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備課拓展閱讀，走近范仲淹
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超越了單純寫山水樓觀的狹境，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寫的，下面就是小編整理的相關資訊，歡迎大家閱讀與了解。
一連數個夜晚讀范文正公仲淹。如觀洞庭湖，浩浩湯湯，橫無際涯。
此刻夜已深，窗外雨潺潺。緩緩地合上《范仲淹傳》，猶如合上厚重的千古史書，心里一片靜穆。無限的感動，無盡的思索。
閉上眼，靜聽雨聲。腦海里浮現的卻是，初入仕途的范公在疾風驟雨里查看水情，在洶涌浪頭里指揮若定，雨水在他堅毅的臉龐上肆意流淌，然那炯炯目光透過雨霧卻看得更遠......
當年他初入仕途，在靠近黃海之濱的泰州西溪監鹽倉(負責監督淮鹽貯運及轉銷)，看到舊海堤年久失修，淹沒良田，人民苦難深重。于是上書江淮漕運張綸，痛陳海堤利害，建議重修捍海堰。這本不是他分內之事，然而對百姓有利，他就去做了。堤修起來了，水患消除了。當地百姓銘記他的功德，許多人改姓范以紀念他，他主持修建的那段海堤也被稱為“范公堤”。“慨然有益天下之心”，這在他年輕的心里已扎下深根。
劍膽
范仲淹在地方上做父母官的時間比做京官的時間要長得多。地方任上，他勤政愛民，既有突出的為政智慧，又有博大的仁者情懷。因其杰出的政治才干和可信的人品，朝廷幾乎把他當成“救火隊員”。像當時蘇州發生水災，他知睦州還不到半年，朝廷立馬調他到蘇州應急。經過一個多月的“按而視之”，“究而思之”，他對水災就做到了心中了然。繼而制定出合理的治水方案，興修水利，導湖入海，卓有成效。 他在饒州做知州時，那里民風好斗，官吏狡詐生事，欺壓百姓。范仲淹通過興辦學校，嚴明法令，尊尚賢達等方法教育官員百姓，僅一年多時間，風氣大變。饒州百姓在多處為范公立祠，年年祭奠，香火不絕。后有人記錄此事說：從古至今，在饒州做過地方長官的近千人，只有范仲淹得到當地百姓如此的崇拜和追思。晚年他知鄧州，百姓愛戴他，攔住前來宣讀召令的朝廷使者，殷切請求范公留任，最終朝廷同意了。
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當官若為民做主，百姓時時記心頭。
古代有志文人都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然而能身體力行的少之又少。范仲淹卻能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準則落實到現實行為中，且政績顯赫，功在當代，實乃士人之楷模。他為政的智慧即以民為本，秉持公心。時時處處以百姓的利益為出發點，急百姓之急，憂百姓之憂，樂百姓之樂。范仲淹是孔孟仁政思想的忠實信徒，設若這兩位圣人見得范仲淹，定會引他為知己，也定會為范仲淹的政行無比欣慰。
當然，范公“處江湖之遠”時，除了做好分內之事，仍不忘國家大事，上疏議政。朝廷積弊甚多，他上萬言書提出改革意見;朝廷要修宮殿，他認為“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建議停工;朝廷違規提拔謫降官員，他批評說這不是“太平之政”……“憂天下之心”，鑒明水澈。明智寬厚的仁宗因此喜歡他的忠直可信。
“居廟堂之高”時，他主持的“慶歷新政”，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自不必說。單說他在朝廷里做諫官時，那年7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請朝廷派人視察災情，仁宗當時忙著其他事，不予理會。范仲淹便質問仁宗：“如果宮中停食半日，陛下該當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撫災民。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建議免除災民徭役。并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給內宮皇戚做特別展示，以戒奢侈之風。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這是晚年退居鄧州的范仲淹對自己一生政治思想的總結，也是他時時處處踐行的為政理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震古爍今的哲句里蘊蓄著熾熱的家國情懷和磅礴的浩然正氣，如黃鐘大呂般永恒響徹在后人的精神時空里......
生有時候需要沉淀，要有足夠的時間去反思，才能讓自己變得更完美;人生需要積累，只有常回頭看看，才能在品味得失和甘苦中升華。向前看是夢想、是目標;向后看是結果、是修正。
范仲淹不僅文治燦然，武功更是卓著。毛主席評價：“中國歷史上有些知識分子是文武雙全，不但能夠下筆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戰。范仲淹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他在52歲時，被派往西北前線抵御西夏。當時北宋與西夏交戰，宋師慘敗。范仲淹可謂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針對北宋“武之不修”的現狀，他提出的戰略觀是“積極防御，步步緊逼”。而后大刀闊斧地進行軍隊整改。對荒廢日久飽于衣食的士兵，他嚴格訓練，整頓軍紀，修城筑寨，步步為營。他身先士卒，體恤軍情，知人善任，從善如流。他臨戰指揮，隨機應變，分兵部署，扎實有力。其大將風度，人皆敬之。西夏人與他較量多番后，只得退避三舍，偃旗息鼓，因為“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必大范老子(原延州知府范雍)可欺也。”其軍事才能令人嘆賞。更難能可貴的，他負責前線軍務，還負責保護延邊百姓的利益。凡以軍務名義損害百姓利益者嚴懲不貸。因此西北邊境的百姓在他生前就立他的畫像和建立祠堂供奉他。他去世時，羌族各部聚集數百人，像失去父親一般痛哭不已，齋戒三天才散去。
為官者，百姓的口碑是對他的最高褒獎。一心為民者，百姓會在心里為他樹起一座永恒的豐碑。
范仲淹特別善于識人。被他推薦的人才舉不勝舉，大家熟悉的，像歐陽修，王安石，理學家張載，一代名相富弼，思想家李覯，名將張亢、周美、種世衡等等。特別有名的是狄青。當狄青還是個下級軍官時，范仲淹就對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狄青從此發奮苦讀，精通兵法，后升任樞密使，成為一代名將。
范仲淹說，如果我推薦的人今后貪贓枉法，自己愿意同罪受罰。看到此處，我禁不住熱淚長流，為范公的赤膽忠心，為他的襟懷坦白。國家有此賢臣，何其幸也!
縱觀范仲淹一生，為政為軍，成事功，得民心，揚美名，真是古今為官的最高境界。這得益于他的鴻志，忠心，干才，廉行，更是緣于他的浩然正氣，高潔人格。
琴心
他堅毅剛直。“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他八年內曾貶官三次，自稱“三黜人”，是標準的“遷客”。何以至此?皆因直言上諫。第一次是勸諫當權派劉太后還政，得罪太后;第二次是力勸與皇后有隙的皇帝不要廢皇后，得罪皇帝;第三次是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呂夷簡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得罪宰相。到了被貶地，他依然上書再次申明自己的建議。這種“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凜凜骨氣，對宋代士風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后來的歐陽修，身體力行了他這種精神。
他寬厚仁愛。專政的劉太后去世后，仁宗嚴厲懲罰當年阿諛太后者，啟用因反對太后遭貶謫外放者。見風使舵之徒觀察到皇帝的意思，故意誹謗已故太后，借此升官。范仲淹立即告誡皇帝，太后雖秉政多年，但亦有養護仁宗之功，”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采納，詔令朝廷內外不得擅自議論太后之事。想當年范仲淹第一次被貶，就源自劉太后對他的打擊。然正直不阿的范公并不記恨太后，也不曲意迎合皇帝，唯以朝廷和國家為重。這是怎樣的寬闊胸襟!他第二三次被貶皆因為得罪了當朝宰相呂夷簡，后來西北邊塞告急，呂夷簡在皇帝面前力挺范仲淹。皇帝借此讓二公和好，范仲淹說：我們只是論國事意見不同，我從未記恨過呂公。在邊關時他多次與呂宰相書信交流，交換意見。呂夷簡病逝后，他作《祭呂相公文》，表達沉痛悼念之情。朱熹對這件事曾有評說：“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于一人，此言尤可驗。”這就是偉人的一代風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仁者愛人，光風霽月。
生有時候需要沉淀，要有足夠的時間去反思，才能讓自己變得更完美;人生需要積累，只有常回頭看看，才能在品味得失和甘苦中升華。向前看是夢想、是目標;向后看是結果、是修正。
他慈善醇和。范仲淹兩歲喪父，因家境貧寒，其母改嫁至朱家，他改從其姓，取名朱說(yuè)。“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應天府求學。后來做官后，向皇帝申請歸宗復姓，才改名為范仲淹。晚年的范仲淹調任杭州，子女認為父親有隱退之意，商議在洛陽購置田產以供其安享晚年，他嚴詞拒絕。而是在家鄉蘇州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義莊，對范氏宗族的后代子孫義贈口糧，并資助婚喪嫁娶等用度。
其實蘇州的范氏宗族對范仲淹并不善良。當年他請求歸宗復姓時，家族人害怕他分家產曾百般阻撓。而今，他卻以德報怨，捐獻出畢生大部分積蓄資助宗族。人們可能會想，他捐獻如此之多，家境肯定殷實得很。《宋史.范仲淹傳》記載：“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后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泛愛樂善。”他家里不招待賓客時，不吃兩種以上的肉，妻子兒女的衣食，僅僅能自給，可見平日之節儉。他開創的義莊慈善事業，前后運作八百多年，“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還在他的第二故鄉淄州長山購置義田四百多畝，以報答朱氏家族的養育之恩。晚年知青州赴任途中，特意經過長山，看望兒時鄉親，鄉親們深以為榮，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身居高位的他仍以禮參拜鄉親。“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范仲淹有四個兒子：范純佑、范純仁、范純禮、范純粹，兒子的名字里寄托著他一生的品格追求。
范仲淹病逝后，仁宗親書“褒賢之碑”，謚號文正，體現出皇帝對一代賢臣的敬慕。司馬光認為：“文正是謚之極美，無以復加。”在歷史上，能得到文正這個謚號的人，大多都是當時文人敬仰的對象，而作為統治者的皇帝是不肯輕易將“文正”賜給人臣的。像后來的曾國藩，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三人的共同偶像，他去世后，也被謚為“文正公”。
范仲淹對嚴子陵(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好友，多次拒召，隱居富春山)的高風亮節心向往之，曾作《嚴先生祠堂記》，文中歌曰：“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此謂之范文正公，甚切!甚切!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原文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作品賞析
《岳陽樓記》是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請，于北宋慶歷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為重修岳陽樓寫的。
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較為出名和引用較多的句子。
文章通過對洞庭湖的側面描寫襯托岳陽樓。滕子京是被誣陷擅自動用官錢而被貶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規勸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決定了文章敘議結合的風格。
《岳陽樓記》超越了單純寫山水樓觀的.狹境，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寫，從而將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縱議政治理想方面，擴大了文章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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