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學研究哲學回歸與價值重塑論文

時間：2025-09-27 00:02:16 哲學畢業論文

領導學研究哲學回歸與價值重塑論文

　　【摘要】長期以來，以科學和藝術為主要視角的領導學研究方式，由于過度關注組織績效的提升和藝術技巧的運用，事實上忽視了領導活動背后的哲學意涵和價值訴求。因此，在當前的時代背景和問題背景之下，領導學研究應實現研究視角上的哲學回歸，在整合道德領導、倫理領導和價值領導等哲學資源的基礎上，重點強化領導學研究的價值因素，實現領導活動的價值重塑，從而切實回應領導實踐對領導學研究的時代要求。

領導學研究哲學回歸與價值重塑論文

　　【關鍵詞】領導學研究；哲學回歸；價值

　　重塑管理心理學有句格言：思想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當然，這里強調的經由思想所決定的命運，絕不僅僅是指擁有某種思想的領導者的個人命運，而是涵蓋了在領導者思想引導和帶動下的組織及其追隨者的命運。這句管理格言深刻地揭示了領導者的思想與領導者個人前途、組織發展及其追隨者成長的內在關聯。因而，從哲學層面探討領導活動，表明領導活動的內在規律和深層機理，闡明領導問題背后的哲學含義，探明領導活動的哲學價值，應成為當前領導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領導學研究視角的哲學回歸

　　應該說，領導學研究視角的哲學回歸，是在領導學研究出現理論貧困和實踐困惑的基礎上產生的。在理論層面上，它是對領導活動進行價值審視、體現領導活動基本價值訴求的一種理論自覺；在實踐層面上，它反映了人們對既有研究視角的理性反思，回應了人們對哲學視角回歸的實踐呼喚。具體而論，領導學研究視角的哲學回歸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

　　（一）領導學主流研究視角的反思

　　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領導學研究主要基于兩種主流視角。一是科學視角。該視角認為，任何領導活動都應具有科學的制度設計、機制安排、運作方式，以及由這些科學化因素所決定的高效的領導結果。二是藝術視角。該視角形成的基本理由為領導活動首先和主要是面向人的活動，它需要通過有效溝通來協調工作關系，通過有效激勵來調動人的積極性，通過有效用人以便讓“恰當的人”干“恰當的活”。而所有這些活動事實上都與領導者的個人魅力、領導風格等藝術化的特質緊密相連。可以認為，科學視角主要關注的是制度、機制、程序等領導活動的剛性因素，強調的是領導活動的科學基因和科學特征，凸顯的是領導活動的普適性。藝術視角則關注魅力、風格、謀略等領導活動的柔性因素，強調領導活動的藝術特質和藝術表現，凸顯領導活動的差異性。兩種視角，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研究方式，為領導學研究提供了獨特的價值。但在現實領導活動中，由于人們只注重提高組織的效率，強調領導過程的技術與方法，因而往往會忽視領導活動中的人文因素，進而失卻了對領導活動中的意義世界、精神生活和生存價值的探索和追尋。

　　（二）哲學視角是領導學研究的傳統視角

　　實際上，古今中外的先哲們往往習慣于從哲學層面探討領導活動，并由此形成了基于哲學視角的研究傳統。如柏拉圖在《理想國》里建構了一個充滿正義和美德的理想國家，這個國家應由立法統治者、國家護衛軍和普通勞動民眾組成。其中，作為立法統治者應成為哲學家，他們應不斷追求自身在哲學上的進步，并用哲學思想來管理民眾。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認為，任何一個善的國家中，最高統治者必須是法律，而不是任何個人。由于統治者與其臣民具有自由人身份的一致性，因而兩者在統治關系上應保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上的平等或本質上的相似。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則以國家興衰和政治家維持統治的手段為中心，探討君主的治國之道、興邦之術、強國之策、衰亡之由。為達成此目的，政治手段和軍事措施幾乎構成其政治哲學研究的唯一課題。同樣，我國古代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均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在關于治國理政的眾多典籍中，多有從哲學層面探討聞政、問政、為政的相關論述。如孔子特別強調“德”在領導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認為“德之流行，速與置郵而傳命”，也就是說，領導者實施德政，其良好的影響比驛站傳達的命令還要快。孟子同樣強調為官之德以及官德對領導活動的影響。古今中外的思想大家都極為關注領導活動的哲學含義，習慣于將政治理想、政治價值和政治信念貫穿于學術研究和政治實踐之中，并進而探求領導者治國理政之道和領導者之為領導者的道德品質、倫理關系和價值訴求。

　　（三）領導活動哲學缺位的實踐審視

　　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以來因為哲學的缺位而導致領導學研究舍棄了領導活動的前提性假設，割舍了領導行為過程的價值意涵，忽視了領導行為背后的意義解釋，那么哲學缺位所導致的領導實踐層面的后果要比理論層面的問題嚴重得多。具體而言，領導活動中的哲學缺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其一，道德的淪喪。在現實領導活動中，個別領導者無視“人民中心”的觀念，將人民所賦予的公權力視為自己的私權力，不斷擴張權力的邊界，恣意踐踏和剝奪人民的權利，在此基礎上不斷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倫理的崩潰。在實際領導活動中，個別領導者缺少對領導意義和價值的倫理追尋，難以秉持正義、公正、公平的基本理念，未能形成“領導就是服務”的倫理自覺，不斷突破底線、打破戒律、攻破規范，從而導致領導活動的失序和失范。其三，正確、合理價值觀的喪失。在具體領導活動中，還有個別領導者未能建立評判得失、善惡、對錯、美丑的是非標準，缺少對個人正確、合理價值觀的自覺修煉，一味將個人的某些不當偏好視為組織的價值觀，進而通過這一價值觀來影響和改變他人。所有這些事實上表明了人們對領導學研究的哲學視角回歸的熱切期盼和強烈訴求。

　　二、領導哲學研究視角的要素分析

　　到目前為止，人們對領導哲學的概念已經做了一系列界定［1］，從不同層面回答了用哲學看領導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揭示了領導哲學的要素構成及其關系。筆者嘗試將道德、倫理和價值觀作為領導哲學的三個構成要素，并力圖探討三種哲學要素的主要內涵，以及由此構成領導活動的基本方式。

　　（一）道德與道德型領導

　　道德一詞可追溯到老子所著的《道德經》，其中“道”是指自然運行與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則指人世的美德、品行等。將“道”“德”合為一詞始于荀子的《勸學篇》：“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這里，荀子將道德理解為人們外得于物、內得于己的德性和品質。在西方文化中，道德源于拉丁語“摩里斯”（mores），概指風俗、習俗、慣例等，也有規則、規范、行為品質和善惡評價等引申含義。現代意義上的道德，是指一種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形成和發展，可以用善惡標準進行評價的個體意識、社會意識、人格品質規范及調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行為規則；是與這類意識和規范相聯系的行為活動，以及通過這些活動所結成的社會關系。對道德與領導進行關聯性研究，是領導哲學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深度揭示和理性評判領導活動的基本要求。恰如海克曼與約翰遜所言：想象一下希特勒、波爾布特這樣的領導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就能理解領導與道德之間的關系究竟有多么重要。［2］道德與領導關聯性研究的重要成果是美國研究者薩喬萬尼于1992年首次提出的道德型領導。［3］按照薩喬萬尼的理解，所謂道德型領導，是指領導者以道德權威為基礎，建構組織共同愿景與理念，關懷部屬的需要與自我實現，激發人性潛力，使部屬超脫外在的利益交換，心悅誠服地接受領導，并基于責任和義務而致力于為組織目標自覺自愿地奉獻，共謀組織永續發展的一種領導形態；是指領導者借助專業的和道德的權威，在幫助追隨者實現自我管理的同時，將一般組織轉變為一個共同體，從而最終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

　　（二）倫理與服務型領導

　　在中國古代文獻中，較早出現倫理一詞的著作是《禮記樂記》。不過，當時的“倫”與“理”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范疇，“倫”具有類別、關系等含義，“理”則有條理、秩序、理則等含義。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倫”即人倫，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理”則是指維系人與人之間各種關系的外在規范與秩序，所以倫理一詞更具有“人倫之理”的意涵。因此，如果說道德是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總體關系，表明的是生活本意的性質，那么倫理則指涉人與人的關系，表明的是社會規范的性質。用倫理的視角審視領導活動，其基本意涵在于表明領導活動除了具有道德意義，同時還應當包含對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倫理關系的審視與建構。由于領導倫理主要關涉和處理的是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關系，因而，服務應是領導倫理構成要素中最為基本、最為核心，也是最為關鍵的要素。在領導倫理研究中具有廣泛影響的是美國研究者格林里夫提出的服務型領導（公仆式領導）。格林里夫認為，服務型領導的首要任務就是服務。［4］服務型領導就如同管家一樣，對組織表現出絕對的忠誠，對組織目標的實現表現出絕對的忠心，因而，其能夠無怨無悔地為追隨者服務，為實現組織目標的領導過程服務。同時，服務型領導深知“領導就是服務”的道理，了解領導者實際上就是“用人成事”的人，其能夠用心幫助組織內的每一位成員成長，使追隨者更強壯、更聰慧、更自由、更自主，從而為組織目標的實現做出貢獻。

　　（三）價值觀與價值型領導

　　何謂價值觀？羅賓斯認為，價值觀代表一系列基本的信念，從個人或社會的角度來看，某種具體的行為類型或存在狀態比與之相反的行為類型或存在狀態更可取。這個定義包含著判斷的成分，這些成分反映了一個人關于正確和錯誤、好與壞、可取和不可取的觀念［5］。而克洛克和高史密斯則認為，價值觀基本上是指看待事情的優先順序。它是我們對所有事情做與不做、抗拒或忍受所做的選擇。一般意義上，人們認為，狹義層面的價值觀，又稱價值觀念，是指人們心目中關于某類事物的價值的基本看法、總的觀念，是人們對該類事物的價值取舍模式和指導主體行為的價值追求模式。就此而論，價值觀是個人行為的內在動力，為人的行為提供方向，并對人的行為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具體到領導活動，本尼斯曾對領導行為的價值因素做過較為精當的表述：領導者是做正確事情的人，而管理者是正確做事情的人。這一界定本身便蘊含著領導行為的價值傾向、價值標準和價值要求。當然，由于個性特征、個人偏好等因素影響著領導者對一定價值觀的傾向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會存在領導者在多種價值觀之間的篩選和權衡，但領導活動是一個領導者在秉持特定價值觀的基礎上所進行的組織活動，這是一個基本事實。這一論斷為豪斯的研究所證明。20世紀90年代中期，豪斯提出了基于價值觀的領導理論。該理論認為，領導與下屬之間是以價值觀為基礎的關系。［6］要用價值觀影響組織成員，領導者必須首先具備明確、崇高且有驅動能力的價值觀，必須不斷加強個人價值觀的修煉。

　　三、基于價值理念的領導力提升

　　從價值觀維度探討領導活動，分析當前領導活動的利弊得失，進而提升領導力，具有較強的實踐價值。筆者認為，基于價值觀的領導至少應包含如下三個層面的問題。

　　（一）將價值觀作為領導活動的前提

　　基于價值觀的領導首先表明的是領導活動應以正確、合理的價值觀為基本前提。確立這種觀念在當下的領導活動中具有現實意義和引領價值。可以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領導活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發展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新的、更大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為前提的領導價值觀的扭曲和正確、合理價值觀的缺失。因此，實現價值理念的轉變，確立正確、合理的價值觀便成為推動領導活動持續健康發展的前置性力量。正如豪斯所指出的：價值導向的動機比實際導向的動機更強、更廣泛、更持久。［6］以價值為前提和基礎的領導活動一定能夠使追隨者對領導者、對領導者為集體提出的愿景、對集體產生極強烈的認同；喚醒追隨者與實現集體愿景相關的工作動機，進而促使追隨者愿意做出實質性的自我犧牲，并且做出超過崗位職責所要求的努力。

　　（二）將價值觀作為領導活動的內容

　　基于價值觀的領導重點闡明的是領導活動應以正確、合理的價值觀為主要內容。這一定位對當下的領導活動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可以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發展內容上，我們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思路，以GDP的高低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標準，強調如何提高領導活動的績效，如何真正做大蛋糕，如何切實解決現實領導活動中的諸多問題。但在發展效率提高的同時卻逐漸迷失了發展的方向，領導活動的發展切點定位和發展內容選擇已難以適應時代要求。正是基于這一思考，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積極推動價值理念的深刻轉變，并將“五大發展”理念作為當下領導活動的主要內容。這里，創新理念倡導的是“共創”發展，協調理念弘揚的是“共進”發展，綠色理念確立的是“共生”發展，開放理念提倡的是“共贏”發展，共享理念強調的是“共享”發展。因此，當前與今后一段時期的領導活動應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基本理念，以發掘共創、共進、共生、共贏、共享發展的要素作為主要內容，通過發展內涵的轉變推動領導活動的時代進程。

　　（三）將價值觀作為領導活動的工具

　　基于價值觀的領導需要表明的是領導活動應以正確、合理的價值觀為重要工具。這一觀念的確立是當下領導活動尤其需要重視并加以研究的一個課題。相對而言，30多年來的領導活動特別強調領導者的作為，以及在領導者引領和帶動下組織的作為，而領導者與組織應如何作為、往何方向作為，作為的價值結果是什么，所有這些關乎領導活動人文關懷和前途命運的理想、愿景、方向、標準、尺度等價值構成要素卻被逐漸地淡化。因此，當前應以確立正確、合理的價值觀作為推進領導活動的手段、方式和工具，逐步實現領導活動的價值轉型和價值提升。具體而言：其一，加強個人價值觀的凝練和修煉，以此形成領導者個人的價值觀系統，從而為組織的精神塑造系統的建構提供價值支撐。其二，實現個人價值觀的兩個外化：將個人價值觀由觀念外化為行為，實現價值觀的“行為化改寫”，從而為領導行為賦予價值和意義；將個人價值觀由領導者個人外化為組織，實現領導者個人價值觀的“組織化改寫”，并將其彌散于組織活動的所有環節和所有過程，從而為領導活動提供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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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托馬斯J薩喬萬尼.道德領導：抵及學校改善的核心［M］.馮大鳴，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43.

　　［4］凌茜.淺析公仆型領導理論［J］.現代管理科學,2007（7）：46-48.

　　［5］斯蒂芬P羅賓斯.組織行為學［M］.李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138.

　　［6］吳維庫.以價值觀為本的領導行為與組織績效在中國的實證研究［J］.系統工程理論方法應用，2003（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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