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文學精神的衰退傾向

時間：2025-11-09 11:06:31 現當代文學畢業論文

新世紀中國文學精神的衰退傾向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寫畢業論文的時候了，很多大學生都無從下筆，在這里小編直接送上現當代文學畢業論文一篇，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摘要：新世紀中國文學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出現許多新質，但問題也很明顯。本文著重分析新世紀中國文學精神衰退的表現，及表達對新世紀中國文學精神重建的期望。

　　關鍵詞：文學精神衰退欲望敘事

　　在《中國文學精神總序》中，主編郭延禮將文學精神概括為：“文學精神就是以文學為載體，從中抽繹出來的有關文學的觀念、思想意蘊、審美理想、人文精神、價值取向、文體風范，以及創造主體所體現的人生態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藝術創造力。”①古往今來，凡屬世界一流的文學作品，其中必會凝鑄著某些令人刻骨銘心，為之震撼的價值取向與精神境界。進入新世紀以來，作家的價值立場和文化認同，較之此前尤其是上個世紀90年代，顯然有所后退。雖仍有少數作家堅持崇高文學精神，但總體呈世俗庸常態度，文學精神傾向衰弱。具體表現在：

　　1.文體強化思想弱化

　　近七、八年長篇小說的數量居高不下，但質量高的小說極少，與中國作家創作經典的情結揮之不去有關，漸漸地從精神層面滑向對小說文體的寄托與期待，構成文體上的寫作壓力。這種焦慮可能導致寫作的變形，不斷在文體上變化形式感，使得長篇小說文體的發展和敘事的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這種文體壓力也使得長篇小說在文體策略上更講究技術層面的修辭方法，而小說其他因素被沖淡。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劉震云《故鄉面和花朵》、韓少功《馬橋詞典》到近年來的《暗示》，李洱《遺忘》、《花腔》，莫言的《檀香型》、《生死疲勞》，閻連科《日光流年》、《受活》等，都顯示出強烈的文體意識，接二連三地給我們的閱讀造成震撼和挑戰，并且使現有的文學批評顯現出解讀和闡釋上的尷尬與窘態。批評界試圖用“跨文體寫作”、“先鋒性”來賦予它們新的文學名詞，包括對小說范疇的界定也產生了質疑。這些不像小說的小說表明，作家文體意識強化和對藝術指標的追求，會給作品帶來思想性的弱化，精神性與藝術性割裂和對立。

　　這種本體泛化的文學本體，不僅擠兌甚至淹沒和覆蓋了真正的文學文體的存在，同時也在削弱、消解和“異化”文學本體所固有的價值，使得文學在世俗眼里，甚至等同于流行的大眾讀物。還應該看到，中國作家在形式感的追求上，對西方小說技術有一定的依附及回歸傳統的迫切。技術的過于張揚、文體的創新與革命，必然帶來小說形態的變形與失衡，造成審美價值的偏向和文學高度的下滑。

　　2.政治理想的喪失理想主義轉向感性主義

　　當下文學失去了政治理想，這樣說可能有些冒險。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歷來難以理清，爭論永無結果，但不應該忘記，文學終究屬于意識形態，自然是審美意識形態。自80年代中期以來，作為一種反撥，文學的主導傾向是以遠離甚至游離政治為代價，為保持審美純粹性的條件，然而，物極必反，現在一些作家越來越感到政治視角的缺失對文學的偏廢。這里所講的政治與為政治服務的“政治”不可同日而語，它理應是一個大概念，更側重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既表征為權力的中心，經濟關系的集中表現，同時，又是以人為核心的社會性力量的交匯要沖。政治意識總是歷史地沉淀在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中，起著深層的控制作用，作為社會的人很難脫離，作為表現社會的層面往往比較敏感，對文化心理結構的層面則往往忽略，在創作上，表現出故意的回避和淡化，這無疑會損傷作品的社會歷史價值，大大削弱感染力。

　　3.寫作機制商業化帶來的價值立場退卻

　　蘇珊桑塔格在《重新思考世界制度—蘇珊桑塔格訪談紀要》談到：“資本主義消費社會比專制主義統治更具有毀滅性，資本主義在很深的程度上真正改變人們的思想和行為。”②因此我們在正視消費社會到來這一事實的同時，也必須警惕消費成為新的神話而反過來謀殺生活，經濟的力量之強大，影響人們的價值體系，思想的變化同樣巨大。原來庇護于政治派別或文學理念大廈的文學群體，現在市場使文學獨立于庇護人，也給他們帶來了屈從于市場自身規律的危險，作者與讀者大眾及文學市場的關系，成為文學這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王朔“痞子文學”，小女人散文、電視劇愛情浪潮，追求時尚，尋找刺激，凸顯著市場無所不在的指揮功能。我們可以輕易地從許多作家裝腔作勢的簡歷、自白和連篇累牘的出版中，從各種的文學消息中，從各中的評獎中，從那試圖引導文壇各類小說選刊和小說選本中看到商業資本市場的無窮力量和輻射面積。

　　寫作機制的商業化使得許多作家放棄宏大沉重的文學理想和文學精神，轉而投身市場大潮，追逐物質利益，為獲獎或獲利而寫。甚至為迎合大眾趣味而低俗化，祛理想祛批判，使得其作品更加遠離真正的文學，文學成為社會觸角的功能大大降低，甚至包含了像丁帆說的“新世紀文學中價值立場的退卻與亂象的形成”。③

　　4.知識分子轉化為職業文人

　　職業文人必須順應市場趨勢，否則難有生存之道，很多職業文人就如麥考萊在一封信中對司格特的評價一樣：“對金錢的渴望，使他不斷犧牲作品的完美性和名聲的持久性，為了滿足某些需要，造成這些需要的并不是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外在環境，而是大肆揮霍和貪婪的投機事業”。④作家淪為“乞丐”，文人串場，爭相露臉。也如馬克思對異化的描述：“他的勞動不是自愿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它不是滿足需要，只是滿足需要的手段，這不是他自己的勞動，而是為了別人的勞動，他在勞動中不屬于他自己，而屬于別人。”⑤很多人利用了文學商品市場生產的新機制，但最終像馬克思筆下的個人，僅僅變成了這架機器上的一個齒輪，這樣更加速了思想泡沫的生成，如浮萍一樣，迅速聚集，即刻消散，蜻蜓點水，沒有深刻的意義和影響，僅有的寫作痕跡也變成堆堆故紙。大多數創作者所依附的都還是那些陳舊的、急需批判和清理的話語體制，所操用的抵達現實和內心的話語路徑也都是俗常的、乏味的，而思想的精華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屈從于虛假和炫耀知識，或者試圖通過對一些無關痛癢的細小體驗的話語改造，來完成假想中的命名。以量勝質的世俗化追求，在當今很多作家都成為高產作家，這對文學是件好事，但關鍵是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們不可能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里使自己保持興奮狀態。尤其涉及到對人與社會的深刻思考上，沒有相對靜止和沉靜，思想深度是不可能表現出來的。在這樣的狀態下如果繼續創作，很顯然大多數都是失敗的作品。但量的積累又是功利化的需求使然。這里關涉到為什么寫作的問題，即寫作是工具還是思想、是審美還是生活。

　　說到底表明的是寫作的“職業性”問題。由于對量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粗制濫造的現象，這種漫不經心的急功近利式寫作，使一些作家沉浸于虛妄的成功的結果。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一些作家對公眾的奉承有著取之不竭的愿望。了解讀者，投好大眾，即使在注定虛幻的追求中耗盡了自身，也要急切地為之不懈努力。思想的傳播更是成為浮影，不著邊際。

　　5.欲望化敘事導致價值失范

　　在新世紀以來許多作家對一些俗世欲望滿足保持著高度的認同甚至是極端的迷戀。從創作主體的精神意愿來看，寫作不再成為情感提升和思想深化的審美需求，而是各種潛在欲望的宣泄，或者是謀求自身物質利益的手段。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向俗世滑行，一頭扎進了名利場，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

　　當前中國文學欲望敘事，“是無序的欲望潛流在引導著作家的敘事，而不是作家的敘事有力地把欲望引導向一個確切的意義方向。”⑥大量的文學作品開始刻意安排欲望化的場景，在敘事鏈條上焊接想入非非的欲望故事。作品敘述的是同志戀、隔代戀、三角戀甚至多角戀、慰藉、濫交等嚴重地顛覆了人們的精神品味，污染了人們的精神視域，敗壞了人們的審美味覺，并與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形成強烈的撞擊。靈肉分離的欲望化敘事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錯位，促使許多堅守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立場的知識分子對此提出了質疑和批判。“21 世紀文學是不加區分地完全順應、被動滿足人類在普遍面臨困惑時的各種精神需要，還是幫助人們對付精神困境，引導人類從困惑中解脫出來?”⑦問題在于，在價值失范、思想多元的世紀之交，中國文學明顯缺乏一種主導性的價值系統引領文學走出欲望的沼澤地。新生代的一些作品，赤裸裸地、宣稱著對經濟的渴望，以往那種對理想、信念的抽象化描寫被抽空，取而代之的是投入巨大的熱情對當下的生活境遇進行表象化的書寫，。在“欲望化敘事”中，我們看到的是抽空了精神質素的欲望化敘事占據了文學的版圖，將日見稀薄的人文精神沖刷得七零八落，將時代情緒導向迷亂與狂躁之中，我們看不到人生的詩意和活著的價值。

　　回顧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充滿理想情懷的作品也不是沒有，只是數量較少而已，總體文學精神衰退傾向明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世紀中國文學需尋找新的文學精神資源，重新張揚文學精神，重新關注理想主義，讓文學傳達一個時代的追求與夢想，見證一個時代的精神情操，展示一個時代的倫理情懷。

　　參考文獻：

　　[1]《中國文學精神》徐復觀著，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4年版.

　　[2]蘇珊桑塔格：《重新思考世界制度—蘇珊桑塔格訪談紀要》、《天涯》、1998(5).

　　[3]丁帆《新世紀文學中價值立場的退卻與亂象的形成》.

　　[4]趙玉琨《論新世紀文學思潮式微現象》、《安徽文學》2007第4期.

　　[5]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103頁.

　　[6]程文超.欲望的重新敘述——20世紀中國的文學敘事與文藝精神[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第304頁.

　　[7]程金城, 冒建華. 關于21 世紀中國文學價值重建的思考[J]. 甘肅社會科學, 2006, ( 6): 7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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