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仕隱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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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仕隱情懷

　　范仲淹的仕隱情懷【1】

　　摘要：詩歌是詩人心靈的外顯，范仲淹的詩作真實地體現了詩人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赤誠之心，也揭示出他遭貶后“仕”與“隱”的矛盾心理，是獲得對范仲淹精神世界全面了解的重要材料。

　　關鍵詞：積極入仕的進取精神向往隱居之情內心矛盾

　　范仲淹一生著述頗豐，在詩、文、詞方面皆有建樹，特別是其《岳陽樓記》和僅存的五首詞歷來備受矚目，傳播遐邇。

　　而其詩歌雖多達三百多首，卻鮮有人關注。

　　諸葛憶兵說：“范仲淹的文學創作以詩歌為主體……這些作品比較充分地展現了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態度、生活愛好、文學觀念、審美情趣等多方面情況……詩歌能夠更恰如其分地從文學的角度表現范仲淹的精彩人生。”①筆者認為，此言頗為中肯。

　　詩歌全面展現了范仲淹豐富的內心世界，不僅揭示出他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與身處逆境仍不計個人得失、昂揚奮進的儒家進取精神，也體現了他內心對塵囂遠避、寧靜平和的理想精神家園的向往。

　　由于深受儒家傳統治國思想的影響，親仁愛民、憂懷天下的社會責任感在范仲淹詩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其組詩《四民詩》可謂突出代表，體現出詩人對人民生存狀態的強烈關注。

　　所謂“四民”，即士、農、工、商。

　　士民是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然而當時卻“學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職。

　　節義為空言，功名思茍得”，士風日下的局面引起詩人的極大憂慮，所以他在詩中大聲疾呼：“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抑!”農民歷來是國家的根本，但由于統治者實施殘酷的稅收政策,農民也喪失了唐虞三代國俗儉淳、百姓富足的生存狀態，太平年間尚難安然度日，何況災荒年月!《農》詩末尾雖云“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為泣”，實際體現的正是詩人對農民的深深憂慮。

　　《工》詩明寫工匠，實則批評了權貴佛老窮工極巧、競造甲地的奢靡之風，指出他們是“竭我百家產，崇爾一室居”，這種激化社會矛盾的做法實在堪憂。

　　商人收售轉運貨物，上利國家，下利萬民，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卻把社會腐朽、弄虛作假等罪名加諸商民，導致“君子恥為鄰”，這引發了詩人的強烈同情，所以他在詩中為商民申訴：“吾商苦悲辛”，“吾商則何罪”。

　　《四民詩》揭示出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和百姓遭遇的不幸，充溢著詩人對百姓的真摯關切和同情，集中體現了范仲淹強烈的憂患意識。

　　出于對百姓的關愛和儒者的社會責任感，范仲淹始終保持著忠直守正、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

　　在《謝黃太博見示文集》中，他就強調臣子必須努力效仿前代圣賢――周公、召公，諷諫帝王得失而不考慮個人寵辱,并以“松桂有嘉色，不與眾芳期。

　　金石有正聲，詎將群響隨。

　　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時”來表明他與世俗的抗爭及其不隨波逐流的處世態度和對高潔理想、操守的堅持。

　　在《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中詩人再次強調，為了君主流芳百世，百姓安居樂業，即便“肝竭喉無漿”，依然要直言進諫，矢志不渝。

　　在《和謝希深學士見寄》中，他也說自己是“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可見其執著與堅定。

　　除直抒胸臆外，范仲淹還常以一些具有特殊文化意蘊的意象如“松”、 “明月”、“清風”等來抒發自己的志向和品格。

　　其《君子樹》直贊松樹“雅為君子材”，認為其雖無桃李的艷麗姿色和蘭菊的沁人馨香，卻自然有“正色”、“清德”，其可貴之處在于面對嚴寒打擊，在“萬木怨搖落”時依然能“獨如春山碧”，“有聲若江河，有心若金璧”，傲然挺立，卓然不變。

　　顯然松樹是詩人理想人格的象征，其忠貞堅定的品德引起了詩人的共鳴，所以在詩人看來，松樹是“儼可愛”(《歲寒堂》)，要“定為鄰”(《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據筆者統計，在范仲淹詩作出現的“明月”，多達88處，如《和懷長吉湖居五題風笛》：“一聲裂云去，明月生精神。”《覽秀亭詩》：“開樽揖明月，席上皆應劉。”《江城對月》：“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等等。

　　詩人喜愛“明月”的原因，據《明月謠》可窺見。

　　詩中，詩人深情地描繪明月說：“一夕增一分，堂堂有余輝。

　　不掩五星耀，不礙浮云飛。

　　徘徊河漢間，秀色若可餐。”在詩人看來，明月是那么無私，把光輝灑向大地而不求回報，又是那么謙遜，雖光華悅人卻不遮掩群星的光輝，不阻礙浮云的飛翔。

　　這種品格正是詩人欣賞推崇、一生踐行的，所以明月成了可與詩人相伴的知音。

　　古人認為“清風”喻示正氣，故范仲淹對“清風”也體現出特殊的情感，如《寄題孫氏碧鮮亭》：“清風乃故人，徘徊過此君。”《寄歐靜秀才》：“賴有南軒竹，清風慰寂寥。”《送邢昂處士南游》：“東南賴有林君復，萬里清風去不孤。”清風都以朋友、故人的身份出現，給人帶來慰藉。

　　總之，松樹、明月、清風都是高潔、正直的象征，詩人在作品中大量使用這些意象，更有助于抒發其內心熾熱的憂國憂民情感，也充分展示了范仲淹仕途生涯中一貫秉持的積極進取、百折不撓的用世精神。

　　范仲淹一生矢志忠信，為摒除積弊直言進諫，努力推行慶歷新政，卻因與皇帝、權相意見相左，妨礙了公卿大臣們的切身利益而三次遭貶。

　　波瀾起伏的仕途生涯自然會引起范仲淹的心理變化，也使其詩作出現了一種對悠然自得的隱居生活的向往。

　　如《諸暨道中作》：“林下提壺招客醉，溪邊杜宇勸人歸。可憐白酒青山在，不醉不歸多少非。”杜宇，古蜀王，相傳死后化為杜鵑鳥，其叫聲凄厲哀絕。

　　詩人以杜鵑鳥勸歸盡顯其內心之傷感，以白酒、青山做召喚顯示其對歸隱之向往。

　　再如《越上聞子規》，詩人直言“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題翠峰院》：“翠峰高與白云閑，吾祖曾居水石間。千載家風應未墜，子孫還解愛青山。”詩人以家族的隱居傳統來表達自己歸隱的意緒。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湖山》中他又說：“湖山滿清氣，賞心甲吳越。

　　晴嵐起片云，晚水連初月。

　　漁父得意歸，歌詩等閑發。”在詩中，詩人總是極力表現山林的寧靜、清純和美好，仿佛是受山林之美的吸引而醉心歸隱，實際上，詩人向往隱居完全是出于政治的打擊。

　　《和葛閎寺丞接花歌》中詩人就借江城一個貧老士卒的'人生遭遇抒發了自己向往歸隱的原因，他說：“人生榮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

　　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

　　……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

　　一日天恩放爾歸，相逐栽花洛陽去。”看似灑脫，實則滿紙心酸，以古人際遇暗示出屢遭貶謫，憂懷天下之志無從施展給詩人帶來的心靈重壓和惆悵遺憾。

　　在貶謫過程中，他只能借山林來獲得精神的解脫，隱居實際成為詩人治療內心傷痛的靈藥。

　　但這劑靈藥雖能緩和精神的苦痛，卻不能化解其執著的用世之志，詩人的內心無時無刻不處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向往山林，希望過悠閑自在的生活，獲得精神的寧靜;另一方面又心系大眾，渴望重回朝堂，有所作為。

　　這種矛盾心理透過其《鸚鵡》一詩可以窺見：

　　堂上每云云，金籠久受恩。

　　思山誠有意，對主忍無言。

　　性比孤鸞潔，聲殊百舌繁。

　　云林如一去，應喜謝朱門。

　　鸚鵡既思念山林，又不忍離棄舊主，顯然是詩人的化身。

　　雖然詩人說“云林如一去，應喜謝朱門”，但實際上，他內心深處矛盾斗爭的結果還是積極進取、為國為民的思想占上風。

　　在《依韻酬吳春卿兩首鶴》中，詩人就以一只孤獨的病鶴象征貶謫中的自己，以鶴“九皋非晚見精神”表明自己即使遭受再長時間貶謫，依然會保持昂揚振奮的精神狀態。

　　范仲淹一生憂國憂民、剛直不阿、自強不息，在生前故后得到了一致贊譽，王安石《祭范潁州仲淹文》稱其是“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②。

　　富弼認為其“為天下賢”③，故前人研究多專注于此，這雖使范仲淹的形象日趨高大，卻不免單一平板，有“神化”之嫌。

　　倒是上述訴隱逸之情的小詩，清晰地告訴后人范仲淹貶謫過程中也曾有過由力求超脫――矛盾徘徊――堅定執著的心路歷程，更能還原一個真實自然、內心豐富的范仲淹，更能使人與之產生共鳴。

　　目前范仲淹已越來越多地受到人們的關注，筆者認為，對其開展研究應立足于“人性”，“人性”是多面的，范仲淹的內心也應是豐富的。

　　作為后人開啟范仲淹心靈世界的神奇鑰匙，詩歌既展現了他對關注現實、昂揚進取的儒家思想的堅守，也抒發了他遭貶后向往隱居，尋求精神解脫的努力，其中特別是他對“仕”與“隱”的思考和抉擇更能使這位久已遠逝、載譽無限的詩人變得真切而鮮活，因此，應對范仲淹的詩歌予以充分重視。

　　①諸葛憶兵：《藹然仁人之言》，《古典文學知識》2010年第4期，第144頁。

　　②唐武標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3頁。

　　③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銘》，見《范仲淹全集》附錄一，第825頁。

　　參考文獻:

　　[1]李勇先、王蓉貴.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2]脫脫.宋史范仲淹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7.

　　[3]方健.范仲淹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省略

　　范仲淹《漁家傲》的思鄉情懷【2】

　　北宋文學家范仲淹的傳世詞作僅有5首，其中《漁家傲》寫得慷慨悲壯，最為膾炙人口。

　　按照傳統的觀點來解讀這首詞，通常認為上闋描繪了荒涼的秋景，以顯示邊地生活的艱苦和軍事態勢的嚴峻，下闋是作者自抒懷抱，慨嘆建功立業和思念家鄉的糾結心態，真實感人。

　　細讀此詞，《漁家傲》在描寫景色、反映軍情、表現渴望立功心情的同時，所飽含的思鄉情懷，值得我們用心品讀。

　　秋天是個思鄉的季節，這幾乎是文人墨客的共識。

　　為何?蓋因秋天的風聲蕭瑟不已，歐陽修的《秋聲賦》對此多有描寫。

　　看到秋天的植物開始枯萎，景象蕭條，葉片凋零，自然產生“葉落歸根”的聯想，進而勾起思鄉情懷。

　　況且還有那本該家人團聚的中秋佳節，更有難以割舍的思鄉情愫。

　　因此，此詞開頭的`“塞下秋來風景異”，可謂是奠定了思鄉的基調。

　　“衡陽雁去無留意”的思鄉之情要比第一句明顯一些。

　　古人有“鴻雁傳書”、“魚雁傳書”的說法，這“書”就是家信。

　　離家在外的人，看到大雁就會想到家鄉，想到家人。

　　至于說“無留意”，試想一下，連大雁都毅然飛逝，沒有在這里停歇的意思，何況是戍邊的將士?

　　有人會說，“四面邊聲連角起”也許是不見思鄉情懷的一句，細究則不然。

　　還記得“四面楚歌”的典故嗎?漢王劉邦出擊項羽，大軍把項羽圍在垓下，并設下“四面楚歌”的計策，項羽誤以為漢軍已經盡占楚地，無望的霸王只好邊飲酒邊悲歌，并最終自刎身亡。

　　據說，楚歌的歌詞是：“九月秋涼兮，四野飛霜，日月征戰兮，終歸劉邦。

　　白發老母兮，盼斷肝腸，妻子何堪兮，獨守空房。

　　弟兄想見兮，跺足拭掌，姐妹思念兮，雨淚千行。

　　故交好友兮，登門看望，窗兄窗弟兮，問短問長。

　　一旦交兵兮，槍尖而亡，骨肉為泥兮，同戰沙場。

　　何不思故兮，各奔家鄉，居家團圓兮，永得安康。”原來，楚霸王家鄉的楚歌，全部是思鄉念家的內容，聲聲都是來自故土的呼喚。

　　那《漁家傲》中的“四面邊聲”，會不會也讓將士們聯想起家鄉的歌謠?

　　“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同樣流露著思鄉之情。

　　試想一下，重巖疊嶂的山峰里，“一片孤城萬仞山”，這一座守城就顯得特別的孤單冷清，守城中的士兵也一定常常翹首遠望，因為遠方是他們的家鄉，是他們的歸屬，那兒才是溫馨的港灣，那兒才不再孤單。

　　而句中的“長煙落日”，則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王維《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給人一種形單只影、孤身一人的傷感。

　　再者，夕陽也是古代詩詞中常見的思鄉意象。

　　日落時刻，思家時分。

　　《詩》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下闋中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坦露思鄉心跡。

　　同賞一輪月，家在萬里遙，心中不免犯愁，于是借酒澆愁，誰知愁更愁。

　　一杯濁酒哪能消得了濃重的愁緒?這酒，不僅缺少家鄉的味道，大概還因為淚水滑落，視線模糊，因而顯得更為渾濁了吧?何時才能返回家鄉?只有打了勝仗，西夏不再侵犯，邊境安寧了，才能回家鄉。

　　可現在，“燕然未勒”，尚未建功立業，還鄉之日也便無從談起，只能是望家興嘆“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一句，表面上是寫景，實際依然是寫人。

　　時間上是“長煙落日”的延續，是“人不寐”的前奏，情感上是“歸無計”的哀傷，是“一切景語皆情語”。

　　且不談“霜滿地”已經給人以凄清的感覺，單這悠悠的羌管就彌散著思鄉的旋律。

　　羌笛是分布在甘、青、川一帶的古羌族的傳統樂器，吹奏的曲調往往是哀怨的，尤以吹奏《折楊柳》曲而聞名于世。

　　北朝樂府中《折楊柳》的歌詞是“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

　　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訴說的正是思鄉戀家之情。

　　所以，王之渙的《涼州詞》中才有這樣的經典名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和本詞中這一句的意境類似，都在傾吐著戍邊人兒的鄉關之思。

　　最后的“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訴說的不僅有“燕然未勒”的苦衷，還有“歸無計”的遺憾，最能引發讀者的同情和思考：將士們為何輾轉反側，深夜不寐?將軍為何寢食不安，早生華發?征夫為何蜷縮不語，淚流滿面?原因都是一樣的。

　　這里，愛國的情懷，思鄉的苦悶，構成了戍邊將士的復雜心態。

　　縱觀全詞，雖不足百字，但字字含情，句句藏淚。

　　壯志難酬，有家難歸，愛國思鄉的情感交替呈現，雄渾有力，意蘊深沉，風格蒼涼悲壯。

　　尤其是那思鄉的苦悶之情，更是浸透在字里行間，不斷鋪陳強化。

　　就表現思鄉情懷這點而言，《漁家傲》絲毫也不比有著“秋思之祖”美譽的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遜色，不愧為范文正公的傳世名作。

　　從《岳陽樓記》看范仲淹的士人情懷【3】

　　摘要：范仲淹出身于封建的士大夫階層，其傳世名作《岳陽樓記》所反映的正是這一階層的濟世情懷。

　　此文今天讀來，在驚嘆其文字精美之余，其文中所表現出來的極致的濟世精神，仍不能不讓我們汗顏。

　　對比當今物質生活已非常豐富的現代人來說，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關鍵詞：作者其人文章其魂省省吾身振振后人

　　一.先看看作者其人

　　文如其人，讀文章不可不看作者，散文是作者心跡的真實流露。

　　文學批評家謝有順在《筆墨從一個人的胸襟里來》一文中說：“散文作為一種自由主義的文體，是最做不得假，最能照見作者容貌心思的”[1]。

　　梁實秋也在《論散文》中說：“散文是沒有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時也是最不易處置的。

　　因為一個人的人格思想，在其散文里絕無隱飾的可能。

　　提起筆便把作者的整個性格纖毫畢現地表現出來”[2]。

　　范仲淹不但是一個文學家，還是一個思想家、教育家和軍事家。

　　他自大中祥符八年(即1015年)中進士，后來升至樞密使。

　　以資政殿大學士的身份為陜西四路宣撫使，守邊數年。

　　面對武備松弛，素質極差的北宋軍隊(這是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后留下的惡果)，范仲淹整頓軍紀，選賢任能，訓練民兵;在戰略上他構筑防御工事，建起一個連一個的堡寨，令西夏狼兵不敢來犯。

　　西夏狼兵互誡曰：“范公胸中有百萬甲兵，公在日，不敢犯”。

　　他還組織農耕，深得百姓喜愛，被呼為“龍圖老子”。

　　范仲淹以文士之身，率兵戍邊，以戰略家的作為而成武衛之功，最終與西夏達成“慶歷和議”，換來半個世紀的邊關和平，不失為一個思想家和軍事家。

　　在這當中，他還培養出狄青等一大批名將和助手，所以也是一個出色的教育家。

　　范仲淹不但有自己的思想追求，還是一位政治家，他與歐陽修、韓琦等進行政治改革，大搞“慶歷新政”，結果因得罪宰相呂夷簡而被貶江西。

　　這一次不但妻子病死，自己也身患肺病，而正是在這一艱難的時期，他卻寫出了著名的《岳陽樓記》。

　　此文一出，便被世人爭相傳誦，譽為“岳陽四絕”之一。

　　享文學家之譽也就當之無愧了，死后也謚為“文正”。

　　二.再賞賞文章其魂

　　《岳陽樓記》全文368字，卻寫出了“喜不忘憂，悲不失志”的士人情懷，集敘述、描寫、抒情和議論于一體。

　　在敘述上簡潔明快：開頭短短的`50字，便把記敘文的要素寫透了。

　　“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僅8個字便把滕子京的政跡寫活了。

　　在描寫上虛實兼備：“銜遠山，吞長江”寫的是虛;“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寫的是實。

　　“霪雨霏霏”與“春和景明”寫的是想象;岳陽樓增舊制，臨洞庭寫的是現實。

　　在抒情上，以景帶情，以情托景，十分自然。

　　在議論上更是奇特，情到而論發，以點睛之筆總括全文，毫無牽強造作，矯情夸張之感覺：寫霪雨霏霏，為的是表“去國懷鄉”之悲情;寫春和景明，為的是述胸中追求之喜意。

　　而這一悲一喜又只是為抒仁人之情――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進亦憂，退亦憂。

　　而抒仁人之情其實是為壯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志。

　　整篇文章一環緊扣著另一環，簡潔而自成系統，增一字則覺多，減一字則覺少，堪稱散文之典范。

　　三.后省省吾人自身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即《共產黨宣言》的誓詞亦不過如此，但范公此志卻早了八百年。

　　一千多年前的范仲淹確實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這是儒家入世精神所造就的極致的士人，他們自覺自我的要求，作為當今的知識分子確實汗顏不已。

　　范仲淹兩歲喪父，母親改嫁他人，為學習，范仲淹跑到山中的寺廟里去苦讀，每天里就煮一瓦缽粥，放涼后分成四塊，早晚加點咸菜吃兩塊就算一頓，如此過日子，他卻毫不在乎，怡然自得。

　　長大后，遠離家鄉到應天府書院求學，同學見他生活清苦，日日食粥，便做些好吃的食物送給他，誰知他竟然拒絕不要，理由是怕現在吃了好的，以后就吃不得苦。

　　也正因為如此，范仲淹戍邊時才能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獨守孤城：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

　　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

　　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見范仲淹的《漁家傲秋思》)。

　　再看看當今的現實社會，這種有著濟世情懷的士人是少而又少，甚或于無了。

　　即便對范仲淹，人們不理解，甚至會有人說他“矯情”。

　　以致于錢學森離世前曾有此一問：為何我國當代不出大師!徐鋒在2011年9月26日《廣州日報》撰文分析缺少大師的原因：一是社會浮躁病毒的侵染，一些科研人員變得急功近利;二是考核制度的壓力，只求出成果，堆數量;三是把學術與權術聯系起來[3]。

　　甚至有教授說“全心投入教學是種毀滅”(見2011年5月22日《長江日報》)

　　所以當今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更應重讀《岳陽樓記》，認真學學范文正公的士人情懷。

　　2013年12月7日《廣州日報》在第一紙上提出“我們需要怎樣的知識分子”的思考，試圖解開“士的價值困惑”。

　　作者李芳指出：“‘士’的價值，是自我內在磨練，而非閃耀的外在標簽”。

　　“既然選擇了學術研究這一行，就理應承擔起經濟上的貧瘠和待遇上的冷淡，著眼點永遠是家國、民生，絕不應該僅為一己的生活或者本階層的生存狀況奔走呼吁”。

　　被稱為“最后一個國學大師”的錢穆先生生前也曾對他的夫人講過：“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故其結果往往要在身后”。

　　四.最后立立“士”之風范――振振后人

　　縱觀范仲淹的一生，其“士”人的風范，可以用如下四點來概括，堪為我輩后人學習之典范。

　　其一曰：謀道不謀食――甘于淡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曾說過：咬得菜根，百事可為。

　　孔夫子也對“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顏回贊嘆不已――“賢哉，回也”。

　　即使是千古名相諸葛亮也說：“淡泊可以明志”。

　　所以說“君子甘于淡泊”是很難得的。

　　《莊子秋水》第十七篇記載：莊子正在濮水上釣魚，有兩個楚王的使者來拜訪，說“我們的大王想把國事托付給你，先生愿意下山嗎”?莊子說道：“我聽說楚國有一只神龜，死了三千年了，它的骨頭還被放在宗廟里做占卜用。

　　你說，它寧愿送了性命，留下骨頭讓人尊貴好呢?還是寧愿活著在爛泥里打滾好呢?”“它一定愿意在爛泥里打滾”莊子說：“那你們可以回去了，我還是拖著尾巴在爛泥里打滾的好”。

　　這就是一種境界，為了世俗的尊貴和權利而喪失自己的本性，這是最大的迷惑，甘于淡泊，就是明了自我的本性，不為世俗名利所左右。

　　甘者，是心甘情愿，毫無委屈的感覺，是一種自覺，是一種追求的境界。

　　而范仲淹是真真正正地做到了這一點：日食一粥，清苦如此，卻怡然自得，毫不在意。

　　其二曰：修德不修祿――不阿權貴。

　　名士自有名士的風格，從三國的彌衡擊鼓罵曹，唐朝李白的“天子呼來不上船”，到現代的國學名家梁漱溟寧死不批孔，都反映了這一點：不阿權貴。

　　也印證了季羨林老先生的那句話：骨頭要硬，心腸要軟。

　　士之所以“名”是因為其心中有所堅持和操守。

　　春秋時期有伯夷、叔齊寧死不食周粟;抗戰時期有朱自清寧死不買日貨，都表現了這一種不屈的風格。

　　明朝“仁宣盛世”中“三楊內閣”的首輔楊士奇，與范仲淹一樣，歲半喪父，隨母漂泊，途中寧棄行李，而懷中始終帶著《大學》，隨處誦讀，后來母親改嫁姓羅的高官而被迫改姓羅，八歲那年，羅家祭祖，士奇卻另尋別處撮土為香，跪拜生父，此舉被后父發現，十分感慨，嘆曰：你才八歲，卻能寄人籬下而不墜其志，不忘其祖，將來必成大器，你不必改姓了。

　　范仲淹與楊士奇一樣的遭遇，一樣的有志氣，小小年紀便不依附于人，獨自在深山苦讀。

　　長大出士后，同樣不畏權貴，在“慶歷新政”中，他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即使被逐出朝堂也絕不屈服，范文正不愧為文正，“文”是他的才華，“正”是他的操守。

　　而這一點正正是當今人士所缺失的。

　　多少人因為“名”而出賣了自己的原則，因為“利”而舍棄了自己的肉體與靈魂。

　　其三曰：為國不顧身――犧牲小我。

　　“茍為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這是當年林則徐擇張居正句送給左宗棠的一副對聯。

　　這一副對聯反映了歷代名士的那種為國為民，隨時準備犧牲自我的精神。

　　記得于謙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焚燒等若閑。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我們再看著范仲淹的《漁家傲秋思》也一樣可以看出他的犧牲精神。

　　盡管被歐陽修笑他是個“窮寨主”，但他臨危受命，以文士之身而擔任軍中統帥，面對虎狼之兵，置生死于度外，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