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時事小說中魏忠賢形象的演變

時間：2025-12-16 11:58:27 古代文學畢業論文

淺談時事小說中魏忠賢形象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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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時事小說中魏忠賢形象的演變

　　摘要：明末清初出現了一批以反映國家大事為主要內容的時事小說，其中著名的有魏忠賢系列小說、李自成系列小說等。與其他類型的小說相比，時事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塑造經歷了從歷史人物到小說人物的演變過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與史實不同的生活中的人物，以魏忠賢系列小說為例，史書中的魏忠賢是一個呆板單調的大奸大惡的人物，而時事小說則對人物日常生活的多方面進行描寫，給我們塑造了一個復雜豐滿的人物形象。

　　關鍵詞：時事小說魏忠賢形象演變

　　宦官作為人類的“第三性”，他們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舞臺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皇帝的縱容下一手遮天，殘害人民，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災難。尤其是在明末清初，由于統治者的昏庸無能，宦官專政達到了歷史上罕見的程度，黃宗羲曾評價說“閹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1]（P36）。在這些宦官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屬魏忠賢，魏閹之禍也成為震驚世人的重大歷史事件。在中國古代，文學的主要表現對象大多集中在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等正面人物形象上，作為歷史上的配角，宦官很少成為作品中的主角。在明末這一特殊歷史時期，閹黨的囂張跋扈、橫行霸道，加上外敵的不斷侵擾，使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崇禎帝即位后除去了魏忠賢這樣的“梼杌”，深受其害的人民群眾急于了解關于魏忠賢的一切，這樣一來，魏忠賢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明末清初文學創作中的主要人物，在正史、野史、文人筆記、戲曲、小說中都出現了關于魏閹事件的記載，其中時事小說在魏忠賢形象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最為突出。人們大多是把魏忠賢當作大奸大惡之人來看待的，時事小說采用文史融合的寫作方式重塑了魏忠賢形象，使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去認識這個人物。

　　一、社會最底層的無賴

　　關于魏忠賢的出身及人品，清人張廷玉等編撰的《明史》中有這樣的交代：魏忠賢，肅寧人。少無賴，與群惡少博，不勝，為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其后乃復姓，賜名忠賢云。……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P5232——5233）劉若愚說他是“家貧自宮”（P68）。另一部自稱“字字俱從邸報、郵傳，不敢竊易一字以欺人”（P1）的《玉鏡新譚》說魏忠賢：“萬歷中，肅寧縣人魏忠賢者，初名進忠，市井一亡賴耳。形質豐偉，言辭佞利，目不識丁，性多狡詐。”（P2）谷應泰則說：“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也……嘗與年少賭博不仇，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狠自用。”（P1133）從這些正史或野史中可以看出，魏忠賢在進宮之前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但在他身上并沒有底層勞動人民勤勞、善良的品質，相反他好賭、善于逢迎、心腸狠毒，這些都是典型的無賴品質。

　　魏忠賢得勢時的囂張行為，使大多數人對他都懷有深切的痛恨之情，因此，文學作品中的魏忠賢都被丑化，甚至連他的出身都被刻意地做了安排。在反映魏忠賢事件的時事小說中，《警世陰陽夢》出現得最早，書中借陰陽、輪回之說對魏忠賢的今生與后世做了一番虛構的描寫，作品用了較多的內容寫魏忠賢得勢前的困頓，說魏忠賢“是一個浮浪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專好幫閑，引誘良家子弟”（P1），給我們刻畫了一個流氓、無賴的小市民形象，他生活的艱難、落魄雖能引起人們的一絲同情，但正是這樣窘迫的生活狀態，為以后魏忠賢進宮后貪婪地霸占權力做了一個鋪墊。

　　比《警世陰陽夢》稍晚出現的一部小說是《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它用了兩回的篇幅寫魏忠賢怎么樣為生活所迫，向李公公借錢度災荒，因還不上本錢及高額的利息，被李公公抓去毒打了一頓，還罰了許多的錢，生活的困頓、人生的無望，讓他憤而自宮為閹人。

　　《皇明中興圣烈傳》的作者給魏忠賢安排了一個骯臟、低賤的出身，作品寫魏忠賢的父親經常打劫，而他的母親則走街賣藝，他則是其母與狐精所生。這樣離奇的描寫，不外乎是為了丑化魏忠賢，渲泄一下作者心中的憤恨而已，其文學藝術成就并不高。

　　在所有的作品中，藝術成就最高的是《梼杌閑評》，它用大量篇幅描寫了魏忠賢得勢前生活的悲苦、凄慘：他尚在襁褓中的時候，就被迫跟親生父親分離;在討生活的路上，養父被殺，他跟母親一起被強盜所擄，后來好不容易逃了出來;在進京尋父的過程中，又被人誘而賭博，沾染了諸多的惡習;好不容易進了宮，卻幾十年沒有爬上去。可以想象，在魏忠賢成為皇帝身邊紅人之前為了取得一席之地，他得一再忍受身邊太監的欺負。因此，《梼杌閑評》給我們描寫了一個活生生的正常的普通人，作者并沒有刻意地丑化魏忠賢，而是站在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揭示魏忠賢最終成為“梼杌”并非是偶然的原因。

　　以上這些作品中對魏忠賢的描寫，無一例外地寫出了魏忠賢卑微的出身以及為了討生活而練就的圓滑世故的本事，這些生活經歷也成了他以后瘋狂占有權力的前奏。

　　二、病態的攬權者

　　市井之家的出身、家境的貧寒、自宮為閹人的無奈，造就了魏忠賢特殊的心理，于是，他會充分利用一切向上爬的機會。《梼杌閑評》中提到，為了有個進取的機會，魏忠賢不得不委身于程中書，做了他的“龍陽”，極盡逢迎之能事。這些非同常人的經歷，使魏忠賢更在乎權力，一旦大權在握，就會近乎變態地利用權力，對不依附自己的人進行瘋狂的打擊報復。為了鞏固自己的絕對地位，魏忠賢及其黨羽將矛頭對準了東林黨人，捏造莫須有的罪名，對其進行異常殘酷的打擊報復，直接導致了楊漣、左光斗、周順昌等人的慘死，“及發出尸首時，正值秋初酷熱，蠅蚋叢滿，時日延挨，都成一塊血肉，尸蟲滿地，面目皮膚俱莫能辨”（P304）。

　　魏忠賢病態的權力欲還表現為對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以怨報德，如魏朝、王安。對魏朝，魏忠賢不僅奪走他在宮中的“對食”客氏，而且設計趕走并最終殺死魏朝。對于曾在危難時幫助過他的太監王安也毫不留情，最終設計將王安流放到南海子，隨后又暗地派人將其殺死。《明史》對此有這樣的記載：“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謀殺之，盡斥安名下諸閹。”除此之外，他還勾結天啟乳母客氏將魔掌伸向宮廷嬪妃，“矯詔賜光宗選侍趙氏死。裕妃張氏有娠，客氏譖殺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張氏娠，客氏以計墮其胎。”“所害宮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鑒等甚眾”。總之，對那些在權利路上阻礙他的人，不管身份多么顯赫，哪怕是皇帝的妃子，他都進行排斥、迫害，從而為使自己得到巨大權力掃清障礙。對沒錢沒勢的普通老百姓他更是實行嚴酷的特務統治，以致“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俘，甚至剝皮、剖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P5235）。可見明代天啟一朝統治的黑暗，尤其是宦官干政對社會、普通人民群眾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另一方面，魏忠賢的權力欲表現在對財富的貪婪追求上。明代中晚期有一個顯著的時代特征，就是整個民族自上而下，對物質、貨幣的狂熱崇拜與追求，當“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商品經濟活動，金、銀和銅錢作為利潤載體已成了人們追逐的目標……貨幣的力量突然強大了許多，就有更多的人去追逐貨幣和追逐更多的傾向”（P25）。早年艱難的生活經歷使魏忠賢深知金錢的重要，因此，有權后他就千方百計地追求、占有金錢。《警世陰陽夢》中的魏忠賢，剛進宮就設法敲詐了一個教坊司的一千多兩銀子，更為夸張的是《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寫魏忠賢被崇禎帝發配鳳陽時有這樣的場景：“這邊忠賢即把私宅中金珠奇玩收拾了四十輛，家下養的好膘壯肥馬數百匹，揀選平日陰蓄的壯士數百，都帶短刀，弓上弦，刀出鞘的，押著車輛。”（P965）這些尚是魏忠賢失勢后的情景，可見在他得勢時財富的龐大。《梼杌閑評》寫到魏忠賢進宮得勢后，借著六十大壽的名義，使朝中百官送的賀禮不計其數，就連魏府普通的當差者都趁機大撈了一筆，“那些不相見的官兒，捱著要各送私禮，都爭著來送掌家的銀子，送足了才代他開上冊子。”

　　此外，魏忠賢的權力欲還表現在他與朝中依附他的人結黨營私上。魏忠賢與客氏狼狽為奸，廣植黨羽，以致依附魏忠賢的朝臣形成了與東林黨等所謂正直朝臣相對立的黨派，即閹黨，包括什么“五虎”、“五彪”、“十孩兒”、“四十義孫”等，在他自己被稱作“九千歲”的同時，極力為自己家人、族人及門徒黨羽謀權謀位，蔭錦衣衛，封侯封公，加官進階，甚至發展到加封“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的鵬翼、良棟為“少師、太子太保”，其侄子魏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祭太廟”。可以說，在魏忠賢瘋狂追名逐利的同時，也給自己埋下了無法挽回的惡果。

　　作品中的魏忠賢出身低微，受到過非人的待遇，加上在成年之時被割，正常生理結構和生活秩序被打破，長久以來人們對太監的偏見，對太監身體的嘲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性格的更加扭曲。在一定程度上看魏忠賢不擇手段、不計一切后果地打擊異己，撈權撈財的行為以及他為家庭宗族謀利益的做法，也是他自卑心理得到補償的表現。

　　三、雜色的人

　　總的來看，時事小說中的魏忠賢主要是一個惡人形象，這與史書中的記載大體相同。不同的是，小說家們在繼承史學實錄傳統的同時，也對魏忠賢形象進行了一定的藝術加工，其中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加大了對魏忠賢人性一面的刻畫，塑造出了一個相對復雜的人物形象。

　　首先，就外貌特征而言，魏忠賢是一個“正人”形象。與正史、野史、文人筆記中刻意丑化魏忠賢出身不同的是，時事小說中給我們塑造了一個“好人”的外貌特征，《玉鏡新譚》對于魏忠賢的發家經歷做了藝術的虛構鋪墊，作品借神仙、相士之口預言魏忠賢以后是個位極人臣的人;《皇明中興圣烈傳》中的魏忠賢“生得眉目疏朗，體干魁梧，聲音洪大”。可見，在外貌上，作者并未丑化魏忠賢的形象，這與后來文人寫壞人外貌形象都是一副尖嘴猴腮、賊眉鼠眼的寫法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表現在魏忠賢對妻子的情義上。《魏忠賢小說斥奸書》中的魏忠賢為債所逼，無奈自宮為閹人，寫下休妻文書，并囑咐妻子以后找個好人家嫁了，臨進宮前夫妻倆相抱痛哭，這些描寫將分離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讓讀者感受到了魏忠賢對妻子的深情。而《梼杌閑評》中的魏忠賢在嶧山村表現出一副正人君子相，他不僅從歹人手中救出傅如玉，而且在傅如玉之母要把女兒許配他為妻時再三推托，他色正辭嚴地說：“我為一時意氣救她，難道要你酬謝么？ ”“我若有一點邪心，天誅地滅！ ”先前的潑皮無賴形象和此處的正人君子之貌判若兩人。后來他在宮里有了巨大的權力，在問及發妻傅如玉的近況，被告知已去世多年時，魏忠賢垂淚道：“這是咱不才，負他太甚，九泉之下必是恨我的。親家可曾受職否？”（第二十八回）此時的魏忠賢又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是有著常人的感情的。

　　再者，表現在對朋友的義氣上。《警世陰陽夢》中寫魏忠賢對曾經施予一飯之恩的道士玄朗，不但為他遷葬筑墳，親自哭奠，而且厚贈其親屬，受此風氣的影響，稍后出現的《梼杌閑評》更是在時事與世情筆法融合的基礎上塑造了一個豐滿的充滿人性化的魏忠賢形象，少年時頑劣的魏忠賢，也曾仿效劉關張桃園三結義那般與李貞、劉愚結拜為義兄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講義氣的少年形象。

　　總之，與史書中那個變態、殘酷的冷血動物形象相比，時事小說中的魏忠賢形象更加真實、生動。作者們站在相對客觀的角度上，讓我們認識到魏忠賢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梼杌”。時事小說對魏忠賢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顯示出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從而使一個單調、呆板的人物形象更具有藝術性和感染體。

　　注釋：

　　[1]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奄宦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

　　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朱長祚：《玉鏡新譚》，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

　　長安道人國清：《警世陰陽夢》，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無名氏：《梼杌閑評》，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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