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餐桌禮儀常識
九一八事變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下面YJBYS小編為大家搜集的一篇“天津918事變”，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九一八事變(又稱沈陽事變;日本稱滿洲事變，因中國東北被日本稱作滿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沖突和政治事件。沖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九一八事件爆發后，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內，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這次事件爆發后的幾年時間內，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國許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國恥日”。
發生時間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以武力攻擊東北。 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戰爭。
發生過程
當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人，在沈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從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斗。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沈陽東山嘴子，日軍占領北大營。戰斗中東北軍傷亡300余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對敵政策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進攻采取不抵抗政策。事變發生前，蔣介石于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違反蔣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戰而退。但是，大家也不要過分指責蔣介石，因為在“九一八事變”前，他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軍隊上，因此，為了不至于和日本人鬧僵，使自己手忙腳亂分身乏術，才出此下策。
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后，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繼續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頂峰，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
事變背景
主要人物
張學良、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賢二
日本國內情況
1921年華盛頓會議后，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日本的軍費為七億三千萬日元，1930年則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可是大規模裁軍卻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對于職業軍人來說，除了軍事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特長，裁軍等于砸他們的飯碗。此外，裁軍以前職業軍人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軍隊是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后，職業軍人一下變成社會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學生不再報考軍事院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后來廣為中國人所熟悉的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人，都是一夕會的成員。不過當時最有名的還是石原莞爾，是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石原也是后來9·18事變的主謀。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發動一場對中國東北的戰爭，借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醫治經濟危機造成的創傷。
日本控制東北鐵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的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后，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并有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開“東方會議”，并制定了《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經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國政府均認為是日本奉行對付中國政策的證明。
田中奏折的真實性受到包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在內的學者質疑，當前的主流說法多認為其應為國民政府所偽造然而時至今日查考史料及歷史脈絡，當時日本計劃對華戰爭已久確為事實。
皇姑屯事件與東北易幟
當初，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維持了合作關系，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關東軍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日本關東軍希望借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軍所期待的東北混亂，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的繼承人張學良突然宣布全東北易幟，接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領導。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并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并不愿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萬寶山事件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并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筑壩。這一工程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余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國農民400余人，聯合起來平溝拆壩。7月2日，日本警察鎮壓平溝的中國農民，雙方對峙，后日本增武裝警察，在日本軍警保護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時，朝鮮日報記者金利三，說朝鮮人在萬寶山被殺，掀起朝鮮半島大規模的排華活動，當地華僑死傷數百人。日本卻以此次事件誣陷中國傷害朝鮮僑民。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并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并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事變經過
柳條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臺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臺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沈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并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尸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襲擊日守備隊。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立即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
爆炸后，駐扎中方北大營和沈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南軍為平田幸弘指揮關東軍第2師步兵第2旅第29團，北軍為島本正一指揮的鐵路守備隊第2營。
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不得抵抗，駐守部隊并未做出激烈反擊。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最后突圍撤走。由于執行不抵抗命令(.蔣介石曾密電張學良：“沈陽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沖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后中央處理可也。”)，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
遼寧、吉林主要城鎮淪陷
日軍在沈陽當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奉天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凰城、安東(今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1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區、二道溝、南嶺等地。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后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
黑龍江主要城鎮淪陷
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0月16日在嫩江橋，被黑龍江省防軍擊退。守軍炸毀嫩江鐵路橋的第1、第2、第5號橋，以阻止日偽軍的進攻。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占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馬占山指揮3個旅，5個團共1.6萬余人進行負隅頑抗，戰至11月18日，終因實力不濟而棄守
省城齊齊哈爾，撤往克山、海倫。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哈爾濱淪陷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后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于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采取自衛行動”，此后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盡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后，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越來越強大。
日軍攻占黑龍江省主要城鎮后，開始進攻遼西地區。12月15日，關東軍進攻錦州。12月1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領錦州。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軍，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撤往賓縣。2月5日，日軍拿下哈爾濱。
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占領。
滿洲國成立
由于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關東軍不敢悍然武力占領滿洲全境，因此考慮建立傀儡政權。當時擔任特務機關負責人的土肥原賢二大佐游說了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當時關東軍以復興滿清為條件，說服溥儀回到東北。11月10日，溥儀從天津出發，11月13日到達營口，最后停留在駐守旅順的日本軍營內。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溥儀擔任國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現在的長春)，年號定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的公館發表。國際聯盟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的行為，并不承認滿洲國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議并且脫離國際聯盟。
3月9日，溥儀登基儀式在新京舉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滿洲國承認日本的既得權益，并允許關東軍在滿洲國內駐軍。
各方反應
國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向國聯報告事件，請國聯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國聯提出申訴;
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獲自由后，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不抵抗”的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為。與蔣介石無關。
盡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于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然而對于張學良的不抵抗行為，后來逐漸評價為：他錯誤判斷日軍目的，若其知道日軍并非“尋事”，而是要吞并東北。作為東北少帥，他不至于會將東北拱手讓給日本。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國營電視臺采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
2.中國共產黨
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向全黨指出：“立刻發動與組織廣大工農群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是黨的中心任務，特別在滿洲應組織武裝力量，“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并連續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聲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策，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和獨立。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一些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全國人民掀起了空前規模的抗日救國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漢、太原、廣州、濟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學生和市民紛紛集會游行，通電抗日救國，并結隊赴南京請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日本政府
1.內閣不擴大方針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并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了「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然而關東軍無視政府的決定，以自衛為名，不斷擴大戰線。
2.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
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
3.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市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后，(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
國際社會
國際聯盟及李頓調查團
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由于國聯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令日本撤出國聯。調查團在事變后一年多后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聯的譴責，繼續侵略行動。
美國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布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凡爾賽和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 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經歷了一個由消極觀望，到與國聯合作，再到“不承認主義”的過程，總的趨勢是朝著逐漸強硬的方向發展。但由于美國沒有采取強有力的實質性行動，美國的反應對日本的遏制是軟弱無力的。
結果：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中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的策動者及其結果
概況
1931年9月18日，盤踞在我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對華戰爭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是“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 劃者和實施者。
坂垣征四郎
關東軍的“大刀”。他1916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后，任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員，1919年任中國駐軍參謀，之后任云南、漢口等處日軍特務機關長，1929年任關東軍高級參謀。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與石原莞爾進行了多次密謀后，組織了橫跨中國東北三省的“參謀旅行”。“參謀旅行”是他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前哨戰。他們在哈爾濱、錦州、旅順等地制定了日軍在這些地區作戰的攻防戰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領滿蒙的計劃，并稱，“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系”。
“九一八”事變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陽特務機關長、偽滿洲國軍政最高顧問，1936年任關東軍參謀長，并在1937年以日軍第五師團長的身份率日軍進軍中國華北。戰后，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處以絞刑。
石原莞爾
關東軍的“大腦”。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總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當時曾有人評價說，石原莞爾的頭腦是陸軍大學“有史以來第一的頭腦”。1922年，他留學德國，研究過拿破侖軍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但他的全部興趣和愛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擴張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陸軍大學教官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與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形成團伙，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事變后，石原莞爾被任命為關東軍副參謀長，后升任日本陸軍中將。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石原莞爾見風使舵、混淆視聽，逃脫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在家中逝世，享年60歲。
土肥原賢二
日軍中的“中國通”。他1912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后，任職于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隨即被派往中國，開始了長達30年的特務生涯。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講幾種中國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務機關長，“九一八” 事變前30天，他調任沈陽特務機關長。雖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不在沈陽，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務機關卻是發動事變的中心。事變發生后3天，土肥原賢二即從東京返回，就任沈陽市市長。
“九一八”事變后，土肥原賢二還參與策劃了一系列對中國的計劃，如“華北自治”、扶植汪精衛政權、“張北事件”“七七”事變等。日本戰敗投降后，土肥原賢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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