞丐扮裝忤逆媳婦，梳牡丹頭，穿桃紅布高底鞋，插旗背梆，男乞丐出力抬轎喝道。

　　蘇州東山，每年農歷六月廿四有“出猛將”廟會。來自新潦、潦里等村的數萬民眾，分別從陸路及水路進行了“出猛將”等祈福的民俗文化活動，有打船拳、蕩荷船、舞龍、扭秧歌。最后，集中于龍頭山葑山寺進香，并舉辦廟會活動。這些“出猛將”活動，一般都有地方富裕大戶出錢，由各行工匠打制活動需要之器物，以收取工錢。而廟會活動的差役，也可從中獲利。這也許既是他們為求自身福祉，或更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是與其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是相適應的。

　　清代蘇州人袁學瀾便認為，民間賽會雖然“繁費無度，作為無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顧吳俗華靡，而貧民謀食獨易。彼其揮霍縱恣，凡執纖悉之業，待以舉炊，而終身無凍餒者比比也。此亦貧富相資之一端，為政者殆不可執迂遠之見，以反古而戾俗也”。

　　顧公燮也說：“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游船、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失業，且流為游棍，為乞丐，為盜賊，害無底止也。”事實證明了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如乾隆年間，蘇撫陳宏謀曾禁婦女入寺燒香，但在實行不久之后，卻因“三春游屐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而導致“物議嘩然，由是弛禁”。

　　農歷六月廿四既是二郎神的生日，又是蘇州人的民俗節日——“觀荷節”。蘇州人愛花，對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更是情有獨鐘。農歷六月正是荷花盛開的季節。是日上午，城東鄉人必于二郎廟中賣螢燈(細篾為架再糊白綿紙或用牛角薄片相膠內貯螢蟲)、荷花、泥嬰，游人甚伙。可見，扎燈匠、捏泥人等手工業者都能從中獲得生計。

　　再如，蘇州虎丘山塘每年三次的城隍出會。每屆出會，山塘一帶觀者如云。并由此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如山塘街上茶樓酒肆林立，而山塘街的舟船業的發展，尤其引人注意。據說每當諸神賽會之前，畫船歌舫便已“不可復得，蓋一月前多已預訂，雖倍許其價，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辭”。

　　再又如，昆山勝浦宣卷執業者。“宣卷”起源于唐代僧侶們的“俗講”。它是采用民間說唱的方式，讓聽的人為故事里的人物而悲、而喜、而愛、而恨。在蘇州的農村廟會和農家的紅白喜事、壽誕、新居的落成、嬰兒剃頭活動當中，一般都喜歡請宣卷人來熱鬧一下，以求祈福禳災。宣卷執業者之多，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力的生計。其實也可以講，廟會神社的活動穩定了社會。

　　廟會神社的興旺還帶動了其他的商業活動，如蘇州城里的紙馬香燭鋪、錫箔手工業(據統計，剛解放時僅我市區仍有錫箔業者近千人)的發展、鄉村的喜樂班，甚至也影響到了民族樂器制造業的發展。

　　總之，清末民初的廟會、神社活動，在客觀上解決了許多人的生計、就業問題，也有利于穩定社會統治，其積極的社會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參考文獻:

　　袁學瀾：《吳郡歲華紀麗》[ M ]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

　　張紫琳：《紅蘭逸乘》. [M]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4 影印本

　　民國《吳縣志》[M]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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