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外籍客座教授Mike Bastin在《金融時報》撰文，對中國的商學院提出了全面的批評：中國雖然有一百所左右的大學設有管理學院或商學院，但其中只有10%試圖復制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學教育。更重要的是，盡管這10%的管理學院或商學院中有不少聘請了西方頂級教授，其學生獲得的教育經驗和西方的同類學校仍然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的管理學院和商學院與美國的有什么不同?Mike Bastin教授的分析恐怕令許多中國同行感到意外。在“量化管理熱”中，中國的學校過分注重量化研究和數據分析，但在今日動蕩不定的世界，定性研究更受重視。比如對焦點團體的深度訪談，比起許多統計數據對組織和消費的研究更有價值。一句話，對人的了解和直覺，比硬邦邦的數字更有意義。
為什么會如此?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重要決策往往更多地出于直覺和判斷，而不是量化的理性分析。看看伊戰就知道，拉姆斯菲爾德那套用高科技精化美軍、縮小打擊目標等改革，從管理學上看無不中規中矩。可惜，一旦喪失了對伊拉克本土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了解，就不會懂得那些“人彈”是按照什么樣的“理性”而來，更不知如何去對付。反而是被切尼嘲笑的“外行”媒體，第一時間就發現了不祥之兆。
汽車業是另一個例子。日本那種電油混合型的小車，在技術成熟性和性價比上似乎都說不通，但美國汽車業高管們居然不理解消費者會把開這樣的車當作很酷的時尚或環保標簽，乃至這種明明“不值”的車在市場上熱得經常斷供。可見，不懂人，不懂文化，守著一堆數據還是無法讓企業成功。
Mike Bastin教授感嘆說，中國的管理學院或商學院能夠模仿美國模式，動不動就拿出二三十頁的案例研究。但是，對于批判性思維不重視，課堂上也缺乏熱辣的討論。學生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權利對眼前的案例或討論提出批判性的分析，也很難經歷那種一結束課堂報告就立即面對槍林彈雨般的質疑進行自我辯護的攻防轉換。
Mike Bastin有這樣的使命感難能可貴。但真正的變革，無法靠少數教授推動。中國的孩子從小接受應試教育，高考時往往首先問“什么專業最能找到工作?”考試精英蜂擁而進光華管理學院……在這一過程中，學生對人生的直覺漸漸遲鈍，對社會的體驗也越來越淺，讓這樣照本宣科地培養出來的管理人才來照本宣科地管理社會，中國還能實現創新社會的理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