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邊城》與《果園城記》敘事策略比較
短篇小說集《果園城記》是師陀歷時八年創作的代表作，風格特異，尤其是作品的語言，可謂匠心獨具。《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淺談《邊城》與《果園城記》敘事策略比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淺談《邊城》與《果園城記》敘事策略比較
摘 要： 沈從文和師陀均以“鄉下人”的眼光審視中國的鄉土世界，其代表作《邊城》和《果園城記》文體相同、命運相似，而且都將目光聚焦于中國小城，但不同敘事策略觀照下的敘事文本所承載的卻是作家不同的人生感悟和獨特的審美訴求。
關鍵詞： 《邊城》 《果園城記》 敘事策略
京派代表作家沈從文和師陀一直以“鄉下人”的眼光審視中國的“鄉土世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最負盛名的代表作《邊城》和《果園城記》可謂鄉土小說的精品。整體細讀這兩部作品，他們都將目光聚焦于“中國小城”，都帶有詩化、散文化的特征和田園牧歌情調，但二者所采用的敘事策略卻各具特色。本文試圖通過對兩部作品結構、視角、話語策略的比較，深度解讀沈從文和師陀兩位作家透過“中國小城”所構建出的不同人生感悟與獨特的審美訴求。
一、敘事結構策略
小說結構是作品里將故事事件結合成一個整體的形式要素，它關系到作家的想象如何被激發，如何通過敘事完成。《邊城》和《果園城記》的結構歷來被認為是“散”的，即情節結構上沒有“中心事件”;人物關系上沒有“中心人物”。人們習慣稱它們為“散文化小說”。其實細讀作品，我們會發現這兩部作品的結構寓嚴謹于疏放，既出乎法度，又合乎法度。
《邊城》全文二十一節，一氣呵成又自成起訖，被人認為是“一首一首圓滿的散文詩”。小說圍繞翠翠和天保、儺送之間的愛情展開情節，但沈從文沒有把它單純地處理成愛情悲劇。在這里，作者把自己的人生頓悟和自然景物、民俗人事的描寫融合在一起，使得《邊城》的故事性削弱，結構松散，沒有大起大落，也沒有高潮迭起。
小說開篇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寧靜古樸而又近乎于原始的湘西鄉間生活景致。“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 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1]P121在這里，作者把詩和散文引進了小說之中，擴大了小說的審美功能。“邊城” 淳樸自然的民風、溫柔的河流、清涼的山風、滿眼蒼翠的篁竹……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個遠離城市喧囂的“世外桃源”。接著，小說敘述了翠翠那段凄美的愛情，但愛情不是小說所要表現的全部。因此，作者并不急于用緊張的情節推動人物情感乃至命運達到高潮，而是憑借端午賽龍舟的活動為翠翠同儺送的第一次見面提供了契機。然后通過時空轉換，構建了天保、儺送兩兄弟同時愛上翠翠的事實，并在此間穿插進王團總以碾坊為陪嫁，將女兒許配給儺送的情節。然而儺送寧愿要“渡船”，也不要“碾坊”，于是按照當地的傳統習俗，以月夜對歌的方式同天保進行“公平競爭”。天保自知不敵斷然遠行，不料途中遇難身亡。儺送為此十分內疚，加之“碾坊”的逼迫，遠走他鄉。老船夫也在一個雷雨天溘然長逝，只留下孤苦無依的翠翠，等待儺送的歸來……
《果園城記》是師陀歷時八年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說集，由十八個短篇小說構成。《果園城》是首篇，也是整部集子的一個引子，里面所提到的人物和故事在其后十七個相互獨立而又儼然一體的篇目中陸續展開，每個人物的故事自成體系。串起這些篇章的線索是作者對果園城中人與事的濃厚感情。在果園城的每一個人物故事中都滲透著師陀對家鄉傳統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愛恨交織的復雜情結。
在《果園城記》中，師陀繼承和發揚了魯迅開創的“國民性批判”精神，以一種別樣的方式傳達了抗戰時期作家的自覺使命。相較于沈從文筆下的理想世界，師陀的果園城更真實、更原生態。故事發生在作者熟悉的北方小城。其中，有不知情的老母經年等待早已被槍斃的革命者兒子回家，營造出人間的悲戚與慘烈(《期待》);有29歲卻為自己繡了夠穿30年衣裳卻待字閨中的秀姑(《桃紅》);有外出闖蕩十幾年，失意歸來時發現，果園城已忘了他，再次出走的孟安卿(《狩獵》)……這些作品“用現在的眼光透視過去在今天的境況，在幾分惋惜、幾分哀傷中預示了一去不復返的傳統小城未來的命運”。[2]P292作者在開篇就提到自己所寫的并不是哪一個具體地域上的小城，它是“一切這種中國小城的代表”，這個遠離都市喧囂的小城表面看去平和、安詳、悠閑、靜謐卻又近乎停滯和慵懶，它不正是舊中國社會制度、文化生存環境的真實寫照嗎?作品中的眾多人物，作者并不是就寫一人而寫一人，而是就一人而寫這一類人，即“老中國”的普通兒女們。透過他們的人生苦難和悲歡離合，師陀揭露和諷刺了古老中國小城及其居民的停滯與病態生活。這一個個人物群像，總體上構成了他的鄉土世界。
二、敘事視角策略
敘事視角是敘事者在敘事中的切入角度。恰當地運用敘事視角，不僅有助于作者話語的表達，還能增加作品的意蘊含量。透過《邊城》和《果園城記》獨特的敘事視角的運用，我們可以傾聽沈從文和師陀追求心靈自由、訴說生活情趣和生命體驗的話語心聲。
《邊城》為我們敘述了一個古樸凄美的愛情故事。作品總體上選取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讓敘事者冷靜、客觀地訴說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思考。全知視角是指敘事者在敘事中無所不知、無所不在，能自由控制敘事。它具有展現廣闊生活場景、自由轉換敘事視角的優勢。在《邊城》中，作者通過對敘事者的自由轉換凸顯了不同人物視角下的真實人生，也爭取到了敘述者的自由話語權。如敘述者眼中的翠翠美麗純情，“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 [1]P124。而爺爺眼中的翠翠如同已經逝去的女兒一般，不由得一直憂心于她的未來。最初見面時，儺送眼中的翠翠是那樣俏皮而又懂事，“‘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問狗‘那輕薄男子還不值得叫’，但男子聽去的卻是另外一種好意，男的以為是她要狗莫向好人叫，放肆地笑著，不見了” [1]P132。此時，翠翠眼中的儺送就是一個輕薄男子，完全沒有世人口中的品行。小說中多有類似的視角轉換，爺爺視角下的翠翠、翠翠眼中的爺爺、爺爺視角下的大老、二老及翠翠母親等。在這種視角的流動中，節奏舒緩而富有生氣，從而建構了沈從文理想化了的湘西世界，體現出他對美好人性的追求和重鑄國民品德的希望。
《果園城記》采用第一人稱“我”“回溯性”的敘事視角，將作品中的諸多故事有機地結合起來。小說以“我”也就是馬叔敖這一人物的返鄉之旅展開敘述，通篇十七個故事大多是“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我”貫穿于《果園城記》始終，小說中依次出現的景物、事件、人等自然都帶上了“我”的情感特征;“我” 又是個長期離鄉遠行的人，是現代文學史上常見的那種“漂泊者”、“尋路人”[3]P93，因此對于故土風物人事的觀察與審視不僅滲透了懷舊的情結與歷史的滄桑感，更帶上了知識者努力進行理性思索和哲理探尋的意味，這無疑有益于增強小說的情感厚度和理性意蘊。如《果園城》、《葛天民》、《期待》等作品，通過 “我”這一敘述者在返鄉過程中的所見所感，凸顯了敘事視角在時空上的轉變，以今之見聞感慨世事的多變，歲月的蹉跎。素姑在往昔的“我”眼中是那么富有青春韻致，苗條的身段、細膩的皮膚一一呈現在腦海中，而孟林太太的端莊與嚴正則同樣歷歷在目;轉而今昔“我”看到的素姑則是一副憔悴的模樣，孟林太太已是耳聾眼花了。通過這種視角的“越界”，不禁讓“我”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孟林太太是怎樣變了啊!”“素姑小姐是插在明窯花瓶里的月季，已經枯干，已經憔悴!” 面對這種“物是人非”的境遇，敘述者在心靈受到震撼的同時，字里行間也讓讀者體會到了那份歲月對生命無法祛除的印記及知識分子對家鄉的留念感傷和否定批判的矛盾心情。
三、敘事話語策略
敘事話語體現著作家的生命體悟，也是小說的意蘊指向。沃倫·貝克說：“福克納對生活的看法怎樣，他的文體也怎樣。”[4]P12在《邊城》和《果園城記》中，沈從文和師陀分別用屬于自己的話語方式言說了對生命的獨特感悟。
沈從文說寫作“千萬不要冷嘲”，這既是他對待現實人生的寫作態度，又是他的表達技巧。在《邊城》中，沈從文采取含蓄、蘊藉、空靈的敘事策略，以冷靜、客觀、不動聲色的態度演繹了“邊城”那個美麗得令人哀傷的故事。小說一開篇，作者以樸素而娓娓動人的語調展開敘述：湘西邊境，有一座山城“茶峒”，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一只黃狗。這個女孩名叫翠翠，翠翠自出生，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爺爺、渡船、黃狗。然而作者用平淡的語言淡化了祖孫清貧孤寂的生活，盡量展現了他們與鄉人和諧相處的情景。那來自山間的清風、潺潺的溪水、靈動的黃狗……這些靈氣飄逸的畫面給我們勾畫出了一個極度凈化、理想化的“邊城”世界。
自從前年端午與儺送相遇之后，翠翠便有了自己的心事，但小說中并未直接寫翠翠怎樣愛戀思念儺送，而是通過一些外在事件和夢境的襯托，含蓄地透露出翠翠的內心隱秘。如“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仿佛輕輕地往外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山崖半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邊城》的“留白”藝術，即小說中能不說的話就不說。正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論”一樣，沈從文以“留白”藝術給讀者留下了無數的懸念和想象的空間，既增加了小說的容量，又豐富了小說的內涵。如《邊城》的結尾這樣寫道：“這個人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1]P138這種開放式的結尾讓讀者在為翠翠的命運擔憂的同時又看到了一絲希望。這當中蘊含了作者對民族命運的隱憂和希望。
沈從文用一種悲憫的心情刻畫人性向善的一方面。因此，讀他的《邊城》，浸潤著一種深厚、親切的情感，并能嗅到一種樸素溫馨的氣息。師陀要透過“果園城” 中小兒女們的人生苦難和悲歡離合展示“活脫脫的現實”，所以，他把諷刺、人事、同情融合在一起，在平靜的敘述中傳達出對人類的同情和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
師陀擅長以素描的技法勾勒民俗與自然風景，并在風景的襯托下刻畫鄉土人生百態。但他極少工筆式的精雕細刻，更長于刻繪木刻般的人物輪廓，最終凸暈人物群像。如《說書人》中，作者用簡潔、凝練的語言，通過寥寥數筆就將說書人一生命運的變遷勾勒出來，也將書中“我”幾年來的變化濃縮其中，在有限的篇幅中凸顯飽滿的畫面。
師陀的小說在京派中最具諷刺性，但回溯性的故事講述方式，卻能把故事拉遠，造成一種綿長的回音。“凡是在回憶中我們以為好的，全是容易過去的，一逝不再來的，這些事先在我們感覺上全離我們多么近，現在又多么遠，多么渺茫，多么空虛——我抬頭望望前面，一種深深的哀痛突然侵領了我，這個小城的城外多么靜啊!”[5]P34這一來自《說書人》最后的感慨，看似平淡，卻飽含作者濃郁的感情，投射出作者對小城人生的深切思索。
如果說沈從文用含蓄、蘊藉、空靈的話語方式為讀者營造了一個恬淡、超然的“湘西世界”的話，那么師陀則以沉郁感傷而略帶諷刺的敘事話語書就了“果園城”的現實人生。在對果園城人生活方式、生活情調的多角度表現中，流露出了文化過渡時代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愛恨交織的文化情結，含蓄深沉，極富韻味。
總之，沈從文和師陀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自覺文體意識的作家。他們以打破傳統、自由創作的文學觀向傳統小說發出挑戰，文本《邊城》和《果園城記》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呈現出獨有的藝術風格，傳達出充滿個性和主體意識的審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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