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強綱領與科學哲學批判性的重建論文

時間：2025-12-01 10:42:32 哲學畢業論文

談談強綱領與科學哲學批判性的重建論文

　　科學哲學在庫恩之后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對這一變化的研究通常聚焦于科學觀。科學哲學并不限于科學觀的討論，它也包含相應的哲學觀。科學哲學的批判性是考察其哲學觀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通過回顧維也納學派以來科學哲學的旨趣變遷，可以看到，隨著庫恩及其后繼者闡釋的基于社會的理性概念的確立，維也納學派科學哲學所具有的雙重批判性獲得了更新。科學哲學的新批判性既指向科學也指向人元“統一文化”將取代“統一科學”成為科學哲學的新目標。基于社會的理性概念也使科學哲學在新的思想條件下批判地審視科學、人文與社會的恰當關系成為可能。

談談強綱領與科學哲學批判性的重建論文

　　一、批判性的萎縮:從維也納學派到庫恩

　　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性指向兩個方面，即哲學的方面和科學的方面。前者落實為“拒斥形而上學”，并要求用一種新哲學即科學哲學(scientificphilosophy)取而代之。后者體現在諸如卡爾納普的們比界的邏輯構造》那樣的著作中，要求盡可能用邏輯構造替代實體，實現科學知識的合理重建，最終形成統一的科學。維也納學派內部存在圍繞著科學觀的分歧，如在石里克一魏斯曼和紐拉特一卡爾納普之間，但科學觀根本不是關注的焦點，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實現哲學的徹底更新。他們把目光投向科學，是因為確信科學將提供哲學轉變的方法論指南。科學是研究的方法，哲學是研究的主題。

　　波普爾把科學哲學的核心問題確立為研究科學知識增長的機制，也即科學史的合理重建，開啟了科學主題化的進程。對于經驗知識中的非經驗成分或形式成分，康德稱之為知性范疇，早期維特根斯坦將之歸結為邏輯形式。Cil石里克大體上追隨早期維特根斯坦的觀點，紐拉特和卡爾納普則確信其具有本質上的約定性。波普爾把那些非經驗成分視為可錯的猜測，其立場因而接近于紐拉特和卡爾納普。關鍵的區別在于，卡爾納普首要的理論關切是現存知識總體的系統重構，波普爾則關心科學史的合理重建，即科學理論選擇與替代過程中的合理性問題。如拉卡托斯概括的那樣，科學哲學中己經涌現了歸納主義、約定主義、方法論證偽主義及他本人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等用以確保科學史合理性的不同方案。拉卡托斯提出了一種鑒別不同合理性方案優劣的方法，即把歷史看成是對其合理重建的一種“檢驗”。哪一種合理性方案能夠最大限度地擴大內史的范圍，從而縮小外史的范圍，也即使其自身面臨最小范圍的“反例”，那么，它就是最好的合理性方案。

　　結果，在拉卡托斯看來，科學與科學哲學處于一種怎樣的關系中呢?至少對于最先進的科學學科而言，方法論的進步總是落后于科學智慧，而且，要把某種先驗的科學哲學強加于最先進的科學學科是狂妄。準如，假如牛頓或愛因斯坦的科學被證明違反了培根的、卡爾納普的或波普爾的先驗的游戲規則，以此便要求科學事業重新開始，這豈不是狂妄嗎?科學哲學表現在卡爾納普著作中的指向科學的有限批判性喪失了。科學主題化的另一個后果是，維也納學派要求實現哲學變革的呼吁在波普爾派的科學哲學中被擱置了。科學哲學從前者的“科學的哲學”( scientificphilosophy)轉變成了“關于科學的哲學”( philosophyof science)。科學哲學的核心是科學方法論。由這種方法論出發，其批判性指向諸如弗洛伊德主義、李森科的遺傳學那樣的偽科學或壞科學，也指向政治哲學中的歷史決定論。在差不多同樣重要的意義上，科學哲學的批判性成了作為編史學綱領的不同合理重建方案的內部競賽:它們對于彼此互為批判J險的。以科學為主題的哲學研究的主要訴求是獲取一種令人滿意的科學編史學綱領。

　　庫恩不再以科學為方法或手段，他要從內部理解科學知識一實踐的豐富內涵。庫恩致力于揭示邏輯主義者所刻畫的科學形象的不充分性，對科學哲學的一般哲學價值或對一般哲學的批判意義以及科學哲學指向科學的批判性缺少興趣。意外的是，伴隨著庫恩哲學不斷增長的影響力及自稱為庫恩后繼者的一批社會科學家立場激進的成果的涌現，科學哲學的研究主旨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愛丁堡學派把庫恩揭示的科學知識與人(群)的相關性突出出來，并以此作為抨擊理性主義科學哲學所倡導的“無主體的認識論”的主要切入點，事實上打開了把對科學的批判性推進到其核心即科學知識的新的可能性。這種指向科學知識的批判性不同于維也納學派，后者旨在重構科學，前者則具有解構科學的色彩。解構科學并不意味著對科學知識的有效性進行質疑，而是對科學所采取的形式的唯一性和必然性持懷疑態度。

　　二、愛丁堡學派的社會概念

　　愛丁堡學派倡導的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想要把曼海姆和迪爾凱姆等的知識社會學分析拓展到科學知識領域。這樣做的主要障礙是，盡管科學知識是科學家群體研究外在于他們的客觀世界得到的結果，但是主導的科學知識理論如邏輯實證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都認為，要說清楚知識的本性無需涉及研究者，也即“無主體的認識論”。這種認識論的社會學表現就是默頓闡述的科學的社會規范中的“普遍主義”信條，它阻斷了知識社會學試圖建立的知識與社會之間的聯系。

　　知識是人研究對象的結果，何以它只與對象有關而與作為研究者的人無關呢?近代英國的經驗論者把它歸結為經驗在不同個人及群體之間的無差別性，因為只要人的感官運轉正常，那么外部刺激所激起的感覺經驗就應該是相同或類似的。體漠意識到，關于事實的知識不可能完全由感覺經驗給出，因為作為知識組分、類似因果律那樣的關系范疇是無法由人的感覺經驗見證的。結果，體漠把那些關系性的范疇歸結為習慣性的心理聯想。康德則把那些關系性范疇論證為主體的天然配置。這些先驗的知險范疇把感覺經驗整合進來形成具有必然性和普遍J險的經驗知識，也即先天綜合判斷。

　　早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用邏輯形式取代了康德的知性范疇所扮演的知識論角色。邏輯形式是命題能夠確切表示事實的內在依據，它既不源于人或主體這一方面，也不源于事物或客體那一方面。波普爾反對維也納學派(石里克和魏斯曼)和早期維特根斯坦在對科學知識的刻畫中所表現出的邏輯本體論傾向，他像卡爾納普和紐拉特一樣承認科學知識中存在約定成分，這些約定成分使科學知識總是可錯的，理論是猜測。但是，由于對錯誤的排除遵循演繹邏輯，因而知識的增長過程是合邏輯的。

　　看上去，波普爾的科學哲學是經過邏輯哲學洗禮、在排除康德和早期維特根斯坦哲學中知識的僵硬的絕對性之后向體漠的一種回歸。區別在于，體漠把主觀的、在某種程度上是隨意的成分視為(科學)知識的必要組成部分，這些成分是由個體的心理聯想形成的。波普爾則把這些成分明確為包含了錯誤的約定，通過運用試錯法，人們可以把對錯誤的排除建立在演繹邏輯的基礎之上。波普爾給出了一種具有靈活性的邏輯主義科學哲學。知識處于一種開放的增長進程之中，這一進程的終點是雖遙不可及卻能夠可靠地加以逼近的真理。知識世界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自主的、無主體的客觀世界。

　　庫恩也強調了武斷的主觀因素在科學知識形成中的不可或缺及其重要性。像體漠一樣，庫恩把這些成分視為科學知識的必要成分，而不是錯誤;像波普爾一樣，庫恩相信這些成分并非來自個體的心理聯想，而是科學共同體成員共享的信念。對于庫恩來說，這些信念是積極的、建設性的知識成分，其發揮的角色類似于哲學解釋學視野中的“成見”。庫恩把方法論準則、邏輯規則等可形式化的科學成分置于無法形式化的信念系統的屋檐之下，論證了隨著基本信念的變換而來的方法論準則、邏輯推理規則的適用程序乃至知覺本身所發生的變化。如果像庫恩所說的那樣，共同體成員共享的信念在科學實踐及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某種基礎性的指導作用，那么，對于理解科學而言，下面的問題就是一個庫恩沒有給出詳細解答的重要問題:這些信念的來源及其形成方式是什么?庫恩在有關“前科學”的討論中指出，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能給人以更大成功期望的信念將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如果它在這方面取得壓倒性優勢，那么科學就進入了常規科學階段。問題是，那些相互競爭的信念的起源是什么?

　　對于知識社會學來說，知識就是得到集體認可的信念。布魯爾認為，這些知識本質上不過是社會得以組織的原則。人們在生活中感受到各種社會壓力帶給他們的強制性，因而把這些社會力量經驗為外在于個體的客觀力量。引導我們進行思想的那些觀念就源于這些社會力量，這些觀念的特征也就是特定社會模型所具有的特征。對知識與社會的這種同一性的意識表現為某種形式的“意識形態”，它通過運用一幅經過簡化的圖畫、一種意象來幫助我們在關于知識的反思中把社會一知識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

　　就科學知識觀而言，布魯爾近年來把科學知識的組分明確區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有其心理來源，另一個方面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作為認識者的個體運用其感官形成對外部世界的某種認識，這種認識作為科學知識的組分之一，為外部世界對科學知識的制約提供了擔保。但是，單個人的感覺經驗不成其為知識。只有那些借助于語言可明確表達、并且因而其真假可明確判定的以命題形式出現的認識才成其為知識。借助于對晚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社會學發揮，布魯爾指出，借助于語言才得以可能的科學知識，由于語言的社會本性而成為社會的。結果，知識的心理組分保證了強綱領的唯物主義立場，知識(語言)的社會組分保證了其社會學立場。由于只是社會組分才使得判定科學知識的正確與否成為可能，科學知識的社會成分行使了認知規范的職能。

　　科學知識的社會組分就是知識的非經驗成分或形式成分，這似乎又一次回到了體漠，但這是經過晚期維特根斯坦哲學洗禮的體漠。這種洗禮的關鍵是，體漠通過區分關于事實的知識和關于形式的知識把他的懷疑論指向前者，而晚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經由克里普克等的闡釋則幫助布魯爾把那種懷疑論推進到數學與邏輯學。這使布魯爾聲稱，“強綱領”具有普遍性，不存在說明范圍上的死角。對于布魯爾來說，規則就是社會共識、制度化的信念、社會慣例。例如，以“宇宙的中心”為例，在一種意義上，它是客觀的，在另外的意義上，它是理論的，是當代宇宙學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第三種意義上，它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制度化的信念，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種可以等同于“客觀性”的“社會性”概念非常保守，它拒絕的是理性主義科學哲學通過找尋可以明言的形式規則為科學合理性提供充分保障的設想，并由此突出了庫恩把科學理解為一種集體財產的觀念。它包含的科學知識的可錯性及可替代性思想并不新鮮。它被人們賦予的激進性來自何方? 在拉卡托斯具有廣泛影響的有關科學史的論述中，內史被描述為遵循理性規則的純凈知識殿堂，外史則是社會學與心理學處理科學史邊角料的倉庫。“社會”意味著偶然的、局限于具體時代狀況的錯誤之源。在理性與社會的這種二分法中，‘社會”具有某種道德涵義，似乎確是一個可以和“混”聯系起來的詞匯。可以設想一種與社會聯系起來的理性概念嗎?

　　理性通常被視為一種個體具備的能力，在常識中及在哲學史上，這種觀點都是主導性的。但是，庫恩不是己經說明范式的改變甚至會改變人們對事實的認定嗎?每一個科學家都將依據理性、尊重事實、追求真理，但是，如果事實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變的，那么什么樣的行為將被認定為是合乎理性的也將是可變的。這種類型的重大變化遠不是隨意的，它是罕見的，正如科學革命在科學史上是罕見的一樣。范式一科學共同體這樣的概念表明，盡管行為總是個人的，但是對一個行為是否合乎理性的判定是一個集體事件，理性運行于社會地基之上。庫恩在論及科學研究中的規則問題時援引了維特根斯坦有關“遵從規則”的討論，愛丁堡學派的理論家也在這樣的意義上引申發揮了晚期維特根斯坦哲學。這些努力促成了一種不同于理性主義哲學的社會概念，知識的社會性意指對個人意見或隨意性看法的超越，它應該被理解為源于集體努力的歷史成就。

　　三、新批判性:理性與社會聯姻的科學哲學價值

　　循著庫恩對科學知識與特定群體的緊密關系給出的提示，愛丁堡學派把科學知識中曾被視為先天的成分降格為一種集體的社會成就。對于特定群體來說，這些成就作為范例具有準先天的強制性。同時，這種強制性具有歷史的可變性。結果，對科學知識本性的完整說明要求對與之相伴的特定群體進行說明。強綱領通過把科學家看做是受利益與目標引導的社會成員，把科學知識理解為特定群體的社會產品。仍需說明的是，這樣一種對科學的理解的哲學效果是什么? 一方面，如果自然科學知識是一個具有不確定性的社會過程的產品，那就不能指望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的強綱領式的研究能夠超越那種不確定性。相反，這類研究在致力于澄清科學實踐過程中不確定性的來源—利益、目標、技能或默會知識、共識、慣例等—的同時，必須正視他自己正面臨同樣的處境，即:他的研究同樣面對如何控制那些不確定性因素的難題。簡要地說，強綱領式的作品必定是一個社會過程的產物，誰也不能假裝自己在進行純粹的‘貓述”。

　　另一方面，把科學研究看做集體事業的一個后果是，科學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流行的科學共同體的自我意識假定科學是獨立自主的進程，它既不需要考慮其他社會子系統對它提出的要求，也無須顧及由它衍伸出來的社會文化及實踐后果。維也納學派把自然科學看做是人類認知的方法論典范，默頓把這一典范延伸到社會領域，即科學也是民主的典范。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科學就是要挖掘潛藏于科學這一人類實踐典范中的可推廣的方法論價值。但是，如果科學實踐及知識中必定包含著來源于社會的必要成分，那么挖掘獨立于社會的科學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價值就是不得要領的。正好相反，針對這些社會成分的控制、提煉、調整，將會具有指向科學知識及實踐的批判性效果。問題的關鍵不是通過確立科學(理性)與社會的二分法，使社會向科學看齊。而是要研究社會中的科學，將它置于己經獲得人們認可的那些價值的支配之下。如果不滿于科學的狀況，那應該把審視的目光投向社會，重鑄支撐社會運行的那些基本價值、核心觀念和社會制度。它們就是那些必須被視為具有建設性價值的成見及其制度化，哲學反思就指向對它們的明確表達、邏輯重構及批判改進。

　　對于維也納學派來說，科學哲學的批判性是雙重的，既指向科學也指向哲學。科學哲學這種文化上的獨特性有時誘使人們將它歸入“第三種文化”。借助基于社會的理性概念，橫亙于見物不見人的科學與見人不見物的人文之間的鴻溝將被“社會”填平。一方面，多愁善感的人文對人心的每一點微小觸動都可能凝結為社會共識而形成對科學的約束;另一方面，冷漠無情的科學的每一點新知也將經過社會篩選而更新人文思考的條件。代之以統一科學，科學哲學將擔負起文化統一的重任。這種統一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樣性或多元性，而是通過清除阻斷它們之間溝通交流的障礙來實現。更確切一些，科學哲學將致力于建設一種新文化，借此它將有能力批判地審視人文、科學與社會的恰當關系，致力于勾畫更具魅力的新生活及其反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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