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友王質夫曾為白居易策劃《長恨歌》
《長恨歌》不僅是白居易的名作，也是《全唐詩》桂冠上璀璨的明珠，這首詩從策劃到誕生離不開一位山東人——王質夫。瑯琊人王質夫隱居山野草莽之間，是個避世之人，卻與白居易相交甚篤，可見這位草根不是等閑之輩。有人做過統計，白居易在周至有詩39 首，寫給王質夫的竟有13首，可見王質夫在他心中的分量。
周至的三人行
白居易在德宗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考中進士，那一年他二十九歲。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授周至(現西安市轄縣)縣尉。按唐制，縣令之下設縣丞一人，主簿一人，縣尉一人，在這個排序中他是第三把手。縣尉的職責有點像今天的經濟官員。
白居易在周至交了兩位摯友，一位是陳鴻，他也是進士，與白居易幾乎同期入仕。他是一位小說家，常常“為文辭意慷慨，長于吊古，追懷往事，如不勝情”;另一位就是山東瑯琊人王質夫。瑯琊是今山東臨沂，自古出名士，諸葛亮是那里的人，孫武子也是那里的人，然而這位王質夫不入仕，隱居山野草莽之間，是個避世的人。兩位進士與一位草根相交甚篤，可見這位草根也不是等閑之輩。
白居易公務之余常邀了陳鴻來找王質夫玩，或一同飲樂，或一同郊游。當年周至有一座仙游寺，名氣斐然，公元806年12月三個摯友同游寺院，途中就說起了楊玉環和李隆基的往事。陳鴻是性情中人，吊古憑今不免唏噓，于是王質夫就建議白居易用詩的形式講述這個故事。這是一個大膽的創意，因為在這之前的中國詩歌史上，使用樂府詩敘事的作品以《焦仲卿妻》為代表的漢朝詩歌達到一個高峰，煌煌大唐出了李白、杜甫等群星般的詩人，卻還沒有在樂府詩上與前朝比肩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次挑戰。青春勃發的白居易心中的火被王質夫點燃，古往今來無數悲歡離合的愛情涌上心頭，他把情感寄托在《長恨歌》兩個主人公身上。《長恨歌》的后部有臨邛道士鴻都客用法術尋找逝去的楊貴妃的描寫，“上窮碧下落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最后在一處仙山找到已經更名為太真的楊貴妃，用仙游結束了詩歌，然而這首詩不正是從仙游寺開始的嗎?不能不說，仙游寺是《長恨歌》創作的一個關鍵詞。
放下官架子
白居易在周至做縣尉不足一年，次年即調充進士考官，后授翰林學士。他與王質夫在周至分別，分別后的他想念著王質夫，在新的任上寫下《翰林院中感秋懷王質夫》的詩：“何處感時節，新蟬禁中聞。宮槐有秋意，風夕花紛紛。寄跡鴛鷺行，歸心鷗鶴群。唯有王居士，知予憶白云。何日仙游寺，潭前秋見君?”這正是寫下《長恨歌》一年之后，也是一個秋風吹落殘花的傍晚，他想起一年前在仙游寺那次難忘的創作啟示，正是王質夫給了他靈感和創作勇氣，他多么希望再見到這位能抒胸臆的朋友啊。
一位朝廷命官崇尚一位山野居士，可見王質夫的人文魅力。白居易贊揚他是“濯足云水客”，而自嘆自己“折腰多苦辛”。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性情使然讓他羨慕王質夫，命運使然讓他離不開官道。沒有選擇歸隱的白居易有許多仕途的朋友，元稹是與他同年及第的進士，劉禹錫與他是同朝刺史，他與這些官員朋友詩詞贈答，唱和人生，然而他寫給這位山野朋友的詩一點也不比給官員朋友的詩少，有人做過統計，白居易在周至有詩39首，寫給王質夫的竟有13首，可見王質夫在他心中的分量。
白居易為官閑暇就到王質夫結廬的薔薇澗走走，他說“勝地本來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說是看山，其實是看人。在另一首《袛役駱口，因與王質夫同游秋山偶題三韻》中說得更明白：“平生煙霞侶，此地重徘徊。今日勤王意，一半為山來”。他們意趣相投，“林間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遠離了“一為趨走吏，塵土不開顏”的壓抑。
痛失摯友
然而兩個友人離開了，有詩遙寄，再難相聚。白居易官階日加，身居廟堂之高，又遭貶謫，宦游于江湖。大概十年以后，大約在太子左贊善大夫任上，抑或遭貶在江州司馬的旅途，白居易遇到一位從四川梓潼來的朋友，從那個朋友嘴里得到王質夫辭世的消息，不禁悲痛萬分，寫下了《哭王質夫》，其中“客從梓潼來，道君死不虛。驚疑心未信，欲哭復踟躕。踟躕寢門側，聲發涕亦俱。”悲痛之情溢于滿篇。
王質夫的詩篇沒有留下。當年它曾留在白居易的奩中，白居易崇他為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游歷江湖的山水詩人謝靈運以及竹林七賢的嵇康和阮籍。他也隕落了。
在這場痛哭之前，白居易曾有詩《寄王質夫》，已經知道他“君佐征西幕”。是知道他在征西的軍中輔佐軍務。現在知道王質夫死在四川梓潼，他是怎么死的?不可考。
王質夫兩唐書無傳，唐人筆記亦無記載，是白居易記錄了他，他活在白居易的詩篇中。我們才知道了一位為《長恨歌》出謀劃策的山東人。
一、核心史實：王質夫如何促成《長恨歌》誕生
相遇契機：唐憲宗元和元年（806 年），白居易被貶任周至縣尉（今西安轄縣），在此結識了兩位摯友 —— 小說家陳鴻與山東瑯琊隱士王質夫。王質夫雖隱居山野、未入仕途，卻以才情與品格深得白居易敬重，二人往來密切，白居易在周至創作的 39 首詩中，13 首專為王質夫而作，足見情誼深厚。
仙游寺定題：當年 12 月，三人同游周至仙游寺（距馬嵬坡不遠，自帶歷史滄桑感），談及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及安史之亂的往事，陳鴻感慨萬千，王質夫隨即向白居易提議：“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何如？”（你擅長詩歌又重情義，何不以此為題創作一首長詩？）。
創意突破：這一建議極具開創性 —— 此前唐詩雖盛，卻缺乏能與漢樂府《孔雀東南飛》比肩的長篇敘事詩，王質夫的提議直指文學空白，點燃了白居易的創作熱情。白居易將自身對愛情的體悟與歷史興衰感融入其中，最終成就《長恨歌》這一千古名篇，而陳鴻也同步創作了傳奇小說《長恨歌傳》，二者相輔相成。
二、王質夫的特殊意義：不止是 “策劃者”
精神知己的賦能：王質夫 “濯足云水客” 的隱逸氣質，與白居易官場生涯的壓抑形成鮮明對比。在王質夫身邊，白居易能放下官架子，“林間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這種無拘無束的相處讓他得以釋放真性情，也為《長恨歌》注入了真摯的情感內核 —— 既有對李楊愛情的悲憫，也有對人生遺憾的共鳴。
被歷史銘記的 “幕后功臣”：王質夫兩唐書無傳，詩文也未留存，若非白居易的詩作與記載，這位隱士可能早已被歷史遺忘。白居易在《翰林院中感秋懷王質夫》中寫道：“唯有王居士，知予憶白云。何日仙游寺，潭前秋見君？”，直白流露對這位創作啟蒙者的思念；后來得知王質夫辭世，更是寫下《哭王質夫》，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文學影響的延伸：《長恨歌》之所以能成為 “《全唐詩》桂冠上的明珠”，既得益于白居易的筆力，也離不開王質夫的創意啟發。這首詩開創了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敘事風格，后世《梧桐雨》《長生殿》等作品均受其影響，而這一切的起點，正是仙游寺中王質夫的那句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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