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思想性

《紅樓夢》的思想性

　　【作品簡介】《紅樓夢》，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創作的章回體長篇小說 。早期僅有前八十回抄本流傳，八十回后部分未完成且原稿佚失。原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程偉元邀請高鶚協同整理出版百二十回全本 ，定名《紅樓夢》。亦有版本作《金玉緣》。

　　《紅樓夢》的思想性

　　我這里要談的，是曹雪芹《紅樓夢》的思想性;也就是要排除開現在存世流傳的通行本后四十回所寫結局，只論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原本”，以及脂硯齋批語透漏的、前八十回中“草蛇灰線”提了開頭、而現在已經“迷失”的后幾十回所寫結局。本文只談其思想性，是由于：曹雪芹《紅樓夢》這部偉大著作，它總體的藝術性構成，前無古人，后難有來者;俞平伯、周汝昌、蔡義江、梁歸智等專家、學者已經撰文剖析評論，鞭辟入里，我佩服得很，不敢，也“毋庸置喙”。而對于曹雪芹《紅樓夢》的思想性，一些學者的評價，我卻認為過于拔高;“知人論世”，我有些話，忍不住一定要說。

　　曹雪芹《紅樓夢》的哲學指導思想，我認為仍然屬于儒家，是儒家王守仁“心學”傳人李贄一派，但還沒有李贄那么激進。《紅樓夢》主角賈寶玉，“毀僧謗道”，卻仍然推崇“孔子是亙古第一人”;賈寶玉推崇儒家經典《四書》中《大學》“明明德”，燒掉其它書而保留了《四書》，顯然是認為值得繼續學習;女主角林黛玉，其父親為她延師教讀，讀的也是《四書》。如果認為儒家王守仁和李贄學派仍然屬于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思想分支，那么，似乎不應該把曹雪芹抬到“封建叛逆”的高度?

　　曹雪芹《紅樓夢》“大旨談情”，我認為其哲學根源也來自王守仁和李贄：王守仁說“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傳習錄》);李贄《童心說》，推崇“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林黛玉“情情”，賈寶玉“情不情”，在曹雪芹心目中，應該都是自然流行的“良知”，都是沒有受到現世污染的“童心”。

　　當然，曹雪芹“大旨談情”，也受到了湯顯祖、馮夢龍、金圣嘆等文學家的巨大影響。湯顯祖創作《牡丹亭》，塑造了杜麗娘這個大膽追求愛情的“有情人”，并在《牡丹亭記題詞》中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馮夢龍編纂出版《情史》，匯聚古今男女情感、情欲事跡，在序言中說自己“余少負情癡”，揚言“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金圣嘆批點小說《水滸傳》、戲曲《西廂記》，提升它們的地位和《莊子》、《史記》并列，推崇表現男女愛情的《西廂記》是“天地妙文”。

　　談情，鐘情，往更遠追溯，有儒家說《詩經》的“發乎情，止乎禮義”，有陸機《文賦》的“詩緣情而綺靡”;對曹雪芹更重要的，我以為是魏晉時期阮籍、王戎等人的作為。張宜泉詩序記曹雪芹“字夢阮”，敦誠贈詩說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把他比作阮籍;這些，我在《愛紅臆談》的相關文章中已經引述。《世說新語·傷逝》記載：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曹雪芹對這個典故應該很熟悉。他后來四十多歲就英年早逝，我認為是兩個主要原因促成：一是他創作的《紅樓夢》要“進呈御覽”，被強迫修改，他悲憤莫名卻又無可奈何;第二就是他唯一的“幼子”因病殤逝，他“悲不自勝”!

　　曹雪芹《紅樓夢》“發泄兒女之真情”，“使閨閣昭傳”，表現出來的男女愛情觀念是最先進、十分高級的。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是曹雪芹創造的經典：他倆思想意識相通，互相理解包容;通過接觸“試探”，從有沖突到相憐愛，你情我愿接受對方。這樣的愛情，社會發展幾百年以后的今天，大多數的青年男女戀愛，都還難以做到。難怪，在現實主義大師曹雪芹筆下，這愛情終于沒能有完美結局，令一些青年讀者不由得潸然淚下。

　　薛寶釵雖然美麗賢淑，卻由于熱中“仕途經濟”，而得不到寶玉愛情。曹雪芹也寫寶玉欣羨寶釵雪白的膀子，銀盆兒似的臉盤，也敬重她的聰明博學和對自己的關愛;可就是不能發展為愛情。即使已經成婚，寶玉也忍心“懸崖撒手”!

　　沒有寶黛式愛情作基礎，縱使結合為家庭，在曹雪芹筆下，也多變成“怨偶”;如賈璉和王熙鳳、迎春和孫紹祖、薛蟠和夏金桂，等等。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婚姻家庭方面，曹雪芹仍然是秉承的中國封建傳統觀念，即男子可以一妻數妾。寶玉的父親賈政、黛玉的父親林如海，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我以為，都還屬于“正面人物”;而他們全都有妻還有妾。寶玉心中除了要娶黛玉為妻外，已經當面委婉應許襲人、紫鵑做小老婆;即使不說麝月吧，晴雯若不早逝，想要做寶玉妾侍的愿望，在曹雪芹筆下，寶玉應該也是愿意滿足她的。

　　周汝昌先生提出：賈寶玉的愛情對象，其實是史湘云。這個問題牽扯面廣，要另作別論，這里不談。

　　曹雪芹《紅樓夢》的政治觀點，我以為，仍然停留在中國式封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民主”這樣的西方傳統，還才由盧梭重新闡發，傳播到北美殖民地;這種現代玩意兒，那時還沒有傳來中國，曹雪芹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呢。他貶斥“國賊祿鬼”，只是反對那些專為自己謀私利的官吏;和王守仁、李贄一樣，他并不反對皇帝。他讓主人公賈寶玉歌頌“那朝廷是受命于天”，還說要“作踐”匈奴“犬戎”，發揚武勇，“為君父生色”。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經著文立論，反對封建專制;對比起來，曹雪芹《紅樓夢》在這個方面不能說是先進的。

　　曹雪芹《紅樓夢》，是揭露了中國式封建社會的種種腐朽沒落，把后代歷史學家都稱贊的“康、雍、乾盛世”貶為“末世”;但是，當時已經具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應該有其思想政治要求，曹雪芹卻沒有表現它們，沒有為封建“末世”指示任何出路。

　　當然，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立場，苛求于古人。曹雪芹雖然“無材可去補蒼天”，甚至到后來他還很可能脫離了“包衣旗籍”;但是，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諸方面，他和清朝滿族統治者，仍然有著割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系。認識曹雪芹《紅樓夢》的思想性，決不能忽視這一點，而把他看得、評價得好像一個“革命者”。

　　曹雪芹在他的巨著中，形象地描述，多方面探討了，當時的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有聯系的知識分子，各種各樣的努力，想要生活得更好;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最后“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這樣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腐朽衰敗，必然滅亡。曹雪芹《紅樓夢》如此思想性，已經夠了不起了。

　　根據張愛玲先生《紅樓夢魘》的研究，曹雪芹《紅樓夢》的早期稿本，所寫的賈寶玉，是一個“性格的悲劇”。賈寶玉富于同情心與想象力，思慕太多，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沒有能夠專心讀書，科舉出仕，家庭敗落以后就只能成為無業游民。“性格決定命運”，賈寶玉的悲劇性格，導致他必然只有悲劇命運。

　　而現在存世的脂評本《紅樓夢》，主要是曹雪芹后期修改創作的稿本;這其中的悲劇，已經是社會性悲劇，“歷史必然性的悲劇”。

　　賈寶玉林黛玉，徒有美好的人生理想，不見容于當時那腐朽社會。賈寶玉的愛情理想超前高級，然而，在那個家庭那個社會卻不能實現。

　　賈寶玉即使按他封建家長所愿，與薛寶釵成婚，努力讀書應試、步入仕宦，又能如何?書中就寫有賈政，出外做官，方正清廉，卻被機巧者看作迂腐，終于被蒙騙，不能當好官。

　　反面，賈雨村奸巧狠惡，巴結權貴往上爬，為賈赦奪人古扇，竟生生地制造出冤獄。但是，按照脂批提示，最后結局，不也“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沒有好下場嗎!

　　也就是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封建社會、封建家族，“鮮花著錦，烈火烹油”，鼎盛過后，就必然衰敗，任你怎么“補天”補地，也改變不了悲劇的命運。

　　《紅樓夢》第一回，曹雪芹就讓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說“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預示全部結局。辯證地看，“了”也就是完結;舊的因緣完結了，可以開始新的因緣，這也就“好”。“好”也就是完滿;既完滿，就必須完結，否則，“樂極悲生”，仍歸完結，但卻是別樣的完結，你本心所不愿意有的完結。因此，社會人生，確如曹雪芹讓跛足道人所唱所說，“好”就是“了”，也必須“了”。外國智者同樣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看歌德《浮士德》，和魔鬼訂了協議的浮士德，剛一感嘆“真美啊”，那靡非斯特就來收取他的魂靈了。

　　因此，論述曹雪芹《紅樓夢》的思想性，就要注意到：他表現出一個巨大的社會性悲劇，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兩難處境，窺見了宇宙演化的秘奧。

　　在這個社會性悲劇中，人世間美好的東西都被撕碎了。但是，青春、親情人情、純潔的愛情，仍然如此美好，令人不能忘懷!怎樣才能保全永遠?“天盡頭，何處有香丘”?讀《紅樓夢》，促使你不斷思考、反復辯難。

　　不只藝術魅力，《紅樓夢》的思想性，也魅力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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