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中的失對現象
杜甫詩歌中的失對現象【1】
摘 要：杜甫作為律詩創作的集大成者，將律詩推向巔峰，并賦予七律以創新性，打破了固定的譜式，創成一種“拗格律詩”。
以往將不合律的詩歌認為是古體詩，排除于律詩范圍之外的做法太過武斷。
研究杜甫詩歌中的失對現象，應結合杜甫詩集中失對詩歌的整理、杜甫所處的時代和古今語音的演變進行多方位地分析。
關鍵詞：杜甫 失對 律詩
一、引言
杜甫出身于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以祖父杜審言為榮，致力于格律詩創作。
他曾說“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宗武生日》)，將詩歌創作當作家族事業，并告誡其子繼承父志。
杜甫擅作律詩，其律詩嚴謹而技藝高超，創作時“遣詞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而“晚節漸于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的自我評價更是讓我們看到杜甫律詩創作的不斷完善。
然而，在杜甫的一千多首律詩中卻有不少失對的詩句。
明代高檬《唐詩品匯》卷三有云：“少陵七言律法獨異諸家，而篇什亦盛”。
清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律》也指出：“七言律詩至杜工部而曲盡其變。其氣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無美不備，無奇不臻。橫絕古今，莫能兩大。”杜甫律詩“獨異諸家”的表現之一，就是律詩“拗體”的形成。
失對作為律詩“拗體”的一種，今人研究甚少，且研究至今仍爭議頗多，疑點重重。
本文研究的是錢謙益《錢注杜詩》中所入的杜甫詩歌 。
二、杜甫詩歌失對類型分析
(一)絕句中的失對現象
杜甫絕句詩的篇幅相對律詩而言要小，詩句能夠靈活改動的空間不大。
從形式與結構上來說，絕句詩出現失對現象的概率比較小。
錢謙益的《錢注杜詩》中總共收入542首絕句，出現失對現象的詩歌占7首，且皆為杜甫漂泊西南時期所作的七言絕句詩。
其中，在成都及錦漢梓州時，有4首出現失對現象的絕句詩：《絕句漫興九首》《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三絕句》《戲為六絕句》;行過戎州、渝州，和居住在云安、夔州時有1首：《夔州歌十絕句》;居住在夔州時出現1首：《解悶十二首》;大歷三年正月，起峽中，至江陵，到湖南時出現1首：《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由此可見，自送嚴武還朝后，杜甫遷家到錦州、梓州的那段時間里出現了較多失對的絕句詩，而此前并不存在，此后也只是偶爾出現。
(二)律詩中的失對現象
杜甫的五律韻律嚴謹精細，但其中出現失對的詩歌也不少，而且幾乎全部表現為上句第二字、第四字都用平聲字或都用仄聲字。
因為“七言難工”，加上杜甫對規則的摒棄，使得七言律詩多出現失對現象。
收入《錢注杜詩》中的杜甫的律詩篇數有九百一十六首，而存在失對現象的就有50首之多，其中五律占27首，七律23首。
其中，天寶未亂及陷賊中所作的詩歌中有失對現象的五律2首，七律2首;陷賊與為官時期的有五律3首，七律2首;漂泊西南時期的有五律22首，七律19首。
在成都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在成都及錦漢梓州所作的有五律10首，七律4首;行過戎，渝州，居云安、夔州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居夔州所作的有五律4首，七律5首;大歷三年正月，起峽中，至江陵，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無失對七律;自公安發，次岳州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七律2首。
由以上數據不難看出：杜甫律詩中的失對現象多存在于其早期的詩歌中，數量變化上由少變多，再由多變少，呈拋物線狀。
就其晚年而言，這結果無疑與杜甫對自己“晚節漸于詩律細”的評價相差無幾。
因此，不妨對杜甫詩歌中存在的失對現象進行一番仔細地探討。
三、杜甫詩歌失對的原因分析
(一)語言系統內部的原因
1.古今古音的發展變化
語言三要素中，語音的發展演變最快，從唐朝至今，有許多語音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研究杜甫詩歌失對現象時，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時念平聲的字如今卻念成仄聲，比如：“看、過、浪、論、俱、場”等。
不妨就以這六個字為例加以分析。
在北宋陳彭年于唐代韻書的基礎上編修而成的《廣韻》一書中，“看”是“苦寒切，上平25寒”，而宋末劉淵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記載“上平十四寒，去聲十五翰”。
這說明，“看”字在唐代是平聲，到了宋朝后期，出現了仄聲的念法。
即使在現代漢語中，“看”字仍然是多音字，有平有仄，但是字義不同。
因此，“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李監宅》)“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游。”(《題張氏隱居》)“自到青冥里，休看白發生。”(《贈陳二補闕》)等諸如此類的詩句，在今天看來是失對的，在唐朝卻是符合律詩平仄規律的。
經過前人的考證，“過”字在詩句中不論是作名詞還是作動詞，都存在平仄兩用的情況，即“過”的古音為平仄兩用，且兩韻部字義不變。
在《錢注杜詩》中，有不少將其用作平聲的詩歌，例如“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送元二適江左》)“消息多旗幟，經過嘆里閭。”(《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在中古音韻里，“浪”字魯當切，“論”字盧昆切，“場”字直良切，“俱”字舉朱切，此皆為平聲韻部。
雖然語音的快速發展使得這些字變平為仄，但是，我們不能根據如今的讀法而將上述文字認定為仄聲。
因此，上述例子就唐代的音韻系統而言，是算不上失對的。
2.雙聲疊韻
杜甫雖然嚴守律詩粘對規律，但更為注重細密的雙聲疊韻之美。
清人周春在其著作《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中指出：“雙聲疊韻，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有。
沿及兩漢魏晉，莫不皆然。
但爾時音韻之學未興，并無所謂雙聲疊韻名目，故散見而不必屬對也。
自沈約創四聲切韻，有‘前浮聲，后切響’之說，于是始尚對者。
或各相對，或互相對，調高律諧，最稱精細。
唐初律體盛行，而其法愈密，惟少陵尤熟于此，神明變化，遂為用雙聲疊韻之極則。”(《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卷一)。
就以下詩句為例：
(1)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一 ) (2)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
(《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其二)
(3)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
(《西閣夜》)
(4)消息多旗幟，經過嘆里閭。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其中，(1)(2)兩句中的標記處為疊韻詞，(3)(4)兩句中的標記處為雙聲詞。
雙聲疊韻相互交錯，或彼此對應，使得律詩的聲調更為和諧，雖然出現了失對現象，但仍可視為杜甫對律詩平仄格律的加強。
換言之，平仄規則的應用與雙聲疊韻詞的使用，都是為了讓律詩的聲調更加和諧，當二者不可兼得時，杜甫選擇了更合適的后者。
當雙聲疊韻詞更勝一籌時，杜甫會掙脫律詩框架的束縛，舍平仄對仗而求音律和諧。
由此可見，杜甫對于律詩創作并非只是遵循格律，還有所創造，可以說得上是“戴著鐐銬跳舞”。
(二)社會原因
1.文化原因
唐朝的科舉考試以詩歌為主，因此唐詩盛行一時，文人墨客多擅長詩歌創作，律詩在唐朝也初現模型。
唐人殷[《河岳英靈集》稱“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骨備矣”，可見在杜甫生活的年代，律詩已有一定的規模，但還不成熟，其規則也不完備，期間有些詩歌仍然是古律混雜的“齊梁體”。
因此，杜甫早期的律詩創作雖格律嚴謹，且數量不多，但其所作的律詩不成熟，仍出現失對現象，這跟律詩規則不完備有很大關系。
自古時勢造英雄。
杜甫一生坎坷，戰亂漂泊的幾年，飽受戰亂之苦，見到了太多民不聊生，生靈涂炭的世間景象，使得他更接近下層百姓。
期間，他的思想逐漸轉變，其詩歌宣泄內心情感和反映現實社會的意味越發濃厚，抒發心中愛國愛民之情的想法遠遠大于吟風弄月之心，對詩歌的追求亦不僅限于對形式和格律的嚴謹塑造，而是人格形象的“詩意化”。
相對于格律詩而言，古體詩的題材更廣，更有利于抒情。
受到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精神的影響，為了抒發自己內心的苦悶之感，表達憂國憂民的愛國之情，當情感的抒發和韻律規則相沖突時，杜甫毅然決然地選擇反映現實以揭露社會的黑暗面，追求“意趣為上，詩律別之”的詩意化創作。
杜甫詩歌的轉變與其生活經歷密不可分。
隨著杜甫人生閱歷越來越豐富，人生感慨越來越深沉，他的七律中注入了更加豐富而深刻的內涵，使格律詩跳出上層文化圈，走向大眾文化。
劉辰翁評曰：“小縱繩墨，最是傾倒，律詩不甚縛律者。”(《唐詩品匯》卷八四引)。
他此時的創作自由灑脫，不受束縛，絕非為了入仕將自己限定在一個狹隘的領域。
相比年輕時多受文人騷客、世族貴胄追捧，此時他的讀者多了許多下層平民百姓。
為了使文化水平較低的人讀懂，他使詩句平民化、明白曉暢，這就難免出現失對現象。
例如：“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似家。”(《絕句漫興九首》其二)“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六)這些詩歌通俗易懂，詩中意象也極具鄉村色彩。
劉熙載說：“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為之，氣斷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攝，實由于古體未深耳。少陵深于古體，運古人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藝概》卷二)即杜甫在成熟的律詩形式中有意識地滲入古體詩加以創新，探索便于抒情的新格律形式。
正如杜甫自己所說的“覓句新知律”(《又示宗武》)，在格律詩走向成熟之后，他對格律有了新的認識和發現，認為“運古人律”更能縱意所如。
期間，“涼風動萬里，群盜尚縱橫。”(《悲秋》)“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又雪》)“小雨夜復密，回風吹早秋。”(《夜雨》)等詩句的出現，體現了古體詩“三平調”“三仄調”形式的引入。
在成都和梓州的這段時間，雖靠好友救濟生活，但相對而言比較安定，杜甫有更多時間創作甚至創新格律詩。
律詩創作尚未成熟、追求“意趣為上”的詩意化創作、平民化語言的使用和“運古人律”，都是杜甫格律詩創新過程中失對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
2.政治原因
唐朝以詩歌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統治階層在詩歌的題材范圍上有所傾向，對律詩的格律創作也存在著有形甚至無形的約束。
為了出仕為官，迎合大眾趨勢，文人多將題材和形式限定在官方嚴謹的格律之中。
在杜甫之前，這基本上已成為一種趨勢。
杜甫早期的詩歌作品也顯示出他受到這種趨勢的影響，即多為格律嚴謹的應試之作。
因此，困守長安十年之前的杜甫詩歌很少出現失對現象，偶爾出現的，也是因為當時律詩尚未成熟。
安史之亂后，國家動蕩，政治腐`，有識之士希望挽救日漸式微的國勢，新樂府運動應時而生。
這期間的大量詩歌為新樂府詩，文人士大夫利用詩歌諷刺褒貶時政的意識逐漸強烈。
而此時，近體詩也已完全定型，形成其穩定的句法格局。
正所謂“窮極思變”，在文化改革潮流的沖擊之下，杜甫開始有意識地改革格律詩，其已成熟的格律詩創作逐漸形成一種求變的趨勢，以順應新樂府運動。
這種趨勢使得杜詩的詩句更靈活多變，平仄對仗更不拘一格。
正是因為杜甫深得聲律之精髓，敢于大膽創新，才能寫出異于律詩正體的變體律詩，從而為失對現象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四、結語
縱觀唐代歷史，杜甫詩歌失對現象的出現，是初唐“齊梁體”對尚未成熟的格律詩的輻射影響;是律詩發展成熟后“窮極思變”的必然結果;是雙聲疊韻詞較平仄格律更能使聲律和諧的選擇;是杜甫重新認識格律，“運古入律” 的創新;是順應新樂府運動號召的時代產物。
杜甫詩歌失對現象研究作為一項新起的研究領域，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深度，擁有廣闊的研究前景和巨大的發展潛力。
杜甫詩歌中失對現象的研究，無疑會使我們對杜甫這位格律嚴謹的律詩大家的了解更全面、更透徹，也有利于我們梳理出完善的詩學體系。
分析杜甫所處的年代與其詩歌失對現象之間的關系，必將對詩歌格律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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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歌中的燕子意象【2】
[摘要]杜甫一生寫過1400余首詩。
他以詩寬心,以詩遣興,“山鳥山花吾友于”,花鳥魚蟲,草木城池,皆可以入他的詩中,而其中要算以燕子這個意象為最頻繁。
他的所有詩作中,共出現了53次燕子,數目不可謂不多。
這53只燕子之中,分別被賦予了不同的感情色彩和襯托作用,感情色彩,有歡愉的燕子,有悲傷的燕子,有可愛的燕子,有討嫌的燕子,總之,不一而足。
考察杜甫詩歌中的這些燕子的意象,或許可以窺見杜詩海涵地負、無所不包的藝術寬容性,對于研究杜甫的詩歌,不無裨益。
[關鍵詞]杜甫詩歌 意象 燕子
一
意象是詩歌的組成部分。
它和聲律一同構成了我國古典詩歌的整體。
意象的語源,最早出于《周易系辭》:“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但那時,關于“意”跟“象”只是用于算卦上,而且意跟象分開。
最早將意象一詞,用于文學評論的,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提到:“……然后使玄解之宰,學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近。”自后來,意象便成為中國古典詩歌批評中的一個重要的概念。
那么,何謂意象呢?所謂象,是指物質世界的客觀表象,比如一棵樹,一陣風;所謂意,即是詩人的主觀意念,包括詩人的感情在內。
結合起來說,意象指的是作者主觀情感同客觀景物的融合。
陳植鍔先生在《詩歌意象論》一書中,從理論上概括意象的含義是:“意象是以詞語為載體的詩歌藝術的基本符號。”為什么要強調是詩歌藝術的基本符號呢?我們知道,同樣一個詞語,它有著兩種不同的功能,在日常語言中,它代表的是一種固定的抽象概念,而在詩歌語言中,它就可以形成一種意象,那么此刻它代表的,則不僅僅是一種固定的含義,而且還是具有作者的主觀感情色彩的某種含義(或者說是象征)。
即以燕子為例,查《漢語大字典》“燕子”條,如下:
燕子:鳥綱燕科各種類的統稱。
體型小,翼尖長,尾分叉呈剪狀,喙扁短,口裂深,飛行時捕食昆蟲,對農作物有益。
屬候鳥(漢語大字典1043頁)。
這是日常語言中的燕子,它只能是一只燕子,一只普遍的,人們都認識的固定的燕子;而在詩歌語言中,它可以是許許多多的不同的燕子,甚至超過了本身的“燕子”含義而發展成其他物象。
比如,杜甫《去矣行》中的:“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這句詩里的燕子,就不僅僅是一只燕子,它被賦予了詩作者的主觀意念,就有了一種象征趨炎附勢的小人的含義。
由此也可以說,“在詩歌藝術中,這種通過一定的組合關系,表達某種特定意念而讓讀者得之言外的語言形象,就叫意象。”
二
關于燕子這個意象,早在我國最古的詩歌《詩經》中,就曾多次出現過。
比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邶風燕燕》),到后來的“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古詩十九首》其十二《東城高且長》),“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曹丕《燕歌行》其一),無不以燕子入詩。
到了杜甫則更是大量使用。
據筆者根據《全唐詩》統計,杜甫總共一千四百多首詩中共出現了53次燕子,這些燕子分別被賦予不同的情感和作用。
王國維說過:“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杜甫詩歌中的燕子,也似乎帶上了詩人自己的感情,當他夜聽許十一誦詩,感受到朗誦者的風雅的時候,燕子在他的眼中,是“紫燕自超詣,翠駁誰翦剔?”(《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當他送別生死之交的友人時,燕子在他眼中,似乎也是居無定所,“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贈別何邕》)。當久旱不雨,而突然下起雨來,詩人的心情,便也覺得“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喜雨》)。
燕子成了無憂無慮,凌空高翔的歡喜之物。
當他不稱意的時候,燕子在他的眼中,則成了惱人的動物。
比如,“清秋燕子故飛飛”(《秋興八首》其三),錢謙益注曰:“故飛飛者,惱亂之詞,亦觸迕也。”(《杜詩詳注》轉引),還有《絕句漫興九首》其三中的那只燕子,更是“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惱人之至。
而最多的,杜甫詩中的燕子,是被詩人賦予了一種閑適悠然的情懷。
比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二首》),比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絕句二首》其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閑適的燕子,大多寫在他的晚年定居在成都草堂之后。
杜甫的后半生,展轉漂泊,類如轉篷,幾乎都是在離亂中度過的。
他早年上《三大禮賦》時,于文中自稱自己的詩文是“沉郁頓挫”(《進雕賦》),雖然他那時的詩風還不成熟,這四個字遠不足于概括他當時的風格,但卻巧合地成了他一生的評價。
所謂沉郁頓挫,沉郁是指感情深沉郁積,猶如音樂里的悶音,在抑郁壓制之中埋伏著一種巨大的張力。
至于頓挫,周振甫先生在《詩詞例話》里說得好:“頓挫好比用毛筆寫字,把筆鋒按下去叫頓,頓后使個梢松而轉筆叫挫。”也就是說,頓挫是指詩歌創作上的一種表達方法。
但應該注意的是,杜甫雖然一生漂泊,居無定所,在他稍稍安定下來,比如,在成都草堂定居的時候,他的心情,他的詩歌,也并非一味的沉郁,表達上也并非一味的頓挫,他還是寫出了一些閑適的詩作。
體現在他的燕子意象中,便是這些燕子都被賦于了一種閑適輕松的感情。
比如,杜甫在朋友的資助下,終于建成了草堂,他的心情,自然是輕松愉快而又閑適自得的,請看他的《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第一聯,先寫了草堂的地理位置;第二聯,運用靜態的描寫方法寫周圍的景物;第三聯,寫飛禽,“頻來語燕定新巢”一句,燕子不但頻來定巢,而且似乎它的鳴聲,在詩人聽來,也像人的賀喜的語言。
正如羅大經《鶴林玉露》中評此詩:“蓋因烏飛燕語,而喜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將詩人之樂,轉嫁到燕烏之樂,正如黑格爾所說:“抒情詩人把最有實體性的最本質的東西也看作是他自己的東西,作為他自己的情欲,心情和感想,作為這些心理活動的產品而表達出來。”
相似的作品還有《江村》,其中的:“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一聯,將沒有人類智力的燕子的飛行,說成“自去自來”,也是賦予了“燕子”悠然自得的擬人性情感,表達了作者的悠閑情懷。
無怪乎黃生評之曰:“杜律不難于老健,而難于輕松。此詩見瀟灑流逸之致。”
燕子,不但可以被賦上不同的感情色彩,甚至還可以成為詩人親密的朋友。
唐代宗大歷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由夔州出峽,準備北歸洛陽,但因時局動亂,親友盡疏,北歸無望,只得以舟為家,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潭州一帶。
大歷四年春,杜甫離開潭州,欲往赴衡州。
他鄉行役,遠客孤舟,杜甫的心,無疑地是寂寞的,這時有一只燕子飛到了他的船上,杜甫喜出望外,馬上引這只燕子為心靈的朋友,寫了一首《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
舊入故園常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
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托此身。
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詩人一生胸負大志,“許身一何愚,竊比契與稷”(《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以天下為己任,立志施展自己的才華,像古代的圣賢契與稷那樣,造福萬民。
但他卻不為人君所用,以致一生落落無成,連生計都難以保障。
現在年紀老了,“孤舟漂泊,惟有燕子來,命題感慨。”。
首句“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點明時令,并引出所詠對象――燕子;“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仿佛燕子還能認得過去的主人,遠遠地看著“我”,卻又疑惑,這個過去的主人,怎么變得如此之蒼老呢?從側面點出了杜老自傷之感。
“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托此身”,“我”老病一身,親友寥落,而你這只燕子竟然還能飛來和我做伴,真是其幸何如了!這里,則把燕子當做同甘共苦的朋友,而末句“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更是極寫燕子的不忍離去,將賦在燕子身上的感情,鋪展到了極致。
三
清代的詩論家袁枚曾這樣說道:“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詞。”(《遣興》),打個比方來說,詩人就像三軍統帥,自然界的一切物象,則是他的兵馬。
杜甫就是這樣的一個“大元帥”,他的詩中,“兵多將廣”,關于上文提到過的燕子這個意象,在他的詩中,也發揮了多樣的作用。
有點明節氣之用,如“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
甫昔時嘗客游此縣,于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以燕子為秋天物象之代表,類似的還有“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立秋後題》)。
有賀喜之燕,如“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借燕子之賀,代替人之賀,更添喜慶之氛。
再如,“樓上炎天冰雪生,高盡燕雀賀新成”,(《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亦是賀喜之燕。
有起襯托作用之燕,如“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姜楚公畫角鷹歌》),以梁間平凡而膽小之燕,襯托出姜楚公所畫之鷹的英武兇猛。
有起象征作用之燕子,如“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歸燕》)”,這是象征忠貞之士的;“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去矣行》),這是象征趨炎附勢的營營之徒;“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這里則是象征正要大展宏圖的志士了。
總之,杜甫成功地使用了燕子這個中國古典詩歌中歷代傳承下來的意象,用它來表達多種多樣的感情,得心應手地讓這只傳統的鳥,在它的詩歌中發揮不同的作用,從這一個小小的方面,我們或許可以管窺到杜詩海涵地負的高度藝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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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歌中的舟船意象【3】
摘 要：杜甫詩作中含有大量的舟船意象，從詩人的住行與其詩歌創作的關系角度，分析其詩中的舟船意象，發現杜詩中的舟船意象豐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現角度，伴隨著水上行旅生發出獨特的情感體驗。
在深層意蘊上，杜甫為舟船意象賦予鮮明的家國關懷，使其彰顯出寶貴的精神價值。
關鍵詞：杜甫;舟船意象;表現角度;情感體驗;家國關懷
杜甫在《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里回顧一生，發出“哀傷同庾信”的悲嘆;①在《詠懷古跡五首》(其一)中又說“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兩處相聯，發現杜甫與庾信在漂泊他鄉上是一致的。
只不過庾信是南人北寓，杜甫是北人南泊。
北馬南船，杜甫在南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與舟船有了聯系。
“關下嘉陵水，沙頭杜老舟”(《嘉陵江過合州漢初縣下》)[1]，是南宋范成大的詩句，“杜老”即指杜甫。
杜甫在《惜別行送劉仆射判官》中寫道“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又在《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中說到“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
范成大將杜甫的詩句“杜陵老翁秋系船”、“余亦沙邊具小舟”合并濃縮為“沙頭杜老舟”并寫入己詩，足見杜甫在生活上與舟船是很密切的。
緣此，筆者即試析一下杜詩中舟船意象的獨特風貌。
一、舟船意象淵源與杜詩中的舟船意象
我國很早就發明了獨木舟，隨后演變出空間更大的木板船。
最初“舟是指用于江河兩岸的過渡工具，而船則是沿水道上下航行的遠行工具”[2]，舟、船“普及之后，最先的這種過渡與遠行的區分就不明顯了”[3]，可并稱為舟船。
早在先秦時，詩歌中就出現了舟船意象，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詩經柏舟》)[4]。
作為詩歌意象的舟船，在言語表達層面上，由于古人分類的細致、修辭等因素，除了舟、船，尚有航、舸、、槳、棹等多種表達。
而先秦至盛唐，杜甫詩歌中出現的舟船頻次是最多的，高達470余次。
②杜甫筆下的舟船意象始于其身處北方之時，但數量較少。
杜甫真正在生活上與舟船密切相關、在詩歌中大量涉及舟船意象并凸顯其自身特色，是從漂泊西南開始的。
二、杜甫詩歌中舟船意象的特點
自先秦至盛唐，詩歌中舟船意象的表達情境，多為渡水場景、泛游描寫，情感上多為玩樂、離情、隱逸等。
而到了杜甫，時代環境的前后變遷，自身的經歷與情感的參與，使其詩中的舟船意象以更接近生活的筆調呈現出來，詩中的意象與詩人自身的外在處境、內在情感聯系的更為緊密。
杜甫面對安史之亂引起的社會動蕩、肅宗的冷遇等情況，被迫舉家流浪至相對安定的南方。
然而，即使在南方，也先后出現了多次騷亂。
這種情形下，杜甫不論是思北歸還是避戰亂，都與作為水路交通工具的舟船有了聯系。
更突出的是，他出峽后真正達到了舟居的地步。
③杜甫頻繁的舟居與船行，反映到創作中，就使得其詩中的舟船意象呈現出自身的特點：
第一，外在處境上，豐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現角度。
杜詩中的舟船意象出現的表達情境，不僅涉及離別、游玩這些一般化題材，而且觸及到更廣泛、實際的水上生活。
首先，杜甫細致地表現了一些雖不“詩情畫意”但卻實際真切的水上行旅體驗，如“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發劉郎浦》)。
這種體驗，與孟浩然的“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李白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早發白帝城》)相比[5]，確實是大異其趣的。
其次，杜甫詩歌中大量寫到舟人船工這些普通勞動人民，獨特地表現了他們的行船技術及相關的打魚、客貨運輸等內容。
第二，內在情感上，伴隨著水上行旅生發出獨特的情感體驗。
杜甫到南方后，又懷念起生活多年的長安，常希望經水路出峽、至吳會沿運河北上返京。
在川渝時，舟船就成了他出峽的希望，如“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逢唐興劉主簿弟》)等。
但出峽后，因計劃與實際不符，他的生活時有窘迫，終致未抵吳會，客死荊湘。
與其他詩人如鮑照、王昌齡不同，杜甫漂泊荊湘的三年，朋友變故、軍閥戰亂，使其四處奔波，居無定所，常處于水上行旅中與舟船相伴，這種相伴是長期的甚至是有些無奈的，消除了應景、獵奇等因素，具有更為真切、深刻的人生體驗。
通過分析杜詩中諸如“扁舟空老去，無補圣明朝”(《野望》)、“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陽樓》)等詩句，可以強烈地感受到，詩人水上行旅時孤苦無依的情態，甚至在無奈、病困之下竟將舟船視為最后的寄托物與安頓所。
三、杜甫詩歌中舟船意象的精神價值
漢代李尤認為：“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輦重歷遠，以濟天下。”(《舟楫銘》)[6]晉代棗據也稱美舟船：“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樸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船賦》)[7]由此可看出舟船的作用與地位，也感受到舟船比德而出的內在意蘊。
依此觀照杜甫詩歌中作為意象的舟船，可以說折射出了強烈的家國關懷。
這種家國關懷，主要表現為實虛家園、比德君國。
(一)實虛家園
杜甫以細致的寫實手法，較為充分地表現了南方水鄉的生活面貌。
這類詩作中寫到最多的是打魚，如“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觀打魚歌》)等。
杜甫的這類詩句，與何遜的“漁舟乍回歸，沙禽時獨赴”(《答丘長史詩》)等相比[8]，對這種生產活動的描繪確實更有活潑靈動的生活氣息，就描寫打魚而言，杜甫的詩句更為形象生動。
杜詩中也多次寫到南方的水路運輸，如“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西山三首》其三)、“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夔州歌十絕句》其七)。
此外，如前提及，長期居住南方，杜甫在詩中也寫到水手善于使船的情形，如“欹帆側舵入波濤，撇漩捎無險阻”(《最能行》)，這在水高灘險的滟體現得尤為明顯，“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滟》)，用乘客的驚恐落淚反襯舟工船夫的歌笑自若，更凸顯了其行船的巧妙。
這也從側面展現了舟人船工這一階層刺激而自信的生活情態。
總之，杜詩中的舟船意象，較為充分地反映了以舟船為工具的水路交通、漁業生產，真切地體現出詩人對普通勞動人民的關注與熱愛。
以此觀之，杜詩中的舟船意象帶有明顯的家園氣息。
杜詩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現南方百姓的家園氣息上，是切實的;但對于他自身而言，卻是化虛的。
杜甫居住草堂后，生活境況相對安定，與家人有了更多的團聚時光，如《進艇》詩中“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表達了戲耍游樂的悠然欣悅之情。
像這種舟船意象中含有拖家帶口的情境表現，杜甫以前，只有津女救父等典故、棹女情郎等內容稍微沾點邊，而文人在詩中鮮有這樣涉及其家庭的。
此外，杜詩中還有寫到一家子靠著舟船四處流蕩的場景。
家庭悲喜之外，他還抒發了對故園的深深依戀。
視京洛為故鄉的杜甫，他的懷鄉與戀闕緊密相連。
杜甫遇到故人歸京或者舟船往來，便會引發家國之思，如“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溪上》);而“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秋興八首》其一)的“故園心”，從《秋興八首》整體上看，更是將思鄉與戀闕巧妙聯在了一起。
杜甫融合了思鄉與戀闕，又受到報國安民理想的鞭策，使其雖漂泊困頓，但從不絕望，一直熱愛生活、關注現實。
杜甫漂泊南方時，精神力量確是支撐他積極生活下去的主因，但常伴他的舟船，也同樣不容忽視。
舟船作為交通工具，相比車馬，有不少優越性：其一，一般地講，水行相對平穩，便于旅行時眠臥;其二，遮風避雨性能良好，航行持續性較好;其三，舟船上可備有廚具。
④除此之外，杜甫還把“行李、長物多放在長期包用的船上”[9]，可見舟船儼然成了他長期漂泊的“小家”。
據“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系船”(《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巾拂那關眼，瓶易滿船”(《回棹》)推斷，詩人在“小家”里得到簡單的休息、安頓后，還可以看書、喝酒。
杜甫不僅自身生活能夠得到簡單滿足，還可以在舟船上招待拜訪的客人，如《蘇大侍御訪江浦八韻記異》的序文里提到在舟船里招待來訪的蘇渙。
可見杜甫在漂泊南方時，尤其是流離荊湘的三年，舟船在很多時候成了他的棲息地、庇護所，是在外部條件上最后一道免于饑寒的防線，護佑其走完最后的人生歷程。
因此，杜甫詩歌中的舟船意象某種意義上渲染了一些遮風避雨、身心休憩的“家”的色彩。
由杜甫常乘坐舟船并將之訴諸大量的詩歌創作，不難發現，作為詩人的杜甫與作為詩歌意象的舟船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很密切的。
這種密切關系，使其詩中的舟船意象不可避免地陶染上自身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客死于船上這種特殊的經歷，在后人看來，更是強化了杜甫與舟船的聯系。
以上情況，促成了后世詩人在舟船意象的表達上，有時會融入某些杜甫的因素，如前提到的“沙頭杜老舟”當中，沙頭之舟稱為“杜老舟”，幾近于典故。
又如黃庭堅在《題杜子美浣花醉圖》這首題畫詩中寫到“浣花酒船散車騎，野墻無主看桃李”[10]，在詩與畫更大的文化視野中，將杜甫形象與舟船意象聯到一起;而清代毛際可《燈下讀杜》一詩中的“老病孤舟生事少，江湖滿地故園荒”[11]，可謂將杜甫晚年寄寓南方具舟漂泊的生平經歷作了精當的概括與體認。
此外，杜甫對于陶淵明構筑的“桃花源”很向往，曾多次探尋這個富足、淳樸而又類似上古時的家園。
杜甫雖未找到桃花源，但留下了浣花溪草堂這個真正存在的住所。
在杜甫看來，草堂只是一時的樂園，但在之后的歷代文人心中，草堂儼然成了杜甫住過的名跡、圣地，并得到不斷題詠，幾成為他們的精神家園。
從杜甫的經歷特別是舟居情況、其詩歌創作中舟船意象的突出地位以及后人的詠悼情況來看，比照浣花溪草堂，可以說杜詩中的舟船意象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詩人“流動的家園”，或者說是“化虛的家園”。
杜甫以其細致寫實的筆觸，不擇巨細，有感即作，流落南方的特殊經歷使其在詩歌創作中對舟船意象作了廣泛的開拓，既有反映南方普通百姓的水鄉家園氣息，也有“歷史的玩笑”折射出的詩人自身的“化虛的家園”，它們都以獨特的方式透顯出特定的家園氣息。
(二)比德君國
古人很早就將舟船與國君相聯系，如《爾雅》：“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12]，即表明造舟為天子專用。
春秋戰國以后，造船術不斷發展，逐漸產生了更完備的大型舟船。
“龍舟(船)”一詞，有時指端午民俗中比賽用的舟船，但詩歌中亦指國君所乘坐的舟船，如“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煬帝幸江南時聞民歌》)等[13]，杜甫詩中亦有用例：“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將造舟、龍舟等豪華的舟船與國君相聯，呈現出國君出行、游樂的盛大氣勢與尊貴身份。
為了保衛家園或者維護、促進統一，時而會發生戰爭，而舟船自古都是水上作戰的重要承載工具，如樓船、戈船等。
詩歌中的舟船意象對此現象的反映也是由來已久，如《詩經樸》中的“淠彼涇舟，徒楫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王粲《從軍詩》中的“樓船凌洪波，尋戈刺群虜”等[14]。
杜甫詩中也有用例，如“無復云臺仗，虛修水戰船”(《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夔府書懷四十韻》)等。
水上的舟船行旅不排除有舟覆人亡的風險，而先賢很早就將舟水關系同君民關系聯系了起來，《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15]在古代，國君某種意義上代表著國家，這則名言彰顯了君與民的關系，亦揭示出國家政權與平民百姓的微妙互動，蘊含著如何治國理政的重大問題。
杜甫居官時日雖少，但對君對國，都忠貞不渝;對于君國大事，都極為關心，具有“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隱患的政治器識”[16]。
杜甫的《三韻三篇》(其二)中以舟船比人才，“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
起檣必椎牛，掛席集眾功。
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認為“大才不可小用”。
⑤《解憂》開篇即是“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就該詩而言，杜甫所闡發的同舟共濟尚是不自覺地表露，但他在報效國家、勇救國難等國家層面上的同舟共濟之偉大精神卻是很自覺的，這從他“麻鞋見天子”(《述懷》)等言行上可以看出。
杜甫在《覆舟二首》里，借求仙不成，托言皇帝雖貴，終究亦死，不必靠求仙以期長生，從反面諷諫，表現出一腔忠君愛國的赤誠。
在杜甫以前，也有詩人筆下的舟船意象在某個角度上含有比德君國的意味，如屈原在《天問》一詩中提出“覆舟斟尋，何道取之”[17]，以“覆舟”概括了夏代的一位君王國滅身死的下場。
⑤又如劉琨的“乾象棟傾，坤儀舟覆”(《答盧諶詩》)、張說的“將興泛舟役，必仗濟川才”(《送任御史江南發糧以賑河北百姓》)等[18]。
詩歌中舟船意象比德君國的內涵，在先秦已有表現，后漸趨明顯。
但杜甫以前，只是個別詩人在個別篇目中表現了比德君國的一個角度，到了杜甫才廣泛涉及舟船與戰爭、人才、君王、國家等的關聯，并不自覺地上升到同舟共濟的精神層面。
杜詩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現比德君國的某個角度上可能不典型，但綜合起來考察，其舟船意象可以說透顯出較為鮮明的君國比德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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