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的基本思路經濟論文

時間：2025-09-10 19:44:19 經濟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的基本思路經濟論文

　　中國經濟處于“加速增長期”，今年“保七爭八”可期，但現行政府管理體制存在的缺陷和“非均衡發展模式”的現狀要求政府政策應加快向公共政策轉變，努力滿足國民公共需要，不斷增加“公共品”供給“非典”突如其來，對經濟的影響顯而易見。其實，現實情況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可怕，最近幾年經常對中國經濟發表意見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就由原來低估的6.5％調高為7.5％。中國經濟新一輪周期性繁榮趨勢不會逆轉，“加速增長”的鏈條不會斷裂，今年仍可獲得“保七（7％）爭八（8％）”的業績，明年8％以上是可以預期的，各方面的最新跡象顯示經濟的活力依然強勁。中國經濟“加速增長”具有內在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不會因短期沖擊而終止。

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的基本思路經濟論文

　　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處于“加速增長期”，這是一個客觀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增長周期趨勢，短期中可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危機，但“加速增長” 的中長期趨勢不會逆轉。

　　中國經濟中長期繁榮發展趨勢不會因短期事件而中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是深入進行的體制改革，包括政府體制、企業體制和各種要素市場的改革，會進一步釋放出內部制度效率；

　　二是人口增長特別是城市人口加速增長，會促使消費規模不斷擴大，推動消費需求長期快速增長；

　　三是民營經濟成長加快，會在強化競爭中全面改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整體效率；

　　四是擴大開放促使外貿流量、國際資本流入加速增長，會使內部經濟要素在與國際市場連接、整合度提升基礎上，全面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效率；

　　五是知識化、信息化程度較高的新型勞動者伍快速擴大，技術流量的倍數增長，會不斷增加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六是政府體制創新會使宏觀調控付出的代價變小，推動宏觀決策效率改進。

　　從“非典”危機可以總結出一些有用的經驗和深刻教訓。其中最突出的，一是暴露出現行政府管理體制仍存在不容忽視的缺陷，二十多年的農村改革和企業改革已經取得了明顯進展，但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管理制度創新還是比較滯后；二是顯示出“非均衡發展模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一部分領域先發展起來）正在出現效率遞減趨勢，二十多年國民經濟快速增長，一九八零年至二零零二年年均達到百分之九點九左右，但公共衛生、教育、養老等以人為中心的公共基礎設施發展仍然嚴重不足。

　　為了從根本上改變上述情況，政府要通過制度創新，加快轉變工作職能和重點，重新分配自己的精力。一是通過加快民營化進程縮小國有經營規模，加快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讓我們的政府官員從大量對競爭性項目、贏利性投資的審批和直接管理中解放出來，讓真正轉到公共財政上來，讓政府政策轉到公共政策上來；二是通過加快市場化進程縮小政府直接調控領域，更多地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讓政府調節真正轉到宏觀調節上來。只有這樣，政府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履行其公共責任，為社會、企業和個人提供足夠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不斷滿足國民日益增長的公共需要。

　　近期財政政策向公共財政政策轉變時仍要堅持“積極”淡出的精神，但重點、方式和手段應作適當調整，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強度、范圍和方向。在宏觀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增發國債是可行的，但在條件成熟時應當加大“結構性減稅”的政策力度

　　按照公共政策思路，應當逐步轉到公共財政，這一點已經在近幾年的討論中形成了共識。目前仍有爭論的是，短期來看“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應當淡出”

　　從理論上看無疑應當“淡出”，一項針對某一特定時期的擴張型政策是不可以長期化的，是不可以一成不變的。但如果我們從發國債、減稅等基本措施來理解“積極”，那么，這種“積極”的精神不能輕易放棄，要“淡出”的是政策措施的強度、范圍和方向。

　　拿發國債來說。我們的公共設施條件還很差，離現代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相差很遠。中、西部農村地區的道路、橋梁、水利、供電、治污、生態等基礎設施水平依然還很低，與東部、與城市、與快速的國民經濟發展形成鮮明的反差。這些生產性基礎設施政府不來搞，誰來搞？還有，包括公共醫療衛生、養老、失業救濟、弱勢群體扶助等生活性基礎條件反差更大，更需政府及早投錢來興辦。不管這筆錢是進當年預算內，還是不進當年預算內，這個責任政府是遲早要履行的。在通貨膨脹厲害、債券利率高時來履行，融資成本會更高，花錢要比通貨緊縮和低通貨膨脹時期多得多。

　　有人擔心發債太多會增加赤字，給未來留下財政赤字危機和通貨膨脹隱患。對此，要做具體分析。同樣是發一千五百億國債，不同時期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一九九八年，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不到七萬七千億，今年將是十一萬億，分母不斷變大，發債率在變小，赤字壓力也會變小。另外，如果現在不花錢搞幾年、幾十年后還是公共設施建設要搞的。

　　如果不發債搞基礎建設，公共設施的供給不能增加，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短邊”問題永遠解決不了，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

　　還有，如果不發債，不給老百姓更多的投資渠道，在目前銀行和其他金融體制運行效率很低的情況下，十萬億儲蓄的大部分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浪費掉，或者，他們的錢會或明或暗地流到國外去。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

　　增發國債，作為政府通過直接投資實現的直接性擴張型財政行為，就短期平衡而言，要有度，這個度就是當年的赤字率不超過百分之三，這幾年我們嚴格地在這個“警戒線”內運行。就長期平衡而言，要有適當的結構調整，改變部分資金的投向，比如目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應繼續加大對“三農”、中西部、社保、公共性文教衛生設施等“短邊”領域的投入。這既有利于充分發揮國債的職能，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處理好各個利益體之間的公平與效率關系。

　　但是，單純發行國債的“積極”效果是有時限的，我們不能過分依賴它，在條件成熟時應當加大“結構性減稅”的政策力度，這也是財政政策“積極”的重要表現。今年五月以來，為了減少“非典”沖擊的影響，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減稅措施，非常及時、有效。但還需要推出常規性減稅政策措施，以降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成本，提高生產和消費能力，保障需求穩定增長。

　　結構性減稅主要可以考慮幾個方面：

　　一是在費改稅基礎上，從總體上減輕農民的稅賦。除了減免農林特產稅外，應當逐步取消農村學雜費和其他各種屬于義務教育的收費，以及減免制約農民生產（對耕地）和生活的各種不必要的收費，以真正解決“三農”問題。

　　二是在畢業生、各類（不僅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創業以及新技術開發等方面，實行更優惠的稅收減免政策，以優化就業和技術創新的政策環境。

　　三是在出口方面繼續實施有選擇的稅收支持措施，以刺激出口總量穩定增長和優化出口結構。

　　四是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以刺激大眾消費，特別是促使中低收入者消費穩定增長。

　　五是在稅制轉型基礎上，靈活調減某些企業稅種的稅率。

　　“結構性”的主要涵義是，不提“全面減稅”，力爭國家稅收總量不減少，以滿足政府必要的公共開支增長的需要，“調減部分”的缺口由“調增部分”來填補。哪些能調增呢？至少有三個：

　　一是規范并且增加各地政府使用的國有土地征稅；

　　二是大幅度增加水（主要是城市和工業用水）等稀缺資源的征稅，將征稅計入提價，提價轉入稅收；

　　三是在調減納稅等級基礎上，適當提高所得稅累進稅率。

　　當然，促使國家稅收總量增加的最重要途徑是在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基礎上，保證市場繁榮，促使經濟快速穩定增長。

　　實施穩健貨幣政策，既要注意防范金融風險，加快金融體制特別是產權制度的改革，從根本上控制金融風險，又要注意靈活性和適當彈性，提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

　　近幾年，我們的宏觀調控比較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正確地選擇了穩健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組合。在這個政策組合的作用下，我們頂住了亞洲金融危機、“911”后發達國家經濟衰退的沖擊。可以肯定，如果沒有保持政策的相對穩定性和連續性，在今年一季度經濟剛剛好一點時政策就“掉頭轉向”，在“過熱”判斷下采取急促的“淡出”措施，實際面臨的困難就會更大，宏觀調控工作就會更加被動。可見，一項政策組合的實踐一旦成功，并在現實中依然表現出積極的效應，就不要輕易改變方向，不要輕易掉頭，要留時間先看一看，看準后再相機抉擇。

　　但是，前幾年的政策操作，尤其是貨幣政策操作，也存在一些可以總結的問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中，如何掌握“穩健”的力度、靈活性和彈性，如何妥善把握和處理好貨幣供應量、貸款增速、物價變化目標和金融風險等問題，需要在政策操作上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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