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東晉玄言詩與佛偈
玄言詩著重表現玄理，題材偏狹專門，但并非絕不旁及其它方面的內容。 詳細內容請看下文東晉玄言詩與佛偈。
時而兼包某些自然景物描摹，于中宣泄詩人的遺世情思，因此被個別研究者認為是山水田園詩發生、形成過程中“一個關鍵的邏輯環節”[1]。倘論及其基本特征， 則總是以述說形而上的玄虛哲理為其主要職志，“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2]，“莫不寄言上德， 托意玄珠”[3]，從本質上看，玄言詩是屬于談論至道本體的哲學詩， “直接論道而不藉助于象征手段”[4]。它們將理旨的推演置于首要地位，黜落尋常、直觀的形象繪寫，因其語意晦澀，令人不堪卒讀。這種屢為后人詬病的詩風，大興于東晉玄學清談的高潮當中，上踵南渡初際游仙詩的尾閭，下啟義熙以還山水詩之端緒，自東晉成帝咸康年間起，前后約風靡了六、七十年左右。此中牽涉到的作家，包括王、謝、桓、庾、許、孫、張眾多名門勝流，兼有不少僧徒介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詩人，則是許詢、孫綽和支遁。他們沆瀣一氣，遞相仿效，共同推演出了一個詩歌崇尚玄理、舉陳要妙的局面。
盡管玄言詩盛行時間不長，旋即淹沒在山水詩推逐競涌的潮頭中間。它們的出現是中國詩歌長河中一段小小逆折，隱匿著水底不同方向潛流的沖碰撞擊，殊難單用詩人一時的愛好來解釋。這么多述理詩作到東晉中期一齊破門而出，并于數十年內成為“江左風流”形諸文字的一大標志性事物，必定有其賴以生起的各種現實依據和特定時代條件，這是無待煩言即能為人們所明了的。
關于玄言詩興起之緣由，見諸六朝時代的史籍及文學批評著作，實不乏名家撰述為之探因立說。如劉勰《文心雕龍》之《明詩》、《時序》各篇，于茲即具多處評說，其《時序篇》曰：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zhūn@①zhān@②，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又鐘嶸《詩品序》云：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5]諸公詩， 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按：彥和、仲偉以上論述，悉皆注意兩晉士人清談在玄言詩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主導作用，這一判斷抓住事物產生的基本原因，業已成為該類作品探涉者的一致共識。今考魏晉間名士闡發玄學思想，其早先不外乎通過口頭清談、援筆作論及注釋疏解《易》《老》《莊》等幾種形式。其中唯獨清談“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6]， 具然而，劉、鐘兩位批評家就此發表的議論，不過是“游目騁懷”式的感觸所得，畢竟語焉不詳。他們僅僅指出了玄言詩的興起同清談有關，卻沒有接著回答讀者會理所當然地提出的一個疑問：即在同樣盛行清談的條件之下，因何玄言詩未曾生成于曹魏、西晉，而偏要遲至東晉中期方才出現?再說他們論及西朝、江東玄風之因循變演，有些提法猶與當時實際情況未必完全符契，更沒有就參合于這股潮流內各種因素的相互關連進行認真檢討，充其量只是敘其大略而已。光憑上文所引的這么幾句話，讀者仍無法了知事情的來龍去脈。
與《文心雕龍》、《詩品》簡單的述評相比，針對這個問題做過較為翔實確切之闡介者，尚有《世說新語·文學篇》“簡文稱許椽云”下，劉孝標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的一條記載，其云：(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7]。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檀道鸞其人未見正史記載，生平事跡頗難稽考，但他處世時代肯定要比劉勰、鐘嶸更早些。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第四》案及此條注釋，至謂《宋書·謝靈運傳論》暨《詩品》所涉東晉玄言詩之敘述，皆一并導源于《續晉陽秋》上述這些觀點。而比照沈約、劉勰、鐘嶸等辨析晉宋詩歌源流因革的諸家說法，“檀氏此論實首發其誠如余嘉錫先生所言，《世說》劉注引檀道鸞著《續晉陽秋》的這段話鉤貫線索，校核異同，從源流上來觀察晉宋詩歌的發展動向，對許詢、孫綽玄言詩什興盛之端委、中途介入因素及演成之全過程，都作了切中肯綮的論列，極其富于啟迪意義。綜觀個中檀氏執持之要旨，約略有三端：其一，著重指出玄言詩與我國《詩》、《騷》以來詩歌傳統之歧異，從根本上來說實為一體制問題。他在這段材料中間，反復強調“皆體則《詩》、《騷》”，“而《詩》、《騷》之體盡矣”，“自此作者悉體之”，其用語不憚復沓如是，蓋亦致意再三焉爾，目的是要引起人們對這種詩歌體制上的分歧加以重視。其二，認為東晉玄言詩思想內容上的早源，應追溯到曹魏正始年間王、何玄學，嗣后“《莊》、《老》玄勝之談”益為世人崇奉，及至永嘉南渡而勢焰愈熾。東晉初年詩歌受玄談之薰染灼烙尤勝西朝，文士撰作頗好以點綴《老》、《莊》理語炫耀自鬻，乃是確定無疑的事實。因此起自正始及至南渡初際，這一長段時間皆可視為醞釀、滋生玄言詩的準備階段。其三，寢至許詢、孫綽等輩，一方面“轉相祖尚”曹魏、西晉以來清談舊習，另一方面又加以“三世之辭”，所作詩什遂“平典似《道德論》”，一變而以演繹抽象玄學義理為主。對于當時正在逐漸加深融會玄理程度的詩歌來說，這種“三世之辭”實為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洎乎它們的干預介入，終至造成了東晉中期整個詩壇沉溺玄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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