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散文中的敘事藝術
韓愈散文中的敘事藝術【1】
摘要：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時代條件下繼承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與弘揚我們的時代精神相結合符合現代化發展的要求。
在新時代條件下我們應該將優秀文化熔鑄到當前的時代背景之下，這也是當前我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內容。
古典文學作為我們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意義非凡，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是繼司馬遷之后的一個偉大的散文家，其散文熔鑄百家，出神入化。
本文針對散文敘事的特點，采用敘事學的方法對韓愈散文中的敘事藝術展開了初步的探討。
關鍵詞：韓愈;散文;敘事藝術
韓愈的散文含英咀華，時時閃耀著時代的光輝，韓愈對我們散文藝術的發展和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散文作品長于說理，善于在敘事時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
韓愈的散文作品基本以實用為目的，慣用敘事說理，達到合而為一。
在敘事的過程中，韓愈對筆法有著很深的講究，敘事藝術出神入化。
一、韓愈的私人敘事藝術
在韓愈的作品當中，私人敘事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韓愈敘事在整體上給人呈現出一種濃郁的“感事”色彩，情感的沖動在嚴重影響著敘事的完整性。
韓愈在寫文章時更加致力于抒情性，是抒情性成為了敘事的外衣。
在寫作品時，韓愈的感情奔散，言辭較為悲涼。
在寫過往的事件時，通過追思往事來體現，其情景讓人感覺到歷歷在目，描寫的手法細致入微，寫人寫事可謂淋漓盡致。
二、韓愈對敘事的場面描寫藝術
韓愈的場面描寫堪當古代散文的典范，司馬遷的《廉頗藺相如傳》中的澠池相會充分體現出司馬遷的場面描寫的巨大功底。
韓愈的散文也是充分繼承了司馬遷高超的寫作技巧以及形象生動的表達。
韓愈的筆法可堪與司馬遷相媲美。
例如，韓愈曾在文章中寫到“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的具體描寫，使人產生了如聞其聲的感覺，立馬讓人感覺到身臨其境。
三、韓愈的情感藝術特色
(1)文章簡約感情真摯
文章在進行寄情以及抒情的描寫時，無非是通過敘述和議論來實現的。
然而，敘述和議論作為抒情的一種工具，也是因為情感因素。
我們在閱讀韓愈的文章時會發現韓愈的敘事是簡單粗略的，文章雖然及其簡短但是感情確是相當真摯的。
例如說，《送董邵南序》這篇文章營造起了一種慷慨悲歌的氛圍，在敘事時情感外傾，感人肺腑。
(2)感情純真自然
我們讀韓愈的文章，大有一種“不平則鳴”的感覺。
其文章都是有感而發，真情的自然流露。
在文章描寫時表現出無限的感慨，大有懷才不遇之感。
其文章的純真以及對當朝統治者的不滿之情躍然紙上。
韓愈的文章自與其自幼清苦的背景有著必然的關系，在長大成人之后也是官場失意。
在這一生當中備受人生的心酸苦楚，于是他飽含深情的寫下了很有具有批判鋒芒的文章。
也正是因為這些文章的針對性，使得文章并非是無病呻吟。
韓愈的散文不僅寓意深刻，而且更有一種愛憎分明的藝術特色。
(3)委婉與直敘相結合
在文章的表達方面，一種是強烈的、緊張的，而另外一種弛緩的、清淡的。
緊張的抒情文章往往是直抒胸臆，一般來說就是想說什么就照實說，絲毫沒有任何的隱匿。
而遲緩的寫法就是比較委婉的，并沒有直說或者是沒有將其全部的說出來。
韓愈的散文在寄情以及敘事方面完全達到了兩者的兼備。
真可謂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4)具有浪漫主義的特色
韓愈的文章明顯的具有了浪漫主義的特色，韓愈作為現代古文運動的一個領袖人物，在中唐的詩壇上也是勇于創新。
其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也是備受推崇。
在進行創作的具體實踐中，也是充分的彰顯了屈原、李白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韓愈在充分吸收先人的成功的經驗的基礎之上也創造出了雄奇奔放的藝術風格。
韓愈的散文想象奇特，更具有了濃厚的藝術浪漫氣質。
韓愈的散文奔放的藝術特色以及新鮮的詞匯，使得文章更富有了鮮明的創造性。
其變化自然，疏密相間，構成了韓愈奔放的藝術風格。
(5)敘事方法奇特
韓愈作品的風格之一就是層見疊出，其作品不像先前的作品一樣陳舊，而是通過意深情重的藝術風格來實現。
其風格真摯熱烈，感情的抒發更是讓人產生了纏綿悱惻的感覺。
韓愈通過內心的細致的心理的變動展現出人內心的復雜的感覺。
其文章風格開了歷史的先河，讓人對其敘事風格產生強烈的新奇之感。
結束語：韓愈的散文，在敘事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其文章的氣勢龐大，語言功底深厚，在創作手法上具有了強烈的藝術風格，他創新思路對于當前的我們來說，可謂是一個極大的教育。
文學作品只有創新才能獲得生存，同時文學作者也只有堅持自己的特色，才能形成獨具特色的藝術品格。
總之，韓愈的作品充分的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只有創新才是我們文學創作不變的真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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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散文中的社會敘事【2】
[摘要]散文的創作大多離不開敘事，而個人敘事總是與社會聯系在一起的，不存在純粹的孤立的個人表達。
體現強烈的個人化傾向并不意味著文學就此完全放棄了對時代與社會責任的承擔，真正的個人化存在方式必然離不開對時代的關心與對現實的思考。
過分強調散文的個人敘事，無視或丟棄其社會敘事功能，必然導致散文創作的萎縮和疲弱。
在散文中，社會敘事中的自我確認是人的個性得以肯定和張揚的結果，要在個體豐富的個性精神中體現出人類精神、時代精神和歷史精神，謀求一種超越自我的精神高度。
[關鍵詞]當代散文;社會敘事;敘事功能
散文的創作往往離不開敘事，而無論是個人境遇還是家國變遷，都帶有深深的時代印記。
樓肇明先生認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散文史，事實上就是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審美性格的結晶史。”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對當代散文社會敘事的研究，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揭示散文的本體特征和創作的規律。
一、社會敘事與個人敘事
在本文中，個人敘事指的是在散文創作中，從自我出發，反映個體的自在生命歷程，以表達個體的思想和情感為旨歸;社會敘事指的是在散文創作中，表達公共的聲音，反映社會的變遷。
個人敘事與社會敘事的區別主要在于，個人敘事注重個性的表達，社會敘事注重共性的表達。
當代散文發展的歷程的起伏，正反映出個人敘事與社會敘事的兼容程度。
過于強調個人敘事，散文創作雖然容易突出個性，但難以產生有分量的作品，而且容易陷入小我的無助空間。
這從新生代散文的興衰可以看到。
過于強調社會敘事，又容易喪失文章的個性，沒入“公共空間”而不能自拔。
這是20世紀60～70年代的散文藝術價值不高的重要原因。
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風云變幻，個體在政治的洪流中跌宕起伏，思想、心靈的變遷千姿百態、變化萬端。
個人的遭遇與時代的變動同呼吸、共命運，作為心靈記錄的散文直接或間接反映出時代最微弱的變化。
個體作為群體(黨派、社團、國家、民族)生動的顯現，個人的命運和群體命運息息相關。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一元化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使個體生活與政治聯系緊密，個人敘事往往屈服于社會敘事，個人的話語和社會宏大的話語同構。
在極端的情況下，社會敘事淹沒和取代了個人敘事。
陳思和教授認為：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當代文學始終處于一種共名狀態。
所謂共名，是指時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統一的主題，知識分子思考問題和探索問題的材料都來自時代的主題，個人的獨立性因而被掩蓋起來。
與共名相對立存在的，是無名狀態。
所謂無名，則是指當時代進入比較穩定、開放、多元的社會時期，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變得豐富，那種重大而統一的時代主題往往攏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現了價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狀態。
縱觀當代文學發展史，散文創作的興盛繁榮時期一般都伴有重大的社會變革。
因為社會的變革帶來眾多思想觀念的沖擊、文化價值多元的交融以及創作氛圍的相對寬松，給散文創作的自由和個性化創造了生長發育的大的環境條件。
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特別是進入到90年代，政治環境的相對寬松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圍給散文作者以較大的表達自由，個人敘事與社會敘事解構，個人敘事和社會敘事較好地結合，個性化敘事得以張揚，為散文的繁榮創造了條件，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散文的創作高潮，出現了“散文熱”。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文學創作不能“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傳聲筒”。
但在政治掛帥的年代，個體失去了獨立的敘事空間，個人敘事往往會被認為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宣揚小資產階級情調，甚至會被認為是在反黨反國家反社會，受到不應有的迫害。
散文作為一種側重于表達內心體驗和抒發內心情感的文學樣式，歷來強調“真情實感”，最容易“暴露”個人的真實想法、真實感受。
所以，20世紀50～60年代的散文顯示出強烈的社會敘事功能和出現散文“詩化”的創作傾向，也就可以理解的了。
這正如李曉寧所說：“泛政治化給現當代文學帶來的負面消極影響從根本上制約了文學敘事應具有的廣度、深度和厚度，限制了作品藝術審美質量的達成和提升。”20世紀90年代后期文化散文的衰落也是由于散文社會敘事過于強大，個人敘事不足，從而失去了新鮮的個性。
這也失去了讀者，造成了文化散文創作熱潮的退卻。
新時期散文曾以鮮明的時代色彩和深厚的現實人生內容為其特色。
無論是揭批“四人幫”的挽悼之作，還是反思歷史的哲理思考，或是禮贊時代變革生活的希望之聲，都寫得情真意切，表現出關注現實的熱情，表現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散文所反映的既是作家的心聲，也是時代的旋律。
但是，在逐步熱鬧起來的文學觀念更新的討論中，文學這種對待時代和生活的熱情卻被判定是一種粗糙的、浮浪的外在感情。
文學和時代、生活、人民的聯結也被認為是陳舊的觀念。
思想理論的誤導逐漸消弭了散文楔人和擁抱新的現實生活的熱情和活力。
一些作者對如火如荼的不斷深化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人們關注的生活熱點問題不再感興趣，有意規避，一味地吟詠小橋流水，抒寫風花雪月，流連于身邊瑣事，鐘情于杯水風波。
這些作品淡化客觀的現實人生乃至脫離現實人生，夸大個性，過分膨脹“自我”，不是用“自我”去觀照和浸潤異彩紛呈的客觀大千世界，在奏出時代的旋律中進發心靈的火花，而是離開客觀世界去展示“自我”情感世界、生命世界的所謂廣裹、深邃、神秘的“黑洞”，以求托出一個赤裸裸的不帶多少人間煙火味的“主體”和“自我”。
這正如理論家沈義貞先生所言：“質言之，構成本階段時代特色或本質特征的主導歷史事件‘社會轉型’或經濟體制轉軌給社會方方面面所帶來的巨大而強烈的陣痛與震蕩在世紀末期的中國散文中基本未有所反映。”瑣屑平庸的創作傾向開始侵蝕當代散文的健康肌體，散文創作從整體上逐漸失去現代火熱生活的音響、節奏、深度和力度，缺乏現代文明生活的時代氛圍、時代精神。
散文是一種側重于表達內心體驗和抒發內心情感的文學體裁。
散文當然不只是外在客觀世界的單純描摹，而同時是創作主體內在心靈世界的個性顯現。
強調“自我”，弘揚個性是散文創作題中的應有之義。
胡玉偉先生認為：“如果說作家本真自我的表現形式較為隱晦的小說是一門關于‘他’的藝術，散文則是一門關于‘我’的藝術，它有著講求作者主體性的傳統規范。散文貴在‘有我’，能本真地把‘我之情’、‘我之志’、‘我之意’表現得淋漓盡致。”散文的“自我性”“成為評價散文創作得失的一個規約”。
例如新時期以后的散文創作，“回到自我”成為散文領域中一個普遍的、也是極有價值的創作思潮。
散文家們已不再傳達“論道經邦”的無我之聲，抒寫自我的散文觀成為共識。
因而90年代的散文成為20世紀繼“五四”后散文創作的另一高峰。
但是，過分強調散文的個人敘事，無視或丟棄其社會敘事功能，是導致新時期散文創作在20世紀90年代后走向疲弱的重要原因。
二、社會敘事中的自我確認
林非先生在《中國當代散文大系前言》中說：“中國當代的散文創作史，是一部凝結著歡樂與痛苦、交融著理想與絕望的心靈史和精神史。”張振金先生在《中國當代散文史》中也說：“真正意義上的散文，必然是標志著對于人性解放及其終極命運的熱忱探索與追求。”沈義貞先生認為：“散文實即作家主體基于自我生命體驗對自我個體生命形態或與自我相關的群體生命形態的呈視、詠嘆與追問。”可以說，現當代散文的發展，映照了國人追尋和確認自我的過程。
自我意識是人的意識的一個方面，而意識則是人的一切心理和行為的最高調節器。
自我意識，主要是指人對自己各方面的狀況及其與周圍環境關系的認識、感受、評價和調節控制。
自我確認，是指心靈深處對自我的界定。
自我意識的確認，在散文創作中，也就是散文主體性(主體意識)的確認過程。
散文主體性(主體意識)的強弱跟特定的時代背景和藝術觀念的轉變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肖揚帆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九十年代散文主體性探究》中概括了散文主體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境遇：五四時期散文主體性的高揚，形成了散文藝術第一個高峰;延安散文之后的政治化抒情，導致了散文的主體性的衰落，從而使得散文藝術陷入了發展的低谷;新時期思想解放，重新喚起了散文的主體意識，從而有了散文藝術的春天。
而此后(大概從1985年到80年代末)，由于散文自我主體性的迷失，使得散文走向沉寂;散文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新的歷史境遇出現，使得散文主體性高漲，造就了散文新的繁榮和高峰。
他的論述反映了20世紀散文創作中創作主體自我意識強弱對創作的影響。
在散文中，社會敘事中的自我確認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它與時代背景和藝術觀念緊密相關，是人的個性得以肯定和張揚的結果。
法國的薩特在《為什么寫作?》里說：“散文藝術與民主制度休戚相關，只有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個意義。當一方受到威脅的時候，另一方也不能幸免。”散文由于其真實表達自我的無遮蔽性，因而比起其他文學樣式來更有賴于健全的民主制度和寬松的政治環境。
社會敘事中的自我確認要求作者在主體人格精神追求中把精神寓于生命體驗而且要高于生命體驗，要在個體豐富的個性精神中體現出人類精神、時代精神和歷史精神，謀求一種超越自我的精神高度。
郁達夫對現代散文創作經驗進行總結時說：“現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任何散文都來得強。”散文評論家韓小蕙認為：“在字里行間，力求跳出小我，獲得一種大我的人類意識;或者準確地說，是以一己的傾吐表現出人類共同的情感與思考。”也就是說，在散文的創作中要把個人敘事與社會敘事很好地結合，在高揚主體性的同時，從人類、民族、國家發展的高度觀照現實，從而使自我得以確認。
從“五四”啟蒙運動開始，個性解放為散文的繁榮提供了思想的武器和藝術創造的靈感。
20世紀50～60年代散文中個體的“我”被“社會的我”所取代;文革中的散文“無我”;70年代末期以后，人們追問“我”是誰，“我”之為我的立足點在哪，開始了反思和尋根，并進一步開創了文化散文的繁榮;90年代后，“我”的再探索，再確認：“我”該是誰，進一步追尋和確認“我”的位置。
從這個意義上說，林非先生所說的，中國當代的散文創作史，是一部凝結著歡樂與痛苦、交融著理想與絕望的心靈史和精神史。
真的是高屋建瓴!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散文理論界對“回到自我”還缺乏理論闡釋的有效性和引領性，致使20世紀90年代后的散文創作中，諸多作品中的‘我’，已然成為小寫的個人，其身上的歷史、文化、精神的靈光基本消失，留存的僅僅是最底限度的生存表象，或個人心理的竊竊私語。
這也是自80年代以來過于強化回歸自我的負面效應的表征。
一個更深層次的事實是，一些散文在貌似熱情地介入社會生活的時候卻又空前匱乏。
當前的散文大多回避了對處身時代的現實問題的觀察與表現;少有對文明斷裂、情感疏離、價值滑坡、意義喪失的留意與反省;缺失用平凡而徹悟的真情文字表達轉型變革時期的苦痛和追求意義的那種真正寫作的沉重。
許多散文家不去接觸大題材、表現大問題，只是耽溺于塵封往事與柴米油鹽，而忽略了自我里面應有的時代社會內涵與思想深度。
大量市場經濟下對“小我”的迷戀、欣賞和把玩，充斥了兒女態、脂粉味、小家氣，表現出對此的沉迷和庸俗，多數的文本實踐是以一種習以為常、見怪不驚的經驗或媚俗，或自娛。
這是對“自我”的誤解和無知，是對自我的反確認。
“我是誰?”這一個基本的哲學命題，不僅拷問著古人先賢，也拷問著當下每一個人。
尤其是在當下這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自我確認(Identity)幾乎成為每個現代人捫心自問的問題，也是這個問題從個體反思蔓延到對整個制度和結構的反思，可以說造成人類文明社會的整體性焦慮。
散文作為心靈最直接的反映的文學樣式，應該承擔起這個重任，并在追問的過程中創作出內容和形式兼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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