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季“90后”的畢業戲
畢業季“90后”的畢業戲
2012年夏天，被認為獨立、反叛、張揚個性、自信而脆弱的第一批“90后”，將走出校園。南方周末關注“90后”的畢業季，無意給他們貼上新的標簽，而是試圖記錄一個人群告別自己的天真并與之為敵的過程，記錄他們在成人世界里的第一次淬火。
我們借此回顧自己的畢業季，并重溫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哈羅德·羅森堡的名言：“一代人的標志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僅僅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于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于荒野。”
《畢業戲》
2012年夏天，全國將有680萬高校畢業生邁出校門，這是歷年來畢業生規模最大的一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生于1990年。
畢業離校的倒計時牌只剩三個月了，周奇仍沒有投出第一封簡歷的打算。在同學們都忙著查詢考研成績的時候，他完成了畢業電影預告片的剪輯。
“電影名字叫《畢業戲》，算是拍給我們自己看的。”周奇和身邊熱愛玩電影的畢業生們湊在一起，準備拍一部校園故事，紀念他們的畢業季。在即將到來的夏天，全國將有680萬高校畢業生邁出校門走向社會，這是歷年來畢業生規模最大的一次。他們中大多數人和周奇一樣，生于1990年。
這批在世人眼中貼著“賣萌、非主流”標簽的90后，就業壓力并不比80后輕松。在周奇高考的2008年，膨脹的考生人數迎來了史上最大值——1050萬，在擴招的背景之下，那一年有600萬人和周奇一樣走入大學校園。連年遞增的畢業生人數，已然超過社會的容納量，大學生畢業工資低于民工早已不是新聞，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
“我估計只能找到一個兩千多塊錢的工作，現實骨感啊。”周奇曾經去招聘會取過鏡頭，畢業生擠破頭的場面讓他覺得壓抑，那種“密集恐懼感”令他記憶猶新。
沒工作的周奇仍有玩心的原因很簡單，一則他并不想把自己“賤賣”出去，二來父母都是家鄉小城里“吃穿不愁”的單位人，“不指望著兒子賺錢養家”。
妥協之下，讀研拿個文憑也是個不錯的選擇。這樣的`謀劃促使周奇和身邊的同學本能地選擇了考研。周奇戴著眼鏡，說話間隙會拿出手機不時地刷刷網頁。
工科生周奇喜歡賈樟柯的電影，覺得他拍出了“搖搖欲墜的生活”。站在夢想和現實的兩端，周奇如今似乎更加理解了這一句話的重量。
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參加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的考生達165.6萬，比2011年增加14萬余人，錄取比例達到1∶3。面對著研考越來越高的門檻，周奇明白以自己“潰不成軍”的復習，無異于以卵擊石。
2012年1月5日，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隨著寒流的侵襲到來。復習了四個月的周奇還是選擇在這天“補覺”，睡了過去。
“除了學術帝，很多讀研人都有一顆不想長大的心吧。”周奇分析自己和身邊讀研同學的動機，發現讀研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延緩進入社會，“或者多玩兩年”。
南方周末記者隨機調查了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外交學院、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十余所高校的兩個畢業班級，讀研率均超過50%。前述十余所高校的班級中，準備找工作的人則不足四分之一。
新年剛過，江芝言就收到香港一所高校的offer，對工作的憂慮結束了。她曾在實習時發現，寫字樓的白領們工作“充滿了重復和透支”，那些穿著正裝，蓬頭垢面的形象在她腦海里揮之不去。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選擇了和江芝言一樣的道路。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2011出國留學趨勢調查報告》，2011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有近35萬人，連續三年增幅超過24%，預計2012年出國留學的人數將達到43萬。
而對于更多社會資源匱乏的畢業生來說，“不想長大”則是一句難以出口的吶喊。比起諸多畢業生擁有的“退路”，2011年畢業就開始找工作的王佳芬走得可謂“磕磕碰碰”。直到最近工作才終于有了眉目：她過了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分數線，獲得了面試資格。
在這尋尋覓覓一年多的時間里，王佳芬明白走入社會生存，“并不僅是一件付出努力和汗水的事情”。和她擁有相同體會的李敏，也深知“自立”的不易。在漢江邊小城讀完三年中專加兩年高中的她發現，想要找到一份有“三險一金”的工作也是難上加難。
考研的鬧劇之后，周奇和父母“講和”，他會在明年繼續考研。但是，他仍背著父母開始拍攝自己的畢業電影。“這也是最后一次玩這個東西啦。”他有些感傷地說。事實上，他又爭取到一年的時間，可以不用面對就業的“腥風血雨”。
曾經的“留守兒童”長大了
曾經的“留守兒童”王佳芬曾希望自己能通過讀大學改變命運，卻發現大學無非是一個渾渾噩噩的日子接著另一個渾渾噩噩的日子。
在周奇還在為考不考研糾結的大四上學期，江芝言曾與不少內地學生一起去臺灣交流研討。臺灣同齡人的瀟灑和自信，令她這個內地最好高校的學生也感到詫異。
“他們也快畢業了，但卻在徒步旅行，搞樂隊。”那種狀態，完全不像自己身邊的同學“焦急而灰暗”。讓她真正羨慕的是一個同齡的女孩子，“她會每天都跟媽媽報自己的花銷，并跟母親貼臉交談”。這是她和母親之間從未有過的親密。
對于江芝言來說，父親就像一個社會。在她成長的過程里，父親和母親的爭吵也越來越頻繁。青春期里的她開始發現家中的微妙，這些裂痕讓她感到恐懼，身邊的同學父母不少都離婚了。
在江芝言對父母的爭吵恐懼時，王佳芬的童年多數時間都是一個人在看電視，翻來覆去地看《灌籃高手》。在王佳芬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前往廣州打工，她與弟弟則跟隨爺爺奶奶生活。隨著時代的發展，像王佳芬父母一樣背井離鄉的人越來越多，到目前為止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超過了5800萬人。作為較早一代的留守兒童，童年的經歷形成了她孤僻冷靜的性格。
上大學，對于江芝言來說是階段性遠離父母，嘗試尋找自我；對王佳芬來說則是用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逃離父母居住的鄉村。
大學開學沒多久，王佳芬的“知識天堂”幻想就被打破了。她發現不少老師第一堂課都會扛來自己寫的課本售賣，課堂就變成了“簽售會”，之后則是他個人作品的“朗誦會”。擴招給老師的嗓子帶來了挑戰，大班大教室上課，往往就是老師只顧在講臺上自說自話，聲音越來越小，而學生們睡自己的。
“我不會講這門課，不曉得他們怎么安排的。”在江芝言上課的經歷中，竟然兩次聽到這樣的開場白。老師想來就來，她也就三心二意地當了“逃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