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視域下孔子的語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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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作為先秦儒家學派的代表，較早地將語言現象納入到研究視野中。
本文結合語言學、語用學、哲學的觀點，分析孔子有關的文獻，從語言和社會存在的關系、語言的社會功能、語言與思維的關系、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幾個方面探討孔子語言觀的學術作用以及在當今社會下政務微博如何言說作用。
關鍵詞：孔子 語言觀 政務微博
語言現象是最早納入人類研究視野的現象之一。
孔子作為先秦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思想中包含了對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文化等關系的深思，對后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當下網絡媒介發達，微博的出現使得任何人在何時何地都可以任意發表自己的言論，如果言語不當，話語失范，會帶來社會話語秩序的混亂。
孔子的語言觀對現代社會話語秩序的建立仍具有指導作用。
一、語言與現實存在的關系——“正名說”“文質說”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急劇變革的時期，社會的變化影響了語言的發展，社會上存在大量名實不符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語言和社會間的關系就突顯出來。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1](P133-134)孔子的正名是針對當時社會變遷很多概念和指稱不符、關系混亂的現象。
“孔丘所謂‘正名’(名詞概念正確)主要就是要求名稱與實際一致，名實相符，即語詞、概念與其所指對象的一致。”[2](P27)《韓詩外傳》卷五“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3](P200)孔子認為，國君向臣要馬，應用“取”，不應用“假”。
可見，孔子的正名既是名分理由，又涉及語言學指稱的理由。
孔子認為名分等級和名實指稱理由的澄清，既關系到能否糾正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又關系到名稱和指稱事物能否相契合。
從現代符號學角度看，這里的“名”，可以看作是事物的“名稱”，與符號學的“符號”大致相同。
語言反映社會存在，同時又對社會存在造成影響。
《周易·系辭上》記載了孔子的言論“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4](P206-208)孔子認為社會的混亂，言語為“階”。
同樣是“居其室”，“言善”使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孔子已然意識到語言可以給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也可以帶來消極的影響。
當前社會處于轉型期，存在著諸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理由。
各種類型的社會事件，如果言說不當，網絡謠言滋生加之網絡水軍的助長會造成話語秩序的混亂;如果有正確的輿論引導，會更大發揮網絡媒介的作用。
二、信息傳遞要求“修辭立其誠”
語言的社會功能首先是信息傳遞的功能，是客觀存在的。
在孔子的語言觀中，強調語言要真實地、客觀地反映現實世界，語言傳遞真實的信息。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5](P39)“常情”即是指真實情況。
這是說，孔子認為使者傳達國君的喜怒是很困難的，最主要的就是符合實際情況。
孔子是第一個提出“修辭”這個用語的人，他認為言語交際要表現真情實意，傳遞真實的信息。
子曰：“情欲言，辭欲巧。”(《禮記·表記》)[6]可見，“辭欲巧”不是虛浮夸飾，而是說語言傳遞的真實可靠要與言辭的文采相結合。
網絡社會中存在子虛烏有、憑空捏造、制造虛假新聞的事件，引發了網絡恐慌。
深圳90后女孩當街為乞丐喂飯事件、金庸去世事件、梅西在訓練場猝死事件、沈陽商鋪關門事件，“二炮文工團劉園園”炫富酒駕等，皆屬于網絡謠言。
網絡信息的廣泛傳播，很容易形成群體性認知，導致信息流瀑，因此虛假信息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危害。
在網絡環境中，傳遞真實的信息尤為重要。
政府發布政務微博更是如此，面對網絡謠言、社會突發事件，廣大網民的知情權需要滿足，政務微博除了及時發布信息外，要在調查事實真相的基礎上，發布真實信息。
如果一味維護政府形象，避重就輕，隱瞞事實，捏造謊言，如“臨時工”事件、云南“躲貓貓”事件、河南“眼花判錯案”事件等，就會降低政府的公信力，產生惡劣影響。
《周易·乾·文言》記載，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4](P173)君子要守其功業，先要言語誠實可信。
孔子的思想里反映了真實信息的重要性。
發布真實信息，公眾知情權得到滿足，輿情應對及時，信息透明公開，才能解決公眾質疑，提升政府公信力。
2012年北京“7·21”暴雨，北京微博發布廳能成功應對突發輿情，是因為真實展示北京各地段的現場災情，滿足市民迫切的知情權，也為救援行動提供了一線的實況和有價值的信息。
三、人際互動的功能
人們對于修辭的理解往往是表達中對詞語的修飾，前人對于孔子語言修辭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但卻忽略了修辭活動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滿足交際的需要。
(一)書面語與口語的交際功能
孔子認為凡是書面語言寫成的東西，必須經過認真的修改、潤色，對語詞進行加工提煉。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論語·憲問》)[1](P147)意思是鄭國的外交辭令的制定，先由裨諶擬草，世叔研究后提意見，再由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東里的子產潤色修飾。
孔子對于語言的提煉加工，并不是為了追求華美的辭藻，虛浮夸飾，而是指所使用的語言能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對于口語的交際，孔子的觀點體現了現代語言學的觀點，認為語言的社會功能之一就是人際互動的功能。
“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1](P176)陪著君子說話可能會犯三種過失：即不該說話的時候先說了，這是浮躁;該說的時候卻不說了，這是隱瞞;不看君子的臉色說話，這是盲目。
孔子在交際過程中明確提出了要避諱的三種情況，即“躁”“隱”“瞽”。
這說明孔子意識到人際互動包含了兩個方面，一個是說話者在話語中表達自己的情感、態度、意圖等，另一方面這些又對受話者產生影響，會有相應的語言或行動上的反映，從而達到交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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