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山居筆記節選

時間：2025-09-08 07:38:55 余秋雨我要投稿

余秋雨散文山居筆記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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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山居筆記節選

　　【作品簡介】

　　《山居筆記》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間，全身心地用兩年多的時間創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寫作期間，作者辭去了學院的職務，不再上班;同時寫作又與考察聯在一起，很多寫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總體計劃上，這本《山居筆記》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書中，他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跡和文化現場，然后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跡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作者將這些問題歸為：對于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于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蘇;對于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于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對于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于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于劃分。

　　【節選】

　　自序：可憐的正本

　　《山居筆記》是余秋雨的又一本散文集。該書1995年8月在臺灣出版。后因全國各省市的書市上出現了大批盜版本，作者迫于無奈，于1998年9月交由文匯出版社出版了這本大陸版的《山居筆記》。本文為該書的序。有刪節。

　　不知道這算是屈服還是抗爭，我終于被盜版者們逼得走投無路，多年堅守潰于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筆記》大陸版的“正本”了。

　　我已經聽到他們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書，卻要在盜版者的逼迫下纔交付出版，這是一個讓人聽不懂的故事。兩位略知內情的前輩學者對我說：“你的這些經歷是一個特殊時期的文化現象，過去不會發生，今后難于理解，別處無法想象，有記述下來的數據價值。”

　　有沒有數據價值不知道，但是買我書的讀者有權利知道一點事情的來龍去脈，我也有責任向他們作一個交代。

　　一、說來話長

　　說來話長，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給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終于改由上海出版，難產了整整四年。

　　出版此書后一路暢銷。暢銷三個月后開始有第一種盜版本，后來盜版本源源不斷，平裝精裝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什，當地讀者要我簽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盜版，去年到中國科技大學演講，要我簽名的書中盜版本仍高達二分之一以上。

　　經常有消息傳來，盜版《文化苦旅》的不法書商在湖南、山東、河南、廣東等地被查處，消息是確實的，有報道為證，但從來沒有哪個機關來通知我查處的結果。有幾個專家告訴我，一個不法書商甘冒牢獄之災而盜印一本書，必須有一個極為可觀的印數。這本書被盜印了多少，很難估計了。

　　盜版本雖然各式各樣，但錯別字連篇卻是共同的。我幾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盜版本之害的讀者來信，他們多數不知道買到的是盜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對不認真，有不少讀者還寄來了厚厚的勘誤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讀者看出了是盜版本，來信責問出版社為什么不多印一點。

　　我打電話問出版社，正本已經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萬冊。我突然想起，這本書印了這么多年還沒有簽訂過出版合同，當初領取過一次性的字數稿酬，大體上正好與我購買此書送人的款項持平。能否以版稅計?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轉達過來的意見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計版稅。如同意這樣簽約，可給一點獎勵。”我猶疑了一會兒，也就點頭了。

　　還有沒有“以后再印”的機會?我不知道，看到的是書市間永遠在“再印”的盜版本。偶爾也停步翻翻，發現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盜版本在印刷質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時書商見我看得仔細就大力推薦，我會支支吾吾地說這可能是盜版本，這一說不要緊，幾乎每次都引起書商的勃然大怒。對于街市間的橫蠻人我歷來是毫無辦法的，他們的訓斥引來了很多圍觀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為我是一個企圖偷書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辯說，只能紅著臉快速離開，背后的書商還在吼叫： “盜版?你纔盜呢!買不起書，別到這兒來起膩!”

　　二、深夜電話

　　我不知道怎么辦，曾問過一位年長的干部，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著我的肩安慰我：“好書嘛，多印一點怕什么?”

　　綁來聽說河北某地有一個盜印《文化苦旅》的窩點，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經順便去查詢了一下，當地干部說：“農民要脫貧，印一點既不反動也不澀情的書，總不是什么大問題吧?”

　　當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圍的朋友說得更達觀：“盜版，是在特殊時期普及文化的一條途徑，也是對僵硬的出版體制的一種沖擊，表面上惡，實質上善，你要看得宏觀一點。”

　　有一位朋友來信說：“書市間見尊著被大量盜版，可喜可賀!惟一的遺憾是錯別字太多，弟準備寫一篇雜文《盜亦有道》，勸他們今后校對得認真一點。”這篇雜文，不知道后來寫出來沒有。

　　想來想去，我只有低下頭來，繼續寫我的文章。新寫的文章以“山居筆記”的專欄方式在《收獲》雜志連載。

　　其時，新一輪的散文熱已經興起，書肆間各種散文選本波涌浪迭，我也漸漸被各地的出版社包圍了。

　　他們趕了那么遠的路找到我，大多還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來，請我吃飯，好言好語，最后都掃興而歸。其中最對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廣州、湖南、四川、陜西的一些出版社，派來的編輯都是素質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還常常記起那些親切儒雅而最終失望的面影。我拒絕的理由很簡單：“我寫的散文不多，選來選去會損害讀者。”他們反駁的理由更簡單：“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盜版本?因為還有很多讀者買不到你的書。”針對我的顧慮，他們規勸說：“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讀者會買你的一切選本?凡選本都會有重復篇目，到了具體讀者那里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不能說他們沒有道理。說來說去，我終于同意家鄉出版社選一本老家存檔式的《秋雨散文》，東北的“布老虎叢書”編一本專題文集《文明的碎片》，這兩本書既選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選了正在連載的“山居筆記”專欄中已發表的一些篇目，后者還選了我的一些雜文、講演和答記者問。

　　誰能料到，這兩本書剛出版，又遇到大量盜版。據“布老虎叢書”的總策劃安波舜先生告訴我，《文明的碎片》的盜版本制作相當精良。

　　而《秋雨散文》的盜版本則連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曾與妻子購了一大批送人，后來見到報紙上有一篇專談識別真偽《秋雨散文》訣竅的書，纔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盜版本。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了，出版家為遏制盜版而采取的措施，居然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盜版。盜版者為什么如此強大呢?

　　就在這時，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學生的來信，他說他新近買了一本《文明的碎片》，發現其中有些文章選自《文化苦旅》，這對他來說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復。拿著這封信我苦惱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確實有一批讀者見了我的書每本都買。即便別人對不起我，我卻不能對不起讀者。反正朋友們誰都知道，我在出版書籍的經濟收效上永遠鬧著難于置信的笑話，那就不應該再把這些笑話讓讀者分擔。

　　我終于作出兩項決定：一，與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我承擔損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筆記》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大陸出版《山居筆記》。

　　第一項決定幾經商議獲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說，盡管《文明的碎片》仍是最暢銷的書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與我一起為讀者著想，立即拆版停印，這讓我十分感動。但是，第二項決定遇到了麻煩。

　　懊幾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優惠的條件出版《山居筆記》，但反正我不松口，他們也只好作罷。這中間，有幾個暖昧的電話使我產生了警覺。我無法知道與我對話的主角是誰，只說是某位我認識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種更靈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試著『操作”過我的書，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筆記》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筆錢，而且以前對我造成的損失也可商量補給。

　　我大體知道他們是誰了，而且也聽說他們確實厲害。幾年前全國圖書交易會在武漢舉行，各地出版社和書店去的人員住在招待所里，而他們則都包住在星級賓館。我的朋友王國偉先生曾去“微服私訪”，發現他們不僅財大氣粗，而且諳熟出版行情和媒體文化，連我這樣的人的寫作計劃都一清二楚。他們現在直接與我聯系，大概一是因為《山居筆記》只是單篇連載而未曾出過大陸版正本，他們不能像往常那樣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騙書店;二是因為政府重視了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頗嚴，不如直接收買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戲弄讀者。”他們的電話總是深夜來的，見我拒絕，總是客氣地勸我再想想，還說報酬很有彈性。

　　這樣的電話來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電話局工作的讀者李明海先生幫我更換電話號碼。更換電話號碼還有其它一個原因：凌晨三四點鍾，我一再被騷擾電話吵醒，電話中照例先是一陣笑聲，然后說有一幫年輕的哥們在綠光咖啡屋等我聽音樂。綠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臺灣出過一本書，叫做《到綠光咖啡屋聽巴赫讀余秋雨》。看來這幫年輕的哥們知道有這本書。換了電話號碼纔半個月，那個電話又打來了。他們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臺灣出版了《山居筆記》的直排繁體字本，因為海外沒有出過《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復的問題。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陸的盜版者們發現，因此連這個消息也嚴格保密。

　　但是，三個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報》華東版發表了一則報道，臺灣版《山居筆記》已名列海外華文書排行榜第二位，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計這則報道看到的人不會太多，但心情開始緊張起來。誰料事隔一個多月，《山居筆記》又獲得了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的第一名。此獎由于歷史原因和評委陣容，在國際間備受關注，而我又是第二次獲得此獎，因此成了一個掩蓋不住的新聞，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華讀書報》在頭版以套紅標題發表了這個消息。《中華讀書報》影響不小，我想這次是瞞不過盜版集團了。

　　此后，我聽到深夜的電話鈴聲就有點抖抖索索。但很長時間過去了，居然沒有那種電話，我松了一口氣。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訴我，他轉彎抹角地聽到一個傳聞，有一幫很想印行《山居筆記》的人見我態度僵硬，準備作一番“操作”，要我當心。

　　“無非像過去一樣盜版。但這次《山居筆記》連一個底本也沒有，那我就可以公開揭穿他們。”我說。

　　“你想得過于天真了。”這位朋友說，“我聽說他們準備花一二年時間組織人批判你的文章，讓大家對你嗤之以鼻，不相信還有人盜版你的書，而你也會在心煩意亂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時一切都好辦了。”

　　“可惜到那時盜版本也賣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國讀者最喜歡買被批判的書，這一點那幫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嚴峻。

　　他的嚴峻引發了我的嚴峻，我說：“文化畢竟是文化，先貶值后傾銷的手段，在文化領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訛傳訛，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參考。”朋友有點不悅。

　　北京的朋友走后，報刊間對我的批評確實多起來了，但仔細一看，有的批評很講道理，根本不像是盜版者組織的，我也就安心地繼續走南闖北去進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來在旅途中經常聽各地朋友說，批評聲勢越來越猛。口氣也越來越激烈，而且還頻頻出現了與我的散文無關的種種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學術著作我的外語水平，我對電視的參與，我在某地的發言，有的報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時“上級”補貼的旅費數字，有的報刊則反駁，說我根本沒有外出過，是拿著一本地圖寫的……終于北京有一家報紙在評選全年文化大事時，我被評為“被批評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黃宗江先生則來信調侃我：“罵余秋雨，是當今文壇一大時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訴我，他在一個座談會上剛剛提到我的名字，便聽到了一片“噓”聲。卞先生與我只是一面之識，說起我也只是就文論文，他覺得這種情景有點不可思議。

　　綁來我在報紙上讀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說他經過了解，那些人『噓”我大多是因為我不接電話，架子大。他為我辯解，說老接電話就很難靜心寫作。

　　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為我歷來是一聽到電話鈴聲就急速沖過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囑：“慢一點，別摔著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時間在外考察，接不到。但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點警覺：什么?又是電話?什么人在頻頻給我打電話?知道號碼又不知道我外出，卻如此惱怒，顯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們是誰?

　　南北報刊上也漸漸出現了一些理論詞匯，例如一個署名王強的人寫道：

　　余秋雨放棄了最起碼的學術理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情緒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對現代學術的一種嘲弄，是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

　　這無疑是對現代理性的反動。

　　區區幾篇散文，何至于此?

　　憊有更過火的。有一位先生在報刊上說，他曾寫文章批評過我對深圳文化的發言，而我則寫信給他傾訴難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雙重人格”揭露出來曝曝光。—這個設計要花些腦子，但設計者忘記了社會人心的急劇變化。即便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廣大讀者纔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觀點呢，他們注意的只有一點：人家私信中的“難言苦衷”，怎么能夠拿到報紙上公布?

　　就在這時，在自貢的魏明倫先生給我打來長途電話，用濃重的四川口音朗讀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傳媒間紅起來，那么也能讓他在傳媒間毀掉……”，讀到這里，魏明倫先生突然中止，說：“下面還有更難聽的呢，不讀了，不讀了。”

　　接到這個電話不久，全國各省書市間就出現了大批盜版本《山居筆記》。

　　這個盜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裝，紙張、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圖像采用臺灣版，又用計算機作了仔細修整，大標題下特別注明“文化苦旅續篇”，裝幀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連很多讀書界的朋友也誤認為是正版。不難看出，這是一批頗有文化素養的人籌劃的。

　　不僅有出版社的標號，而且還有條型碼。標號用的是“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該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爾市，這是唯一使朋友們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證明，這個出版社的標號和條型碼都是盜用的。

　　但是，盜版集團的強大毋庸置疑，因為纔短短幾天，全國各省的書市上都出現了這本書，與我有通信關系和沒有通信關系的讀者紛紛來信，有表示祝賀的，有質詢為什么到如此邊遠的出版社去出書的，有抱怨錯別字多的，每天一大迭，家里的電話也響個不停。我在中國地圖上一一劃圈，遺漏的地方已經不多。盜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驚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薩宇拓路寰亞貿易公司陳雪濤先生寫于5月23日的信，他也買到了這本《山居筆記》!陳先生我不認識，他說他“站在世界第三極上”向我表示祝賀，而我則佩服盜版集團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極。

　　這個盜版本故意在版權頁上寫明印數僅五千冊，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兩位稽查在上海文廟的一個書攤老板那里一次就查獲了二千七百多冊，這還不算幾天來已經大量銷出的部分。一個書攤就這么多，全市會有多少?全國呢?這是一個難于推算的數字。

　　盜版本標價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處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讀者的身份買了兩冊，每本是三十元。

　　這個書攤老板被傳喚到了公安局，據他交代，書是從北京發來的，北京的發書人告訴他“如果余秋雨來查問，給他一筆象樣的錢就可以了。”這口氣與幾年來我不斷接到的深夜電話前后呼應。再問北京發書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與文化傳媒界關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兩位負責人找到了我，他們大惑不解的是：

　　“這么一本嚴肅的談文化的書，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價去購買?”

　　我說：“按照慣例，這是被批判的書纔享有的價碼，人家早就策劃的。”

　　原以為人家的策略是“貶值傾銷”，到頭來一看，要貶值的只是人，而不是書價。

　　中國讀者好奇，想看看“一個情緒化動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為“反動”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樣的，因此愿意掏錢了。當然我也不否認其中很多購書者是出于對我的信任。

　　應該承認那些深夜給我打電話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經濟成功，我也領略了他們無所不能的力量。難怪他們在電話中的聲音總是那么緩慢而渾厚，很有磁性。

　　得知實情的朋友都責怪我：“那么多正規出版社都在搶，你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應?”

　　我說：“這就是我的悲哀。原來只有一個念頭，怕讀者買重復的篇目，現在倒好，全讓盜版集團去鬧騰了，讀者更吃虧。”

　　四、搏斗的印佰

　　那么，現在該怎么辦呢?

　　這些天，來自全國各地指證《山居筆記》錯別字的信件越來越多，我為了防止讀者繼續上當，請求《新民晚報》的記者俞亮鑫先生發布一條消息，希望讀者不要去買這個盜版本。但據公安局文保處的先生說，這樣做至多使上海書攤的老板們暫時把那些盜版本藏匿幾天而已。

　　唯一的辦法是快速出一個正本。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也這樣勸我，而我仍然在擔心部分篇目與《秋雨散文》重復的問題。萬般無奈中打電話給《收獲》雜志的副主編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說：“《山居筆記》是設在我們雜志的一個專欄，我們正好與文匯出版社在編一套《收獲文庫》，這書原來就要收在里邊的。”她又說： “浙江文藝出版社選編《秋雨散文》時這個專欄還只連載了一部分，至今大陸讀者還沒有見到過《山居筆記》全貌，由我們出一個正本理所當然。”

　　《收獲》當然有編印自己專欄的權利，讓《山居筆記》回歸自己的出生地，我沒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它遏制盜版本的辦法。請我的讀者們原諒，這本書里有你們也許已經讀過的一些篇目，但盜賊當前，只能如此辦理了。眼前這本書如果還有一點保存價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紀末尾留下了一個中國文人與盜賊們搏斗的印佰。

　　一個王朝的背影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種復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歷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著哭，清代歷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種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歷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里獲得一種共同語言。

　　懊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么要來搶奪呢?搶奪去了能夠弄好倒也罷了，偏偏越弄越遭，最后幾乎讓外國人給瓜分了。于是，在閃閃淚光中，我們懂得了什么是漢奸，什么是賣國賊，什么是民族大義，什么是氣節。我們似乎也知道了中國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強，關鍵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對清人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化”的口號，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讓人解氣。清朝終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

　　年長以后，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范，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我們缺少人類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范大多是從封建正統觀念逐漸引伸出來的，帶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系列中所出現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萬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偽、正邪、忠奸全由此劃分。由姓氏正統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論。這種觀念要比姓氏正統論復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與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論，便是例證。民族正統論涉及到幾乎一切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許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個在今后仍然要不斷爭論的麻煩問題。在這兒請允許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僅僅是這樣一點：滿族是中國的滿族，清朝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統觀全部中國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總體上還算比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與唐太宗李世民一樣使我這個現代漢族中國人感到驕傲。

　　既然說到了唐太宗，我們又不能不指出，據現代歷史學家考證，他更可能是鮮卑族而不是漢族之后。

　　如果說先后在巨大的社會災難中迅速開創了“貞觀之治”和“康雍干盛世”的兩位中國歷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漢族，如果我們還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還在被全世界歷史學家驚嘆的建立了赫赫戰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們的中華歷史觀一定會比小學里的歷史課開闊得多。

　　昂族當然非常偉大，漢族當然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凌，當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難時當然要挺身而出進行無畏的抗爭，為了個人的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當然要受到永久的唾棄，這些都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于中華，把中華歷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漢族一邊。與其它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丑惡，它的統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賤而品格高潔，在清兵浩蕩南下、大明江山風雨飄搖時節保持著多大的民族氣節!但是，她萬萬沒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戀人侯朝宗為抗清扶明不惜赴湯蹈火、奔命呼號的時候，恰恰正是茍延殘喘而仍然荒淫無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踐了他們。那個在當時當地看來既是明朝也是漢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權，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們的忠君淚、報國心，而只要她們作為一個女人最可憐的色相。李香君真想與戀人一起為大明捐軀流血，但叫她惡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來強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濺紙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這樣的朝廷就讓它去了吧，長嘆一聲，氣節、操守、抗爭、奔走，全都成了荒誕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后裔，連他，也對歷史轉捩時期那種盲目的正統觀念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把這種懷疑，轉化成了筆底的滅寂和蒼涼。

　　對李香君和候朝宗來說，明末的一切，看夠了，清代會怎么樣呢，不想看了。

　　文學作品總要結束，但歷史還在往前走，事實上，清代還是很可看看的。

　　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這些留給歷史學家吧，我們，只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里去偷看幾眼也就夠了。這種偷看其實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從小埋下的歷史情緒和民族情緒，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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