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的經濟學
對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的經濟學【1】
摘 要 稅收公平與效率兩大原則在稅法學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探討也從未停止，但是大部分的分析和研究都是在法學與財政的基礎上進行，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學科，對政府制定稅收政策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作用，故而本文通過經濟學視角對稅收公平與效率進行分析和解讀，并提出自己的疑問。
關鍵詞 公平原則 效率原則 經濟學分析 對比評價
公平與效率是稅法中永恒不變的主題，是它的一個重要價值和原則。
本文以經濟學的視角對稅收的公平和效率觀念做解讀和分析。
一、稅收概念的對比解讀
大家一般接觸到“稅收”概念時，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法學意義上，與“稅法”聯系的含義。
在稅法學中，對于稅收的概念往往更多偏重從政治權力和國家職能角度來作闡釋，例如我國學者陳少英教授便將稅收定義為“國家為了實現其公共職能的需要，憑借政治權力，運用法律手段，強制地、無償地、固定地集中一部分社會產品所形成的特定分配關系”。
經濟學對于稅收的定義莫衷一是，但是細看會發現經濟學家似乎都將概念的重點放在 “公共利益、公共用品”這個點上。
薩繆爾森認為“通過稅收，政府實際上是在決定如何從公民和企業的手中取得資源以用于公共目標。
通過稅收所籌集的貨幣實際上只是一種載體，經由它才能將那些現實的經濟資源由私人品轉化成公共品”。
�曼昆則認為：“稅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作為公民期望政府向我們提供各種物品和勞務。”
對于上述現象，或許可以做如下解釋：政府在解決外部性問題，對公共資源進行管理，或者提供維護公共安全的國家職能時，這些都需要相應的付出和代價，而這個代價最常見、最有效用的形式就是稅收，政府需要通過稅收籌集的收入來行使職能。
二、稅收公平原則
(一)稅收公平原則的法學理論分析
很多稅法學家都認為，“稅收公平從本質上來講，就屬于分配公平的范疇”。
�稅法上的稅收公平主要指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
稅收橫向公平又稱稅收水平公平，是指經濟情況相同、負擔能力相等的納稅人，其稅收負擔也應相同;稅收縱向公平又稱稅收垂直公平，是指經濟情況不同、負擔能力不等的納稅人，其稅收負擔也應不同。
并認為橫向公平是形式上的公平，縱向公平則是實質上的公平。
(二)稅收公平原則的經濟學分析
在經濟學領域，公平主要是指機會公平和分配結果公平，側重點在分配結果公平。
稅法學中的橫向與縱向公平亦是經濟學上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此不得不提到稅收經濟學上的兩項重要原則：受益原則和支付能力原則。
政府在征稅時總有很多方式可以選擇，既可以向民眾，也可以向物品，還可以向行為。
在眾多方式中，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歸結出了上述兩個相對公平而有效的原則。
1、受益原則
受益原則是以人們從政府處所得的利益為納稅衡量原則，多得益者多納稅，少得益者少納稅。
受益原則常常用于富人比窮人應該多納稅的觀點。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富人比一般人享有更多的公共利益和服務，故而需要耗費更多的資源。
比如，富人擁有的巨額財富需要更多的警力去保護，同樣的道理也可以適用到法院、消防及環衛等其他系統。
2、支付能力原則
支付能力原則認為稅負應該依據一個人能承受負擔的多少來征收，一個人上繳稅負的多少跟那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和所處的環境有關。
通常按支付能力原則設計的稅收制度同時也具有再分配性。
這意味著它們從高收入的人們那里取得資金，用以增加窮人的收入和消費。
這個原則的公平性在于它考慮到了“犧牲量”，即民眾承擔的稅負與其自身所有財產的比例，與該民眾的收入和環境。
而由支付能力原則得出了兩個平等觀念的推論：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
這兩個概念與稅法學中的是相同的。
馬斯格雷夫認為橫向公平是“針對著變化無常的歧視行為的一種防范措施”，斯蒂格里茨則認為“應該實現同等條件同等對待”。
�但這里卻出現一個從常理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拿什么來衡量不同納稅人之間的收入是平等、相似的?因為每個人、企業都有各自不同的情況，會有不同的稅收扣除項目和稅收優惠。
縱向公平以稅收負擔能力為基礎，那么富人比窮人多納稅的話，這個多納的量的標準又是什么?該多納多少呢?
(三)對稅收公平原則的疑問與評析
在現代社會中，很多國家的稅收目標之一往往是為了縮小貧富差距，而這個目標也被視為公平原則的典型體現。
很多國家都采用 “累進稅制”，制定的政策往往是對富人和為其享用的奢侈品征收重稅，而對一般民眾征收低稅，對一些生活必需品等減免稅。
這樣的政策一般看來確實會起到應有的直接效果，即富人比窮人繳納更多的稅款。
但是，這樣的直接結果也并不見得就是公平的。
因為前文說過，稅收是對政府為公民提供公共產品和利益而支付的代價，那么稅收的公平除了在征收之外，更在于分配。
按照前述的經濟學說，若是將大部分征收于富人的稅仍舊用于改善富人的福利和環境，而不是大部分民眾或者窮人的話，那么這樣的稅制依舊稱不上公平。
再者，撇開宏觀廣義上的公平和縮小貧富差距這個目標的話，富人是否就應該繳納更多的稅，富人真的就比窮人享受了更多的公共利益，警察為保護富人財產付出的精力就比保護窮人的多嗎?累進稅率是否真的就那么公平，即使其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結果上的公平，但這是否是一種對產權的侵犯。
因為早在 1974 年，科斯通過調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產品概念的燈塔在英國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給。
�而近年來對公共產品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實驗經濟學的大量研究更是顯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區、非營利組織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產品。
�照此看來，公共物品并非由政府一家獨自提供，那么按照有些經濟學家的說法，稅收是民眾對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與利益的支出這種說法是否還站得住腳?
三、稅收效率原則
(一)稅收效率原則的法學理論分析
稅收效率原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于政府來說，稅收效率高，便可以為政府籌集更多的財政資金，而對于市場來說，稅收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提高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市場的發展。
稅收效率的具體原則說法不一，但是其中有一個是大家都認可的，即稅收經濟效率原則，即稅收中性原則，以對經濟最小的負面影響來獲取盡可能多的稅收收入。
�在市場經濟有效運行，市場機制基本功能正常發揮的情況下，稅收效率表現在保證市場機制不受或少受干擾，確保市場機制基本功能的正常發揮。
此外，主要還有調控效率原則和行政效率原則。
從總的方面來說，稅收效率原則就是要以最小的成本和負擔爭取最大的財政收入，并盡量做到不影響市場的正常運行。
(二) 稅收效率原則的經濟學分析
稅收對于普通民眾福利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不管如何，對物品征稅時，買者的價格必然被提高，而賣者得到的價格則必然降低。
但是想要詳盡了解福利的影響和效率就必須比較買者和賣者減少的福利與政府所得的收入。
此時必須要了解以下幾個概念：
1、無謂損失
無謂損失是指稅收(或某種其他政策)扭曲了市場結果時所引起的總剩余減少。
�在市場有效配置資源時，可以使供求均衡，從而使買者和買者的福利最大化，總剩余最大化。
經濟學十大原理的其中之一便是：人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
市場自身有資源配置作用，人們總會對市場信息作出反應，雖然這種反應有時候可能是滯后的。
稅收的存在，使得買者的買價被提高而賣者的賣價被降低，這樣產生的激勵結果便是，買者減少消費，賣者降低生產，甚至雙方會因稅收而取消原本的貿易。
由此，市場規模便縮小到最佳水平之下。
以上便是稅收對激勵的扭曲，從而引起了市場資源配置時的低效率甚至是無效率。
2、管理負擔
管理負擔主要是指納稅人為了繳納稅費所付出的代價和費用。
管理負擔常常對一般納稅人來說包括為了納稅所花費的時間和人力物力以及車馬費用等，而對于一些公司企業、組織社團以及使用高稅率的人來說還包括保存的各種記錄，制作的各種報表賬簿，以及繳納稅負時所需提供的材料，甚至是專門雇傭的從事納稅事務的律師和會計師等。
(三)對稅收效率原則的疑問與評析
財稅法中的經濟效率原則的定義就是在保證市場正常運行，不受稅收的影響，以最小的負面影響來取得盡可能多的收入。
但是經過上面的經濟學分析，我們發現稅收對市場運行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稅收會造成無謂損失，稅收給市場的交易雙方帶來的成本可能超過政府籌集的收入，而對物品征收的稅負就猶如在賣者和買者之間打入了一根楔子。
當政府提高征稅率時，一開始稅收收入確實會有所提高，但是當稅收規模變大時，市場反而會隨之收縮，稅收收入最終減少。
當政府對某些物品或者資源征稅時，便失去了某些市場效率的好處，不僅將資源從市場參與者手中轉移到政府手中，更加是扭曲了市場激勵，從而改變了市場結果。
除此之外，管理負擔還影響了稅收效率，因為專門用于繳納稅款、遵守稅法而支出的金錢、時間等資源便是一種無謂損失。
原本政府只是為了得到稅收，可是納稅人不僅支付了稅收，還為此支付了時間和金錢。
對此，或者可以通過簡化征稅手續來解決，可是真要實行也并非易事，因為手續的簡化可能會造成稅收漏洞的出現，引起各種問題。
四、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的對比分析
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的先后之爭從未斷過，各家也是眾說紛紜，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經濟學家似乎更偏重于效率。
在古典主義經濟學中，亞當・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主義，當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標的同時，也間接地推進了社會利益，這樣的自由競爭，可以使得社會資源調節至最優，這樣的自由市場便是有效率的市場，進而也是公平的市場。
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馬歇爾也對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推崇備至，崇尚自由主義。
他們認為，效率本身便意味著公平，因為一個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會努力工作，做出盡可能的最優決策，自身效率的高低，決定著得到的回報的多少，從而所有的回報于他的付出都是平等的，公平的。
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主張在“看不見的手”指引下的自由市場經濟，其經濟公平觀是：效率優先，機會均等。
到了凱恩斯完全自由市場的觀念開始改變。
凱恩斯是政府干預市場學說的典型代表，他身處上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背景，使他看到了市場并非萬能，市場也有無效率的時刻和無法解決的難題。
市場的缺陷需要政府這只有形之手的干預、解決。
故而他強調“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其經濟公平觀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薩繆爾森采取的是以上兩種觀點的綜合與折中。
他在效率上用了帕累托的概念，�在市場完全競爭的狀態下，市場能夠實現最優質的資源配置，從而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
但這僅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在現實中市場低效率的情況時常發生，這時候就需要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將由市場引導的錯誤道路拉回正軌。
薩繆爾森認為效率與公平的關鍵不在于誰優先，而在于分配代價的大小，只是這個問題經濟學無法回答。
“至于我們的市場收入中應該有多少轉移給貧困家庭，這是一個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問題”。
對于經濟學上普遍持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點，其實在稅法學上也是相通的。
一般意義上來講，稅收效率是公平的前提。
只有經濟效率的提高，減少稅收對市場運行的負面影響，提高資源的優化配置，才能提高稅基，否則公平的分配便是無本之木，故而需要效率優先。
而公平則是稅收效率的必要條件，若是沒有公平，那么稅收的效率便會降低，會影響整個國家的財政收入，所以必須兼顧公平。
公平與效率原則的法經濟學【2】
[摘要] 法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使得法學與經濟學的關系日益密切。
同時，經濟學在經濟法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一直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法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尋求公平與效率的“最優解”，而公平與效率的均衡也是經濟法的重要目標和課題。
本文即從經濟學的角度，通過法經濟學的視角，對經濟法的公平與效率原則進行分析，以期為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提供經濟學的啟示。
[關鍵詞] 經濟法 公平 效率 法經濟學
公平與效率成為經濟法的兩項重要基本原則，是由經濟法的內在歷史使命決定的。
這可以從經濟法興起的原因，以及經濟法的本質屬性體現出來。
本來公平與效率原則都應該因為實現經濟法的功能這個統一的目標而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于公平原則側重于追求利益平衡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而效益原則重在強調成本收益比例的最優化，因此兩者在價值追求上必然存在內在性的張力。
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均衡，就成為經濟法的一個重要目標和研究課題。
但是如果僅僅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于法律的范圍之內，也許并不是一個好辦法。
經濟法本來就是在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其中的許多內容本身就產生于經濟學的啟發之下，甚至直接取自于經濟學。
而且經濟學自產生以來在解決社會問題中作用的發揮以及近年來經濟學的擴張也充分證明了其自身的重大實用價值。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經濟學的研究分析方法對解決經濟法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鑒作用。
一、經濟法的興起的經濟原因與經濟法的公平、效率原則
1.經濟法興起的經濟原因
經濟法作為一個普遍的法律現象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經濟角度考察，可以認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推動了經濟法的興起。
在自給自足的產品經濟時代以及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經濟法不可能作為一支獨立的法律力量活躍于社會舞臺。
只有隨著商品經濟特別是它的高級階段即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法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在各國法律體系中誕生。
這是因為商品經濟愈是向著社會化大生產方向或者市場經濟方向發展，就必然推動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國民經濟部門的不斷增多。
這必然要求國家從社會總體利益出發，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克服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市場失靈等局限性，盡可能使資源配置優化、市場高效有序等，即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效率目標;另一方面，要縮小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貧富差距，解決各種外部性問題，保障各種利益分配的公正與平衡，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也就是追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公平。
2.經濟法公平、效益原則的內涵
經濟法上的公平，最基本的含義是指任何一個法律關系的主體，在以一定的物質利益為目標的活動中，都能夠在同等的法律條件下，實現建立在價值規律基礎之上的利益平衡。
經濟效率原則也稱為經濟效益原則，是指經濟活動中占用消耗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與所取得的有用成果的比較。
雖然是部門性法律的原則，但是這里的公平與效率很明顯地受到經濟學的影響而與民法等其他法律部門中公平、效率的含義有所不同。
經濟法上的公平與效率當然符合法律公平與效益價值的共性，但是更側重于經濟利益。
比如公平原則重在突出利益的協調與平衡，效益也主要是強調物質性收益的高效率。
這就為從法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和解決兩者的矛盾問題提供了可能性。
二、經濟法范疇中公平與效率原則的沖突
目前國內經濟法學者們大多數都贊同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性，所謂社會本位性一般認為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法的本位思想”， 這就要求國家和市場主體都要為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而承擔社會責任，任何市場主體，在進行市場行為時，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關注，從而對效率的追求做出了有條件地限制。
這比較清楚地表明了兩個原則的內在價值沖突。
在我國經濟法學界，對于公平與效率沖突問題的處理，一般是主張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在實踐中，往往是效率優先，難顧公平。
從法的價值角度看，公平與效率都是法的價值目標。
但是由于不同的價值目標有時會出現沖突，在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就必須要做出取舍。
法理上認為，法律的價值存在位階性，即當不同的價值之間產生沖突時，存在選擇先后的問題， 但是事實上又沒有一個公認的通用標準可以適用，而各種價值的位階在不同法域內各有不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等背景下也存在差異。
因此在確立一種價值位階之前，選擇一個視角是必要的。
三、經濟學視角下的公平與效率
1.公平與效率的經濟學內涵
關于什么是公平和效率，經濟學的不同學派有不同的認識。
古典經濟學認為，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制度安排下，只要生產者和需求者的交換行為符合等價交換原則，就認為二者的行為活動是公平的。
并且認為，只要交換規則公平,經濟活動就有效率。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效率就是通過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包括在收入分配領域通過合理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結果，使特定數量的生產要素投入有盡可能多的產出 ，而只有在市場均衡狀態下，交換行為才符合等價交換原則，生產者和需求者的行為活動才是公平而有效率的。
馬克思通過揚棄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公平、效率和分配觀,提出有公平就有效率的思想。
他認為公平不是交換規則意義上的公平，也不是均衡規則意義上的公平,而是生產資料占有意義上的平等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收入意義上的公平。
只要有了這兩種意義上的公平，勞動者的積極性就能充分發揮出來，經濟活動就有效率。
2.公平與效益的經濟學選擇
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結果表明，交換規則公平盡管能夠提高效率，卻出現財產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
財產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公平盡管是人類追求的理想目標，但由于缺乏財產和收入激勵，會導致經濟效率難以提高。
面對這種“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在經濟學的視角下，傳統上一般都是選擇效率優先。
但是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在公平與效益的選擇上，學者們進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一些與傳統理論不同的觀點。
比如新制度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關于公平與效益的選擇問題，都根據社會發展變化情況以及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做出了新的闡釋。
因此在經濟學領域內，對公平與效益的選擇，也出現了新的選擇，效益不再始終居于選擇的最優先位置。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把科斯的企業理論引入國家行為的分析，認為統治者也是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而國家的決定權結構最終要對經濟大增長、停滯或衰退等效率問題負責，在他看來，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識形態為社會成員的行為提供一個共同的準繩，從而能夠減少內耗，提高效率。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在其公共選擇理論中指出，評價效益的唯一指標是同意的一致性，“同意”意味著經濟當事人經過成本―收益計算，認為一個實現資源配置的交易對他是有利的，或至少是無害的。
在這里可以看出公平與效率的正相關關系，公平直接帶來效率。
只有公平的制度才能帶來經濟的高效率，國家興衰取決于制度的公平程度及由此所導致的效率損耗程度。
由此看來，新制度經濟學是把公平放在首位，認為公平的制度能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堅持的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公平效率觀。
美國的著名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從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觀念出發，提出了正義的公平觀，根據他的觀點，如果一個人的獲益損害了他人的利益，就是不公平、不正義。
受這種正義觀的影響，福利經濟學家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進行了改進。
他們提出用社會福利而不用其他指標作為衡量公平與效率的標準，并以此來認識人類社會的分配和資源配置活動。
福利經濟學關于公平與效率認識的方法論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它既不用古典經濟學的交換規則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規則，也不用馬克思的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收入的原則作為公平的標準，而是以社會福利，即用效用水平作為衡量公平的準則。
這種認識公平、效率和分配的方法論是對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認識論的發展。
無論是交換規則和均衡規則，還是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收入的原則，都只是實現公平的規則,而不是公平的評價準則。
實現公平的規則很多，不能說一種規則是公平的，而另一種規則就是不公平的。
我們需要的不是以公平實現的規則作為公平的衡量標準，而是要用價值判斷標準作為公平的衡量準則。
福利經濟學家用效用水平計量的社會福利作為公平與效率的評價標準，是對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交換規則和均衡規則作為公平準則的繼承和發展。
四、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法經濟學對社會發展目標的追求
公平與效率的“兩張皮”現象不僅使法學與經濟學面臨著困境，也給政府部門的宏觀決策帶來了困擾。
這種困擾終于促成了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20世紀70年代的誕生。
法經濟學從一開始就致力于追尋公平與效率均衡的有效途徑。
1.處理公平與效率問題的不同觀點
在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上，有各種不同觀點，但是總的來說可以分成三類。
一是效率優先論，當然，這一觀點通常會表明其兼顧公平，但是沖突情形下做出選擇時，公平往往是難以兼顧的，因此實際是主張效率第一的，不少經濟學家由于效率至上的思維定勢，認為提高效率是實現公平的物質前提和保障，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做蛋糕―分蛋糕”論。
二是公平優先論，如前文提到的以羅爾斯為代表的學者們就是堅持此觀點，強調公平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和美德。
三是公平與效率無先后之分，比如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 Okun)在其《平等與效率》一書中認為，效率與公平是分別適用于不同領域的社會原則―效率是關于生產方式或生產資料分配的原則，公平則是關于生產關系或社會再分配的準則，兩者并行不悖。
2.對“效率優先”論的分析
第一種觀點，即效率優先論，是傳統經濟學的觀點。
傳統經濟學理論一向將效率或效益奉為最高價值和追求，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逐漸發現，蛋糕是否做得大，其實與蛋糕是否分配均衡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那種認為蛋糕做大是分配均衡的前提之類的觀點，只不過是純粹理論的一廂情愿，分配不均導致的社會不公現象日益增多，貧富差距等帶來的社會問題日益突出，這些都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多種負面效應。
這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從反面說明，傳統的效益至上理論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是存在缺陷的，更不必說它在面對倫理、道德等社會力量所受到的有力質疑。
而經濟學界對公平效率問題的不斷研究和各種學說的出現，也說明即便在經濟學界，許多學者也已經不再相信效益至上說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因此，“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學說不再可能成為廣為人們信服的理論。
3.對“公平與效率無先后”論的分析
如果現實允許的話，人們在任何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選擇上都將以折衷為佳。
但是現實畢竟是現實，完美的理論看似不偏不倚，卻常常在應用時變得毫無用處。
公平與效率之間，本來就不是非此即彼的沖突，可見兩者兼顧當然是可以做到的，但這絕非適合于任何情況。
因此，可以說，如果兩者之間不發生沖突，因而可以做到兼顧時，“公平與效率無先后”的觀點就會失去意義，等于什么也沒說。
而在兩者的矛盾凸現以至于必須擇以先后的時候，這個理論又將對于指導人們做出選擇沒有任何價值。
4.重新認識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作為社會發展目標，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
正確認識這種聯系，對于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是必要的。
就經濟活動而言，這種聯系主要表現在：首先，公平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權利，體現著經濟主體在經濟地位上無歧視的平等關系和社會經濟發展成果共享的正義要求。
因此，公平不同于強調分配結果均等的平均主義，平均主義因偏離公平性而常常犧牲效率，而經濟地位的平等性和經濟發展的正義性，不僅是激勵經濟主體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內在誘因，而且也是避免社會動蕩、穩定經濟秩序的必要條件。
可以說，對公平原則的偏離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對經濟效率的否定過程。
其次，按照福利經濟學的解釋，廣義的效率是指資源的“配置效率”，即任何形式的資源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人受益而同時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到損害。
當一個經濟體不可能進行這種“帕累托改進”時，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社會經濟福利總產出趨向于最大化。
可見，資源配置效率是為平等與正義搭建更高平臺的前提條件。
最后，公平與效率具有相互包容性，表現為只有在經濟主體地位的平等性和經濟發展的正義性得以維護的條件下，自愿配置才是有效率的，而維護每一經濟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的合法權益，既是公平的要求，也是效率的體現。
五、公平優先：經濟法價值目標均衡的應然取向
公平與效率原則的均衡，顯然不是簡單地將兩者置于同等位次，因為理論必須能為人們在面臨兩者之間的尖銳對立時的決策提供選擇依據，否則就會成為公平效率選擇上的平均主義。
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的相容性并不排除兩者之間在優先性上的政策抉擇。
根據法經濟學的分析，應當明確的是，所謂公平與效率的優先性問題，涉及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排序問題，屬于經濟政策的范疇，與經濟法息息相關。
而從政策層面看，在社會發展目標多元化情況下，受政策目標實施條件、實現手段乃至政府偏好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對多元政策目標的合理排序，就成為實現政策選擇的有效方法。
在公平與效率雙重目標條件下，政策目標排序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以公平促進效率，還是以效率促進公平。
因而是對政策目標實現路徑的選擇，而不是目標的取舍。
這種路徑選擇不僅關系到政策操作的效率，也直接關系到公平與效率原則相容性的實現程度。
價值目標存在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種對社會發展的評價準則，而非發展目的。
這也是福利經濟學的觀點之一，即經濟學的公平效率觀應當是追求增加社會福利的，而非專指追求效率或者實現公平，這實際上就是實現公平與效率原則的均衡。
雖然福利經濟學只是在表述上使用了增加社會福利這樣一個避免出現公平或效率字樣的詞語，但是仍然可以理解出其中的優先性原則，即公平與效率沖突時，公平優于效率。
因為公平意味著機會的平等，而機會的平等是增加社會福利的重要前提條件，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通過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活動形成的，其效率無疑根本地來源于經濟主體的平等以及經濟發展的公平，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本身就是公平促進效率的最佳證明。
但是相反的結論就不能必然成立，因為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常有的情況是，一部分人從社會分配中獲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卻獲得不相稱的較少利益，這時在社會整體收益一定的情況下，社會整體的福利反而是下降了。
在法經濟學看來，這恰恰導致社會的低效率。
新制度經濟學主張的公平是過程的公平，認為過程的公平最重要。
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過程中是否受相同的制度規則調整和約束至關重要，過程的公平實質上是規則的公平，這種規則公平是指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規則，這套社會制度規則既能夠保證使勞動者的貢獻和所得是對稱的，又能夠保證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
惟有在“規則公平”上下功夫，才能真正調動起勞動者的積極性，才能夠創造長久的高效率。
規則的公平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無論是個人效率還是社會效率的提高，其依賴的都是“規則公平”。
以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認為公平即指規則的公平，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歸根結底統一于規則的公平。
在規則公平沒有實現的前提下提倡效率優先，往往成了不公正的特殊利益優先。
只有規則公平了，市場才會導向效率優化。
反觀歷史，我國在確立效率優先原則時，面臨的是沉重的經濟發展負擔，先富論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暫時選擇，雖然之后取得了經濟迅速發展的輝煌成就，但是從今天的現實來看，必須承認其局限性和缺陷性。
近十幾年來，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全國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卻在持續下降。
據官方研究機構測算，中國東部最富的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差距擴大到10余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為3∶2∶1。
基尼系數從 1991年的 0.282到現在逼近 0.48，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正視改革過程中存在的疏漏，解決日趨嚴重的發展不均衡、不公平的問題也已經上升到國家“科學發展觀 ”、“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的執政戰略的高度。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讓所有人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成為中國政府的面臨的關鍵課題。
社會公平體系的重建已經成為效率改進的基本前提。
如果不能及時確立公平優先的原則，重點構建合理的社會公平體系，必然會導致社會矛盾的進一步積聚，甚至爆發。
而歷史證明，社會矛盾的大爆發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將導致一個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積累的財富急劇減少，甚至化為烏有，所謂的經濟效率根本無從談起。
我們注意到，近年來從“先富”論到“共富”論，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已經表明國家的政策取向正在悄然轉變，今后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必將更加關注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
在此背景下，經濟法也必須在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之間的優先性問題上，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是經濟法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更好地發揮其保障社會可持續發展作用的需要，也符合其社會本位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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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視角下效率與公平問題的辯證【3】
摘要：達到效率與公平二者的同時最大化，一直以來都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美好愿望。
然而現實社會里，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過程中往往是要以犧牲部分公平為代價的;反之亦然。
于是，就相應地出現了效率與公平二者的取舍問題或價值排序問題。
效率與公平，不僅對經濟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對社會的和諧構建影響深遠。
因此。
對效率與公平問題進行辯證地研究并科學地把握，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經濟學;效率;公平;帕累托效率
效率與公平作為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兩個基本價值目標。
一直以來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
特別是對于效率與公平二者的取舍問題或價值排序問題，更是眾多專家學者研究探討的重點。
圍繞著上述這一問題，不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布坎南對目前學術領域就這個問題研究的情況做了較為精辟的概括：“經濟學家試圖只根據效率來評價市場而忽略倫理問題，而倫理學家(以及規范的政治政府學家)的特點則是(在從根本上思考了有關效率之后)蔑視效率考慮而集中思考對市場的道德評價，近來則是根據市場是否滿足正義的要求來評價市場。”由此可見，在效率與公平二者關系的把握上，常常出現走極端的現象，即要不就是過分強調效率而忽略了公平，要不就是過分強調公平而忽略了效率。
因此，運用科學的辯證方法對效率與公平問題進行更為全面的探討研究，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富有現實性。
一、經濟學視角下效率問題的辯證分析
效率是經濟學中經常提及的一個重要基本概念，其通常是指在給定投入和技術的條件下，經濟資源沒有浪費，或對經濟資源作了能帶來最大可能的滿足程度的利用：同時，它也是衡量一種體制或制度在促進個人福利方面的能力的最簡捷方法。
效率有多種衡量標準。
在現代經濟學領域里，最廣為接受的效率標準就是帕累托效率，它主要指這樣一種資源配置狀態，即在這種狀態中，已經不可能通過重組或交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滿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滿足程度。
根據帕累托效率的定義，如果一種變動至少使一個社會成員福利增加，而不使任何一個成員福利下降，這種變動就是有效率的：一個有效率的經濟是不存在上述變動的經濟，或是滿足上述條件的變動都已經發生了的經濟。
理解經濟是否達到了帕累托有效狀態，還需要區分這么一組概念：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善。
所謂的“帕累托最優”。
是指在既定的個人偏好、生產技術和要素投入量下。
當重新配置資源的結果不可能在不使他人處境變差的同時使得任何一個人的處境變好，則此時的社會資源配置處于最佳效率狀態中。
所謂的“帕累托改善”，是指如果一個社會能夠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使某個人(或某些人)處境變好的同時。
卻不導致任何其他人的處境變差，則此時的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此外，現代經濟學中還使用了其他的效率概念，如卡爾多效率。
在現實生活中，通常的情況是有的人有所得。
就得另一些人有所失，于是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補償準則。
卡爾多效率概念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卡爾多效率與卡爾多改善密切相關。
所謂的“卡爾多改善”，是指如果一個人的情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率得到改善。
卡爾多效率只是卡爾多改善已經無法進行的狀態。
需要說明的是，在任何社會中，資源相對于人們的需求來說總是稀缺的。
稀缺性的存在意味著任何社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有效利用稀缺的資源，優化資源的配置。
盡可能生產出滿足需求的物品。
因此，任何社會都最有效地利用社會資源以滿足人們的需求，理想的資源使用狀態就是上述的帕累托效率狀態。
于是，盡最大可能地去實現資源使用的帕累托效率狀態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人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努力追求目標。
二、經濟學視角下公平問題的辯證分析
如果說效率屬于生產力范疇，是以勞動者運用生產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為標志的話，那么，公平則是和分配相聯系的概念。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生產成果的分配，所以生產資料占有關系是實現公平分配的根本前提。
基于此，從狹義的范疇來講，公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指分配的平等。
換句話說。
沒有一個人對其他人收入分配的評價會超過對他自己收入分配的評價。
總的來說，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可用3個標準來進行衡量。
一是勞動分配率，即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二是洛倫茲曲線與基尼系數;三是工資的差異率。
收入分配越公平，則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越大，洛倫茲曲線更接近絕對收入平等線，基尼系數和工資差異率也越小。
反之亦然。
目前。
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5，不僅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和西方福利國家，而且超過國際警戒線0.4的標準。
故此，效率與公平問題已成為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必須給予高度關注。
與此同時。
作為一種崇高的理念，公平一直以來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美好愿望。
但如前所述，相對人類無限的欲望而言，經濟資源無疑是稀缺的或有限的。
因此，人們在追求公平的同時絕不能忽略效率，要注意把握好效率與公平二者的關系。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類的生存、發展。
始終貫穿著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4個環節，而要使這4個環節做到有機地互動運行的關鍵也同樣在于把握好效率與公平二者的關系。
效率與公平問題。
一直為福利經濟學所關注。
實際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先后排序問題涉及到的是一個更為深刻和重要的問題，即價值判斷。
如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在談到福利時，認為福利首先與自由相聯系，如果公平的獲得以自由為代價，那么這種公平是不可取的;公平只能通過競爭市場機制來實現，而不能靠政治組織的措施來實現。
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者主張把市場競爭放在首位，側重經濟效率的提高，而不應采取人為的收人均等化措施，強求公平，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損失。
制度主義者的觀點正好相反，其主張公平優先，把收入均等化放在首位。
縮小市場的調節范圍。
還有就是以阿瑟，奧肯(Arthur0kun)為代表的折衷方案，其既不是效率優先。
也不是公平優先，而是企圖找到一條既維護市場機制，又能消除收入差別擴大的途徑。
阿瑟，奧肯同時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不采取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妥協的做法，而是要真正實現收入的平等，那將是一種空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公平雖然與效率一樣，都是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基本價值目標，都屬于經濟學范疇的一個概念，但從廣義的范疇來講，公平同時還屬于法學、社會學等范疇的一個概念。
公平不僅僅指經濟平等，還包括涉及人的全面發展和基本權利的政治公平、教育公平、司法公平、社會保障公平等等：它所維護的除了經濟價值之外，還包括政治價值、文化
價值、道德價值等精神價值，其核心實質就是實現社會的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
因此，當我們理解社會公平時，應該要注意從整體意義上對其內涵進行辯證的全面把握。
三、經濟學視角下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辯證思考
通過對我們所處的現實社會生活進行研究分析，不難發現。
效率與公平之間常常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
為了得到更多的效率。
往往要犧牲一部分公平：反之亦然。
鑒于市場競爭的帕累托最優只解決了效率問題，因此，需要政府來保證收入的公平分配。
但是，衡量收入公平分配的標準從來就不是唯一的，人們選擇的標準通常對政府的政策有重大的影響。
總體而言，收入分配有3個標準。
其一是貢獻標準，即按社會成員的貢獻分配國民收入，這是古典經濟學中的分配理論。
這種分配標準能保證經濟效率，但由于社會各成員的能力、機遇存在差異，該分配又會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其二是需要標準。
即按社會成員對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分配國民收入：其三是平等標準，即按公平的原則分配國民收入。
相比之下，第一個標準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充分發揮每個社會成員的能力，后兩個標準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但不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
有利于公平則損害效率;另一方面。
有利于效率則損害公平，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效率與公平的矛盾。
因此，效率與公平之間既存在著相互一致的關系，又存在著相互矛盾的關系。
具體體現在：
1、效率與公平的一致性。
首先。
從對帕累托效率的定義中可以看出，這種定義主要是從資源對個體效用的滿足角度進行界定，強調個體效益的增加不能以他者的效益損失為基礎，這就具備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公平正義的理念。
再者，就效率與公平問題來看，解決它們的前提條件是效率問題。
只有解決了效率問題。
社會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公平問題。
否則。
即使公平問題一時得到解決，仍將是處于“貧困中的公平”狀態中，最終還是無法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因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從總的來看，就是一個不斷走向富裕的過程。
相反。
當一個經濟體大致處于經濟效率狀態之時，其就具備了解決公平問題的基本條件，只要處置得當。
就能較好地解決公平問題。
如處于市場經濟下的西方社會，一直以來大致都處于市場有效運行的狀態之中，當社會公平尖銳化之時，它們憑借雄厚的經濟力量，建立起一整套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較好地解決了公平問題，由此推動了社會和諧因子的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2、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性。
效率與公平兩個基本價值目標之間。
也經常會存在矛盾和沖突。
如前所述，有時如果希望促進公平。
則可能損害效率：而為了提高效率，則可能減少公平。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飛速發展，我國在效率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公平問題卻變得相對尖銳起來。
由此可以看出，追求經濟效率最大化并不能最終告訴我們如何做到社會公平最大化。
它對于我們如何做到社會公平最大化的幫助是有限的。
經濟效率或某些利益最大化的相像點不是我們唯一主要目的。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超越這種思考的習慣點，側重研究擴大市場機會和資源分配的方法，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同時。
也要注重公平最大化。
在某些方面。
我們像是遵循著非營利性的習俗。
因為我們需要注意我們運用的習慣的市場內容。
我們主要的指導原則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效率或某些利益最大化，社會責任倫理和交易過程廣泛內涵的渴望同樣也是影響我們研究的重要價值。
事實上。
效率與公平作為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兩個基本價值目標，對于二者的取舍。
是人類的一個困難抉擇。
不同的社會環境下，人們的側重往往是不同的。
如果說非得對效率與公平二者的價值排序做出選擇的話，那么我們所應該秉持的科學的辯證的務實態度是：效率與公平的標準有多種，一個社會應根據當時的狀況，選擇適合自己的標準。
如果在當時的狀況下推進公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為了更多的公平而犧牲一些效率還是有必要的;反之亦然。
總之。
以最小的公平損失來換取盡可能多的效率和以最小的效率損失來爭取最大可能的公平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堅持不懈的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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