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待客軼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仁宗慶歷進士。嘉祐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
待客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因為)到京城，所以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出席，以為王安石必定會以盛宴相邀。到了中午的時候，覺得很饑餓，但不敢離去。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不具備。蕭氏子心里暗暗的責備王安石。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一會兒就上飯了，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不放下筷子，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把剩下的四邊取來自己吃，蕭氏子感到很慚愧，便回去了。
【原文：王安石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為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饑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豬臠數四，頃即供飯，旁置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旁。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王安石軼事食魚餌
某天，宋仁宗皇帝心情不錯，一高興決定開一場別開生面的家庭派對——“賞花釣魚宴”，把夠級別的京官都請到御苑，領略一番原汁原味的皇家情調。當時王安石的職務是“知制誥”，就是皇帝辦公室秘書處負責草擬詔書的官員，管機要的重臣，自然也在被邀之列。
“賞花釣魚宴”，顧名思義就是宴會的娛樂項目有賞花和釣魚兩項，聚餐前來賓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隨意選擇，以盡雅興。王安石對花興趣不大，他選的項目是釣魚。早有內侍將備好的魚餌盛在金盤中置于茶幾上。皇家釣魚自然與眾不同，魚餌的配制不消說是花了工夫的，各種稀奇古怪的香精香料摻了不少，不要說魚，就是人也會抵擋不住誘惑。這不，王大人魚還沒釣，不知是因為聞到香氣還是別的什么，竟鬼使神差地抓起一粒魚餌放進嘴里細嚼慢咽起來。這一嘗不打緊，居然對上了胃口，遂一發不可收，幾個回合下來，竟將一盤魚餌吃了個精光!
這事很快傳到仁宗皇帝耳中。第二天，仁宗很是納悶地對宰輔講了這件事，并說:“王安石這人怪啊，誤食魚餌一粒也就罷了，可他生生吃下一整盤，不近情理嘛!”
王安石軼事拒諂
邵州武岡知縣郭祥正，上書朝廷，要皇帝以后“專聽王安石區劃，凡議論有異于王安石者，雖大吏當屏黜”。神宗感此表章甚為“辨暢”，就問安石：“你認得郭祥正此人嗎?安石答：“過去在江東時認識他。這個人很有點縱橫家才能，善于察言觀色行事，但心術不正，絕不可用。”這時郭祥正已因功升了官。聽到安石對神宗講的話，就趕快辭官回家去了。
熙寧八年，安石再相，但由于改革派的內部分裂，使新政推行更為困難，“上告求去甚切”，一再要求辭職。有個叫練亨甫的人，對中丞鄧綰說：“你為何不對皇帝說，要用特殊的禮遇來挽留丞相呢?把丞相有官職的子侄都升成高官，沒官職的親朋都授與官職，再在京師賜與丞相第宅田邸，丞相辭職的要求就會打消了。”鄧綰聽信了練亨甫的話，在上朝時就把上面的話一一對皇帝說了。神宗聽了也沒答話，只是點了點頭，表示聽明白了。一天，安石又向神宗求去。神宗說：“只要你能留下，你的要求我都答應，只是還沒有一座合適的房子給你。”安石聽了十分驚異，問：“我何時有這等要求?”神宗把原委一說，安石就請查辦這件事，于是撤了鄧綰和練亨甫的職。
個人恩怨
作者：佚名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王安石代表作
王安石的存世作品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
散文：《傷仲永》《登飛來峰》《上仁皇帝言事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答司馬諫議書》《材論》《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慈溪縣學記》《揚州新園亭記》《上人書》《祭歐陽文忠公文》
詩歌：《明妃曲二首》《書湖陰先生壁》《棋》《泊船瓜洲》《與薛肇明弈棋賭》《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春夜》《北山》《葛溪驛》《示長安君》《郊行》《登飛來峰》《千秋歲引》《梅花》《明妃曲二首》《梅花》《元日》《登飛來峰》《商鞅》《書湖陰先生壁》《棋》《春夜》《北山》《蘇秦》《胡笳十八拍十八首》《夢中作》
詞：《桂枝香·金陵懷古》《南鄉子·自古帝王州》《漁家傲·燈火已收正月半》《菩薩蠻·數家茅屋閑臨水》《清平樂·留春不住》《浣溪沙·百畝中庭半是苔》《千秋歲引·秋景》《菩薩蠻·集句》《浪淘沙令·伊呂兩衰翁》
王安石人物評價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張蕓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
朱熹：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82]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83]
王安石典故
拗相公
明末馮夢龍纂輯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寫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事。王安石告老還鄉時，沿途所見所聞，都是百姓對變法的不滿和怨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寫道：“因他性子執拗，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
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并不是王安石所說，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祖宗不足法”是指對前人制定的法規制度不應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后世對這三句話多加褒獎，認為它表達了一位改革家無所畏懼的精神態度。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99]
清廉樸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沒準備。蕭公子心里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后，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不邇聲色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女子說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這個職位暫時沒有確切的史料作為佐證，似有不實。)，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為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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