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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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的訂立合同4篇

　　在人們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的社會，很多場合都離不了合同，合同協調著人與人，人與事之間的關系。合同有不同的類型，當然也有不同的目的，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訂立合同4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實用的訂立合同4篇

訂立合同篇1

　　(1)勞動合同的主體由特定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構成。勞動合同當事人一方是企業、事業、機關、團體等用人單位，另一方是勞動者本人。

　　(2)簽訂勞動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必須具備合同的主體資格。用人單位必須具有法人資格，私營企業主要必須具有公民資格;勞動者一方必須具備勞動行為能力和勞動權利能力。勞動者必須年滿16周歲，且身體健康，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現實表現好。

　　(3)國營企業招收職工，必須是在國家下達的`勞動用工計劃指標內，并向當地勞動部門辦理錄用職工手續。

　　(4)勞動合同草案一般由用人單位提出、征求應招工人的意見;也可以由被招工人與企業行政的代表，如廠長、經理，人事處、科長等直接協商，共同起草。

　　(5)簽訂勞動合同前，用人單位應向被招工人如實介紹本單位的情況，被招工人也有權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要求，雙方經充分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后，用毛筆或鋼筆填寫勞動合同書，并簽名蓋章。

　　(6)勞動合同簽訂后，應當到當地勞動行政機關申請鑒證，并向其主管部門和當地勞動部門備案。

訂立合同篇2

　　勞動合同訂立與勞動關系建立是我國《勞動合同法》中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勞動關系的特殊性決定了勞動合同訂立與勞動關系建立時常處于分離狀態。為此，有必要從法律上進行識別，以利于對勞動者或者用人單位權利的救濟。

　　基于勞動關系建立的實踐性考量，《勞動合同法》第10條將勞動合同訂立與勞動關系建立預設為三種可能情況：其一，勞動關系建立與勞動合同訂立同時發生。其二，勞動關系已建立，但勞動合同并沒有訂立。其三，勞動合同已訂立，但勞動關系并沒有建立。為此，正確識別《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才能有助于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及其適用。

　　一、“理想模式”與“現實模式”的一般法律識別

　　從通常意義上講，上述第一種情況可謂“理想模式”，即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用工”的同時訂立勞動合同。為此，上述第二、第三種情況可謂“現實模式”，即先建立勞動關系（指用工發生）后訂立勞動合同（指書面形式），或者先訂立勞動合同（指書面形式）后建立勞動關系（指書面合同）。

　　對于上述第二種情形，《勞動合同法》第10條第二款規定，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1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同時，為固定勞動合同之證據功效，《勞動合同法》又為用人單位違反上述規定設置了嚴厲的法律責任。其中第82條第一款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1個月不滿1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至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勞動合同，但用人單位未將勞動合同文本交付勞動者，依《勞動合同法》第81條規定，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給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從用人單位違法成本看，上述條文可促使用人單位主動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從勞動者權益救濟看，上述條文明確為勞動者指明了法律救濟的路徑；從行政執法效率看，上述條文為勞動行政部門依法行政提供了法律依據。另外，對于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1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情形，《勞動合同法》第14條第三款規定，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由此可見，對于先建立勞動關系后訂立勞動合同，無論從法律責任講還是從穩定勞動關系講，立法者都是著眼于追求勞動合同訂立與勞動關系建立共存的效果。因為，這不僅符合勞動關系建立的客觀要求，而且符合勞動合同訂立的實際需要。

　　對于上述第三種情形，《勞動合同法》第10條第三款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用工前訂立勞動合同的，勞動關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此謂先訂立勞動合同（指書面形式）后建立勞動關系（指書面合同）之情形。無論是立法者還是法律適用者，乃至一般理性之人，從語意上解釋或者理解此條款是容易的，即勞動合同訂立與勞動關系建立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勞動合同訂立并不意味著勞動關系建立，勞動合同訂立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在勞動者合同文本上簽字或者蓋章”為判斷根據，勞動關系建立以“勞動者為用人單位實際勞動”為判斷根據。對此等情況識別有兩種途徑：其一，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者按照勞動合同約定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這種情形既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訂立勞動合同并建立勞動關系的常態，也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實現各自利益的法律手段。其二，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者并沒有按照勞動合同約定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這種情形并不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訂立勞動合同，并建立勞動關系的常態，也不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訂立勞動合同時所追求的最終目標。

　　二、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的特殊法律識別

　　對于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者并沒有按照勞動合同約定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之情形。《勞動合同法》并未就權利救濟及其法律責任作進一步明確規定，此種情形將直接影響法律的適用。

　　（一）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之情形

　　基于客觀原因，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之情形有：其一，就勞動者而言。例如，勞動者病故或者需要住院治療（包括勞動者全部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不符合勞動合同訂立時所要求的勞動行為能力），或者勞動者因其他客觀原因不能履行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如勞動者需要照顧家庭、需要在國內學習或者出國深造，等等。其二，就用人單位而言。例如，用人單位因市場經營變化，在原有員工已滿足的情況下招用新勞動者實屬不必要。又如，用人單位因違法經營已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或者用人單位已依法進入破產還債程序，等等。一般來講，上述情形可稱為“履行勞動合同客觀不能”，且非由勞動者或者用人單位過錯所致。一般來說，基于客觀原因阻卻勞動用工發生的，勞動者或者用人單位不應承擔法律責任。

　　基于主觀原因，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之情形有：其一，就勞動者而言。例如，勞動者因其他單位給予的條件優越而已與其他用人單位訂立勞動合同，并建立了勞動關系。或者說勞動者以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業已訂立的勞動合同。其二，就用人單位而言。用人單位已招用了其他勞動者，或者說用人單位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業已訂立的勞動合同。一般來講，上述情形可稱為“履行勞動合同主觀不能”，且是由勞動者或者用人單位過錯所致。一般來說，基于主觀原因阻卻勞動用工發生的，勞動者或者用人單位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二）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之性質

　　《勞動合同法》第16條規定：“勞動合同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并經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文本上簽字或者蓋章生效。”從條文本身解釋或者理解，勞動合同生效的時間，是以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文本上簽字或者蓋章為判斷根據。也就是說，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協商一致（即實質要件）的基礎上，已在勞動合同文本上簽字或者蓋章（即形式要件），勞動合同就生效。需要說明的是，已生效的勞動合同是否有效，則屬于法律評價，即勞動合同的生效并不必然導致勞動合同的有效。一般來講，合同生效的法律意義是，合同經依法成立，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由此可見，勞動合同訂立后，即使勞動用工未發生，該勞動合同已不是一個處于“事實狀態”的勞動合同，而是一個處于“法律狀態”的勞動合同。由此引發的勞動爭議應以《勞動合同法》為依據解決。

　　（三）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之解除或者終止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8條、39條、40條規定，勞動合同法定解除是以勞動合同處于“實際履行狀態”為發生根據。也就是說，勞動者已按照勞動合同約定在用人單位正在從事實際的工作過程中發生的勞動合同解除。由此可見，對于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只能適用協商解除，不可能適用法定解除。《勞動合同法》第36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勞動合同。”此條可適用于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的解除。需要說明的是，勞動合同的解除是針對已生效且尚未履行的勞動合同，或者正在履行的勞動合同。另外，法定解除僅適用于履行過程中的勞動合同。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44條規定，勞動合同終止有：勞動合同期滿；勞動者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勞動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蹤；用人單位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撤銷或者用人單位決定提前解散；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根據上述規定，從時間角度看，勞動合同的終止可分為尚未履行的終止、履行過程中的終止和履行期滿的終止三種狀態。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發生的勞動合同，應屬于尚未履行的終止。

　　（四）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實際發生的幾種特殊情形

　　正如前文所指，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用工未實際履行而發生的特殊情形，用人單位或者勞動者的權利救濟及其法律責任應如何處理，是一個十分棘手而又現實的問題。本文就此問題作一討論。

　　第一，勞動者初次上班或者因工外出受傷是否應認定為工傷。屬于此種假設的情形有：其一，勞動者第一次上班途中受到的傷害事故。其二，勞動者受用人單位臨時指派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工作受到的傷害事故。

　　就第一種情形而言，是否認定為工傷應以《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六）項、第15條第（二）項規定為根據，即職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職工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視同工傷。需要說明的是，上述職工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勞動者，但可定性為“準勞動者”，以此求得成文法律的根據。至于其因犯罪或者違反治安管理傷亡的、酗酒導致傷亡的、自殘或者自殺的，則依《工傷保險條例》第16條規定，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為工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勞動者在第一次上班途中受到的傷害不是機動車所致，而是由于他人的不法侵害，那么，他的請求權根據就不是《工傷保險條例》，而是《民法通則》或者《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就第二種情形而言，盡管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約定的履行勞動合同期限尚未成就，但勞動者因受用人單位指派臨時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工作受到的傷害事故，是否應認定為工傷則應依不同情形而定：其一，如果勞動者連續不間斷地執行用人單位指派的工作，應視為勞動用工提前發生，在此情形下發生的傷害事故應認定為工傷。因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五）項規定，因工外出期間，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其二，如果勞動者受用人單位指派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工作，是基于委托代理產生，那么，由此發生的他人侵權行為，應依《民法通則》的相關規定，由侵權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如果侵害人無力賠償或者沒有侵害人的情況下，勞動者提出請求的，由用人單位給予勞動者適當補償，也符合最高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2條的規定。

　　第二，勞動者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勞動合同。勞動關系建立實質上講就是勞動者按照勞動合同的約定開始實際履行勞動合同。那么，對于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關系未實際發生前，勞動者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勞動合同，這在合同法理論上被稱為“預期違約”。其基本含義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合同義務。由于這種單方解除合同的行為導致合同目的落空，并給對方造成損害，有過錯的一方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對上述問題的法律規制主要有如下規范性法律文件：

　　其一，《勞動法》第90條規定，勞動者違反本法規定解除勞動合同，或者違反勞動合同中約定的保密義務或者競業限制，給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其二，原勞動部《關于〈勞動法〉若干條文的說明》第99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尚未解除勞動合同的勞動者，對原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該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本法中的“依法”是指《民法通則》等。

　　其三，原勞動部《關于實行勞動合同制度若干問題的通知》第17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職工時應查驗終止、解除勞動合同證明，以及其他能證明該職工與任何用人單位不存在勞動關系的憑證，方可與其簽訂勞動合同。

　　其四，《勞動合同法》第91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與其他用人單位尚未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勞動者，給其他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可見，上述事實雖然為勞動法所規定，但從內容上看顯然屬于民事法律規范的內容，體現了勞動法規范的私法特性。

　　應該說，上述規定同樣適用于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關系尚未建立之情形。不論是權利救濟還是法律責任承擔都應以民事法律規范為根據。其中，一方當事人在有過錯的情況下給對方造成損害，應是識別法律責任的關鍵。另外，對于勞動合同訂立后勞動關系尚未建立，用人單位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行為表明不履行勞動合同之情形，仍應依上述勞動法規范為識別依據。

　　總之，立法技術本身決定了法律條文的設計采“歸納”方法，同時，司法性格決定了法律條文的適用采“演繹”方法。所以，對勞動合同訂立與勞動關系建立的識別，應立足于上述兩個層面上的分析。

訂立合同篇3

　　教育合同，是教育機構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之間為實現教育目的所達成的，一方實施教育教學行為、另一方親自或派員接受教育的協議。當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人才數量及質量要求的提高，教育合同已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但我國學者對該合同的研究卻很少。由于《合同法》對教育合同沒有作出規定，教育合同性質上屬于無名合同，當事人對其訂立存在諸多疑問。

　　一、教育合同當事人的厘定

　　從合同的內容來看，教育合同本質上屬于民事合同，(注：關于教育合同的性質，學術界也存在“行政合同說”，由于此點與本文主旨無關，筆者此處不擬多言，另撰專文對教育合同的法律性質加以分析。)因此其成立也須具備民事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當事人、合意。(注：關于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學界一直有不同看法，代表性的有“二要件說”和“三要件說”。其中“二要件說”分為：“締約人與合意”二要件(參見趙旭東：《論合同的法律約束力與效力及合同的成立與生效》，載《中國法學》20xx年第1期)、“當事人與合意”二要件(參見崔建遠：《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頁)。筆者以為，雖然合同的當事人并不都參與締約，當事人的代理人代訂的合同也能成立，但是代理人仍然須以當事人的名義訂立合同。也就是說，無論訂立主體涉及到哪些人，合同必須存在著兩個利益不同的當事人，所以以“當事人”為成立要件較“締約人”更妥帖。至于當事人是否須有相應行為能力，筆者以為其屬合同效力問題，不在合同成立要件討論之內。“三要件說”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當事人”、“合意”外的第三個要件上。關于這個要件，有學者主張其為“須以訂立合同為目的”(參見王家福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頁);也有學者認為是“須具備要約和承諾階段”(參見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修訂版)，第124頁);還有學者以“契約之內容，應適于發生債權，即應為確定、可能、適法及社會的妥當”為要件(參見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筆者以為，合同的成立以“合意”為本質，合意的形成必然要經過要約與承諾的階段;而“要約”即是與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內含締約的目的，否則不屬于要約，例如開玩笑就不是要約。由于合同的'成立須當事人就合同的必要條款協商一致，而標的正是合同的必要條款，因此內容或標的“確定”已經被涵蓋與“合意”要件中，不必累述。至于標的是否“可能”、“適法”應屬于合同效力問題，筆者將在后文論述之。綜上而言，筆者傾向于“二要件說”之“當事人與合意”二要件。)由于教育合同為諾成、不要式合同，因此其成立無須交付標的物或采取特定形式(但當事人約定合同采特定形式才能成立的除外)，也就是說，教育合同的成立無須具備特殊要件。

　　一般情況下，教育合同的締約人即是雙方當事人，(注：民事合同包括雙方法律行為的民事合同以及雙方或多方共同法律行為的民事合同。后者以聯營合同、合伙合同為典型代表，當事人可以有多方，且他們的利益和目的是一致的、同方向的;前者則發生于利益對立的雙方主體之間，教育合同即屬此類。因此這里將教育合同的成立要件精確為“雙方當事人”。)在普通教育合同(即為自己利益教育合同)中，教育機構和受教育者參與合同締約、并成為合同的當事人;而在委托教育合同(即為第三人利益教育合同)中，教育機構和受教育者的委派單位才是合同締約人以及當事人。但是也有特殊情況，當受教育者為未成年人時，通常由父母或其他監護人代理其訂立合同;受教育者、教育機構或者委派單位有時也會委托代理人代訂合同(現實生活中常見的“委托招生”即為適例)，但這些參與締約的代理人均不是合同的當事人。

　　關于教育合同的訂立，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是，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受教育者是否必須由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代為訂立合同，他們自己能否直接參與合同的訂立?他們直接訂立的教育合同能否成立?問題實質上已轉化為，當事人具備相應民事行為能力是否為合同成立要件的問題，也就是《合同法》第9條的合理性問題。依據該條之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注：民事權利能力是民事

訂立合同篇4

　　一、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是指地位平等的合同當事人，在權利義務對等的基礎上，經充分協商達成一致，以實現互利互惠的經濟利益目的的原則。這一原則包括三方面內容：

　　1.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在法律上，合同當事人是平等主體，沒有高低、主從之分，不存在命令者與被命令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這意味著不論所有制性質，也不問單位大小和經濟實力的強弱，其地位都是平等的。

　　2.合同中的權利義務對等。所謂“對等”，是指享有權利，同時就應承擔義務，而且，彼此的權利、義務是相應的。這要求當事人所取得財產、勞務或工作成果與其履行的義務大體相當;要求一方不得無償占有另一方的財產，侵犯他人權益;要求禁止平調和無償調撥。

　　3.合同當事人必須就合同條款充分協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成立。

　　二、自愿原則

　　自愿原則是合同法的重要基本原則，合同當事人通過協商，自愿決定和調整相互權利義務關系。自愿原則體現了民事活動的基本特征，是民事關系區別于行政法律關系、刑事法律關系的特有原則。民事活動除法律強制性的規定外，由當事人自愿約定。自愿原則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合同自愿原則就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自愿原則是貫徹合同活動的全過程的，包括：

　　第一，訂不訂立合同自愿，當事人依自己意愿自主決定是否簽訂合同;

　　第二，與誰訂合同自愿，在簽訂合同時，有權選擇對方當事人;

　　第三，合同內容由當事人在不違法的情況下自愿約定;第四，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當事人可以協議補充、變更有關內容;第五，雙方也可以協議解除合同;第六，可以約定違約責任，在發生爭議時，當事人可以自愿選擇解決爭議的方式。總之，只要不違背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的規定，合同當事人有權自愿決定。

　　三、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要求合同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要公平合理，要大體上平衡，強調一方給付與對方給付之間的'等值性，合同上的負擔和風險的合理分配。具體包括：

　　第一，在訂立合同時，要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不得濫用權利，不得欺詐，不得假借訂立合同惡意進行磋商;

　　第二，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風險的合理分配;

　　第三，根據公平原則確定違約責任。公平原則作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意義和作用是：公平原則是社會公德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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