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的思想變化及詩歌風格
思想變化
《長恨歌》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在創作中服從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并存，這固然是與詩人的生活經歷和人生觀是分不開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貶官江州司馬為界，經歷了由積極入世到消極出世兩個階段，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謂“獨善”的基本內涵是樂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與釋、老相通，以隨緣任運、委順自然為應世態度。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一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面。
還在遭貶以前，他努力為云龍、為風鵬，并與元稹大力倡導新樂府運動。也正是因為他年輕時候的胸懷大志，頗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氣概，才使得他有足夠的氣魄處理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并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一分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正是因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一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好皇帝的悲劇。好皇帝有所惑，終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種理想化的結果。排斥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為皇帝們頭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為半神的理想化。
而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種理想在內，他們從現實生活中皇帝權威下降的土壤出發，把封建統治階級的頭子想象為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一個有愛欲、有苦惱、有錯誤、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情皇帝，和一般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無差別，他們從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應該和百姓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條件、并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詩人被貶江州以后，“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生了轉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軌，終于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對于自由人格的鐘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著。
詩歌風格
這篇詩是白居易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祖國古典詩歌中抒情詩與敘事詩密切結合的典范之一。詩篇一開頭，對男女主人公是有所譴責的，但發展下去，詩人卻用自己的感情、想象豐富了這個故事，賦予了這個愛情悲劇以更普遍的意義，使得作者自己和廣大讀者都對之產生了高度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已脫離了歷史原貌，成為一篇以詠嘆李、楊愛情為主，充滿感傷情調的“風情”詩了。玄宗早年勵精圖治，因此有開元治世;晚年荒淫無道，因此有天寶亂世。詩人面對這種具體現實，對這位天然尊長形成了矛盾而復雜的感情，有時頌美懷念，有時批評斥責，《長恨歌》則兼而有之。
這是由詩人對歷史事件和社會生活的認識所決定的。在創作中，作者打破了他寫諷喻詩所堅持的“其事核而實”、“不為文而作”的規則，在敘事過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虛構手法，情、景、理的完美結合結構，濃烈的抒情貫穿于敘事的全過程，語言方面，音節和諧，句式駢散結合，并采用主客問答的形式及其作用，使得全詩風情搖曳，生動流轉，極富藝術感染力。
人的悲劇性命運及以莊禪思想為依托對這種命運的超越，對精神的自由和心靈的愉悅的追求 人物形象生動，語言和聲調優美，抒情寫景和敘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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