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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批評史的重寫
學術界都在試圖以某一種理論作為支點來結構現代文學批評史，“現代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之一，下面是現代文學批評史的重寫，歡迎參考!
現代文學批評史的重寫
一、多重身份的形塑
(一)現代文學批評系統的建構者近代以降，眾多青年才俊遠赴歐美，尋求推動中國現代化的良方，但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異域思潮時卻有了不同的抉擇，胡先骕就為新人文主義學說所折服。
這派學者延續了新古典主義者的思考，鄙夷科技發展與物質層積帶來的現代文明病，主張以“人的法則”取代“物的法則”，他們揭批了培根、盧梭崇奉的功利主義與浪漫主義，試圖以新倫理、新觀念重建人心與世界，
而“最精于為人之正道”的東西方賢人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釋迦以及孔子成為其效法對象，“取之而加以變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
”[4]胡先骕曾親炙受教于著名學者白璧德，回國后則與梅光迪、吳宓、湯用彤、梁實秋等開啟了新人文主義的東傳之路，將其引入到對傳統文化的反思以及對新文化的重構之中，并因此與胡適為代表的文學革命派形成了對立的話語攻訐態勢。
文學革命派認同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歷史進化論，主張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后來的必然比先在的進步，“新”等同于“有價值”，“舊”則意味著“價值”已然散失。
如此，兼具時空特性的文學就被簡化了，成為單一的時間序列產物。
胡先骕并不否認進化論，也不反對科學思維，但對進化論者秉持的線性思維和歷史發展遵循某種絕對秩序的理念缺乏信心，反駁其無法解決精神問題，進而指責胡適等“濫用了進化天演之名”，生吞活剝地將西方社會學概念平移到文學領域。
可見，盡管文學革命派與胡先骕均以西學為祈向，但由于西學取徑上的差異，以及各自本持的文化“前結構”，形成了一種反向的敘述向度。
在文化姿態上，文學革命派批評體現為一種西方理論的強勢同化，胡先骕的批評則是將外部質素置入自身的批評機制中，進行有限度的調適與闡發。
文學革命派強調啟蒙，側重文學的工具性，雖然也不忘指明文學性或獨立價值，但卻被社會思潮裹挾而顯得乏力。
胡先骕則認同帶有反思啟蒙特征的觀念，關注藝術的自主性與審美的自律性，重視文學的普遍價值:非實用性。
種種差異就造成了他們在關于書寫語言的使用，以及對各種文學思潮的評鑒等方面的歧義紛紜。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胡先骕等就被當作新文學建構的破壞性力量，即便是相對中立的研究者也總是以文學革命派天然正統正確的立場進行審視。
而在文學革命派建構的現代文學批評評判體系中，他們將自己塑造成有力的、建設性的部分，其他對立的個人、團體就被拋到了“他者”的網絡中，“他者的形成必須發生在二元對立的關系中，而且對立的雙方存在著某種不平等或壓迫關系。
……他者往往由于各種歷史與現實的原因被邊緣化、屬下化，失去話語權，產生自卑感。
”[5]胡先骕以及“學衡派”其他成員的際遇也大抵如此，后來的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對他們作了遮蔽式的敘述，即便是種種合理因素也被棄如敝屣。
但如拉塞爾•柯克所言:“新人文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場以攫取國家權力為意圖的政治運動，它是一次復興人們的思想和良知的努力。
”[6]深諳新人文主義思想神髓的胡先骕力圖以文學批評的匡正力量恢復人們對審美以及道德的感悟，這就無形中對占主流的文學革命派的文學觀念與創作實踐有了糾偏作用，故有學者稱“胡先骕是五四新文學革命派的諍友”[7]。
到了30年代，茅盾批判寫實主義陷入無主題的價值判斷，得了“豐肉弱靈”病。
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胡先骕文學憂慮的一種間接回應。
因此，單純從進步、落后的表層認知來辨析、判斷他們之間的爭論顯然是不合理的，糾結于新與舊、進步與反動，忽視復雜性的研究無法真正地解決文學問題。
無疑，文學革命派建構了現代文學批評的主體樣態，胡先骕們則參與塑造了與之相對立，卻具有補附意義的別樣敘述，大致可稱作現代文學批評的新人文主義或古典主義傾向。
如果將現代文學批評視作一個多元系統，文學革命派批評家與胡先骕們的批評則是這個大系統下的兩個子系統，他們之間其實是一種對立互補的復雜關系。
自然，只有將他們各自側重的傳統與現代、西方與中國、啟蒙與審美等認知、觀念兼融一處，才可算作現代文學批評的完整構成。
(二)文學批評規范的策制者胡先骕對文學批評本身也有明確的學科自覺意識，他試圖通過對批評主體與客體的劃分與規范為文學批評提供一種科學的精神及合理的方法，并響亮地提出“吾人之責任，在創立批評之學”[8]。
胡先骕對當時評論界極其不滿，認為過多“偽妄與惡意之批評”導致了“固有文化徒受無妄之攻擊，歐西文化僅得畸形之呈露，既不足糾正我國學術之短，尤不能輸入他國學術之長，且使多數青年有用之心力趨于歧途”。
因此，他力主規范批評者的責任，并總結了六點要求:1、批評之道德。
“批評家之責任，為指導一般社會，對于各種藝術之產品，人生之環境，社會政治歷史之事跡，均加以正確之判斷，以期臻于至善至美之域，故立言首貴立誠，凡違心過情好奇立異之論，逢迎社會博取聲譽之言，皆在所避忌者。
”2、博學。
“須于古今政治歷史社會風俗以及多數作者之著作，咸加于博大精深之研究，再以銳利之眼光，為綜合分析之觀察，夫然后言必有據，而不至徒逞臆說，或摭拾浮詞也。
”3、以中正之態度為平情之議論，不“務求其新奇，務取其偏激，以駭俗為高尚，以激烈為勇敢”。
4、有歷史的眼光，“不宜就一時一地一黨一派之主觀立論，必具偉大洞徹之目光，遍察國民性歷史政治宗教之歷程，為客觀的評價，斯能公允得當。
”5、取上達之宗旨。
6、勿謾罵。
“他人之議論之或不當也，僅可據論理以折之，且彼與我持異議者，未必全無學問全無見解全無道德也。
即彼論或有未當，亦無庸非笑之謾罵之不遺余力也。
”而只有堅守這些標準，才能產生中國的“圣缽夫、勃蘭德士、白璧德”。
[8]其實魯迅、茅盾、郭沫若等也對批評主體的素養作過要求，惜均為零碎的散論，并且他們認同智慧和見解本身的質量固然緊要，而某一見解是否尖銳、明快，是否有排他性和獨特性才是關鍵，所以他們往往高揚主體意識，以至于在摧毀某種舊傳統，
打破某個偶像及與其對應的陳規舊律時，因過分苛求而掃蕩了不該掃蕩的，造成了一定的破壞。
在批評氣質上，胡先骕相對超然一些，更尊重學術倫理，其批評觀念明確而中正，與后來的朱光潛、李健吾、沈從文等暗相契合，他們多采納批評必須寬容、獨立、不誹謗、不攻訐的理念。
通過與西方的比較，現代學者對傳統文學批評的詮釋模式也作了批評，如茅盾曾言:“中國自來只有文學作品，而沒有文學批評論:文學的定義，文學的技術，在中國都不曾有過系統的說明。
收在子部雜家里的一些論文的書，如《文心雕龍》之類，其實不是論文學，或文學技術的東西。
”[9]強調文學批評也應該關注文學本身，以及文學技術層面的部分。
胡先骕在《文學之標準》也有相應的思考，并力圖使其規范化，他首先肯定了“標準”的重要性，“標準云者，先定一種度量，以衡較百物之大小長短輕重，而定其價值等差也。
”“茍欲利用所謂科學方法者，亦莫不先求所以立標準之道。
然則文學與藝術何可獨無標準乎?”然后提出從“形”(字法、句法、章法，全書之結構)與“質”(內容)來規范“文學”。
他認可的“形”為“文辭簡練、字句精美、研煉精當、精潔嚴峻”，所以他批評文學革命派“以推翻一切古昔為文之規律為解放，遂全忘藝術以訓練剪裁為原則;創‘要這么說就這么說’之論，遂忘‘言有序’與‘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為文學家所必具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