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文論散文欣賞
蘇軾的文論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學者，當西昆體流行的時候，要求以文章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夾輔圣人”（孫復《答張稠書》）。
到北宋中葉，古文既已盛行，以蘇軾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強調文章的道德意義和政治作用的同時，還認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貝”，“各有定價”，相當重視它本身的藝術價值。
蘇軾沒有專門的文論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與詩歌，特別是他同后輩來往的書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文藝見解。
他早年隨蘇洵出三峽，下長江，受自然景物的激發，跟蘇轍寫詩唱和，就認為詩文創作要象山川的云興霧起，草木的開花結果，是由內容充實郁勃而自然表現出來，不是文章的工拙問題（《江行唱和集敘》）。
后來反復強調“辭達”，說：“辭至于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視文章表達思想內容的本身作用，而沒有象道學家那樣把文章僅僅作為載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
那么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事物特征的神妙之處。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與手”。
他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這里首先要求作者認真觀察、研究描寫的對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時還要求作者有熟練的藝術技巧，在寫作時能夠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象他說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
（何蓬《春緒紀聞》引蘇軾語）他晚年形容自己寫作詩、賦、雜文時的情況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答謝民師書》）即從不同的內容出發，自由表達，擺脫種種形式上的束縛。
它是蘇軾在文藝創作上長期刻苦鍛煉，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化的心得體會，對我們今天克服種種形式主義的文風還有一定啟發。
由于蘇軾閱歷的豐富和學問的淵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種種限制，力求自由而準確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境，這就使他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見《文說》），而，“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見《答謝民師書》），把韓愈、柳宗元以來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發揮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時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文章風格。
蘇軾的散文向來同韓、柳、歐三家并稱。
他的政治論文如《策略》、《策別》、《策斷》里各篇，從儒家的政治理想出發，廣引歷史事實加以論證，精神上繼承了賈誼、陸赍的傳統；而文筆縱橫恣肆，又顯見《戰國策》的影響。
賈宜縱覽戰國秦漢之際的歷史發展，深究治亂的根源，對漢朝的政治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到北宋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歷史經驗更豐富了。
蘇軾從小讀書就“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見《上韓太尉書》），他在仁宗末年所進策論，對當時封建社會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和各個問題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是確有所見并提出自己的對策的。
他認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胡不足以為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
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見《策斷二十三》）。
基于他對當時政治的這種認識，他對內主張行寬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對外主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從而爭取對敵斗爭的主動權。
這隨賈誼《陳政事疏》的精神一脈相承。
他的歷史論文如《平王論》、《留侯論》等是政治論文的另一表現形式。
《平王論》反對舉寇遷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積極的影響。
由于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讀書，專為應舉，“不能曉習時事”（見《上韓太尉書》），他早年的進策和史論，議論多流于空泛，同時表現他政治上的保守態度，如在《勸親睦》主張恢復小宗來勸導人民親睦，在《武王論》里以湯武革命為非圣人，在《商鞅論》里以商鞅變法為破國亡家之術等。
至于他說范增和義帝有君臣之分，應為義帝誅項羽，說諸葛亮只要費數十萬金，就可以離間魏國的君臣，舉兵滅之，更是不審察情勢，大言欺人的書生之見。
他這部分文章雖內容沒有什么特別可取，而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或翻空出奇，對士子的科場考試頗有用處，因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直成為應舉土子的敲門磚。
“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萊羹”（見陸游《老學庵筆記》），這四句秀才們的口頭禪就是這樣來的。
后來他在實際政治中受過較多的鍛煉，逐漸改變縱橫家的習氣。
他在元佑、紹圣間針對具體政治問題寫的奏議，如《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災傷第一狀》等，議論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陸贄。
蘇軾集中的書札、雜記、雜說、小賦等，大都夾敘夾議，隨筆揮灑，表現了作者坦率的胸懷，也表現他對人生對文藝的見解和愛好，成就遠在他的政治論文之上。
他在《傳神記》里記僧惟真畫曾魯公像，初不甚似，經過細致觀察，于眉后加三紋，就十分逼真，說明細節真實對于傳達人物神情的重要性。
他在《書吳道子畫后》里說畫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藝術的規律，又要有創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為規律所束縛；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筆墨之外，表現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說的“妙理”。
這些見解雖是就繪畫說的，其他藝術部門也可以相通，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
他在黃州寫的《答秦太虛書》、《答李端叔書》，在惠州寫的《答參寥書》，談生活、談文藝、談謫居時的心境，都比較親切有味，而沒有在語言文字上裝腔作勢。
它不但擺脫漢魏以來辭賦作者“以艱深文其淺陋”的文風，同時避免了韓愈以來古文家“力去陳言夸末俗”的矜持習氣。
這不僅決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養，同時和當時社會文化的普遍高漲，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有關。
他的《與可畫芫菪谷偃竹記》寫出了“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藝見解，回顧了他和文與可的往來唱和，表現他們的坦率而富有風趣的性格。
在這六，七百字短文里有詩、有賦、有書札、有敘事、有議論，好象隨筆所至，漫無邊際，然而它依然有個中心內容，一意貫注到底，那就是表現他們向來交情的親厚，以及他見到這幅遺作時對文與可的深沉悼念。
他的《赤壁賦》以詩一樣的語言抒寫江山風月的清奇和作者對歷史英雄人物的感慨。
又通過客與主的對答，水與月的譬喻，探討宇宙與人生的哲理，表現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時的苦悶心情和當他從莊子、佛家思想出發觀察宇宙人生時的灑脫態度。
篇中的主客實際代表作者思想的兩個方面，他仍然沿用賦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從內容到形式，都更象—首美妙的散文詩，完全擺脫了漢賦板重的句法和齊粱駢儷的作風。
蘇軾自說少年時讀書，每一書分作數次讀，一次只注意某一方面的問題，如第一次只注意興亡治亂的問題，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問題。
他對歷史上的重要著作都這樣分門別類地掌握了它的內容，當他臨文時不論遇到哪一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聯想起他過去的學習心得加以發揮。
他自稱這是“八面受敵”的方法。
他早年寫的議論文，每提出一種意見，都能聯系古今史實和前人論著，反復加以說明，看出他這方面的工夫。
然而這僅僅是他文章基礎的一個方面，這方面的基礎使他的散文具有豐富的歷史內容，“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卻還不能說明他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的藝術特點。
蘇轍說他少年時讀《莊子》，感嘆地說：“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見《東坡先生墓志銘》）莊子文章表達的自由、聯想的豐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早年寫的《中庸論》里已看出它的影響。
后來他到汴京應試，在《行賞忠厚之至論》里說：“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
奉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用以說明法官要嚴格執法，而君主要寬厚愛人。
考取后他去謁見主考官歐陽修，歐陽修問他見于何書，他說：“何須出處？”當然，在政論文里虛構歷史事實是不允許的；然而這也正好表現他要求擺脫史書的束縛，更自由更大膽地表達意象的創作精神。
謫官黃州以后，他閱歷更廣，學問的積累更豐富，對現實的體察也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廣闊的境界里馳騁自由的聯想和曲折無不盡意的筆力，莊子文章對他的影響就更其顯著了。
蘇軾的父親蘇洵，號老泉，著有《嘉祐集》，弟弟蘇轍字子由，著有《樂城集》，也以散文著稱。
后人合稱三蘇。
──選自《中國文學史》
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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