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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陶淵明創作的田園詩

            時間:2024-08-07 02:27:11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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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陶淵明創作的田園詩

              詩人陶淵明田園詩內容情、景、事、理的渾融,描寫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敘事也不追求情節的曲折,而是通過人人可見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達高天世人之情,寫出他人未必能夠悟出之理。

            論陶淵明創作的田園詩

              一、.田園詩的淵源、形成與發展

              1、田園詩的淵源

              最早的田園詩,可以上溯到古代農事歌謠的產生。如《帝王世紀》里就完整地保存著上古的農事歌謠《擊壤歌》。后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也出現了一些反映當時農事生活的詩篇。諸如《周南•芣苢》、《豳風•七月》、《魏風•伐檀》等等。它們反映了奴隸制社會奴隸們從事農業勞動和艱苦生活的情況,并辛辣諷刺了統治者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也反映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些詩作大都出于社會下層人民之口,他們用原始的聲音,詠唱著拙樸的歌謠,這些田園歌詠是田園詩的朦朧階段。

              2、田園詩的形成

              從《詩經》到陶淵明田園詩出現的千余年間,反映農事的詩篇卻極為罕見。文人開始獨立創作以后,也很少有人觸及這類題材。當時文人用心創作的,是枯燥的擬古詩,隱晦的游仙詩,輕綺的抒情詩,蒼白的玄言詩以及雕鏤的山水詩等。出現這種中斷現象其中有著復雜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還在詩作者本身。《詩經》中的《國風》基本上是民歌,作者大多數是無名的勞苦大眾,他們直接地從事農事生產,“勞者歌其事”,因此產生了一些農事詩篇。后來,由于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促使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進一步分工,從事專業創作的文人多起來了。然而中國文人士大夫們雖然秉承“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但長期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思想的影響,更多著力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精神,一般都鄙視農事、鄙視勞動者。故田園的審美價值歷經數千年,才逐漸被發現,過程是漫長的,直至晉宋之際的陶淵明才結束了這歷時久長的痛苦尋覓,完成了現實而理想的最后建構,開創了田園詩派。陶淵明田園詩的出現和形成,不僅是詩歌題材的擴大和創新,更是思想上的突破和解放[1]。從農事詩到田園詩,陶淵明處在一個上承“三百篇”、下啟唐宋的繼往開來的重要歷史地位。

              3、田園詩的發展

              陶淵明之后,田園詩便悄然沉寂。整個南朝僅鮑照、江淹寫過幾首擬作;初唐時期,只有王績首承陶氏衣缽,留下十余首田園詩作;到了盛唐,一改冷清局面,田園詩創作突顯高潮,大批以田園詩創作著稱的詩人相繼登上詩壇,無論山水田園詩派,還是邊塞詩派,無論才思迭涌、筆走龍蛇的大詩人,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詩人,或多或少都寫有田園詩。此間,王維、孟浩然和儲光羲堪稱盛唐田園詩最高成就的代表。儲光羲的田園詩在繼承陶詩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田園生活的淳樸意趣。而王維、孟浩然的田園詩則突破陶詩傳統,第一次全面借鑒了山水詩的藝術經驗,使田園詩別開新面。唐宋大量優秀田園詩篇的涌現,使田園詩派得到進一步發展。

              二、陶淵明歸隱和田園詩形成的主要原因

              1、陶淵明歸隱和田園詩形成的社會政治原因

              封建社會君主集權的獨裁統治所帶來的君主迫害、政治斗爭、官場傾軋常使士大夫們對自己身家性命能否保全都產生深刻的懷疑,士人們始終生活在精神高度緊張之中,天長日久,自然產生疲憊不堪的心態。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相對于官場,農村生活節奏雖然緩慢、缺少變化,但給人帶來寧靜、平和與自由,讓人產生難以割舍的重土難遷的戀家情結。以故土為代表的農村、田園、山林也就成為沉浮官場后疲憊惶惑心靈的歸依。因此,士人們的生活模式在孔子時代就已基本確立,《論語•衛靈公》有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在君主集權的獨裁統治下,“邦有道”的日子實在少而又少,因而“卷而懷之”、“獨善其身”的隱逸就成為士人的重要選擇。東漢后期開始,政治局勢愈來愈險惡。無休止的流血事件,不間斷的混戰,王朝內部頻繁的政治更替,給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而社會的激烈動蕩總要連累、波及到文人,甚至使不少文人倒在血泊之中,諸如漢代的李固、陳蕃、李膺、范滂、曹魏時期的張華、陸機、陸云等,士大夫們生活在這樣一個連人身安全都缺乏保障的時期,退隱之風大盛。陶淵明早年曾立下“猛志逸四海”的大濟蒼生的理想,然而當時正面臨“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的社會現實,理想只能成為幻想,因此他雖然幾次出仕,但總是“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現實的黑暗,官場的污濁,使他不寒而栗,更不愿“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認為“覺悟當念還”,做一個“潔己清操之人”,必須“逃路而歸”,“擊壤以自歡”,于是他毅然棄官走上歸隱之路。陶淵明對隱居生活的真愛、躬耕田園的艱辛與回歸自然的甘甜和諧地融為一體,為使其田園詩的創作,提供了豐厚的沃土和不竭的源泉。正如龔斌先生說:“中國歷史上有過無數隱士,但像陶淵明這樣長期躬耕、堅持己志而終老的隱士,是絕無僅有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致使陶淵明必須從事農業勞動,以便生活下去。他過著“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的日子,這樣的生活境遇是陶淵明寫出優秀田園詩的主要原因。

              昏暗的封建官場制度和動蕩的社會現實,增添了陶淵明對所處環境的厭惡,孕育了他對田園生活的思戀,加速了他棄官歸隱的動念,為田園詩的釀造提供了寬廣的歷史背景,奠定了豐厚的社會政治基礎。

              2、陶淵明歸隱和田園詩形成的思想原因

              (1)儒家的社會理想學說和道德修養理論對陶淵明的影響

              對陶淵明影響最大的,不是儒家學說中的積極入世的進取精神和君臣忠義的正統觀念,而是儒家學說中上古大同世界學說和人身道德修養理論。或者說,陶淵明對儒家學說的汲取有著很強的選擇性。比如《時運》篇對孔子的歆羨,明顯的限制在那種“東魯春風”的安謐生活上,他將這種生活和他自己身邊的農村世界溶為一體,組成一個與“亂世”相對峙的安靜平和的小世界。由此可見,這種以儒家倫理道德理想追求個體自我完善的方式,是陶淵明在艱苦生活中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個重要生存方式,也是他得以進入農村,開創田園藝術審美境界的必要前提。

              (2)道家思想對陶淵明的影響

              對于道家來說,隱逸,除了是躲避社會動亂,因不滿現實黑暗的政治而在行動上采取的一種消極抗議;同時還具有本身的內在價值,即追求一種人生的解脫和精神上的自由。莊子隱逸思想的核心就在于解脫,講究“無功、無名、無己”,追求精神上的無拘無束,主張把自己從小我中解脫出來,與生生不息的宇宙大我融為一體。這種思想對陶淵明的歸隱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他的人格思想絕大部分承襲了道家的旨歸,特別注重精神上的超然自適。陶淵明把質樸自然視為人性理想的大國,努力使自己的靈魂擺脫。道家這種自然學說既影響了陶淵明的思想,又影響到他的田園詩作。“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陶淵明淡泊事務、淡泊權貴、淡泊名利,其詩不僅意淡,而且筆淡,但這看似平淡中卻蘊藏著濃情厚意、清奇遠志,給人以無限遐思,可謂“開千古平淡之宗”。

              (3)古代隱逸高士對陶淵明的影響。

              傳說中的許由、務光,殷周之際的伯夷、叔齊,秦漢之間的商山四皓,這些隱逸高士為陶淵明的精神寄托樹立了榜樣,激勵著陶淵明念古思今,加快歸隱。從《詠貧士》這組詩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古代隱士們安貧守節、不慕名利的情懷給予了陶淵明強烈的思想力量、精神支持,使他的心情得以釋然。從這些古代隱士身上,陶淵明提煉了真正的人格修養,即排除個人的一切功利要求和社會目標,保持貞節的品德,進入自己選定的生活環境和審美氣氛中,獲得心靈的安寧與愉悅。他在這種精神狀態中,進入到藝術創作活動里面去,從而發現和創造了那個自然平靜美好的田園世界,自己也得以解脫。

              實際上,陶淵明對古代文明的吸取是多方面的,所謂“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九流參差,互相推隕”,“使他的思想既受著儒家、道家、玄學、佛學的影響,但又與之不同。”誠如朱自清《詩論》所說:“他讀各家的書,……把所吸收來的不同東西融會成為他的整個心靈。在這整個心靈中,我們發現有儒家的成分,也有道家的成分,不見得有所謂內外之分,尤其不見得淵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陶淵明溶化儒道佛等各家思想為一爐,又不同于各家思想,形成了帶有明顯個人特點的思想體系。也正是這些思想的相互滲透,使陶淵明在艱難的人生跋涉中,毅然決然地選擇了田園,創作出了優美的田園詩[6]。

              三、現實理想的結合與田園詩的獨到完美

              陶淵明回歸田園,濃厚的鄉土氣息和秀麗的田園美景與他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得到了完美的結合,加之他的文學功底與藝術才思,構筑了田園詩的獨到與完美。

              1、謳歌田園是陶淵明看破現實做出的選擇

              陶淵明所處的晉宋時代,戰火連綿,烽煙四起,農民饑寒交迫,顛沛流離,農村現實生活殘酷而凋敝。但在陶淵明的筆下竟出現寧靜美麗的畫面。在陶淵明四十余首田園詩中,也有少量詩篇,如《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撰田舍獲》、《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雜詩》等,通過對自己在農村勞動生活的描寫,比較真實地反映了農民生活的痛苦和農村荒涼蕭條的景象。但大多數田園詩并非如此,他對田園的贊美與謳歌構成了田園詩的主流[7]。究其原因,有人歸論為其的階級局限,認為作為封建士大夫,其歸隱后參加的只不過是輕微的農業勞動,依然過著飲酒、賦詩的生活,沒有真正看到農民生活痛苦的一面,這是片面的。且不說陶淵明晚年生活接近農民、了解農民、同情農民、深知農民疾苦,就連沒有像陶淵明那樣在農村勞動過,同樣有著階級局限的封建士大夫杜甫、白居易等,也還直接反映過當時農民的痛苦生活。于是又有人把它歸結為歷史的局限,建安以后整個魏晉的詩歌都沒有直接去反映下層人民的苦難,是這種不良的時代創作風氣束縛著陶淵明的手腳,這種說法也不準確。“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陶淵明把仕途官場稱之為“塵網”、“樊籠”,徹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恨不得盡快脫離開這種險惡的環境,立即回到熟悉而又親切的農村,這種心情在他的《歸去來兮辭》里表露得十分明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帶著一種悔恨的心情徹底地否定了過去的自己。一旦擺脫了歧途、險境,他便欣喜若狂了,“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哪怕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門,也成為一種極大的快樂與安慰,“載欣載奔”的欣喜急迫形象躍然紙上。比起惡濁的官場來,田園在陶淵明看來都是美好的,盡管農民生活痛苦,但農民的忠厚質樸勝過官場的爾虞我詐。田園再不美,也強于官場百倍。陶淵明的棄官歸隱決定了謳歌田園美景成為他義無返顧的堅定選擇。

              2、田園詩的獨特是陶淵明目睹田園美景情有獨鐘的再現

              陶淵明回歸田園,隨即為田園所陶醉。“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山滌馀靄,宇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等一幅幅寧靜幽美的農村圖畫展現在我們的眼前。詩人在全力表現著大自然的美,他用自己擺脫黑暗官場后那種欣喜若狂的激情擁抱著秀麗、幽美的自然景物。田園在陶淵明的眼里是盡善盡美的。他對農村的偏愛和對田園的情有獨鐘,抒發在一首首田園詩中,使田園詩形成了獨特的風格。

              3、田園詩的完美是陶淵明領悟人生的心靈反映

              陶淵明棄官歸隱,追求的并非物質生活的享受,而是精神羈絆的解脫和人生自由的理想實現。觸著田園的秀美景物,嗅著泥土的芳香,全身心地擁抱著純美的大自然,領悟著人生的真諦,詩人超塵絕俗、瀟灑飄逸的藝術心靈便猶如璀璨之星折射出光芒。李澤厚指出:陶淵明所追求的“不是外在的軒冕榮華、功名學問,而是內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確的人生道路。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慰安的較為現實的途徑,無論人生感嘆或政治憂傷,都在對自然和對農民生活的質樸的愛戀中得到了安息。”正由于此,陶淵明的田園詩方能閃爍著理想的光芒,給人以獨特的審美享受。他的所有田園詩都飽含著對自然和人生的真切感受,表現出他對人生歸途的深深思索、對生活現象的認真鑒別和對美好理想的熱切追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悟往之不可諫,知來者之可追”,既是他通過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形成的人生經驗,也是他沖破羈絆、享受田園生活、追求美好理想的心靈慰藉。把外在事物引入心靈深處進行觀照,再把心靈深處的清泉灌注于自然美景,這正是陶淵明的田園詩獨到和完美之處。

              田園詩皆是心靈化的田園生活氣象,詩人的愛戀與激情、執著與投入、意趣與理想、把握與追求,通過心靈化的田園詩噴涌流瀉而出。“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宅院、草廬、榆柳、桃李……由于付諸了詩人的感情,便凸顯出盎然春意和勃勃生機。陶淵明的田園詩在情景事理的和諧統一中構成了一幅美好的立體藝術圖畫,給人以豐富而深刻的審美感受和藝術遐思,達到了純潔完美的高度。

              陶淵明的人生魅力和詩歌品位或如縷縷春風叩開彷徨者的心扉,或如絲絲細雨滋潤著失意者的心田,或如聲聲驚雷震撼著追求者的心靈。陶淵明以堅定不移的酷愛和義無返顧的追求,實現了自然景象與美好理想的完美結合,體現了思想的淳樸、心靈的純美和人生意趣的博大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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