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獨特的理性反思
導語:在新時期散文創作中,余秋雨是個特殊的存在。這個作家的是是非非曾給文壇帶來了空前的熱鬧。他的散文是20世紀90年代乃至新世紀中國散文新的收獲,因此,從《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行者無疆》的出版,每一次都有強烈反響。以下是文學網小編整理的余秋雨散文獨特的理性反思,歡迎大家閱讀!

理性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和理論的高度,其判斷具有歷史的邏輯性和人生的邏輯性,定性適度,不隨意拔高,也不隨意貶損。在理性方面,余秋雨散文的重要意義就是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處在一個精神危機或者說道德真空的時代,一個民族依靠什么樣的凝聚力來維系這個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連續發展?來保持這種文化的傳遞?” [1]
余秋雨本人的回答是:“藝術家能在理性的寧靜中透示作品的精靈,不是技巧之意,而是平日默默地以人格貼近自然界和世間的天籟所致。只有習慣于思考,習慣于虔誠地膜拜自然的人,才能從容地進入這一境界……”[2]這個“習慣”從何而來呢?顯然是來源于作家自身的文學使命感和崇高感。同時,也正因為善思、勤思,他才能綿綿不絕地借自然顯現歷史,再以歷史顯現文化,進而以文化顯現存在,不僅提升了他本人的自我人生境界,也提升了文學的品質。這種滲透了作家淵博的文學、史學功底、廣闊的文化意識及深厚的人生定力的深邃運思,把大陸散文引向匯聚古今、吐納千年的理性高峰,洗去了散文長期以來甜媚無骨的輕飄俗麗。
剖析余氏散文,不難發現,這種理性的反思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思索文明斷裂的痕跡
《一個王朝的背影》好像破例寫政治人格。然而余秋雨著眼的是從一座皇家園林――承德避暑山莊中概括出清王朝從興旺到發達到一敗涂地的歷程。這個歷程不是政治的歷程,而是文化人格的衰敗退化的歷程。文中將長城的防衛作用與避暑山莊的威懾作用和外八廟的友好往來相比,將清朝康熙等幾位精力強健的皇帝與明朝后期幾個精神萎頓的皇帝相比,說明“有時,個人的生命和人格會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作品稱道康熙皇帝具有超乎尋常的生命力,因為他們人格比較健全,“他把生命從深宮里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
《抱愧山西》中,作者努力挖掘中國早期商業文明何以衰亡的社會政治和人文心理因素。文章以散文的形式尋繹中國的商業傳統,雖還不夠深厚,但其令人折服的說理和火一般的熱情還是讓人相信:只要有較為合適的社會政治氣候,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完全可以開出一股蓬勃的強勁的現代商業精神。
2、渴望精神世界的回歸
如《風雨天一閣》中,余秋雨不厭其煩地敘述天一閣藏書樓主范氏家族歷時幾百年、經歷幾個朝代更迭的艱辛苦守悲劇――凝聚了古文明碩果的書籍一次又一次被損毀,而一個家族以一種罕見堅毅持久的文化品格在近現代的亂世中保持和傳遞這些書籍,也同樣傳遞著文化和歷史。余秋雨贊嘆道:“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的象征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保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于文化的苛求是何等悲愴和神圣。”
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被流放的文化人如何“死而復生”,開掘蠻荒的邊地,撒播文明的種子,可以說是被碾碎了的文明碎片努力展示其光潔明亮的艱難嘗試。它寫了一批被流放的文人強健的人格精神和以文化為底蘊的生命狀態。這些文人大多是一些品格端莊之人,他們的獲罪只因為直陳時弊,剛直不阿。在人格精神不健全的封建專制時代,統治者需要的是馴順和媚骨,卻容不得半點異己思想和言論。因此,這批文人成了披枷戴鎖的流浪者。可他們畢竟是文人,“當災難初臨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又因為他們是文人,所以“當這關口渡過之后,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蘇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涮掉那些只有走運時才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蘊”。于是在冰天雪地、空寂荒涼的東北,這批文人以自身的正直和善良,去發現友情,在饋贈友情的同時也回收著友情。在這里,友情成了衡量他們人格高貴與否的尺度。因此,作者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方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中間。友情,復蘇了流放者的生命意識,也點燃了流放者內心高貴的火種,同時也為東北‘創造了一個味道濃厚的精神世界’”。因而他們“實現了文化意義上的回歸”。
同樣,《蘇東坡突圍》中,蘇東坡承受災難之后實現了藝術生命的再生,文明的碎片在碾壓之后愈加堅韌光潔,創造了新的文化光輝。
3、追尋傳統文化的精髓
作家以現代理性和人文精神,試圖在歷史殘簡中撿拾一塊碎片,踏著文明的足跡尋找其中凝聚的中華文化的精髓。《筆墨祭》中,作者借祭奠毛筆文化而對傳統文化的表現方式進行了吟詠:“毛筆書法是一種超純超凈的心靈外化形式,天地之間恐怕再也找不出比毛筆書法更能直接而又真純地與人的生命溝通對話的藝術形式了,毛筆文化的失落,無疑使人類文明失去了一塊芳草地。”在對毛筆文化在現當代的地位價值作了概括的同時,又進行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古為今用”式的揚棄。《青云譜隨想》中,余秋雨表示特別喜歡瘋瘋癲癲的徐渭、石濤、朱耷等等,而不喜歡舒適得難以看得出個體精神狀況的唐朝畫家周舫。他從藝術入手肯定個性張揚的創作否定筆墨趣味的單純追求,另外,如《白發蘇州》、《千年庭院》等也都體現出作者欲對傳統文化作科學理性揚棄的嘗試,這可以說是余秋雨一直努力的方向。
所以,作家四處漫游的腳印總是抬得很不輕松,他總緊蹙雙眉,目光深邃而迷離,每一次的出發和尋找既是源于一個現代人難以逃脫的漂泊感,又是他聽從心靈的家園的呼喚必然的結果,面對現代的喧囂和浮躁,他選擇了徜徉于悠久的歷史文化中,對傳統作反思,蘊涵著執著深沉的家國之戀和民族文化之愛;他把思考一直深入到中華文明的根底,在與歷史文化精魂的對話中,試圖從中呼喚出一種健全的現代的理性的、能為國家發展為民族前途不斷提供動力的文明,也以次超越自己和眾多漂泊無依的現代靈魂,實現民族文化人格和倫理道德的再造。
曾有學者認為,“余秋雨的理性精神是對一般憤世嫉俗的超越,表達了一種文化建設的精神、一種培養文明的精神。”[3]將其延伸,筆者認為,這更是中國大陸特殊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發展使作家兼負了一種求索的目光,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尋根和其后的反思更使余秋雨對傳統文化在溫和的眷戀中多了一份清醒和自信,以理性的思辨對傳統文化進行冷靜剖析,在體味、詰問中進行深刻反思。所以他反思的目的是“揚棄傳統文化,思考著如何實現古老華夏文明的現代轉化,為中華文明的生命與前途尋找正確坐標,指導未來。”[4] 正如余秋雨在解釋《道士塔》的文化底蘊時說,“至少有一個原始的主題目:什么是蒙昧和野蠻,什么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一個搏斗,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他呼喊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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