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學是一門以文學為對象,以揭示文學基本規律,介紹相關知識為目的的學科。文藝學個人簡歷封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歡迎閱讀。
文藝學個人簡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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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文藝學百年足跡
過去的20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風雷激蕩、翻天覆地的歷史時期。覺醒的廣大民眾走上歷史舞臺,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壯的史劇,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千百年來緊密伴隨民眾生活,真實記錄他們歷史足跡,直接抒寫他們愛憎苦樂與夢想追求的民間口頭文學也相應地備受文化界的關注,終于構成一門現代人文學科———民間文藝學,并獲得了較充分發展。從“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創辦《歌謠》周刊,到90年代末規模宏大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陸續問世。諸多事例,構成中國文化史上別開生面的嶄新篇章
一
經過百年奮斗,中國民間文學事業已取得輝煌成就,民間文藝學正走向成熟。從以下幾方面即可看出:
1
作為人民大眾口頭集體創作的民間文學,是一種以口頭傳承為主的特殊文學。調查采錄和理論研究是民間文藝學的兩翼,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早期學人從搜集歌謠、故事資料人手,再由淺入深地進行理論探討,正體現了這門學科的特點。我國對民間文學的調查采錄,從刊物書面征集,到有關學人分別深入鄉村直接采錄,再到全國范圍內進行普查,規模不斷擴大科學性不斷增強。編纂故事、歌謠和諺語三套民間文學集成并非簡單的資料搜集工作,而是一項集體進行的學術研究活動,從總編委會提出的工作原則與工作方法(1987年編印成《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工作手冊》)到三套集成的《總序》和省卷本的《前言》,以及附錄的有關資料,都是融匯集體心血的科學研究成果。如工作原則中的“科學性、全面性、代表性”就是對本世紀內中國民間文學采錄工作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對眾多民間文學傳承人的發現,其科學價值深受海內外學界的重視。世紀之交陸續問世的民間文學集成每卷100萬字左右。其規模與質量不但在中國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屬一流水平。正是這大規模的調查采錄,給近十年來的中國民間文藝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從它對臺灣文化界的沖擊即可看出它的巨大影響:“最近十年來,學界不斷透過學者座談與會議論文,一再呼吁參考大陸《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重視全面性、代表性、科學性的`三性'要求,積極推動區域普查工作,以`搶救臺灣民間文學'”。[1]集成的出版更為下世紀國內外學人研究中國民間文學提供了厚實的基礎。正如鐘敬文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所講的:“將來全書出齊,則不僅是在祖國的民間文藝園地里建立起一座巨廈;也將是在世界人民文化史上,矗立起一個文獻金庫。”可以說,列入國家藝術科學重點工程之內的民間文學集成,是中國民間文學事業獲得輝煌成就的一個突出標志。
2
中國民間文藝學的成就,還直接體現在相關的理論著作上。到1998年底為止,百年來有關中國民族民間文學的代表性論著約在百種左右,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取得的新成果為主體,這些論著具有視野開闊,材料鮮活,方法多樣,向多層面展開的特點。中國民協舉辦的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首屆學術著作獎于2001年11月揭曉,在近20年內出版的論著中,共有125部獲榮譽獎、特別獎和一、二、三等獎。除少部分屬民間文化與民俗學研究論著之外,主體為民間文學與民間藝術。正如有關學人所評價的:“近20年來民間文學研究最重大的發展,一方面是對民間文學的文藝學價值認識取得了巨大突破,民間文學的綜合功能、綜合價值得到了充分開發;一方面是多學科方法綜合運用,對中國民間文學的多元形式、多元文化背景進行了深入研究,創立和形成了中國民間文學的一系列獨特理論。”[2]在百種民間文藝論著中,我們已經有了一系列作為高校教材使用的民間文學概論性著作,以及從神話、故事到歌謠、史詩乃至謎語的各類體裁專論;對不同民族或地區的民間文學分別進行系統研究的論著琳瑯滿目;民間文學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叢書》多卷本的問世,更屬一項輝煌成就;另有就民間文藝若干側面進行專題深入探索和對中國民間文學史作宏觀概述的論著也不斷涌現。由此使這一學術園地呈現出碩果滿園,生機勃發的喜人景象。
3
發端于“五四”時期的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緊密伴隨百年風云,烙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中國民間文藝學家,一開始就以同情尊重人民大眾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創造與享用的民間文學,這正是受到張揚“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勵所致。正如一位美籍華人學者于1980年完成的一部專著中所指出的:“從來被視為與上層精萃文化對立的、粗鄙的民間文學受到了空前的、熱誠的厚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通過研究民間文學,乃至民間文化,才發現了民眾的重要性,同時也重新認識了自己。”“民間文學運動與歷史意義深遠的`五四'運動是瓜連蒂結的。”[3]前期研究成果多以社會學、文藝學的眼光來評析民間文學,學術上雖有它的局限性,卻以稱頌人民大眾創造物質與精神文化財富的巨大能力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強烈意愿,鼓舞了他們改變自己歷史命運和社會面貌的偉大斗爭,產生了積極影響。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民間文學研究,大都把民間文學作為民族文化乃至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層面,著力從深處去開掘它們更具普遍性的文化意蘊。當學人借鑒西方研究民間文學和人類文化的多種學說和方法來觀察中國各族豐饒優美的民間文學時,不禁驚喜地發現:雖然它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在當代大眾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有所減弱,但其深層所積淀的民族文化珍寶卻遠遠沒有得到開發。由此激發了眾多學人開掘這一文化寶藏,使之和現代文化相融合的巨大熱情。
二
中國的民間文學事業,我們通常以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的成立和《歌謠》周刊的出版為起點。隨著采錄與研究歌謠與傳說故事活動的廣泛深入展開,到1935年,鐘敬文先生又以披荊斬棘的銳氣,在《藝風》雜志發表《民間文藝學的建設》一文,打出了“民間文藝學”的旗號。通過眾多學人近一個世紀的慘淡經營,這門學科已經建立起來并取得了標志它正走向成熟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這門學科并未在中國獲得長足發展,甚至一度陷入困境。我在2002年1月19日的《文藝報》上刊出一篇短文《困境中掙扎的民間文學學科》,就為此作過呼吁。其實質就是民間文藝學作為現代人文學科的獨立地位未得到社會確認。當時激起爭議的一件事是1997年國家學位委員會在調整高校學科目錄時,將民間文學置于“民俗學”之中,以“民俗學(含民間文學)”的名稱歸入社會學這個一級學科之中,使它由原來作為“中國文學”中二級學科的地位降為三級學科,由此便造成它在高校學科地位的動蕩,而高校又是中國民間文藝學最主要的陣地。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現在民間文藝學在高校已新增了幾個碩士點博士點,境況大有改善。但這一學科的獨立地位問題是由諸多內外因素造成的,有待于民間文藝學界奮力耕耘、銳意進取,方能使之卓然獨立。
1
在我們的民間文藝工作中,無論是上世紀20年代《歌謠》周刊創刊之時或是50年代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之時,都明確申明這項事業有“文藝的”和“學術的”兩個目的,可是長時期以來,我們工作的重點實際上是偏在“文藝的”這一面,學術根底一直不足。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獲得新發展的標志,在此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文藝界學習和重視民間文藝蔚成風氣,并由此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內推進民間文學事業的思想基礎。然而這個時期人們所關注的是發揮它的文藝價值,吸取它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特點來創造革命文藝,以便更好地來宣傳教育大眾。這自然是無可非議的事。新中國成立后,由一批熱心人籌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本來是想在民間文藝研究上大做文章的,可是隨后加入中國文聯,作為它的一個分會,一個群眾性的文藝團體(80年代更名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其職能就有所改變了。在計劃經濟時期,尤其是在文藝“從屬于政治”的那個特殊年代,它只能作為一個文藝部門存在并忠實履行其職能。它所開展的民間文藝工作,當然也只限于能夠納入一般文藝事業的那一部分。民協多年所確定的工作方針是“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加強研究,大力推廣”,看起來它是把“文藝的”與“學術的”這兩個目的都包括在內,實際上還是著重于文藝方面,在學術研究上很難有大的作為。中國民協在半個世紀中作為團結全國民間文藝家,推進民間文藝事業的唯一全國性機構與團體,它巨大的歷史功績人所共知。我自己于1958年就成為它的會員,把這里當作我學習民間文藝的重要課堂之一。至于它未能全力推進對民間文藝的學術研究,那是受體制所局限的結果。總之,從20世紀40年代起,可以說中國的民間文藝事業,實際上是作為文藝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走過來的。這是它的“中國特色”,成就與不足都包含其中。就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發展狀況而論,民間文藝學尚未發展成一門有巨大影響的獨立學科,我以為同上述歷史背景是分不開的。
2
中國民間文藝學學科獨立性的確立,還同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同另一門現代人文學科———民俗學的相鄰關系分不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在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可以說是血肉相連的孿生姐妹。繼《歌謠》周刊之后,《民俗》周刊不久接著問世,成為開拓這兩塊學術園地的姐妹花。新中國建立后,民俗學長時期被蔑視。直到1979年11月由鐘敬文等7名教授發表《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書》,并于1983年5月成立中國民俗學會之后,這門學科才得以迅速恢復。后來又在高校建立碩士點與博士點,發展勢頭良好。其實這種情況無論是對中國人文學科這一大塊或民俗學、民間文藝學這兩小塊來說,都是一件大好事。但由于我們對這兩個相鄰學科彼此間的關系在認識與處置上有所失誤,卻生發出一些不利于學科發展的問題。
其一,由于中國現代學術的貧弱,積極投身于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文化人本來就很少,鐘老被人們稱為“稀有金屬”,就表明了這種狀況。置身于這個圈子里的人往往都是“一身而二任焉”,不論是究民間文學也好,研究民俗學也好,都是十八羅漢在那里轉來轉去,個人往往沒有專攻,而有關的學術權威部門在強調它們彼此相關聯的那一面時,也沒有將兩個學科的不同特點及對研究者的不同要求恰當地區分開來并予以合理規劃。這樣就使得學術力量分散,難以取得有巨大價值的成果,對兩門學科的長遠發展都帶來了不利影響。
其二,我們對待這兩門新興現代人文學科的正確態度,只能是平等對待,使其相輔相成,各得其所地協調發展。過去由于受錯誤思潮的干擾,將民俗學貼上資產階級標簽而加以排斥否定,其謬誤已受到歷史的嘲弄。時至今日,我們不能讓這樣的歷史教訓重演。為什么近幾年發生由民俗學來“兼并”民間文藝學,使民間文藝學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而形成危機呢?這可能與學科設置上仿效西方,“同國際接軌”有關。在歐美,民俗學的范圍較為寬泛,一般都涵蓋了民間文藝與民間藝術,正如《世界民俗學》一書中所揭示的,按照多種民俗學流行定義,“藝術與文學,被一致同意納入其中,”但歐美對他國和多國民俗的關注,是同他們長時期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相關聯的。而在中國的百年巨變中,表現各族人民群眾覺醒、抗爭的民間文學更受學人關注,采錄和研究民間文藝,往往同喚醒大眾、謀求大眾解放的人民革命浪潮相呼應,從而在這一領域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學術傳統。在近百年長時期的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這一學術傳統,還有已經積累的豐富學術資源,給這一學科的繼續發展提供了十分積極有利的條件;在高校學科目錄調整時,許多學人不贊成用民俗學取代民間文藝學,這也是一個原因。
至于學科設置上要“同國際接軌”,自然是應該的。據我們所知,許多歐美國家學校的學科設置很靈活,可以根據社會需要和各校實際自行確定招生專業,而不是全國“一刀切”,這倒是有利于在競爭中推進學科發展,值得我們好好借鑒的管理模式。
三
方法論在當前的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亟待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鐘老在《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中講過一些很寶貴的意見,他認為方法論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世界觀或文化觀的層次,也可以成為哲學的層次,如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其次是一般的或大部分學科共同使用的方法,例如分析法、比較法、歸納法等;再次是某種學科所使用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如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田野作業等。應該有主導的方法,然后,還可以或者必須兼顧其他輔助的方法。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解放思想,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的過程中,我們接觸了較多的國外現代人文學科的方法,把它們紛紛引進中國學苑。在民間文藝學領域,“多學科方法交叉運用”不僅成為時髦口號,而且在實踐上也取得一系列使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就中國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的需要來看,我以為在倡導將多學科方法引入民間文藝學研究之外,今后似乎還應著力解決這些方法的中國化以及增強學科特性問題。下面以故事學研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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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譽國際學壇的美籍華人學者丁乃通曾說,19世紀研究民間文學的方法大都是從別的學科借來的,“一直到19世紀晚期,研究民間文學都沒有自己的方法。研究民間文學的自己的一套方法,是芬蘭人發明出來的,這就是歷史地理學派的方法。
”芬蘭學派在研究工作中,要求匯集同類型故事的大量異文,然后就這些異文所含的歷史地理因素作精細剖析,構擬出它的原型和發祥地;再將原型同相關異文進行比較,推斷這些異文在不同時空背景上的演變情況,這樣就可看出一個故事類型的來龍去脈,真正理解這個故事了。盡管芬蘭學派關于追尋民間故事“生活史”的方法運用起來相當繁難,以致有的日本學者說操作時“如同修筑萬里長城那樣艱苦。”他們費力取得的成果也常引起爭議。但這一學派確實用自己的那套歷史地理比較研究方法把故事研究引向一個新的科學境界,顯現出故事學非同尋常的魅力。根據我們對這一學派方法論實質的了解,嚴格意義上的追尋故事生活史,雖然做起來比較困難,但只要在以下兩方面作認真努力卻是可以接近這個目標的,這就是:廣泛搜求故事異文并對它們所包含的歷史地理因素進行細致分析,以及大膽而審慎地探尋有關故事的原型及其形態演變線索。由劉守華主編,并吸取林繼富、江帆和顧希佳等學人參加,經過三年辛勤耕耘完成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一書,包含了對60個中國常見故事類型的分別解析以及對中國民間故事藝術世界的宏觀評說,2002年4月由華中師大出版社推出后頗受學界好評。在成書前,即有30多個類型解析作為單篇論文在全國學術刊物發表。如劉守華對《求好運》或“問活佛”的解析。它本是一則廣泛流行于歐亞大陸的著名故事類型,各國記錄成文的異文已達到500余篇,其核心母題是主人公對好運的祈求,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古老的佛本生故事。由漢譯佛經傳入中國后,不僅廣泛流行于中國南北各地,已經擁有的口頭記錄異文多達210多篇,而且情節構成別具一格,如主人公綽號“窮八代”或“窮十代”,因窮得不耐煩了便出門去尋求好運;或這位主人公家里連一點過夜的糧食也存留不住,偷米的耗子相告:你是命中注定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但他在“問三不問四”的情況下,卻只問了別人托付的事,從而突現了主人公先人后己,“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的高尚品德。經過長達千年的演變,中國各族民眾以自己的美妙情操和藝術智慧不斷錘煉這個故事,使它獲得了十分鮮明的中國民族文化特色,成為民間敘事的經典之作。丁乃通教授曾用10年時間編撰成《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一書,為國際同仁廣泛使用。他又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于1994年集為《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一書,譯成中文出版。這些使他成為芬蘭歷史地理學派的代表學人之一。他曾于1987年應邀來華中師大講學和指導學術,使歷史地理方法開始在有關中國學人著述中扎下根來。這一方法不用說有其局限性,同時中國傳統治學方法也有它的優點。如不滿于對文學作品外部形態的考察而著力于內在風骨的品味和社會歷史價值的審視;將豐富的古代書面典籍和口頭記錄材料相參照,有利于追溯根源;立足于由多民族構成的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來探求其民族文化特質,等等。我們在撰述《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時,一方面有意識地借鑒芬蘭學派的方法,同時盡可能將這一方法同中國固有治學傳統相融合,以充分展現中國民間故事風貌與價值為目的。限于主客觀條件,這項研究尚有許多難如人意之處,但這次對芬蘭學派歷史地理方法所作的集中嘗試,使我們對民間故事的研究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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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文藝學的方法論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有向蘇聯“一邊倒”現象,如否定芬蘭學派的方法,就明顯受到前蘇聯民間文藝學主流派的影響,《蘇聯大百科全書》中所載《民間文藝學》條目,就曾斷言:“民間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乃是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論發展的結果。尤為顯著的形式主義在現在大量吸收了移植論和維塞洛夫斯基之歷史詩學的芬蘭學派中。”[4]但前蘇聯的一些重要民間文藝學論著,當時并沒有譯介到中國來。如俄羅斯著名學者普羅普著有《民間故事形態學》一書,上世紀30年代即已問世,其英譯本于1958年在西方問世后,被推崇為結構主義的奠基石,其影響遠遠超出民間文藝學界。這部名著的中文全譯本尚未在我國問世,部分精彩章節早已為學人所熟知,青年學人李揚在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中國民間故事形態研究》,[5]即將普羅普的方法試用于中國故事研究。他以“功能”為核心概念,選取50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民間幻想故事,對它的敘事形態進行剖析。從剖析中可以看出,“中國民間故事功能順序與普羅普在俄國民間故事中觀察到的順序有吻合之處,”“這種吻合反映了中國故事與其他地區同型故事在敘事形態上的共通性”;他從剖析中也發現了中國民間故事敘事形態的獨特之處,如在功能的數量上,盡管6個功能就可組成一個完整的民間故事,但上述50個中國故事的平均功能數量是19個,最多的達到55個,“功能數目越多,故事的篇幅越長,包容量更大,顯示出多數中國民間故事已有較強的敘事能力。”又如從故事的四大基本類型(考驗、難題、戰斗、違禁)來看,“中國民間故事中大量`違禁'充當核心功能的現象,表明違禁型很可能是一種獨特的區域類型。”因違反某種民俗信仰中的禁忌而受到懲罰,本是一個古老的神話母題,中國民間故事常常讓反面角色為貪欲所驅使而違禁(如違反使用寶物的禁忌),以致自取滅亡;有時也讓正面角色違禁而泄露天機,來實現他舍己為群的崇高品格。這一類型的流行,同樣可以從中國民間敘事藝術的成熟發達上求得合理解釋。這篇博士論文因缺乏更充分的闡釋,未引起民間文藝學界重視,他的嘗試卻表明,國際學苑的結構主義方法,在進行故事學研究時是可以借用而獲得有益結論的。如能從中國化和更深入地發掘中國故事的文化內涵與敘事美學方面特征加以改進和完善,這一方法的運用將會有更大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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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人倡導的新方法中,有一項是“表演(performance)”理論,據稱特別適宜于進行民間故事研究。關于表演說,已有幾位海內外學人撰文予以評述推薦。①有的中國學者認為,“表演理論開辟了民間口頭敘事研究的新視野”。[6]根據美國學者理查德·鮑曼的理解,其特質可以用下面這段話予以闡明:表演是一種語言使用模式,一種說話的方式。
表演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的概念,它的含義是這樣的:我們不必再從富于藝術的文本開始,認定相對獨立的形式上的基礎,然后重新把它放到實際運用時的情境中,以便于在交流傳通的意義上界定語言藝術。表演已經成為基本的構成要素,它支配著口頭傳承的語言藝術。它著重研究口頭文學的傳承過程,活態的語言藝術,由此顯示出它不同于以考察記錄文本為主的通常研究模式的革新意義。有意識嘗試這種方法的中國學者的成果已開始在學壇涌現,如江帆在大陸和臺灣發表的關于遼寧故事講述家譚振山的論文,其中涉及講述者知識構架同故事文本的關系,講述傳統對故事文本的影響,講述者對敘述程式的把握與運用等。這些都是對學界著重研究書面文本的已有成果的超越。表演理論的活躍雖然是近幾年的事,從特別關注口頭傳承過程這一點來看,其實早已進入海內外民間文藝學家的視野之中。表演說著重于口頭語言藝術程式的研究,這種程度既有人類共通的一面,也有民族與地域的差別,因而它也是有助于開掘民間口頭文學民族性乃至人類文化本性的方法之一。華中師大民間文學專業師生近年在鄂西地區對故事村、民歌村的考察中,發現山鄉居民有以說故事(多為喜劇性的生活故事或笑話)來“掰人”以逗笑取樂的習俗,和以“翻田埂”的方式來對歌比試高低的習俗,從舊時代到如今,此風不衰。受口頭文學表演理論的啟發,他們對此作了初步研究,發現口頭文學在群體中所具有的這種娛樂性與競爭性,正是它能夠以自發機制使口頭文學得以世代傳承不息的奧秘,從而觸及到它們的文化特質。可見表演說對豐富民間文藝學的方法論有其特殊價值。
其他,如文化人類學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口頭程式方法,還有文藝美學方法等等,都應該積極嘗試。我們在方法論上并不贊同一味求新,以新花樣來裝點門面,而主張以堅持不懈的努力,借助某些方法開掘出中國民間文藝寶庫中的精金美玉,促使其學科特點更充分地顯現出來,以自立于現代學術之林。
四
經過百年探索的中國民間文學已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這一特色可以大體概括為:立足于中國民間文學的豐富文獻積累和新開掘的大量鮮活資料的基礎之上進行理論探索;在研究工作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基本精神,兼容中國傳統治學方法和國外現代人文學科的新成果。體現這一特色的原創性成果日漸增多。研究工作的著重點在深入探求中國各族民間文學在廣大時空背景上生存演進的軌跡,科學闡釋中國民間文學在民族文化、人類文化史上的重要價值及其現代意義。
這一獨特貢獻是其他人文學科所無法取代的。中國民間文藝學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在廣泛擴展研究領域并取得數量眾多的學術成果的情況下,尚缺少在厚重歷史文化背景上,對中國民間文學作深刻有力理論概括的巨著;在倡導從多側面運用多學科方法研究民間文學的同時,未能突出顯現民間文藝學作為一門以民眾口頭語言藝術為研究對象,擁有自己理論和方法體系的獨立學科的品格。
現在,規模宏大的《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已接近完成,我們可以說正處在“后集成時代”。這時,一方面有“民間文學事業向何處去”之類的問題困擾著我們,而更重要的它所提供的厚實研究基礎,使中國民間文藝學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在此,我主張:加強民間文藝學向綜合性、獨創性方向邁進的步伐,如以三套集成為主體,再輔之以古典文獻和田野考察資料,編撰新的中國民間文學史、民間藝術史和民間文藝學原理,以及中國神話學、史詩學、歌謠學、故事學、諺語學等,清理和選編五四以來的中國民間文藝學論著,還要補譯外國現代民間文藝學代表作,舉辦民間文藝學高層次理論研討會,等等。我們應該在全國推進搶救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工程的同時,抓緊時機推進中國民間文藝學的學科建設,使散漫疲軟的研究狀況有一個大的轉變。
在經濟文化迅猛發展的21世紀,中國各族民間文學的優秀之作將會更加受到人們的珍愛,以多種形態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發揮它的積極效用,各地為發展旅游經濟文化事業對開發民間文化資源的巨大熱情,以及我國政府即將制訂有關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規的宏偉舉措,將使中國民間文學事業獲得又一次大發展的機遇。民間文藝學在人文學科中將會為更多人所關注。與此同時,國際學人對中國民間文學的研究興趣也將日益增強,以此作為審視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中國各族民間文學是民族文化根基最為深厚,而又開發較晚的一片沃土,其開發與研究的美好前景,必將吸引一代又一代學人投身其中耕耘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