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史：對外文化交流編

唐文化史：對外文化交流編

　　一、陸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

　　唐代是舉世聞名的陸路絲綢之路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通過歐亞內陸地區進行的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大發展，是與唐朝強盛的國力及其在西域的經營分不開的。宋朝史臣記敘唐朝疆域稱“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1]。指出唐朝對西域的經營甚至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以開疆拓土著稱的漢代。正是有了唐朝在西域實施的各項行政設施和完備的驛站系統，使通過陸路進行的經濟、文化交流有了可靠的保障。唐代也是歷史悠久的陸路東西交通走向衰落的時代，安史之亂以后唐朝內部的戰亂，在阿拉伯勢力東進的影響下中亞地區政治局勢的變動，中國經濟重心從中西部內陸地區向沿海地區的東移，海上交通工具的長足進步等諸多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海上線綢之路取代陸路地位的局面。

　　第一節 陸路交通的發展

　　交通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文化交流得以實現的最根本的條件。交通狀況決定和制約了文化交流的規模和程度;反過來，文化交流繁榮與否，也對交通狀況起著促進或滯礙的作用。發達的陸路交通，為唐朝的文化交流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1.《西域圖志》與隋代西域交通

　　唐代對外交通的繁榮，是在隋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隋、唐之前，中國古代社會經歷了魏晉南北朝長期的分裂，對外交往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隋代重新統一全國，使內地與外界的交通進入了新的階段。尤其是在隋煬帝繼位之后，專門設置了四方館，負責接待并處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強隋朝對外交往的職能[2]。同時又派了許多使臣，四出訪求異俗。僅見于記載，在大業初年派出的使臣就有：羽騎尉朱寬在大業三年(607年)出使流求[3];同年，文林郎裴清出使倭國[4];大約同時或稍后，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國[5];大業初年，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域各國[6];大約同時，又遣云騎尉李昱通使波斯[7]。在同一時期派遣如此多的使臣，出使這樣多的地區或國家，這在漢唐時期對外交往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使臣間的交往不僅增強了隋朝與外界的相互了解和政治、經濟往來，開擴了當時人的眼界，而且也大大加強了隋朝與周邊地區各國，尤其是與西域諸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系，促進了隋朝與西域陸路交通的發展。

　　在對外交往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一批記敘隋代與外界交往的史籍，主要有韋節《西番記》[8]、彥琮《大隋西國傳》[9]、裴矩《西域圖記》以及《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西域道里記》、《諸蕃國記》等等[10]，在數量上大大超出了前代。雖然這些書籍多已散佚，但它反映了隋代對外交通的高度發展，同時也促進了隋朝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在這類書籍中，《西域圖記》對后世，尤其是對唐朝的影響很大。

　　《西域圖記》3卷，裴矩編撰。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西晉戰亂，其先祖避亂于河西，晉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苻堅滅前涼，徙豪右七千余戶于關中，裴氏家族大概在此時返回河東故里。裴矩及其父、祖都在北齊為官，齊亡入周，漸受楊堅重用。平陳之后，裴矩以3,000“弊卒”綏集嶺南二十余州，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后來歷任民部尚書、內史侍郎、尚書左丞、吏部侍郎等職。煬帝繼位之后，擔任過民部侍郎、黃門侍郎。這時隨著北方形勢的好轉，隋煬帝大力發展與西域的關系，西域諸國多至張掖交市，煬帝令裴矩掌管與西域的貿易，裴矩揣知煬帝“方勤遠略”，于是“誘令”商胡言西域各國的國俗、山川等情況，撰成《西域圖記》一書[11]。雖然現在已經無法見到《西域圖記》的原貌，但是在《隋書》和《北史》的“裴矩傳”中，幸而保存了原書的序，借此可以大體了解到這部重要著作的概況。

　　對于研究隋唐時代的東西交通來說，最可寶貴的是《西域圖記》的序文中保留了原書中介紹當時中西交通的三條最主要的道路。裴矩將它們稱作北道、中道和南道。

　　北道出敦煌(今甘肅敦煌)至伊吾(今新疆哈密)，經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鐵勒部到達突厥可汗廷。然后渡北流河水(今錫爾河)至拂菻(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達于西海(今地中海)。這條道路的開通與突厥汗國在政治上統一了歐亞大陸北方地區有密切的關系。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經焉耆(今新疆焉耆)、龜茲(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度蔥嶺(今帕米爾)，又經鈸汗(今費爾干納盆地)、蘇對沙那(今烏拉秋提尤別)、曹國(今伊什特汗)、安國(今布哈拉)、穆國(今查爾朱)，至波斯(今伊朗)，最后到達西海(今波斯灣)。

　　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新疆若羌)，向西經于闐(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新疆葉城)、喝盤陀(今新疆塔什庫爾干)，度蔥嶺，又經護密(今瓦罕)、吐火羅(今阿姆河南、興都庫什山以北的地區)、帆延(今巴米揚)、漕國(今加茲尼)，至北婆羅門(今印度北部)，達于西海(今印度洋)。

　　隋代發達的西域陸路交通，為唐朝陸路交通的大發展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2.唐朝統一西域

　　隋朝在煬帝時代雖然大力開展了對西域的交通，但是由于國祚短促，交通的深度和廣度都有較大局限。而唐朝無論是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在西域取得了比前代更大的成就，從而為陸路對外交往的空前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隋末唐初，突厥勢力有了極大的發展，西突厥汗國統治著金山(今阿爾泰山)以西，波斯以東，興都庫什山以北的廣大西域地區，而東突厥汗國則是金山以東，東海以西，大漠以北廣大草原地區的主人，高開道、竇建德、劉武周、梁師都、劉季真、郭子和、張長遜、薛舉、李軌等北方諸多割據勢力，甚至包括唐朝開國皇帝李淵在內，大都在這時接受了突厥可汗賜封的官號，向突厥汗國稱臣納貢。唐人杜佑稱此時突厥勢力空前強大，“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12]。突厥汗國的威脅，是唐朝初年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

　　建國之始，唐高祖李淵(618-626年在位)的處境相當艱難。僅就北方而言，他一方面不得不維持與突厥汗國原有的臣屬關系，同時還要與服屬于突厥汗國的其它割據勢力斗爭，壯大自己的力量。經過高祖與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在位)兩代的努力，終于在太宗貞觀四年(630年)利用突厥汗國內部分裂的有利轉機，消滅了東突厥汗國，解除了來自北方草原的威脅。此后，太宗步隋后塵，轉而向西方發展。貞觀八年(634年)擊敗吐谷渾，打開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四年(640年)，正式開始對西域用兵。

　　與西突厥汗國的斗爭，貫穿于唐朝初年經營西域的整個過程之中。貞觀初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去世之后，西突厥汗國分裂成了泥孰系與乙毗咄陸系兩派，雙方為了爭奪大可汗的位置，互相征戰不已。唐朝最初雖然沒有介入西突厥的內戰，但是始終堅持以泥孰系西突厥為正統，并將勢力范圍向西推進到了伊吾，設立了伊州。貞觀十二年(638年)之后，乙毗咄陸可汗迅速向東方推進，引起了西域東部地區局勢的大變動，原來與唐朝保持友好關系的高昌國也倒向了乙毗咄陸可汗，轉而與唐朝為敵，圖謀聯手攻擊伊州。為了扭轉不利局面，唐太宗毅然發動了對西域的戰爭，驅逐了乙毗咄陸系西突厥在西域東部的勢力，消滅高昌國，并在高昌、北庭等地設置了西州和庭州，與伊州一起推行與內地相同的制度。唐太宗還不顧大臣的反對，在高昌設置安西都護府，留兵鎮戍西域，將唐朝的勢力范圍推進到了西域東部地區。

　　在對西域的戰爭中，唐太宗始終堅持支持泥孰系西突厥的政策，當泥孰系西突勢力逐漸強盛，打敗乙毗咄陸系西突厥之后，與唐朝的矛盾很快就激化了。泥孰系乙毗射匱可汗與唐朝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分割原來由乙毗咄陸系西突厥控制的地區這個問題上，當乙毗咄陸可汗敗亡之后，唐太宗希望通過雙方結姻的形式，得到對塔里木盆地諸國的統治權，提出以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蔥嶺等5國作為聘禮，但被乙毗射匱可汗拒絕。貞觀廿二年(648年)，唐太宗發動了針對乙毗射匱可汗的昆丘道行軍，并扶植原乙毗咄陸系的阿史那賀魯葉護作為西突厥十姓故地的統治者。唐朝在西域的勢力較之前代有了較大的發展。

　　但是唐太宗未及對西域事務作出最后安排，就過早去世了。唐高宗(649-683年在位)繼位之后，改變了唐太宗的西域政策，將被唐太宗俘虜至長安的焉耆、龜茲、于闐等國國王都送回西域，并任命滯留長安的高昌王的弟弟麴智湛為安西都護兼西州刺史，擔任了西域最高軍事、行政首腦。但是由于唐朝在西域的行政設施有欠完備，軍事力量也非常薄弱，已經擔任了唐朝瀚海都督的西突厥首領阿史那賀魯很快就發動了叛亂，使唐朝在西域的勢力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甚至面臨著完全退出西域的危險。經過7年的戰爭(651-658年)，唐高宗最終平定了西突厥，并在波斯以東原西突厥統治的地區設置了眾多羈縻都督府、州，初步完善了唐朝在西域的政治統治格局，形成了以伊、西、庭三州為核心，以安西都護府為保障，以羈縻府州為依托的多層次的統治結構。此后雖然由于吐蕃和大食的介入，西域局勢屢經變動，唐朝在西域的軍事、行政組織設施以及羈縻府州的具體設置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動，但是直到8世紀末年唐朝退出西域，在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進程中，7世紀中葉建立的這種統治結構一直是維持西域社會秩序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唐朝對西域的長期統治，使西域社會擺脫了西突厥各派長期混戰的局面，促進了西域各國生產的發展，從而為陸路交通的大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和物質保障[13]。

　　3.沙漠絲綢之路概說

　　所謂沙漠絲綢之路，是指由唐朝都城長安出發，通過我國今甘肅、青海、新疆地區，經中亞通往中東及東歐地區的通道。大體上可以根據敦煌為界，將這條道路分為東西兩段。

　　沙漠絲綢之路的西段，約略相當于上文裴矩《西域圖記》記述的由敦煌通往西方的中道和南道。隨著東西交往的發展和人們地理知識的豐富，唐代對陸路絲綢之路西段的了解和記載遠遠超過了隋代。如根據唐朝初年著名的玄奘的經歷撰寫的《大唐西域記》，詳細記錄了波斯以東的西域各國及天竺各國的地理情況[14];唐德宗朝宰相賈耽(730-805年)撰寫的《皇華四達記》[15]和新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中[16]，都詳細記載了蔥嶺東西，尤其是蔥嶺以東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道路狀況和由唐朝設置的烽燧館驛;而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urdādhbih)《道里邦國志》也記敘了巴格達北通中亞，南達印度的道路狀況，其中從怛羅斯到熱海南岸的拔塞干城的道里和沿線諸城絕大部分與賈耽記載的路程相符合[17]。[Îâð1] 此外如唐朝初年義凈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18]、開元十五年(727年)新羅僧人慧超記述自己巡禮天竺諸國經歷的《往五天竺國傳》[19]、8世紀中葉唐朝名相杜佑族侄杜環記載在中亞、西亞各地見聞的《經行記》等有名的地理著作[20]，也大大豐富了沙漠絲綢之路西段的內容。

　　東段指由唐都長安連接敦煌的道路。從長安西通敦煌的路線分為南、北路和青海道等三條通道。

　　南路的大體走向是長安→咸陽→扶風府(今陜西鳳翔)→隴州汧源縣(今陜西隴縣)→隴山，轉而沿隴山西南行，經清水至秦州(治上邽縣，今甘肅天水)西行，經伏羌縣(今甘肅甘谷)→渭州襄武縣(今甘肅隴西)→渭源縣→臨州(治狄道縣，今甘肅臨洮)，轉而北上至蘭州(治金城，今甘肅蘭州市)，由莊浪河北上，經廣武縣(今甘肅永登)→涼州昌松縣(今甘肅古浪)，至姑臧縣(今甘肅武威)與北道合，西行經刪丹(今甘肅山丹)→甘州(治張掖縣，今甘肅張掖)→肅州(治酒泉縣，今甘肅酒泉)→瓜州(治晉昌，今甘肅安西)等地至敦煌。

　　北路從西安出發，經奉天(今陜西乾縣)→邠州(治新平，陜西彬縣)→涇州(治安定，今甘肅涇川)→平涼彈箏峽，轉而向北，經原州(治平高縣，今寧夏固原)至石門關，由此向西，經會州(治會寧，今甘肅靖遠)，自烏蘭關渡黃河，西北行至涼州姑臧，與南道合，至甘州→肅州→瓜州→敦煌。

　　青海道從蘭州或臨州西行，經河州(治枹罕，今甘肅臨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樂都)→鄯城(今青海西寧市)，轉而西北行，渡大通河，越大雪山(祁連山)，經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刪丹縣，與北道合，至甘州→肅州→瓜州→敦煌。

　　青海道還有兩條支線，或自鄯城經青海湖北岸，沿柴達木盆地北緣至大柴旦，北上經當金口至敦煌，或自鄯城過赤嶺(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岸至吐谷渾國故都伏俟城，沿柴達木盆地南緣，經都蘭、格爾木，西出阿爾金山至新疆若羌，與裴矩所載南道合[21]。

　　經過考古工作者的長期努力，上述道路已可由考古遺存標志出來[22]。

　　4. 吐蕃、泥婆羅道的開辟

　　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后，與古代印度的文化交往，就構成了古代中國對外交往的最重要的內容。但是在魏晉南北朝期間，中國與印度之間的陸路通道主要是經由裴矩記載的中道或南道，不僅路途迂遠，而且非常危險。較著名者如法顯，在后秦姚興弘始元年(399年)從長安逾隴山西出，經河西走廊達敦煌，度流沙，西經鄯善(今新疆若羌境)、焉夷(今新疆焉耆)，向南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抵于闐(今新疆和田)，西跨蔥嶺，入北天竺，游歷天竺諸國后，由海路返回。貞觀初年唐玄奘西行取經，也由河西達玉門關，越莫賀延磧，西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庫車)→跋祿迦(今新疆溫宿)，北跨天山，經熱海(伊色克湖)至素葉水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之托克瑪克)，向南經中亞諸國，跨越大雪山(興都庫什山)，入天竺。玄奘歸途則是由所謂南道，越蔥嶺，經于闐返回。

　　由于傳統道路自然環境惡劣，須“踐流沙之浩浩，陟雪嶺之巍巍”，有“鐵門巉險之途，熱海波濤之路”[23]，被行人視為畏途。在唐代，隨著吐蕃的興起和對外交往的發展，新開辟了一條由西藏經尼泊爾(泥婆羅)至印度的通道[24]。據記載，這條道路大體走向是由上述青海道河州北渡黃河，經鄯州(治湟水，今青海樂都)→鄯城(今青海西寧市)→青海湖，轉而西南行，大致經都蘭、格爾木，越昆侖山口、唐古拉山口，進入今天的西藏，進而經安多、那曲，進抵拉薩，再由拉薩西南行，經日喀則進入尼泊爾，并進而抵達中天竺。近年在西藏日喀則地區吉隆縣縣城以北約4.5公里處阿瓦呷英山嘴發現的摩崖石刻《大唐天竺使出銘》，明確記載“顯慶三年六月”，左驍衛長史王玄策經“小楊童之西”出使天竺的經歷，為進一步研究吐蕃泥婆羅道的具體路線提供了寶貴的資料[25]。

　　《釋迦方志》稱這條道路為東道，且置于唐朝由陸路通印度的三條通道之首。并在“泥婆羅國”下稱“比者國命并從此國而往還矣”[26]。《佛祖統記》也臚列了由唐朝通往印度的各條道路，并在“尼(泥)婆羅”下注稱“其國北境即東女國，與吐蕃接。人(?)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唐梵相去萬里，自古取道迂回，致成遠阻。”[27]。最可注意的是，兩處都特別聲明，唐朝官方使臣往來天竺是由吐蕃泥婆羅道。《佛祖統記》的注文可能出自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由許敬宗領銜主編，在玄奘《大唐西域記》和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基礎上編撰的《西域志》(或稱《西國志》)，兩相比較，《釋迦方志》關于吐蕃泥婆羅道的記載，很可能就是來源于《西域志》或《中天竺國行記》[28]。

　　“近而少險阻”，是唐朝初年官方使臣選擇這條道路的最主要的理由。至少唐使王玄策前后三次出使天竺，都是取吐蕃泥婆羅道。貞觀十七年(643年)三月唐使李義表由長安出發，送天竺使返國，同年十二月抵達摩伽陀國，只用了不足10個月時間。而同一時期僧人玄照自中天竺歸國，“以九月而辭苫部(中印度奄摩羅跋國國王)，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萬里”[29]。只用了區區5個月的時間。較之跋涉沙磧，翻越天山的傳統沙漠道，新開辟的吐蕃泥婆羅道確實是一條便捷、安全的通道。這條道路在貞觀年間成了唐朝與天竺交往的一條最重要的通道。

　　除了官方使臣之外，唐朝初年前往印度求取經像的唐朝僧人，也大多選擇這條道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了貞觀十五年(641年)至武后天授二年(691年)近50年間57位僧人赴印度求法的經歷，其中確知經由陸路者21人，3人所經具體路線不詳，8人取傳統道路經新疆、中亞至印度，10人取吐蕃泥婆羅道(其中3人經傳統沙漠道去，歸途取吐蕃泥婆羅道)。如果考慮到7世紀中葉以后唐與吐蕃交惡，經由吐蕃境內的道路受到嚴重影響這一事實，將時間范圍限于社會環境較為正常的7世紀中葉前后的話，則確切知道貞觀十五年至麟德二年(665年)間前往印度的僧人共8人，其中只有1人取傳統道路，其它7人全部取道泥婆羅[30]，可見這條道路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唐朝西域羈縻州，并且在青海大非川大敗唐軍，吐蕃泥婆羅道斷絕。這條道路開通的時間雖然短暫，但是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佛教經典之外，印度繪畫、雕塑、造糖以及植物都在這時通過吐蕃泥婆羅道源源不斷傳入了唐朝，有學者認為，甚至中國造紙術也是通過這條道路傳入印巴次大陸的。[31]

　　5.草原絲綢之路的繁榮

　　草原絲綢之路是指由漠北通往西域的通道，草原絲綢之路的繁榮，與突厥汗國和回紇汗國的興起有密切關系。

　　突厥汗國是6世紀中葉由突厥人建立的游牧政權。在最興盛的時期，突厥汗國統治了東盡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的歐亞內陸廣大地區，使許多較小的草原或森林居落，以及被荒漠隔開的相對孤立的綠洲社會都打上了深深的突厥的烙印，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各種古代文明之間久已存在的聯系。盡管統一的突厥汗國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而且汗國內的各個屬國實際上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權，但是突厥的統治卻在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漢、唐等朝代在世界各地對中國的稱謂中所起的重大影響一樣，在西方，突厥的名稱甚至取代了舊有的“斯基泰人”的稱呼，在許多世紀中，成了“野蠻人”的通稱。反映出突厥政權在東西交往的歷史上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在突厥人之前，絲綢之路交通主要是沿著歐亞大陸腹地的邊緣地帶進行的，當時的交通路線主要是將中國、印度、波斯和羅馬連接起來，而通往羅馬的道路則需要從波斯境內通過。在東方與拜占廷帝國間的絲織品貿易中，波斯人長期都充當著“中間人”的角色，并得到了豐厚的收益。古代絲綢之路貿易的顯著的特點是，這種貿易是通過“轉手”的方式進行的，買方與賣方往往并不是商品的直接消費者或生產者。在漫長的絲綢之路上，貿易物品在流通過程中一次次地在大的商業集散地“轉手”，然后陸續轉入消費者的手中。減少中間環節不僅意味著生產者能以較高的價格出售商品，對于消費者來說，也意味著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作為中介的波斯人在東方與拜占廷帝國間的絲織品貿易中得到的利益越多，對突厥或拜占廷利益的損害就越大。對波斯人而言，盡量維持絲綢之路貿易的原有格局，是保持自己優勢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對于羅馬人和突厥人來說，當務之急則是改變絲綢之路貿易被波斯人控制的局面，以使自己獲得最大的利益。羅馬人和突厥人共有的改變絲綢之路貿易原有狀況的強烈愿望，對唐代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羅馬和突厥都進行了一些嘗試，擺脫波斯人對東西方貿易的控制。當時的羅馬通過海上交通也可以進行絲織品貿易，可是由印度啟航的絲綢貿易船大都是在波斯的港口停泊登岸，為此，查士丁尼(Justinian Ⅰ，527-565年在位)皇帝曾經與阿拉伯沿海的航海人聯系，建議他們從印度的港口直接運送絲織品，他還努力將蠶引進了羅馬。在海上貿易還不很發達的情況下，羅馬的這種努力收效甚微。與此同時，突厥人也力圖改變由波斯人控制絲織品貿易的局面，派遣由粟特人組成的商貿使團出使波斯，請求得到在波斯境內自由出售絲織品的允諾。波斯人不但拒絕了突厥的要求，而且在突厥使團的食物中投放毒藥，毒死了突厥使臣。這次事件導致了突厥與波斯關系的破裂，也促成了羅馬與突厥人之間的直接貿易活動的開展，開辟了新的東西方之間交往的通道[32]。

　　這條道路是在波斯以北，穿越堿海與里海之間的荒漠地區。當時主要的線路大概有兩條，一是由錫爾河出發，通過堿海的北岸，另一條是沿著阿姆河，通過堿海南岸，兩條線路一般是在烏拉爾河口附近的地方會合，然后通向伏爾加河。從伏爾加河開始，或者沿著頓河和黑海北岸到達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達黑海的港口。這條道路應該就是裴矩在《西域圖記》中記載的新“北道”，即所謂草原絲綢之路的西段。這條道路雖然不如從波斯通往羅馬的道路那樣便捷，但是在經由波斯的通道被阻塞之后，它的開通恢復了東西方間的交往，增進了相互的了解，開闊了當時人們的視野，在東西方交往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而突厥汗國則在新北道的開通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新北道開通之后，突厥與羅馬之間頻繁的使節往還，說明了這條道路在當時的重要作用。據近代學者研究，拜占廷帝國只有在突厥汗國時期才對遠東有比較詳盡的記載，而在此之后，西方對東方的記載卻明顯地減少了，只是到了六百多年以后的蒙古時期，希臘和拉丁記載中有關東方的內容才又逐漸增多起來[33]。這個事實突出地證明了突厥人不僅對當時的東西方之間的了解和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草原絲綢之路的西段在唐代繼續得到了發展。前蘇聯學者在北高加索西部庫班河上游莫謝瓦亞·丘巴爾卡墓葬群發掘出了八世紀產于唐朝的大量絲綢、帳歷性質的漢文文書片斷，和以“唐人牽馬圖”為內容的絹畫等文物，出土遺物證實了這條道路的存在，而且表明唐朝商賈的足跡至少已經到達了北高加索地區[34]。

　　如果說突厥對草原絲綢之路西段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的話，唐朝的統一則是草原絲綢之路東段大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隨著唐朝對漠北草原諸部的統一和在西方的進展，草原路的交通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年)，唐朝連破突厥、鐵勒汗國，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紇的率領下臣服唐朝，貞觀廿一年(647年)，唐朝以鐵勒、回紇諸部置6都督府7州，并給玄金魚符為符信，“于是回紇等請于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總六十六所，以通北荒，號為參天可汗道，俾通貢焉。”[35]回紇牙帳位于鄂爾渾河上游(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哈爾和林西北)，所謂“參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關內道北部軍事重鎮豐州(今內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紇牙帳的交通干道，此外經由居延海和唐朝北庭也有通往漠北草原的道路。

　　參天可汗道與賈耽記載的通四夷七道之一的中受降城入回紇道約略相當。大體走向是由長安北上至豐州，西北行經鸊鵜泉入磧，經麚鹿山→鹿耳山→錯甲山→密粟山→達旦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綿泉→鏡泊至回紇牙帳。要之，這條道路是經烏蘭泊，循翁金河北上至鄂爾渾河流域的道路。

　　居延海道從漢代以來就是重要的南北通衢。具體路線是由甘州(今甘肅張掖)北出合黎山口，循張掖河(額濟納河)北上，至居延澤，復北行抵花門山堡(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敖包圖)，東北行與參天可汗道合，至回紇牙帳。

　　早在北朝，北庭通回紇汗庭道就是由漠北突厥汗國通往西域及天竺的重要通道，唐朝統一西域地區之后，這條通路的戰略意義更顯重要。玄宗開元八年(720年)，唐朝擊東突厥，以朔方總管王晙自南徂北，奚、契丹率部由東而西，另由拔悉密部從北庭東入，合擊漠北突厥牙帳，所行即北庭通回紇道[36]。安史之亂以后，河隴被吐蕃攻占，河西走廊及青海道都被阻塞，官方使臣、僧侶、商賈往來西域，都須取道回紇，這條道路更成了由陸路通西域的唯一通道。其大致走向為自北庭西出，經蒲類縣(今新疆奇臺縣)北行抵北塔山，轉而沿山東行，越阿爾泰山，東北行至回紇牙帳，整個行程約三千里[37]。

　　6.西南絲綢之路的發展

　　西漢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漢使張騫歷盡艱辛從西域回到長安。在向漢武帝提供的報告中，張騫提到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曾見到邛竹杖和蜀布，據稱這些四川的特產是大夏的商人自東南數千里外的身毒(印度)轉販至大夏的，張騫根據地理方位猜度，印度應去蜀未遠。向漢武帝建議開通自西南經印度通大夏的道路，以避開羌人與匈奴的阻滯[38]。張騫的意見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持，由此引發了漢朝歷時多年開通西南通道的行動。雖然由官方派出的使臣們最終沒能由西南到達印度，但是此舉對西南地區的開發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使從西南通往西域的道路第一次進入世人的視野。

　　歷東漢、魏晉，西南通道見于僧傳者漸多。約在4世紀后半葉，冀州僧人慧睿少年出家，游學四方，行至蜀西界，被人掠為牧羊奴，有商客見他精通經義，以金贖身，再著緇衣，遂“游歷諸國，乃至南天竺”[39]，慧睿自蜀地向西進入印度的道路，就是漢武帝搜尋多年未果的西南通道。又據義凈記載，唐初東印度有支那寺遺址，“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支那即廣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亦云提婆佛呾羅，唐云天子也——原注)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驛——原注)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據內容分析，這些僧人進入東印度的年代當在3世紀后半葉[40]。則在慧睿之前，就已有大批僧人沿此道前往印度。晉常璩《華陽國志》也記載永昌郡境內有“閩濮、鳩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41]。永昌郡在今云南西南部，身毒就是印度，則印度古代居民也有移居云南境內者。

　　入唐以后，隨著與古代印度交通的發展，西南絲綢之路更加繁榮，記載也明顯增多。不僅一些著名的僧傳作品，如《大唐西域記》、《南海寄歸內法傳》等都記載了這條道路[42]，而且官方地理書中也正式記載了這條道路的情況，如慧琳《一切經音義》在注釋“牂牁”時，就曾“檢《括地志》及諸地理書、《南方記》等”書的記載，詳細記載了西南絲綢之路的狀況[43]。《南方志》未見著錄，但《括地志》則是唐朝初年由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泰主持修撰的大型地理書[44]，而且慧琳稱“諸地理書”，則當時記載這條道路的地理書當不在少數。此外，賈耽在《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之“安南通天竺道”中，也詳細記錄了這條道路的情況[45]。據稱，咸通中(860-874年)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通五天竺胡語，通大小乘經律論，曾在唐朝宮廷供職，“以北天竺與云南接境，欲假途而還”，此僧被懷疑為奸細，抓到成都之后，“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46]。則在沙漠道、吐蕃泥婆羅道、草原道等陸路交通線衰落之后，西南絲綢之路仍然是聯系中國西南地區與印度的重要通道。

　　大體上來說，西南絲綢之路可分為兩段，一為川滇段，一為滇緬段。川滇段分為兩道，北道為牦牛道，即從成都西出，經邛崍→雅安→滎經→漢源→越西→西昌→會理→黎溪→大姚→大理;南道為石門道，由成都南下，經彭山→樂山→宜賓→豆沙關→昭通→威寧→曲靖→昆明→大理。滇緬段主要有兩條，一是從大理出發，經保山→騰沖，進而西至緬甸密支那，前往東印度;一從大理出發，經保山→龍陵→瑞麗，進入緬甸，至東印度。此外進入緬甸之后，還可由伊洛瓦底江泛舟南下入海，經海路前往印度。

　　第二節 唐朝與中亞諸胡國的交往

　　這里說的中亞諸胡國，是指唐代蔥嶺(帕米爾)以西，波斯以東，大雪山(興都庫什山)以北，碎葉水(楚河)以南的地區。這一地區在唐代以前由西突厥控制，唐朝滅西突厥汗國之后，在這里設置了羈縻都督府州，但仍然保持了各國統治者原來的地位，實行了與突厥類似的限于名義的統治方式，與唐朝關系相當密切。

　　唐玄奘在貞觀初年曾途經中亞諸國，他在《大唐西域記》中，明確將共同處于突厥統治之下的中亞諸國分成南北兩個地區，鐵門關以北是以河中地區為中心的粟特地區;鐵門關以南，則是所謂的吐火羅地區。玄奘將前者稱作“窣利”(即粟特)，后者為“覩貨羅(即吐火羅)國故地”[47]。這種區分比較準確地反映了蔥嶺以西、波斯以東中亞諸國的人文和自然狀況，是唐朝初年比較流行的看法[48]。如稍后于玄奘的義凈(635-713年)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成書于武后天授二年，691年)中敘述玄照西行求法的行程時，稱玄照“途經速利(即粟特)，過覩貨羅，遠跨胡疆，到土蕃國”[49]。同作者在《南海寄歸內法傳》(與上書同時)中，也將“覩貨羅、速利(即粟特)國等”與“北方諸胡”對舉[50]。所謂的“覩貨羅國”或“速利國”，并不是指兩個獨立的政權，而是代稱西突厥政權統治下的西域的兩個不同的地理區域。由于這兩個地區具有顯著的差別，所以玄奘明知它們同屬突厥勢力范圍，但還是將粟特與吐火羅地區的分界點鐵門稱作“突厥之關塞”[51]。以下分別敘述這兩個地區與唐朝的交往。

　　1.與粟特諸國的交往

　　《新唐書·西域傳》描述了粟特諸國之一的何國屈霜你迦城(Kusanik)，稱：“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其君旦詣拜則退。”[52]這里說的“婆羅門”就是古代印度的代稱。“波斯”是指波斯薩珊朝政權。“拂菻”指拜占廷政權。這條記載突出說明了處在中國、印度、波斯、羅馬等古典文明交匯之地的粟特諸國的特征。粟特地區與古代中國歷朝政權都保持著密切的交往，繪制“中華古帝”，表明了它與中華古文明的久遠聯系;自6世紀中葉以后，粟特諸國被突厥征服，成為突厥汗國的屬國，所以同時描繪了突厥君主的畫像;而這里又是印度、波斯、拜占廷諸古代文明向東方傳播的重要中繼站，故而這些國家君王的畫像也堂皇地繪在了何國的重樓之上。

　　粟特(Sogdiana)很早就見于漢文載籍，《后漢書》作“栗(粟)弋”，《三國志》作“屬繇”，此外還有“窣利”、“速利”等異譯。在唐代，粟特主要是指熱海以西，波斯以東，楚河以南，鐵門關以北以錫爾河和阿姆河為中心的地區及生活在這一地區(或曾經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人民及其后裔[53]。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傳統，粟特人很早就以經商為業，“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在到”。“生子必以石蜜納口中，明膠置掌內，欲其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54]。與猶太民族在西方歷史上承擔的作用類似，粟特人也在東方古代社會的經濟生活中扮演了貿遷有無的商業民族的角色[55]。

　　唐代粟特地區以康國(Samarkand)為中心，形成了主要由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等國組成的所謂“昭武九姓”國。昭武九姓國是粟特及周圍地區土著政權的主體。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康國和曹國與唐朝通貢，自此聯系不絕，但是粟特地區仍在西突厥政權的統治之下。貞觀元年(627年)以后，西突厥爆發內戰，嚴重阻礙了絲綢之路沿途各國與唐朝的貿易往來，對以興販貿易為業的粟特諸國影響尤大。貞觀五年(631年)，康國請求“內附”唐朝，即建立名義上的君臣關系。唐太宗認為招來絕域，追求聲威遠播的虛名，“無益于用而糜弊百姓”，況且一旦接受內附，就要承擔相應的保護義務，如果康國有難，在道義上就不得不出兵相救，結果只能“勞百姓以取虛名”，拒絕了康國的要求[56]。粟特諸國遠在蔥嶺以西地區，而唐朝勢力這時還沒有進入西域，康國請求“內附”，只能理解為在西突厥長期內戰的情況下，康國為了維持與東方的貿易關系，請求唐朝承擔保護絲綢之路貿易的責任，這次事件表明，興販貿易對粟特諸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高宗顯慶三年(658年)，唐朝最終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叛亂之后，在西域各地建立都督府、州，在粟特及鄰近地區至少設置了康居都督府(以康國置)、大宛都督府(以石國置)、佉沙州(以史國置)、安息州(以安國置)、木鹿州(以東安國置)、南謐州(以米國置)、貴霜州(以何國置)、休循州(以拔汗那國置)等羈縻都督府和羈縻州，以各國國王為都督或刺史，進一步密切了與粟特地區的關系。此后，唐朝曾封康國王咄曷為欽化王、以西曹國王哥邏仆羅為懷德王、石國王莫賀咄吐屯為順義王、石國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米國國君為恭順王，并曾改史國為來威國。安史之亂以后，邊兵內調，吐蕃占據河隴，大食勢力也在中亞逐步立住了根基，粟特諸國與唐朝的政治關系由密而疏。

　　粟特諸國與唐朝文化交流的意義不僅表現在粟特本土與唐朝之間的密切關系，而且在于絲綢之路沿線，特別是在唐朝境內廣泛分布的粟特移民點在東西文化交流中起的重要作用。粟特人經商的范圍遍及中亞及東亞、北亞各地，為了保障商隊的安全，為經商活動提供便利，他們在交通要沖之地設立了駝隊棚舍和一些自我保護性的組織，隨著時間的推移，初期臨時性的過客變成了停居的僑民，而駝隊棚舍的所在地也就相應地成了粟特僑民的聚落[57]。本世紀初以來，在新疆各地發現的粟特語、于闐語、中古波斯語和“據史德語”以及漢語、藏語、佉盧文尼雅俗語等資料表明，至少在七八世紀時，在今新疆境內塔里木盆地周圍的于闐、且末、若羌、據史德、撥換、龜茲、焉耆等地，都普遍有粟特人存在[58]。根據近年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六七世紀時，在高昌就已經有了著籍的粟特人，《唐神龍三年(707年)高昌縣崇化鄉點籍樣》殘文書中，存戶主名46人，其中屬于粟特姓者24戶：計康姓10戶、安姓6戶、曹姓4戶、何姓2戶、石姓2戶;屬于其他胡姓者4戶：白姓2戶、竹(竺)姓2戶;漢姓只有18戶。有些姓名如安浮?臺、康?延、何無賀?、石浮?盆、石浮?滿、曹莫盆等都是典型的胡風名字。這件文書表明了唐西州粟特聚落的存在，而且“崇化”這個名稱，也與這個鄉作為粟特胡人聚居地不無關系[59]。

　　自西州東行，在今甘肅敦煌、河西、內蒙古、遼寧等地也存在大量的粟特人聚落，尤其是敦煌從化鄉的情況，與西州崇化鄉性質略同，但更為典型。敦煌所出天寶十載(751年)敦煌縣從化鄉科差簿殘卷，登記了從化鄉居民236人，其中康、安、石、曹、羅、何、米、賀、史等粟特姓氏占總人數的九成以上，而在他們中有四成以上仍然以粟特語起名。在8世紀中葉，雖然農業生產在他們的生業中已很重要，但是商業活動仍然占相當的比重，而他們從事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作為商業交易的中介人來維護粟特人的利益[60]。

　　近年在各地發現的粟特金銀器皿，為粟特人在唐朝各地的活動提供了實物證據。1963年春，在西安東南郊沙坡村出土了一批銀器，其中有1件“圈足，圓口，腹部十二曲”的銀碗，碗底正中有陰雕長角鹿圖案[61]。這種圖案在七八世紀粟特器物上較為常見。更重要的是，在銀碗的口沿下有一行粟特文銘文，意為“祖爾萬神之奴仆”，可知是粟特火祆教徒使用的器物。1990年在新疆焉耆七個星鄉老城村出土了6件銀器，其中有一個碗上的銘文被識別為粟特文，意為“這件器物屬于得悉神……達爾瑪特神，銀重30斯塔特”[62]。1975年，在內蒙古昭盟敖汗旗1號墓發現了一批金銀器，其中有鎏金銀壺1件，鎏金銀盤1件，橢圓形銀杯1件，帶柄銀杯1件，銀勺1件。這是有組合關系的一套餐具，在唐代金銀器皿中，目前還沒有發現同類器物。這組器物中，最有特點的是帶柄壺和帶柄杯。帶柄壺捶揲成型，壺身扁圓，口部有流，略似鳥形。束頸，鼓腹。圈足呈喇叭形，底緣以聯珠環繞。壺柄上端起自口部，下端止于中腹，呈弧形。最奇特的是，壺柄上端與口緣相接處立一胡人半身像。帶柄杯呈扁圓形，口部兩端上翹。束頸，鼓腹，圈足外侈。腹部有環形柄，上加橢圓形指墊。在中國傳統器形和唐代金銀器中還沒有發現完全相同的器物。據研究，這組器物屬于粟特銀器，時代在公元7世紀下半到8世紀上半葉，較墓葬年代為早[63]。這組器物的發現為研究草原絲綢之路和粟特人的活動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長期居住在中國的粟特商人甚至從敦煌、吐魯番等地將中國的商業制度帶到了粟特本土。在粟特語中，tym這個詞指“店鋪、商棧”，而在現代塔吉克烏茲別克語中，這個詞是指“有棚蓋的巴扎(集市市場)”或“發售布匹的客棧”，在穆斯林著作中，意思也基本相近。據研究，該詞應該就是漢語“邸”或“店”的音譯。吐魯番文書中有“取當縣群牧、莊塢、底(邸)店及夷胡戶”的記載[64]，唐營州都督宋慶禮也曾“招集商胡，為立店肆”[65]，可知“邸”或“店”是唐代的習稱，而來源于這一稱謂的tym則一直延用到了10世紀以后[66]。

　　在長期交往的過程中，唐朝文化藝術也對粟特地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65-1971年之間，前蘇聯學者對康國故城(Afrasiab)宮廷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在發現的30多間居址中，以1號室的壁畫保存最為完整，壁畫年代為7世紀末至8世紀初期的15年間，約略相當于唐高宗朝至玄宗開元初年，這些壁畫反映了粟特地區與唐朝密切的文化聯系。

　　西壁主題為諸使獻禮圖，其中數人為唐裝使臣，有一人手托織物三疊，一人手托絲。人物頭戴唐初盛行的幞頭，身著窄袖長身袍，系腰帶，垂鞶囊，佩長刀，是典型的唐初官吏形象。

　　北壁正中繪一河流，將畫面分成了東西兩部分，西側為唐裝仕女泛舟圖，東側為唐裝騎士獵獸圖。泛舟圖繪二艘紅色小舟，其中一艘鳳舟上有十女子，正中突出位置為一貴婦，由五名貴婦簇圍。船首一紅衫侍女持竿、船尾一紅衫侍女劃槳，近船尾有二女樂彈奏。泛舟圖畫面可與敦煌莫高窟55窟相比較。居中貴婦與身邊五位貴婦均梳雙鬟髻，可與吐魯番所出絹畫仕女發型相比較。劃船仕女著窄袖小衫，裙腰高束，與莫高窟初唐329窟女供養人服飾略似。女樂所持樂器之一為箏(或琴)，可與敦煌莫高窟初唐220窟及盛唐127窟之箏比較。騎士獵獸圖主要表現數名騎士狩獵的場面，騎士或持槍、或彎弓，形象威猛勇武，服裝與西壁唐使所著相同，馬及猛獸的形象也可以在莫高窟壁畫中找到類似的形象。

　　東壁殘損過甚。南壁為支汗那人出行圖。與莫高窟156窟“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中的馬隊、駝隊和貴婦出行場面以及420窟西域商隊圖中的駝隊比較，可見其線條勾勒與中國壁畫相似[67]。

　　此外，在澤拉夫善河上游，距撒馬爾罕(Samarkand)70公里處的品治肯特Ⅵ號遺址42居室的8世紀壁畫中，也發現了唐裝女樂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同遺址13號室還發現了樂人手中所持的排簫。排簫起源于中國內地，它的發現表明在西域胡樂對唐朝音樂文化發生重大影響的同時，中土音樂也對西域音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68]。

　　此試將粟特諸胡國向唐朝遣使情況列表如下：

　　粟特諸國遣使唐朝表[69]

　　2.與吐火羅諸國的交往

　　唐玄奘將吐火羅諸國稱作“覩貨邏國故地”，謂此地“南北千余里，東西三千余里，東厄蔥嶺，西接波剌斯(波斯)，南大雪山(興都庫什山)，北據鐵門”。玄奘所記，吐火羅國故地分為27國，但實際上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載了29國[70]。在唐朝初年，這里與粟特地區一樣，是西突厥汗國的屬地，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派長子呾度設駐在活國(Warwaliz)，“管鐵門已南諸小國”[71]。西突厥滅亡之后，唐朝于顯慶三年(658年)和龍朔元年(661年)在這一地區設置都督府州，唐朝載籍將設置州縣的使節稱為“吐火羅道置州縣使”[72]，但是唐朝設置州縣的“吐火羅道”與玄奘所載“覩貨邏國故地”已有所不同。玄奘記載了29國，唐朝設置州縣者只有16國。唐朝在各國設置都督府如下：吐火羅國設月氏都督府、?噠國設大汗都督府、訶達羅支國(即謝?)設條支都督府、解蘇國設天馬都督府、骨咄施國(即骨咄)設高附都督府、罽賓國設修鮮都督府、帆延國設寫鳳都督府、石汗那國設悅般州都督府、護時犍國設奇沙州都督府、怛沒國設姑墨州都督府、烏拉喝國設旅獒州都督府、多勒建國設昆墟州都督府、俱蜜國設至拔州都督府、護密國設鳥飛州都督府、久越得犍國設王庭州都督府、波斯國波斯都督府。都督府下各設州若干，州下設縣，此外還設置了軍府系統，共設都督府(或州都督府)16、州72、縣110，折沖府126。

　　唐朝在吐火羅道的名義之下設置都督府的諸國中，有些沒有被玄奘列入覩貨邏國故地，如訶達羅支、罽賓、帆延等就屬于這種情況[73];有些不見玄奘記載，如烏拉喝國即屬此例[74];而所謂的“波斯國”，則是由逃奔吐火羅故地的波斯末代國王之子卑路斯建立的流亡政權。波斯本土這時已被新興起的大食占領。吐火羅國在吐火羅故地諸國位居首領，大約相當于康國在粟特諸國中的地位[75]。

　　吐火羅故地居絲綢之路南道要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8世紀以后，隨著大食的東進和吐蕃的北上，吐火羅國故地成為雙方勢力交匯的地方，但是直到8世紀中葉，唐朝從西域撤軍為止，諸國與唐朝間的交往一直沒有斷絕，唐肅宗乾元(758-760年)初年，吐火羅甚至發兵與西域9國援兵東進中原，幫助唐軍打擊安史亂軍。吐火羅軍當時被編在朔方軍之下。護蜜國王紇設伊俱鼻施也在乾元元年(758年)入朝，并被唐朝賜姓李氏[76]。

　　此試將吐火羅諸國向唐朝遣使情況列表如下：[77]

　　吐火羅故國遣使唐朝表

　　第三節 唐朝與天竺諸國的交往

　　由于傳統的歷史、文化聯系，在唐朝對外交往中，天竺國始終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文敘述的吐蕃泥婆羅道，實際上就是為了適應唐朝與天竺往來的需要而開通的。本節主要以天竺為中心，介紹唐朝與天竺諸國及附近地區的交往。

　　1.玄奘與《大唐西域記》

　　講到唐代對外交通，尤其是講到唐朝與天竺諸國的交往，就不能不提到家喻戶曉的唐玄奘與根據他西行求法經歷整理的《大唐西域記》。

　　唐玄奘(600-664年)，俗姓陳，名祎，河南緱氏人(今河南偃師縣)，出身于儒學世家，自幼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玄奘在13歲出家為僧，先后游學洛陽、成都、荊州、揚州、相州、長安等地，遍訪名師，游學請益。因感于佛教諸宗派對佛學基礎理論解說各不相同，貞觀元年(627年)，“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78]，踏上了西行取經求法的漫漫征途。這一年玄奘28歲。

　　玄奘從長安西出，經河西走廊，過玉門關，度莫賀延磧大沙漠，歷九死一生抵伊吾(今新疆哈密縣)。自伊吾向西南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經屈支(今新疆庫車)、跋祿迦國(今新疆阿克蘇)，北越天山，沿伊塞克湖西行，到達西突厥可汗的駐蹕地碎葉城(今吉爾吉斯共和國之托克馬克附近)，復在西突厥的護送下，穿過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粟特諸國，經由鐵門關，進入吐火羅國故地。自此向南，越大雪山(興都庫什山)，入北天竺。從貞觀二年(628年)至十七年(643年)，16年間遍歷五天竺諸國，訪求名僧、研習佛典，在貞觀十七年(644年)歲尾，經蔥嶺東返瞿薩旦那國(即于闐國，今新疆和田縣)，遣高昌俗人馬玄智隨絲綢之路商隊上表朝廷，向唐玄宗告知自己歸來的消息。在沿途各地方政府的迎送下，于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長安。時年46歲。

　　唐玄奘在印度游學多年，獲致了極高的聲譽。貞觀十四五年間(641-642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舉行規模盛大的法會，特別以玄奘為論主，召集五天竺各國不同宗教、不同學派的學者齊來預會。“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議論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79]，經過18天的辯論，唐玄奘取得了勝利。“諸眾歡喜，為法師競立美名，大乘眾號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眾號曰‘木叉婆提婆’(此云‘解脫天’)。”[80]歸國后，玄奘帶回了佛教經、律、論各類經典657部，如來肉舍利150粒，金、銀、檀佛像7軀，受到了唐朝官民、僧俗人眾的熱烈歡迎，彥悰稱嘆“遺法東流，未有若斯之盛”[81]。

　　玄奘還殫精竭慮，主持了佛經翻譯工作。據統計，從隋初(581年)至唐貞元五年(789年)，總計208年之間，內地總共翻譯佛經492部，2743卷，而從貞觀十九年(645年)至龍朔三年(663年)短短19年間，僅經玄奘翻譯的佛經就有75部，1331卷。玄奘翻譯的佛教經典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質量上也超邁前古，“在中國翻譯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82]。

　　《大唐西域記》集中體現了玄奘對唐代對外交通的重大貢獻。《大唐西域記》12卷，是在玄奘返回長安后，遵照唐太宗的旨意修撰的，由玄奘口述，辯機筆錄而成。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初，玄奘往洛陽謁見唐玄宗，奉敕撰《西域記》，次年七月，就在翻譯五部經論的同時，完成了《大唐西域記》的撰寫工作[83]。如此急迫，或與唐太宗定于貞觀二十一年(648年)末發起對西域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急于了解西域情況有關。

　　《大唐西域記》記載了玄奘在取經途中親歷和聽說的138個西域國家或城邦的情況，范圍包括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薩克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烏茲別克共和國、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家或地區，詳細記錄了各地地理、交通、氣候、物產、民族、語言、歷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各方面的情況，對了解和研究古代中亞、南亞的歷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重建印度古代歷史的最重要的資料，不僅眾多印度古代社會、歷史的著作主要依據《大唐西域記》保留的資料寫成，甚至印度著名的那爛陀寺遺址，也是根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的線索發掘和復原的。在當今印度，玄奘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玄奘本人也久已成為中印友好的化身[84]。

　　2.王玄策出使印度

　　中國古代從事對外交通活動的人最主要有三種，即僧侶、使節和商人，如果說玄奘是唐代僧侶舍身西行求法的典型的話，王玄策則是官方使節的突出代表，在唐朝與天竺諸國交往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玄策，河南洛陽人，新、舊《唐書》無傳。在貞觀十七年(643年)至顯慶年間(656-661年)，他至少曾三次出使天竺，對唐朝對外交通和古代中國與印度關系作出了重要貢獻。王玄策將前后出使經過寫成了《中天竺國行記》，文字部分10卷，圖3卷，至宋時，圖、文并佚。唐高宗麟德三年(666年)，曾在王玄策和唐玄奘有關著述的基礎上，由官方修成了《西域志》(或稱《西域圖》)100卷，文60卷，圖40卷，此書也在宋時散佚。王玄策的行跡散見于唐代僧傳轉引以上兩書的內容及官書的零星記載[85]。

　　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在貞觀十七年(643年)。此前，唐玄奘至摩伽陀國(Maghadha)，敘說唐朝情狀，國王尸羅逸多(戒日王)遂在貞觀十五年(641年)遣使入唐，太宗命云騎尉梁懷璥持節撫慰，尸羅逸多復遣使隨唐使入朝。貞觀十七年(643年)三月，太宗再命衛尉丞李義表為正使，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為副使，率隨從22人，送天竺使節返國。同年十二月，抵達摩伽陀國，歷游天竺各地，并于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七日在著名的靈鷲山勒銘留念，同年二月十一日，又“奉敕”在摩訶菩提寺立碑，二篇銘文現存于《法苑珠林》[86]。貞觀二十年(646年)，王玄策一行返回長安。第一次出使，前后歷時4年左右，往返都經過泥婆羅國(今尼泊爾)。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作為正使，率副使蔣師仁等三十余人再次出使五天竺。適逢尸羅逸多去世，其臣阿羅那順發兵拒唐使，并劫奪諸國貢物，王玄策從人悉數被擒。玄策逃奔至吐蕃國，發精銳1,200人，又發泥婆羅國7,000騎，還攻阿羅那順。經過激戰，生擒阿羅那順，斬首3,000余級，俘虜12,000人，獲牛馬30,000頭，于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庚子(648年6月16日)回到長安[87]。

　　顯慶二年(657年)[88]，唐高宗復遣王玄策出使天竺，送佛袈裟。據有關記載可知，顯慶四年(659年)王玄策在婆栗阇國，國王為唐使設種種雜伎表演。顯慶五年(660年)九月二十七日到摩訶菩提寺，十月一日離開此地返唐[89]。到達長安似在龍朔元年(661年)初[90]。

　　王玄策的出使活動大大推動了唐朝與天竺的文化交流。這種交流首先表現在促進雙方思想文化方面的了解與交流。上文所述王玄策勒銘天竺，宣揚“大唐之淳化”，當然會促進天竺各地對唐朝的了解。更可注意的是，王玄策還著意在天竺宣傳道家傳統經典《道德經》。據王玄策與李義表第一次奉使歸來時向太宗的報告稱，唐使途經迦沒路國時，發現這里除了信佛，“外道”也很興盛，于是對其國王童子王說，中國在佛教未流行前，就已有道家經典在民間廣泛傳布，道經如果傳到迦沒路的話，這里必定也會信奉。童子王于是請求得到老子像與《道德經》。太宗令玄奘與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一起參詳，將《道德經》翻譯為梵文，“奘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為譯之”[91]。此事雖因佛、道信徒相互爭論不決而中輟[92]，但它的確是古代中印思想文化交流的一個重大事件。

　　王玄策的出使活動還促進了唐朝與天竺的文化藝術交流。第一次奉使時，玄策帶畫工宋法智等同行。法智等人在天竺專門從事臨募佛像的工作，“巧窮圣容，圖寫圣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模”[93]，在長安引起了轟動。宋法智不僅畫藝精湛，而且工于雕塑，麟德元年(664年)，唐玄奘臨終前設齋，“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壽殿豎菩提像骨”[94]。王玄策從天竺帶回的佛像范本不僅被廣泛“模寫”，而且被收藏于宮禁之中。麟德二年(665年)，東都敬愛寺佛殿內雕塑菩提樹下彌勒像，“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為樣”，并由王玄策本人親自指導帖金[95]。在佛像摹本廣泛傳播的同時，古代印度的繪畫、雕塑技法，必定也隨之流布到了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

　　不僅如此，王玄策的出使活動還對唐朝與古代印度及周圍地區的物質文化交流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歸來時，尸羅逸多遣使獻“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樹”[96]。第三次出使到達摩訶菩提寺時，寺主戒龍為唐使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華氈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真珠八箱，眾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97]許多古代印度物產就這樣隨著唐使傳到了唐朝境內。最重要的是，在日用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的蔗糖，也與王玄策的出使活動直接相關。據稱，戒日王與唐朝通使，“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98]“石蜜”就是蔗糖。印度制糖法的傳入對我國糖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99]。通過以上記載，我們知道不僅蔗糖隨王玄策的出使而傳到了唐朝，唐朝的“綾帛”也被王玄策等人大批攜往天竺。

　　王玄策的出使活動，還推動了沿途國家或地區與唐朝的物質文化交流。如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時經過泥婆羅，曾受到其國王那陵提婆的熱情接待。次年(647年)，泥婆羅國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蔥等物[100]，泥婆羅國與唐朝通使，顯然與王玄策的外交活動有密切關系。“波稜菜”就是今天的菠菜，直到現在仍是最常食用的蔬菜之一。

　　甚至人們習稱的“方丈”一詞，就是來源于王玄策的出使活動。據載，天竺吠舍厘國宮城西北六里寺塔，是說凈名處，寺東北有塔，是凈名故宅基，多靈跡，其舍由磚砌成。“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101]。

　　王玄策出使活動對中印文化交流的許多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3.中華文明在印度的傳播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度，與其他地區一樣，印度的蠶絲也是由中國傳入的，在?胝厘耶的《政事論》中有cīnapatta這個字，意思是“產生在中國成捆的絲”，梵文

　　cīnāmsuka，意思是“中國衣服，絲衣服”，梵文中與“絲”有關聯的物品名，大都冠以

　　cīna(支那，中國)，可知中國古代絲織業對印度的重大影響。除了絲以外，中國傳往印度的還有紙和鋼，印度古代沒有紙，梵文中表示“紙”的字都是外來字，有學者認為梵文“asya”，就是漢文“紙”的譯音。梵文表示鋼的“cīnaja”，意思是“支那生”，也就是出產于中國[102]。玄奘指出，印度將桃稱作“至那你”(Cīnanī，意為“中國傳來的”)，“唐言漢持來”，梨言“至那羅阇弗呾邏”(Cīnarajaputra，意為“中國王子”)，“唐言漢持來”[103]。此外，由中國傳入印度的物產還有白銅、磁土、茶、肉桂、黃連、大黃、土茯苓等等，種類繁顆，不一而足[104]。

　　上文提及，唐玄宗曾組織人力將《道德經》譯為梵文，準備傳往天竺。在談到中國古代哲學對印度的影響時，季羨林先生曾指出中國佛教“倒流”印度的問題。據載，開元年間(713-741年)，含光和尚前往天竺取經，天寶六載(747年)返回長安，后在五臺山與天臺宗和尚湛然談起西域佛法流傳情況，含光稱，天竺有一高僧，曾向他詢及天臺宗創始人智?著作的情況，表示對天臺教法十分欽仰，再三叮囑含光，“或因緣重至，為翻唐為梵附來，某愿受持。”含光稱，這是因為“南印土多行龍樹宗見，故有此愿流布也”[105]。唐玄奘也曾將《大乘起信論》譯為梵文，使其在印度流傳。《續高僧傳》稱：“《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其則法化之緣，東西互舉。”[106]佛教倒流現象表明，唐朝對印度文化并不是僅僅限于被動吸收，而是在包括佛教在內的各個領域，對印度文化都曾產生過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與倒流現象相關的，是求法僧人攜住天竺的漢譯佛教經典。高昌僧人智岸、彼岸法師泛舟前往天竺，中途病卒，“所將漢本《瑜珈》及余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矣”[107]。可知唐朝僧人多攜漢經前往天竺。此僅就義凈本人見聞所及者略作介紹。齊州人道希法師曾在那爛陀等地學習，“有文情，善草隸。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新舊經論四百余卷，并在那爛陀矣。”當時將玄奘以前翻譯的佛經稱作“舊譯”，玄奘翻譯者為“新譯”，所謂“新舊經論”，就是指新譯和舊譯的佛教經典。道希本人雖然在天竺病逝，但是他攜來的漢經卻留在了那爛陀寺。大乘燈禪師也是“持佛像，攜經論”，前往天竺禮佛，在那爛陀寺“過道希法師所住舊房，當于時也，其人已亡。漢本尚存，梵夾猶列”。義凈曾在那爛陀寺“檢唐本”佛經，并發現了新羅僧慧業所寫的《梁攝論》[108]。從義凈的記載看，那爛陀寺很可能是將“唐本”佛教收集在了一處，供人們翻檢。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唐玄奘與拘摩羅王一起晉見戒日王，戒日王談起他聽到的有關太宗李世民即位前的傳聞。當李世民任秦王時(618-626年)，民間作“秦王破陣樂”，摹擬戰陣動作，歌頌他的武功，這首歌舞曲在唐朝流傳甚廣。戒日王對玄奘提及“秦王破陣樂”，并說“聞其雅頌，于此久矣”。破陣樂迅速在天竺得以傳播，可知唐朝與印度間的文化交流信息非常迅捷，而且唐朝音樂舞蹈，也曾對印度產生了影響[109]。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有兩處提到“漢質子”的傳說。當玄奘到達興都庫什山中的迦畢試國時，有一所名叫沙洛迦的小乘寺，這里的僧眾執意邀請玄奘住宿，稱此寺是漢天子之子作質子時建造，玄奘來自漢地，理應住在這里。據說在迦膩色迦王時代，健陀羅國勢力強盛，兵威及于蔥嶺以東地區，“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得到中國質子后，給予特別優厚的禮遇，在不同的季節，住在不同的地區。冬季居印度諸國，夏天住迦畢試國，春、秋兩季住健陀羅國。沙洛迦寺就是當年中國質子夏季居住之所。寺內墻壁上一直保留著質子畫像，“容貌服飾，頗同東夏”。歷代相傳，這里的僧眾每到入安居、解安居時，都要大興法會，為質子祈福樹善，當玄奘到來時，仍然保持著這種習慣。東印度至那仆底國，是質子冬季居住的所在。至那仆底，玄奘稱“唐言漢封”，即“Cīnabhukti”的音譯，意思是“中國領地”，據玄奘記載，梨、桃等植物都是由此傳往印度各地的。由于特殊的原因，“此國人深敬東土”，當玄奘到來時，大家都指指點點地說：“是我先王本國人也”[110]。以上記載與上文引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載室利笈多王在東印度為漢僧建造支那寺的傳說一樣，反映了古代中印間密切的文化聯系及中華文明對古代印度的廣泛傳播和強烈影響。

　　此試將天竺諸國向唐朝遣使的情況列表如下：

　　天竺諸國遣使唐朝表

　　第四節 唐朝與波斯、大食、拜占廷的交往

　　古代中國與波斯有著久遠的經濟、文化交往的歷史，在唐代前期，這種聯系繼續得到了發展，甚至在7世紀薩珊波斯滅亡后的幾百年間，唐朝仍然與波斯流亡政權保持著密切的交往。在唐朝所謂的“三夷教”中，祆教是波斯的國教，而景教和摩尼教也與波斯有著密切的關系[111]。近年發現的大批波斯金銀器、紡織品，以及活躍在唐朝境內的波斯人，所有這些都表明，波斯帝國雖然在唐朝前期就已滅亡，但是與波斯的交往，仍然是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內容。

　　大食興起于7世紀。隨著薩珊波斯的破滅，大食帝國就成了唐朝西鄰大國，并與唐朝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尤其是在阿拔斯朝遷都東方，并日益完善內陸郵驛制度之后，更是促進了大食與中國及東方各地的貿易關系。

　　與波斯、大食不同，唐朝與拜占廷距離遼遠，直接交往也并不頻繁，相互間的了解往往并不真切，如《舊唐書》描述拜占廷的宮殿稱：“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112]一望可知，這種描述中有非常濃重的夸張成分，但正是這種理想化的傳聞，為雙方增進了解，促進交流提供了強烈而恒久的動力。

　　1.與薩珊波斯的交往

　　薩珊波斯(226-651年)是伊朗古代歷史上的一個政權。薩珊波斯國很早就與中國內地的政權建立了聯系。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左右，北魏遣使者韓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113]。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波斯國又與疏勒等國遣使朝貢。此后，與西魏、北周、隋往來不絕。

　　太宗貞觀六年(632年)，薩珊朝末代國王伊嗣俟(Yazidjird Ⅲ)繼承王位，未幾，大食人開始大舉入侵波斯，伊嗣俟與大食交戰兵敗，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1年)，逃往木祿，被人殺害。歷時數百年的薩珊波斯帝國最終滅亡。此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避居波斯東境，在吐火羅的支持下建立了流亡政權。卑路斯向唐朝“請兵救援”，但是唐朝這時注意力集中在蔥嶺以東的西域地區，無意在蔥嶺以西與大食直接對抗，唐高宗婉言拒絕了出兵的要求。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唐朝使臣王名遠在吐火羅道大量設置羈縻都督府州時，以卑路斯所在的疾陵城設置波斯都督府，并以卑路斯為都督。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在大食的侵逼之下，卑路斯在西域無法立足，入朝唐朝，并最終客死于中土。

　　卑路斯去世之后，唐朝冊立卑路斯之子泥涅師為波斯王，客居長安。高宗調露元年(679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背叛唐朝，與吐蕃聯合攻擊唐朝在西域的軍事力量。唐高宗任命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使，以冊送泥涅師為名，在途中襲擊西突厥[114]。雖然裴行儉“安撫大食使”的銜號實際上只是虛有其名[115]，但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左右，泥涅師最終還是在唐朝軍隊的護送下回到了吐火羅。據近年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可知為了完成這次帶有遠征性質的護送行動，唐朝專門組織了“波斯軍”，還特別頒發了《波斯軍別敕》，波斯軍兵員由蕃漢兵混合組成，除了兵募外，還有唐朝西州的府兵，最后是經護密送到了吐火羅[116]。泥涅師客居吐火羅二十余年，景龍二年(708年)復返唐，授左威衛將軍，后病死于長安。

　　至少在8世紀上半葉，薩珊波斯余部仍然在吐火羅地區活動，而且與唐朝保持著密切的貢使關系。開元、天寶年間(713-756年)，波斯流亡政權屢屢向唐朝貢獻瑪瑙、繡舞筵等物[117]。據《冊府元龜》有關朝貢的記載統計，在此期間波斯向唐朝進獻的物品主要有香藥、犀牛、大象、獵豹等，甚至到大歷六年(780年)，還有波斯國遣使獻真珠、琥珀等物[118]。

　　波斯國殘部的存在也得到了阿拉伯史料的印證，據泰伯里記載，回歷110年(公元728-729年)，突騎施可汗蘇祿在呼羅珊人的請求下，驅除粟特地區的大食軍隊，突騎施人在康國Kamarge附近的一個要塞，遭到了大食軍隊的頑強抵抗。為了促使守軍投降，蘇祿帶來了伊嗣俟的后裔Khusraw。據信，Khusraw長期在吐火羅地區活動，號召恢復已經滅亡將近一個世紀的薩珊波斯的統治[119]。

　　薩珊波斯銀幣的流行，是中古時代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一項重要內容。從4世紀起，薩珊銀幣就已在中國各地出現，截止1978年，至少已發現了49起，1200多枚。新疆、青海、內蒙古、陜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及廣東等地都有發現[120]。數量之多、分布范圍之廣，都是很驚人的。據傳統文獻記載，北周時期“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121]。這里說的“銀錢”，主要就是指薩珊銀幣。這里就唐代遺址中發現的薩珊銀幣略作介紹。

　　中國境內唐代遺存中出土薩珊波斯銀幣最集中的是今新疆地區。在公元7世紀高昌國末年至唐代西州時期，新疆吐魯番地區的墓葬中流行以波斯薩珊朝銀幣或東羅馬金幣斂葬的習俗，多數含殮于死者口中，或覆蓋于兩眼之上，斂葬銀幣多是卑路斯(459-484年)以后至庫思老二世(Chosroes Ⅱ，590-628年)式樣，尤以庫思老二世為多，有的銀幣鑄造年代與殮葬入墓年代相距很近，說明薩珊銀幣的流通是很迅速的[122]。1950年、1955年、1956年、1957年、1959-1950年、1966年、1967年、1969年、1972年、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魯番地區多次發現了大量薩珊朝銀幣，其中相當多的部分都是在唐代遺址中出土的[123]。1978年，在新疆焉耆博格達古城也出土庫思老二世銀幣1枚，埋藏年代約在公元7世紀[124]。

　　新疆之外，唐代遺址中發現薩珊波斯銀幣的地點還有陜西、甘肅、河南、山西等地。西安7區30號唐墓出土2枚波斯王庫思老二世和1枚約當7世紀前半期的仿庫思老二世銀幣[125]。在長安國清寺舍利塔中，發現了7枚波斯銀幣，其中6枚屬于庫思老二世，1枚屬布倫女王(Boran，630-631年)，這些銀幣是在天寶年間(742-756年)瘞入塔內的[126]。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區第222號瘞窟時，在棺床草席下發現1枚卑路斯銀幣，可能是在隋末唐初，作為隨葬品瘞入的[127]。1955年，在洛陽北邙山30號唐墓出土薩珊銀幣16枚[128]。山西太原金勝村5號唐墓出土庫思老二世銀幣1枚，正面圓框外右角有鳥形戳記，是大食初期東部各省加蓋的戳記，這枚銀幣應該是在6世紀末年瘞入墓中的[129]。

　　薩珊波斯金銀器對唐朝金屬制造業的影響，是唐朝與波斯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內容[130]。早在五六世紀時，薩珊波斯金銀器就已輸入了中國各地。目前可以確定的波斯金銀器皿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銀盤一件[131]，大同北魏墓出土銀碗一件[132]，大同北魏城址出土銀洗、銀碗各一件[133]，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鎏金銀壺一件[134]，廣東遂溪出土南朝窖藏銀碗一件[135]。此外，在中國還發現過幾件具有濃厚薩珊波斯風格的銀器，這些器物很可能也是薩珊波斯的輸入品[136]。唐代以前中國的金銀器皿制造業并不發達，包括外國輸入品在內，總共發現者也不過數十件而已。而到了唐代，金銀器皿的數量驟然激增，已發表的出土和收藏品已近千件，與前代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薩珊波斯對中國金銀器皿制造業的大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唐代金銀器皿中，保留了明顯的薩珊風格。就器型言，唐代長杯忠實模仿了薩珊長杯的多曲特征，但是具有體深、敞口、高足等有別于薩珊波斯器的特點。在薩珊風格的影響下，唐代還出現了一些比較特別的紋樣裝飾。如薩珊器物上的動物形象多增添雙翼，并在四周加麥穗紋圓框，即所謂“徽章式紋樣”，這種飾樣在薩珊銀器上尤為常見。在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所謂“飛獅六出石榴花結紋銀盒”和“鳳鳥翼鹿紋銀盒”盒蓋上的翼獅及翼鹿紋飾[137]，就明顯屬于徽章式紋樣，而這類裝飾在唐代并不常見，只出現在8世紀的幾件器物上，是受薩珊波斯器物飾樣影響的產物。后來，這種飾樣在中國器物上產生了一些有趣的變化，首先是取消了圓框中的動物形象，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寶相花之類的飾物，稍晚一些的器物則進一步取消了圓形邊框，8世紀中葉以后逐漸消失[138]。

　　薩珊玻璃器對唐代工藝的影響，也引起學術界的注意。較早輸入中國的薩珊玻璃器是在湖北鄂城五里墩M121西晉(265-316年)墓出土的磨花玻璃碗。此后在北周和隋代的遺址中，都有薩珊玻璃器發現，在唐代遺址中發現的薩珊玻璃器主要有洛陽關林M118唐墓出土的細頸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的凸圈玻璃杯等[139]。在敦煌壁畫中，可以見到85件玻璃器皿的畫圖，其中可以認定為薩珊波斯或羅馬進口的玻璃器皿為69件，占總數的80%，可知外來玻璃器皿是很受當時人們青睞的[140]。

　　在長期的經濟、文化交往過程中，有大批波斯人進入中國，并具備了高深的漢文化修養，成為雙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唐末五代波斯人李珣一家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李珣是唐代入華的波斯人后裔，即所謂的“土生波斯”。據載，當黃巢攻陷關中后，李珣的父祖在廣明元年(880年)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率府率是東宮侍衛之官[141]，可知他的祖先曾經是充任宮廷侍從的波斯胡人。李珣的家族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與“香藥業”的關系，一是高深的漢文化修養。李珣的弟弟李玹“舉止溫雅，頗有節行”， 是一位專門從事香藥買賣的商人。后來以“金丹延駐”為務，因合和丹藥費用不貲，晚年“家無余財，唯道書、藥囊而已”[142]。李玹修煉長生之術，當與他從事藥物貿易有關。不僅如此，李珣本人也寫過一本名為《海藥本草》的藥物學著作，主要敘述唐朝的外來藥物。香料和藥物是唐朝進口的重要物品，而且主要由胡人經營[143]，李玹“以鬻香藥為業”，李珣研究外來藥物，必定都與他們的家族世代經營香藥貿易有直接關系。

　　除了諳熟外來藥物之外，李珣在歷史上主要是以詩詞知名于世。由他創作的《瓊瑤集》，是已知最早的詞人專集，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瓊瑤集》原書佚，但是在《花間集》和《尊前集》這兩部著作中，收錄了李珣的作品，《花間集》收37首，《尊前集》收18首，除去重收者，現存李珣詞共有54首。又據《碧雞漫志》，李珣至少還創作過“倒排甘州”、“何滿子”、“喝馱子”(即鳳臺曲)和“西河長命女”等數首作品[144]。因為具有了高深的漢文化修養，李珣以賓貢及第[145]，成為少數取得進士資格的胡人之一。李珣的好友尹鶚曾戲謔他說：“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熏來也不香。”[146]可見李珣雖然詩名甚著，但是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他仍然被看作是波斯人。尤其令人稱奇的是，李珣的妹妹李舜弦也是一位才情出眾的女詩人。舜弦是蜀后主王衍宮中的昭儀，她創作的詩歌留傳下來的有 “隨駕游青城”、 “蜀宮應制”和“釣魚不得”等，得到當時文人的贊賞[147]。李珣兄妹的事跡，為古代中國與波斯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一段令人難忘的佳話。

　　2.與大食的交往

　　大食(或稱“大寔”或“多氏”)，是唐代對阿拉伯帝國的稱呼。在阿拉伯帝國興起之前，阿拉伯部落之一的塔伊部(Tayyi’)生活在與伊朗相鄰的地區，波斯人稱塔伊部為“Tachik”，并以此泛稱阿拉伯人，“大食”就是波斯語的譯音。

　　在伊斯蘭興起之前，古代中國就已經與塞姆語系的古代阿拉伯人發生了久遠的聯系。公元前64年，羅馬人入侵今敘利亞等地區，取得了在這里久已流傳的中國絲織品。公元97年，東漢西域都護班超的特使甘英，也曾到達此地。敘利亞東部沙漠中的綠洲國家帕爾米拉(Palmyra)境內出土的漢字紋錦，更是為時人嘖嘖稱道。這些絲織品屬于公元一世紀，紋樣和織入的漢字與本世紀初斯坦因在新疆樓蘭等地發現的絲織品類似或相同，屬于漢代的綾錦、彩繒織物。4世紀時，羅馬作家阿米亞·馬賽林(Ammianus Marcellinus)曾經親身參加過與波斯的戰爭，據他記載，360年左右，在幼發拉底河沿岸每年一度的集市上，有中國商品出售[148]。所有這些例證，都表明古代中國與塞姆語系民族地區很早就有了物質文化的交流[149]。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即大食帝國消滅薩珊波斯的同年，大食王?密莫末膩的使者也第一次到達了唐朝宮廷[150]。這位大食王就是阿拉伯第三任正統哈里發奧斯曼(‘Uthman)，?密莫末膩，是阿拉伯語Amīr almu’minin的譯音，意思為“信士們的長官”，是阿拉伯人對哈里發的一種尊稱，唐朝人用它來指稱哈里發。阿拉伯使臣的到來，標志著唐朝與西域關系史的重大轉折的開始，隨著薩珊波斯的滅亡和大食帝國的擴張，大食人將逐漸取代波斯人，在中國古代東西交往的歷史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此后，隨著大食勢力向東、向北推進，唐朝與大食的接觸日漸頻繁，倭馬亞朝(661-750年，即漢籍之白衣大食)及其派駐呼羅珊的總督不斷派遣使節和商隊與唐朝交好，開創了唐朝與西域交往的新階段。750年，阿卜勒·阿拔斯(Abu’ l-’Abbas)滅倭馬亞朝，建立了以阿拔斯朝(即漢籍黑衣大食)知名的阿拉伯政權。在阿拔斯朝統治時期(750-1258年)，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先是由大馬士革東移到幼發拉底河中游的苦法，以后再遷到巴格達，然后又由巴格達徙至薩瑪拉，每次遷都的用意都與開展與中國及東方各地的貿易關系有關。隨著政治中心東移，大食帝國與唐朝的關系更趨密切，造紙術等我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就是在這一時期傳到西方的。

　　大食的東進，引發了中亞地區政治格局的大變動，被大食消滅或受到大食壓力的國家或政權紛紛請求唐朝的庇護，如上文提到的波斯末代國王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及卑路斯的兒子泥涅師，都曾在長安避難。甚至在將泥涅師送返吐火羅之后，唐朝與波斯流亡政權的關系還一直持續到了8世紀下半葉。除波斯之外，西域的昭武九姓國和吐火羅故地各政權也都紛紛向唐朝請援，表示愿意與唐朝共同抗擊大食東侵[151]。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由東而西，吐蕃由南而北，大食由西而東，三方勢力在西域交匯。唐朝雖然曾在蔥嶺以西設立過羈縻府州，并進行過一些懲罰性的遠征，但是總的來說，唐朝勢力主要局限在蔥嶺以東的地區，并沒有能夠負擔起保護蔥嶺以西中亞諸小國，抵抗大食東進的職責。

　　唐朝與大食在西域的唯一次規模較大的戰爭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年)，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呾邏斯(Talas)之戰。天寶九載(750年)，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以石國王“蕃禮有虧”，率軍征討。當唐軍到達時，石國王向唐軍投降，高仙芝與石國王約和于前，又背約翻臉于后，將石國王俘虜，并交給唐朝廷殺害。石國王被俘之后，石國王子引西域“諸胡國”及大食兵，與唐朝安西的軍隊戰于呾邏斯，結果唐朝安西的軍隊在呾邏斯打了一個大敗仗。這次戰役的結果，對當時西域的形勢并沒有太大的影響。與戰前相比，大食與唐朝戰后在西域的政策或實力對比都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152]。但是這次戰役在東西文化傳播的歷史上卻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在戰爭中，大批唐朝士兵包括工匠在內被俘往阿拉伯地區，被俘的工匠中有金銀匠、畫匠，漢匠能作畫者有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有河東人樂?、呂禮[153]，而據阿拉伯古文獻記載，被俘者當中還有造紙工匠，他們對中國造紙術的西傳起了重要的作用。

　　與唐朝在西域絲綢之路東部沿途設立的完備的烽燧館驛系統一樣，大食帝國也在絲綢之路的西部設立了四通八達的郵驛系統，上文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國志》，就是根據9世紀時阿拉伯郵驛檔案編纂而成的，書中詳細記載了由阿拉伯地區通往唐朝境內的呼羅珊大道，這條道路從巴格達向東北方向延伸，經哈馬丹、賴依、尼沙布爾、木鹿、安國、康國，到達錫爾河流域，再進而到達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區。完善的驛路系統保證了世界各地的物產源源不斷地涌入巴格達，巴士拉學者扎希茲(al-Jahiz，776-868年)在他編纂的《商務的觀察》一書中，具列了世界各地輸入巴格達的物品，其中從中國輸入的貨物有絲綢、瓷器、紙、墨、鞍、劍、香料、麝香、肉桂，甚至還有孔雀等動物。《道里邦國志》也記載了中國輸入阿拉伯地區的貨物，計有白綢、彩繒、金花錦、瓷器、麝香、沉香木、馬鞍、貂皮、肉桂、姜等[154]。

　　與波斯類似，在阿拉伯文中，由中國傳入或與中國有關的物品大都被冠以“sini”(中國的)，如肉桂作“dar sinī”，姜作“zajabib sini”，玫瑰作“ward sinī”，治頭痛藥作“shah sini”，燒制陶器的高嶺土作“khaki sini”等等。凡是從中國傳入的物品，大都被賦予了神奇的特性，如白銅(即“鋈”)，阿拉伯語作“al-kharsini”意思是“中國鐵”或“中國箭簇金”，被認為是一種產于中國的罕見的金屬，據稱用這種金屬制成的箭簇含有劇毒，中人即死;用它做成魚鉤，不會使海里的任何生物掙脫;鑄成銅鏡可以避邪;制成鐘鈴，可以發出響亮的樂音。著名的阿拉伯煉丹術士哈伊延·本·扎比爾(Hayyan b. Jabir)甚至專門寫了一本名叫《中國鐵之書》的著作，專門論述這種金屬[155]。與流行于唐朝各地的許多外來物品一樣，這些從中國傳來的物品已經已經遠遠超過了其自身固有的價值，成了具有豐富的象征意義的物品。

　　唐代最早親歷阿拉伯地區，并留下完整記錄的是唐朝使節達奚弘通。《中興書目》著錄《西南海諸蕃行記》一卷，并解釋稱：“唐上元中(674──676年)，唐州(治今河南泌陽)刺史達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幾(凡)經三十六國，略載其事。”[156]達奚弘通出使事無考。此赤土即馬來半島西部吉打(Kedah)南部之地，虔那可還原為Kana，指阿拉伯半島南部的Bandar Hisn Ghorah地方[157]。雖然此書全佚，但在殘留的記載中保存了唐朝使臣直航阿拉伯的寶貴記錄。

　　來華的大食人中，有些長期居住在唐朝境內，具備了很高深的漢文化修養。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唐宣武軍節度使盧鈞向朝廷推薦大食國人李彥升，次年，李彥升賓貢及第，成為唯一取得進士資格的大食人[163]。

　　在與唐朝長期交往的過程中，大食的器物也傳入了中國。唐代的伊斯蘭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伊斯蘭玻璃在歷史上曾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在羅馬時代玻璃制造業曾達到了相當高超的水平，當歐洲進入中世紀黑暗時代之后，玻璃制造也隨之衰敗。阿拉伯人在7世紀占領地中海東岸地區之后，繼承了羅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藝，并使之發揚光大，形成了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伊斯蘭時代。近年在西安法門寺唐代地宮中出土了約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為研究伊斯蘭玻璃器和唐朝與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據研究，這些玻璃器除了一件茶托屬于典型中國器型，數件素面盤無法確定產地外，主要都屬于伊斯蘭早期玻璃器。根據其裝飾工藝的特點，這批玻璃器可分為四類，第一類為1件貼花盤的口瓶，黃色透明，無模吹制成型。使用了伊斯蘭早期地中海東岸非常流行的貼絲和貼花等熱加工裝飾工藝。第二類為6件刻紋藍玻璃盤，使用了刻紋冷加工工藝。刻紋以枝、葉、花為主題，運用葡萄葉紋、葵花紋、枝條紋、繩索紋等裝飾手段，再加上菱形紋、十字紋、三角紋、正弦紋等幾何紋飾，構成了繁富華麗的圖案。刻紋玻璃工藝與貼絲、貼花工藝一樣，都是伊斯蘭玻璃工匠從羅馬繼承的工藝，在伊斯蘭早期曾盛行一時，但是鮮有完整器物傳世。法門寺地宮的這批玻璃盤不僅完整無損，而且根據地宮帳，屬于唐僖宗的供奉品，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入藏地宮，確切的時間記載更增加了它的學術價值。尤為可貴的是，這些刻紋玻璃盤中，有兩件描金刻紋玻璃盤，是至為罕見的珍品，填補了對伊斯蘭玻璃器認識的空白。第三類為2件印紋直桶杯，無色透明，壁面由五組花紋裝飾而成，使用了模吹印花工藝，這種工藝也源自羅馬，但伊斯蘭模吹玻璃器器壁較厚，而且底部往往帶有粘棒的疤痕。法門寺印紋直桶杯的器形和紋飾在伊斯蘭早期玻璃器中是十分常見的。最后一類是1件釉彩玻璃盤。釉料彩繪是玻璃裝飾工藝的一種，它是將易熔玻璃配上適量礦物顏料，研磨成細顆粒，加上粘合劑和填充料混合后，涂繪在玻璃制品的表面，然后加熱而成。一般認為伊斯蘭彩釉玻璃的應用是在公元12至15世紀，9世紀的釉彩玻璃非常鮮見，所以法門寺發現的伊斯蘭早期彩釉玻璃就更顯其珍貴[164]。玻璃器易碎難存，傳世品外，很難見到完整的出土器物，法門寺早期伊斯蘭玻璃器的發現，不僅為唐朝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且豐富了人們對伊斯蘭早期玻璃工藝的認識。

　　阿拉伯金幣也隨著唐朝與大食貿易交往而傳入了中國。西安西窯頭村唐墓出土3枚阿拉伯金幣，一枚標回歷83年(武后長安二年，702年)，一枚標回歷100年(開元六至七年，718-719年)，一枚標回歷129年(天寶五至六年，746-747年)[165]。阿拉伯金幣外，在中國還發現了阿拉伯人仿制的拜占廷金幣。如西安土門村唐墓發現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幣，鑄造時間在公元7世紀[166]。1959年在新疆烏恰縣以西的深山中修路時，在石縫中發現了波斯薩珊朝銀幣947枚，金條13根。銀幣中有97枚已銹蝕殘損，其余850枚中，有庫思老一世2枚，庫思老二世567枚，阿拉伯倭馬亞朝仿制庫思老二世錢幣，即所謂阿拉伯-薩珊式銀幣281枚[167]。特別有趣的是，在寧夏固原唐代史鐵棒墓(咸亨元年，670年)中，發現了1枚非常罕見的薩珊阿爾達希爾三世(Ardashir Ⅲ，公元628-630年)金幣的仿制品。一般認為，仿拜占廷錢幣中沒有銀幣，而在仿薩珊波斯的錢幣中則沒有金幣，這枚仿制品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個例。據研究認為，這枚金幣應該是7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之間，阿拉伯人部分占領薩珊波斯之后的仿制品[168]。

　　3.與拜占廷的交往

　　拜占廷是人們對東羅馬帝國的別稱，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個政權，東羅馬帝國占據了巴爾干半島、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及外高加索等廣闊的地域，由于東羅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希臘古城拜占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通常又將東羅馬稱作拜占廷帝國。拜占廷占據了中、近東大片地區，與東方交往密切，在東晉及南北朝的史籍中，以拂菻、蒲林、普嵐、伏盧尼知名。不同漢譯名的出現，是由于用漢語轉譯各種不同的東方古代語言對東羅馬帝國名稱Rum的譯音時形成的。6世紀后半葉，以爭奪絲綢之路貿易為中心，拜占廷與突厥汗國往來頻繁，進一步密切了與東方的關系。

　　唐代與拜占廷的關系在前代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了發展，據載，貞觀十七年(643年)拜占廷國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大食帝國的興起和擴張并沒有阻礙拜占廷與唐朝的交往。6世紀中葉以后，拜占廷繼續保持了與唐朝的聯系，唐人地理著述中也時見關于拜占廷的記載，7世紀后期以后，大食人攻占了敘利亞等地，但是新羅僧慧超在他的行記中，仍然將敘利亞地區稱作“小拂臨”，而將拜占廷保有的領土，即君士坦丁堡、小亞細亞等地稱作“大拂臨”[172]，拜占廷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

　　漢文文獻中有關拜占廷與唐朝交往的記載較少，但是近世出土的大批文書和文物表明，作為絲綢之路西端的拜占廷帝國，在東西交往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上文中指出，近年在北高加索發掘出了大量的八世紀產于唐朝的絲綢、漢文文書和唐人題材的絹畫等文物，在新疆、內蒙、寧夏、陜西、河北、河南等地，都發現了東羅馬金幣。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在文書中條列人們名義上為死者陪葬的財物，葬于墓穴中，祈望死者攜帶這些物品到了冥間可以通行無阻。具列的內容雖然并不是真的陪葬物品，但是它卻可以反映人們當時的經濟生活的內容。這類文書通常被稱為“隨葬衣物疏”。據研究，在公元5世紀的隨葬衣物疏中，冥財的內容只開具“銅錢”若干文、或籠統地稱“黃金千兩”或“黃金千斤”，而在6世經中葉至7世經中葉的一百年中，冥財的內容就變成了“金錢”若干文(枚)或“金銀錢”若干文(枚)，金錢不僅作為冥財，而且在高昌地區的社會生活中，還被作為寄送信件的信物使用。

　　這些跡象表明，在6世紀中葉以后的一個世經中，拜占廷金幣可能已經成了高昌地區流行的國際標準通貨[173]。上文北周時期“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之“金錢”，可以包括拜占廷金幣、印度金幣及其他西域金幣，但拜占廷金幣具有標準貨幣性質，它的重要性當然在其它西域金幣之上。傳統文獻的記載恰好可與吐魯番文書中反映的高昌使用拜占廷金幣的情況相發明。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各地發現的拜占廷金幣，也可以為拜占廷貨幣文化在絲綢之路的重要作用提供實物證據。

　　與薩珊波斯銀幣一樣，拜占廷金幣及其仿制品屬于中國境內發現的最重要的東羅馬遺物。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與和田地區曾先后發現過10枚東羅馬金幣(3枚為仿制品)，其中有些就是在唐代墓葬中發現的[174]。此外，在內地唐代遺址中，也屢有發現。1979年，在陜西咸陽唐賀若氏(卒于武德四年，621年)墓發現東羅馬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金幣1枚[175]。1981年，在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發現東羅馬金幣1枚，為東羅馬福克斯(Focas，602-610年)所鑄[176]。1969年，曾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窯藏中發現東羅馬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幣1枚[177]。

　　上文中曾提到過西安土門村唐墓發現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金幣，在中國內地發現的拜占廷金幣仿制品遠不止此。西安東郊唐陳感意墓中發現東羅馬阿那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491-518年)金幣的仿制品[178]。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中也發現拜占廷金幣仿制品[179]。在拜占廷金幣仿制品中，以寧夏固原南郊粟特胡人墓葬中發現的金幣最引人注目。1981年，在唐史道德墓(儀鳳三年，678年)發現的金幣可能屬于東羅馬皇帝差諾(Zeno，公元474-491年)金幣的仿制品。1985年，在唐史索巖墓(麟德元年，664年)中又發現了拜占廷金幣仿制品。1986年，在唐史訶耽墓(咸亨元年，670年)也發現了仿制的拜占廷金幣[180]。在粟特胡人家族的墓地中集中發現拜占廷金幣的仿制品，再次證明了粟特商人在歐亞內陸貿易交往中起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敦煌文書伯3432“龍興寺卿趙石老腳下佛像供養具經等目錄”著錄有“拂臨樣”銀盞，伯2613“唐咸通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眾常住交割歷”中也有“弗臨銀盞”，也表明了拜占廷或拜占廷式銀器對敦煌的影響[181]。

　　隨著相互交往的增多，唐朝人對拜占廷的了解也逐漸加深，有關拜占廷的內容甚至成了文藝創作的題材。如唐朝著名畫家張萱和周昉都曾創作過“?林圖” [182]，五代畫家李玄應和王道求分別有“會茀林”和“茀林弟子”等作品傳世[183]，而五代王商更是創作了“?林風俗圖”、“?林士女圖”和“?林婦女圖”等反映拜占廷風俗、物產的畫圖[184]。現在雖然已經無從知曉當時創作這些圖畫的現實依據，但它的產生從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人們對東羅馬已經有了相當具體的了解。

　　此試將波斯、大食、拂菻向唐朝通使情況列表如下：

　　波斯諸國遣使唐朝表：

　　以上在西域各國通使唐朝表中，分為粟特諸國、吐火羅諸國、天竺諸國、波斯諸國等4個單元，分別對西域諸國向唐朝遣使情況進行了大致表述。必須說明的是，在這些表中只選擇了部分西域國家，而且引用資料范圍也很有限，肯定有不少遺漏。更重要的是，古代史書中對西域諸國的通使記載本身就是非常不完備的，如《冊府元龜》稱武德四年(641年)十月“西域二十二國并遣使朝貢”[185]，但是在現存載籍中，并沒有見到有關西域國家在此時朝貢具體記載。根據現存并不完備的資料做出的統計數字，更多地只是反映出西域諸國與唐朝交往的一般趨勢，而不是雙方交往的實際狀況。綜合以上諸表可以看出，西域諸國與唐朝的通貢關系主要集中在8世經上半葉。此以盛唐玄宗統治時代(712-751年)為界，將西域諸國向唐朝遣使分為三個時期，試將各時期所占比例統計如下：

　　西域各國遣使唐朝比例表：

　　由于距離和時間等各種不同因素的影響，各地區在同一時期所占比例不盡相同，但是從以上統計中可以大體看出西域諸國與唐朝交往的一般狀態。自唐朝初年到玄宗繼位約一個世紀，西域各國向唐朝遣使數約占遣使總數的33%;玄宗統治時代約40年，但是平均占總數約60%，而8世紀中葉以降至唐朝亡國約一個半世紀，遣使數只占到不足10%，玄宗統治時代是唐朝對外交往的鼎盛期，更是唐朝與西域陸路交通的頂峰時期。

參考文獻：

　　[1]《新唐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86年)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冊，第960頁。

　　[2]《隋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73年)卷二八《百官志》下。在煬帝之前，北魏就曾在洛陽設立過“四方館”。《洛陽伽藍記》(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三“城南永橋”稱：“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資治通鑒》(中華書局標點本，1976年)卷一四九梁武帝普通元年十一月“四夷館”下附“胡注”云：“四館皆因四方之地為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東，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

　　[3]《隋書》卷八一《東夷傳》流求國，第6冊，第1825頁。參見《隋書》卷三《煬帝紀》上，第1冊，第67頁。

　　[4]《隋書》卷八一《東夷傳》倭國，第6冊，第1827頁。

　　[5]《隋書》卷八二《南蠻傳》赤土國，第6冊，第1834頁：“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其年十月……至于赤土之國。”《隋書》卷三《煬帝紀》上，第1冊，第71頁：“(大業四年三月)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剎。”較《南蠻傳》后一年。《隋書》卷二四《食貨志》，第3冊，第687頁本條無具體時間。此姑存疑。

　　[6]《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序，第6冊，第1841頁;同卷“安國”條，第1849頁。

　　[7]《隋書》卷八三《西域傳》波斯國，第6冊，第1857頁。

　　[8]佚。《通典》(中華書局影印十通本，1984年)卷一九三“邊防”九，第1039頁“康居”;第1040頁“挹怛”摘引片斷內容，請參見。

　　[9]《續高僧傳》卷二“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達摩笈多傳”，《大正大藏經》卷五○，第435頁;同卷“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第437頁作“《西域傳》”。

　　[10]《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第4冊，第986-987頁。

　　[11]裴矩的傳記，見《隋書》卷六七，第6冊，第1577-1584頁;《北史》(中華書局標點本，1986年)卷三八《裴佗傳》，第5冊，第1387-1393頁;《舊唐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卷六三，第7冊，第2406-2409頁;《新唐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86年)卷一○○，第13冊，第3931-3934頁。

　　[12]《通典》卷一九七“邊防”一三“突厥”上，第1069頁。

　　[13]本節內容主要參見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第147-435頁。

　　[14]參見下文“玄奘與《大唐西域記》”。

　　[15]原書久佚。殘存內容見《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引，第4冊，第1149-1151頁。

　　[16]參見新疆歷史博物館，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7期。

　　[17]參見張廣達先生為漢譯本《道里邦國志》寫的前言。宋峴譯注《道里邦國志》(中華書局，1991年)，第16頁。

　　[18]參見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中華書局，1988年)。

　　[19]參見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譯》(中華書局，1994年)。本書較新的整理成果還有日本學者桑山正進主編的《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年)。王邦維書評中對兩部書進行了比較，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20]原書佚。杜佑《通典》在“邊防典”中摘引了其中部分內容，可參考。

　　[21]參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1985年)第二卷“河隴磧西區”。

　　[22]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燕京學報》新1期。

　　[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孫毓棠、謝方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卷五，第123頁“玄奘上太宗表”。

　　[24]主要請參見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4輯。

　　[25]參見西藏自治區文物普查隊“西藏吉隆縣發現唐顯慶三年《大唐天竺使銘》”，《考古》1994年第7期。摩崖石刻寬81.5，高53厘米，陰刻，24行，滿行30-40字，殘存222字。石刻損毀嚴重，但首題“大唐天竺使銘”清晰可見。

　　[26]《釋迦方志》(范祥雍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卷上“遺跡篇”第四，第14、50頁。

　　[27]《佛祖統記》卷三二，《大正大藏經》卷四九，第315頁。

　　[28]據道宣本人的跋語，《釋迦方志》寫作時間在“大唐永徽元年(650年)，歲在庚戌”。而根據王玄策行程，《中天竺國行記》成書最早也在龍朔元年(661年)之后，《西域志》的編撰更晚在麟德二年(665年)。依常理，《釋迦方志》中不應出現后兩書的內容，但是實際上除了本條之外，《釋迦方志》還記敘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時(657-660年)的事跡，馮承鈞先生解釋說：“我們要知道，唐人的撰述是寫本，隨時皆可增改，書題或序題的年月，不一定就是定本的年月，所以發現后幾年的事，亦不足為異。”(見馮承鈞“王玄策事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第105頁。)也就是說，《釋迦方志》中的內容可能是后加進去的。

　　[2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卷上“太州玄照法師”，第10頁。

　　[30]參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247-252頁，附錄一“求法僧一覽表”。

　　[31]參見黃盛璋“關于中國紙和造紙法傳入印巴次大陸的時間和路線問題”，《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2]本段資料見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915. 主要參見附錄Ⅶ，clx-clxvi頁。另請參見C. A. Macartney, 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Ⅸ,London, 1944, pp.266-275。

　　[33]參見Denis Sinor, Inner Asia: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1。

　　[34]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8-21頁。

　　[35]《唐會要》(中華書局，1990年)卷七三“安北都護府”，下冊，第1314頁。

　　[36]《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第16冊，第5174-5175頁。

　　[37]參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二卷“河隴磧西區”，第十五篇“唐通回紇三道”。

　　[38]《史記》(中華書局標點本，1982年)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10冊，第3166頁。

　　[39]《高僧傳》(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卷七“宋京師東安寺釋慧睿”，第260頁。慧睿以宋元嘉中(424-453年)卒，年85歲。《釋迦方志》卷下“游履篇”第五，第98頁稱：“宋元嘉中，冀州沙門惠睿游蜀之西界，至南天竺。”以元嘉為自蜀游歷天竺的年代。疑誤。

　　[40]《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卷上“支那寺”，第102-103頁，并參見本條有關注釋。

　　[41]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卷四“南中志”，第430頁。

　　[42]參見《大唐西域記校注》(季羨林等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卷一○“迦摩縷波國”，第709頁;《南海寄歸內傳校注》(王邦維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第12頁。

　　[43]《一切經音義》(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卷八一，第15頁。

　　[44]原書550卷，佚。現有今人賀次君在[清]孫星衍輯本的基礎上重新整理的4卷輯校本。見《括地志輯校》，中華書局，1982年。

　　[45]《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4冊，第1152頁。

　　[46]《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86年)卷一九○“王建”(出《北夢瑣言》)，第4冊，第1424-1425頁。

　　[47]《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第72-100頁。

　　[48]《佛祖統紀》卷三二(《大正大藏經》卷四九，第316頁)稱：“唐彥琮法師云：蔥嶺已西，并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大體上表示了同樣的意思。

　　[4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卷上“太州玄照法師”，第10頁。

　　[50]《南海寄內法傳》卷一，第69頁。

　　[51]《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第30頁。

　　[52]《通典》卷一九三“邊防”九“何國”，第1039頁所載大一體相同，可參看。

　　[53]《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第72頁稱“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即粟特)，人亦謂焉。”大體上就是指這一地區，“人亦謂焉”是說這個詞還被用作民族名稱。

　　[54]《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康國，第16冊，第5310頁。

　　[55]參見《敦煌吐魯番與絲綢之路》，第150頁。

　　[56]《貞觀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1978年)卷九“征伐”第三五，第261頁;《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貞觀五年，第13冊，第6091頁。

　　[57]參見張廣達“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

　　[58]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57-172頁。

　　[59]《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167-174頁。文書錄文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冊，第468頁。

　　[60]池田溫著，辛德勇譯“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九(中華書局，1993年)，第140-220頁。

　　[61]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市東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銀器”。

　　[62]據稱，以上兩件器物上的銘文是英國東方語言學家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博士根據摹文和銘文照片識讀出的，見林梅村“中國境內出土帶銘文的波斯和中亞銀器”，《文物》1997年第9期。

　　[63]敖汗旗文化館“敖汗旗李家營子出土的金銀器”，《考古》1978年第2期。有關研究主要參見齊東方“李家營子出土的粟特銀器與草原絲綢之路”，《北京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64]“唐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高昌縣申西州都督府牒為差人夫修堤堰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9冊，第107頁。

　　[65]《舊唐書》卷一八五下《良吏傳》宋慶禮，第15冊，第4814頁。“店肆”，《新唐書》卷一三○《宋慶禮傳》，第14冊，第4494頁作“邸肆”。

　　[66]具體解說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262-263頁。

　　[67]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57-165頁。

　　[68]《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第165-169頁。參見宿白“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內容”，《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69]資料來源見《舊唐書·本紀》、《新唐書·本紀》;《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冊府元龜》卷九七○-九七二“外臣部·朝貢”，第12冊，第11396-11462頁;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國討伐”，第12冊，第11431-11436頁;卷九七四-九七六“外臣部·褒異”，第12冊，第11441-11470頁;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第12冊，第11495-11507頁;卷九八○“外臣部·通好”，第11510-11523頁;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第12冊，第11525-11533頁;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第12冊，第11721-11725頁。下文“吐火羅故國遣使唐朝表”、“天竺諸國遣使唐朝表”、“波斯諸國遣使唐朝表”資料來源相同，不另注。

　　[70]《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記“呾密”等16國，卷一二載“安呾羅縛”等13國。

　　[71]《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第31頁;《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二，第963頁。

　　[72]《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下冊，第1323頁。

　　[73]此三國分別等于《大唐西域記校注》之漕矩陀、迦畢試、梵衍那。

　　[74]參見岑仲勉“西域十六國都督府州治地通考”，《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年)，第150-151頁。

　　[75]《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第12冊，第11721-11722頁載，開元六年，吐火羅國質子阿史那仆羅在給唐玄宗的訴狀中說：“吐火羅葉護部下管諸國王、都督、刺史二百一十二人”，并稱父祖以來，一直是謝?、罽賓、骨咄、石汗那、石匿、悒達、護密、護時健、范延、久越得健、勃特山王等“諸國之王”，“蕃望尊重”。

　　[76]《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吐火羅，第20冊，第6253，6255頁。

　　[77]這里說的吐火羅諸國，只限于北天竺及蔥嶺附近地區唐朝在“吐火羅道”設置了都督府的西域國。與上述地區相鄰，但是沒有包括在“吐火羅道”羈縻州之內的西域國，將放在“天竺諸國”中討論。

　　[78]《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第10頁。

　　[79]《續高僧傳》卷四“京大茲恩寺釋玄奘傳”，《大正大藏經》卷五○，第453頁。

　　[80]《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第109頁。

　　[81]《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二，第1042頁;《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第128頁。

　　[82]《大唐西域記校注》“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第7頁。

　　[83]參見楊廷福《玄奘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玄奘生平簡譜”，注[49]，第142頁。

　　[84]參見《大唐西域記校注》“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第120-138頁。

　　[85]本節主要參考了烈維著，馮承鈞譯“王玄策使印度記”，載于馮承鈞編譯《史地叢考》(商務印書館，1931年)。又，馮承鈞“王玄策事輯”，馮承鈞撰《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中華書局，1963年)。關于王玄策出使天竺的研究，還可參看陸慶夫《論王玄策對中印交通的貢獻》，《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1期;陰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及尼泊爾諸問題》，《南亞研究》1990年第2期;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辨》，《南亞研究》1991年第3期;孫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動家王玄策史跡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86]見《法苑珠林》(海王邨古籍叢刊，中國書店，1991年)，卷二九，第437，439頁。

　　[87]《舊唐書》卷九八《西戎傳》天竺國，第16冊，第5308頁。

　　[88]上文提到的《大唐天竺使銘》中有“維顯慶三年六月大唐馭天下之”及“年夏五月屆于小楊童之西”等殘存內容，可與傳世文獻相對勘。

　　[89]《法苑珠林》卷四，第51頁引王玄策《西國行傳》;同書卷三九，第607頁引《西域志》。

　　[90]《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27頁在談及佛頂骨時說：“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可證。

　　[91]《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天竺，第16冊，第5308頁;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太宗詔奘法師翻道經為梵文與道士辯核事”，《大正大藏經》卷五二，第386頁。;《續高僧傳》卷四“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大正大藏經》卷五○，第455頁。

　　[92] 《宋高僧傳》(范祥雍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卷二七“唐京兆大興善寺含光傳”，下冊，第679頁。參見“玄奘與《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記校注》，第93頁。

　　[93] 《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36頁引《王玄策行傳》。

　　[94]《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第221頁。

　　[95]《歷代名畫記》(于安瀾編《畫史從書》，第1冊，上海美術出版社，1963年)卷三，第50頁，東都敬愛寺條。原標點作“佛殿內菩薩樹下彌勒菩薩塑像。麟德二年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為樣。”“自內出”屬上句，不句。

　　[96]《舊唐書》卷一四八《西戎傳》，第16冊，第5307頁。

　　[97]《法苑珠林》卷三九，第607頁引《西域志》。

　　[98]《續高僧傳》卷四“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大正大藏經》卷五○，第454頁。

　　[99]參見季羨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第69-105頁。

　　[100]《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第20冊，第6214頁。

　　[101]《釋迦方志》卷上，第49頁;《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34頁引《西域志》。

　　[102]季羨林“中印智慧的匯流”，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43頁。

　　[103]《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四“至那仆底國”，第365-366頁。

　　[104]參見季羨林“中印智慧的匯流”，《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64-465頁。

　　[105]《宋高僧傳》卷二七“唐京兆大興善寺含光傳”，下冊，第678頁。智?傳記見《續高僧傳》卷一七“隋國師智者天臺山國清寺釋智?傳”，《大正大藏經》卷五○，第564頁。

　　[106]《續高僧傳》卷四“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大正大藏經》卷五○，第458頁。

　　[10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96頁。

　　[10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36、42，88頁。

　　[109]《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五，第436頁。本條下注解(第439頁)說：“《秦王破陣樂》在李世民為秦王時(公元618-626年)流行于世，而戒日王于會見玄奘時聞之已久，足見當時中印之間交往頻繁，消息靈通。”對此事未提出異議。季羨林先生在同書“校注前言”中，曾論及玄奘回國后千方百計討取唐太宗歡心，請太宗作序、稱頌太宗盛德諸事，指出：“他(指玄奘——引者)在印度時，戒日王問什么《秦王破陣樂》，這可能是事實;但我懷疑也是他編造的。”(第112頁)兩處看法略有歧異。請參考。

　　[110]《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第138-139頁;卷四，第367頁。參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第35，47頁。關于質子伽藍的解釋不同，或認為質子即疏勒王之舅臣磐，“沙落迦”即“疏勒”(Salaka)的異譯;或認為“沙落迦”即《梵語千字文》之“娑羅?”(Sarag)即洛陽。詳見《大唐西域記校注》，第140-142頁注[三]。

　　[111]參見本編第四章《唐朝的外來文明》第三節“唐朝的三夷教”。

　　[112]《舊唐書》卷一九六《西戎傳》拂林，第16冊，第5314頁

　　[113]《北史》卷九七《西域傳》于闐國，第10冊，第3210頁;參見《魏書》卷四下《世祖本紀》第四下，第1冊，第98-99頁。

　　[114]《舊唐書》卷八四《裴行儉傳》，第8冊，第2802-2803頁。

　　[115]參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98-100頁。

　　[116]參見姜伯勤“吐魯番文書所見的‘波斯軍’”，《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1期;榮新江“吐魯番文書《唐某人自書歷官狀》所記西域史事鉤沉”，《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117]《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波斯，第20冊，第6259頁。

　　[118]《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第12冊，第11408，11409，11410，11411，11413，11414頁;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五，第12冊，第11415頁。

　　[119]參見馮承鈞譯，沙畹著《西突厥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第158，233頁;白桂思《吐蕃在中亞：中世紀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爭奪強權史》(C.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108-109頁。

　　[120]宿白“中國境內發現的中亞與西亞遺物”，《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677-681頁。

　　[121]《隋書》卷二四《食貨志》，第3冊，第691頁。

　　[122]參見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燕京學報》新1期。

　　[123]參見夏鼐“中國最近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李遇春“新疆吐魯番發現古代銀幣”，《考古通訊》1957年第3期;夏鼐“新疆吐魯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薩珊銀幣”，《考古》1966年第4期;夏鼐“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

　　[124]韓翔“焉耆國都、焉耆都督府治所與焉耆鎮城——博格達沁古城調查”，《文物》1982年第4期。

　　[125]夏鼐“中國最近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

　　[126]朱捷元、秦波“陜西長安和耀縣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1974年第2期。

　　[127]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區洞窟清理發掘簡報”，彭金章、沙武田“試論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的波斯銀幣和西夏錢幣”，二文同載《文物》1998年第10期。

　　[128]夏鼐“中國最近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

　　[12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南郊金勝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130]主要請參考齊東方“中國古代的金銀器皿與波斯薩珊王朝”，葉奕良主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齊東方、張靜“唐代金銀器皿與西方文化的關系”，《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

　　[131]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臺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第8期。

　　[1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2年第8期。

　　[133]孫培良“略談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幾件銀器和銅器”，《文物》1977年第9期。

　　[134]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11期。

　　[135]遂溪縣博物館“廣東遂溪縣發現南朝窖藏金銀器”，《考古》1986年第3期。

　　[136]主要有甘肅靖遠發現的銀盤和河北贊皇李希宗墓出土的銀碗。兩件器物的報道分別見初師賓“甘肅靖遠新出東羅馬鎏金銀盤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石家莊地區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37]韓偉《海內外唐代金銀器萃編》(三秦出版社)，“器物線圖”第205、206。

　　[138]唐代出土金銀器的歸屬相當復雜，迄今尚未有定論。齊東方、張靜“唐代金銀器皿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將唐代金銀器皿分為粟特、薩珊、羅馬-拜占廷等三個系統進行歸類，同時指出唐代金銀器皿中還存在印度、貴霜、?噠、突厥及阿拉伯等多種文化因素。其它討論中國古代金銀器皿的論著，請參見林梅村“中國境內出土帶銘文的波斯和中亞銀器”(《文物》1997年第9期)注①列舉的參考文獻。

　　[139]參見安家瑤“中國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安家瑤“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考古》1990年第2期;齊東方、張靜“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凸出圓紋切子裝飾玻璃器”《創大アジア研究》(1995年)第16號。

　　[140]安家瑤“莫高窟壁畫上的玻璃器皿”，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2輯。

　　[141]太子左、右監門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諸門禁衛之法。見《唐六典》(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卷二八“太子左右監門率府”，第719頁。

　　[142]《茅亭客話》卷二“李四郎”，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第1042冊，第926頁。

　　[143]關于《海藥本草》，請參見本編第四章《唐朝的外來文明》第二節“科技文化的輸入”1“醫藥”。關于香料，請參見第一節“動植物的輸入”2“商胡與香料貿易”。

　　[144]參見《唐代來華外國人生活考述》，第413頁。

　　[145]關于賓貢，參見本編第二章《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第四節“唐朝與新羅的文化交流”1“新羅留學生與唐朝‘賓貢’”。

　　[146]《鑒誡錄》(叢書集成初編)卷四。

　　[147]舜弦詩見《全唐詩》卷七九七，第23冊，第8968-8969頁。據《詞品》稱，李舜弦“有‘鴛鴦枕上忽然聲’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參見《五代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卷八，第297頁。

　　[148]轉引自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小組譯，《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總論”，第二分冊，389頁。

　　[149]本節內容主要參見張廣達“海舶來天方，絲路通大食”，《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9-420頁。

　　[150]《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大食國，第16冊，第5315頁;《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大食國，第20冊，第6263頁。

　　[151]參見《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第12冊，第11722-11723頁。

　　[152]據漢文史料記載，安史之亂爆發后，甚至有“大食之卒”入援唐軍。主要請參見《舊唐書》卷一二一《仆固懷恩傳》，第11冊，第3478頁;卷一九八《西戎傳》大食，第16冊，第5316頁;《資治通鑒》卷二一九至德二載，第15冊，第7014頁。

　　[153]《通典》卷一九三“邊防”九“大食”引杜環《經行記》，第1044頁。

　　[154]參見《西域史地叢稿初編》，第426頁。宋峴漢譯《道里邦國志》為“絲綢、寶劍、花緞、麝香、沉香、馬鞍、貂皮、陶瓷、綏勒賓節、肉桂、高良姜”，二說稍異。

　　[155]《西域史地叢稿初編》，第435-436頁。參見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第364-407頁有關各條。

　　[156]《玉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本，1988年)卷一六“異域圖書”，第1冊，第301頁。《宋史》(中華書局標點本，1990年)卷二○四《藝文志》三“地理類”著錄達奚弘通《西南海番行記》一卷(第15冊，第5152頁)，同卷又著錄達奚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國記》一卷(第5154頁)，校以《玉海》，兩書顯指同一著作言，“達奚洪”或“達奚通”應為“達奚弘通”之脫誤;“西南海番”應作“西南海諸番”。

　　[157]說見《島夷志略校釋》(蘇繼廎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前言”，第5-6頁。

　　[158]《通典》卷一九三“邊防”九“大食”，第1044頁。經整理的輯本見張一純《經行記箋注》(中華書局，1963年)。

　　[159]以上諸條請參見本編第二章《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第二節“海上貿易及唐朝與南海諸國的交往”3“唐代沿海貿易城市的繁榮”。

　　[160]參見《西域史地叢稿初編》，第428-429頁。

　　[161]《資治通鑒》卷二二○，第15冊，第7062頁。參見《舊唐書》卷一○《肅宗紀》，第1冊，第253頁。

　　[162]參見本編第二章《海路交通與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第二節“海上貿易及唐朝與南海諸國的交往”3“唐代沿海貿易城市的繁榮”。

　　[163]參見陳黯“華心”，《全唐文》卷七六七，第8冊，第7986頁。

　　[164]關于法門寺伊斯蘭玻璃器的討論，主要參考了安家瑤“試探中國近年出土的伊斯蘭早期玻璃器”一文的資料和觀點，原文見《考古》1990年第12期。另請參見宿白“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問題”，《文物》1988年第10期。

　　[165]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幣”，《考古》1965年第8期。

　　[166]夏鼐“西安土門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幣”，《考古》1961年第8期。

　　[167]李遇春“新疆烏恰縣發現金條和大批波斯銀幣”，《考古》1959年第9期。

　　[168]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56-158頁。

　　[169]《通典》卷一九三“邊防”九“大秦”，第1041頁。

　　[170]“回回教入中國史略”，《陳垣史學論著選》，第221頁。

　　[172]《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張毅箋釋，中華書局，1994年)，第108-118頁;參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22-23頁。

　　[173]《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7-13頁。

　　[174]宿白“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遺物”，《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第677頁。

　　[175]員安志“陜西長安縣南里王村與咸陽飛機場出土大量隋唐珍貴文物”，《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6期。

　　[176]洛陽文物工作隊“洛陽龍門唐安菩夫婦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77]陜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革委會寫作小組“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178]張全民、王自力“西安東郊清理的兩座唐墓”，《考古與文物》1992年第5期。

　　[179]張海云等“西安市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2期。

　　[180]參見《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51-156頁。

　　[181]參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第16頁。

　　[182]參見《宣和畫譜》卷五，第56頁;卷六，第61頁。

　　[183]《圖畫見聞志》卷二，第22，25頁。

　　[184]《宣和畫譜》卷三，第25頁。

　　[185]《冊府元龜》卷九七○“外臣部·朝貢”，第12冊，第11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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