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的修辭闡釋
《流放者的土地》是余秋雨的一篇文章。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對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的修辭闡釋，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對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的修辭闡釋
內容摘要:《流放者的土地》是最能反映余秋雨文體特征的散文之一。本文以“流放”一詞作為解讀這部文本的語言入口,分別對其概念義和修辭義進行闡釋。
關鍵詞:流放 流放者 修辭
在新時期散文創作中.余秋雨是個獨特的存在。《流放者的土地》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集《山居筆記》里的一篇經典之作,它表達了筆者對中國古代被流放的知識分子的命運變遷及他們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的深刻思索。它也是最能反映余秋雨文體特征的散文之一。本文參照《廣義修辭學》(修訂本)(譚學純、朱玲)的理論,通過對“流放”一詞修辭義素進行分析來解讀文本。
一、“流放”的概念認知
“流放”在文本中出現了94次,語用頻率很高。《現代漢語詞典》(1996年7月修訂第三版)的解釋為“把犯人放逐到邊遠地方”。流放是將罪犯放逐到邊遠地區進行懲罰的一種刑罰。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將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遠離鄉土的地方,以對案犯進行懲治,并以此維護社會和統治秩序。流放:犯人+懲罰+邊遠之地。
二、“流放“的修辭認知
除了“流放”這種刑罰之外,文中先對古代的刑罰進行一些修辭對比,分別從刑罰種類、輕重、時間長度方面來比較。流放是介于打和殺之間的一種不輕不重的刑罰,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時間長,可以說“流放是一種長時間的恐怖折磨”。從規模上,可大可小,可以流放一人,也可能會流放全家。如果是“株連”,還要禍及九族,人數可達幾十甚至幾百人。流放的原因也有很多,可能是犯了刑事案,也可能是“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流放的人除了普通百姓外,絕大部分應該是文人,其中不乏“名士”和“佳人”,文本中余秋雨討論的“流放者”也主要指向文化人。流放地一般都是荒僻或遠離鄉土的地方,如當時的寧古塔和尚陽堡,都是荒蠻之地,條件非常惡劣。“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
流放,對流放者來說,是一場災難,是“對文明是一種摧殘的。”被流放的人,他們有的“賞給出力兵丁為奴”,有的“給披甲人為奴”,“從孩子開始都已經是奴隸了。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丈夫礙手礙腳先把丈夫殺了;人員那么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這種迫害,對于握慣了筆和捧慣了書的文人來說,是精神和肉體的極大摧殘。綜上可知,這里“流放”的概念義開始發生一些修辭變異,我們稱之為“流放1”。流放1:知識分子+刑罰+遠距離+時間長+規模大+肉體精神摧殘。
余秋雨在文本第三部分是這樣結尾的:“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厚的精神世界,竟使我們得惠至今。” 顯然,這里的“流放”義與前面我們討論的“流放1”有所不同,我們把它記為“流放2”。“流放2”的語義基本上隱藏了“流放1”的語義,更多地表現為在文本語境中的修辭語義。這種由概念語義向修辭語義轉換基本上經歷了兩個事實驗證。
事實驗證1重塑流放――價值坐標 我們先來看看部分文人面對災難時的前后表現:災難初臨時緊張或害怕、或痛苦、或缺少應對措施。災難(中)后時與災難周旋,尋求生命的底蘊,文化意識蘇醒。知識分子對待災難態度的轉變是由其階層本身的特征所決定的。流放,毫無疑問是一種災難,其對于流放者的沖擊是致命的。不僅從客觀條件上改變了他們的生存環境,更從思想層面上轟塌了他們原先的價值坐標。洪皓和張邵的事例更引起了文人的深思:朝廷對待這樣兩個如此忠君愛國的使者是這樣的冷酷和殘忍,還不如金人崇敬和賞識他們。難道它真的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流放者頭腦中原先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價值觀都開始動搖了。這種改變體現在流放者人際關系上,他們交友“以節義文章相慕重”,而不再以階級立場為標準。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開生、李呈祥等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以這些人為骨干,函可還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對于身處同一環境下的曾經都夢想著能夠有一番抱負的人來說,“當官銜、身份、家產等一一都被剝奪時,留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流放者們用“詩”來相互表達著對對方的愛慕,用“詩”向能夠懂自己的人傾訴心聲。
事實驗證2驗證流放――友情 余秋雨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書寫這一事實。我們現將文本提到的“友情事件”進行分類:第一類是流放者與流放者之間。以前曾是朋友的,如丁澎與張縉彥。以前不認識的,如韓可與李〔衤因〕、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第二類是流放者與非流放者之間。如駱長官與孫子耕、蔡毓榮與何世澄。第一類流放者之間的友情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意味。當流放者們失去了原先在世俗生活中看得極其重要的官銜、身份、名譽和財產時,他們每一個人都以在人格上平等的獨立個體的身份而存在著。在朝廷眼里,他們都是犯人;在昔日的朋友眼里,他們是一群“一無所有”的“窮光蛋”;而在流放者眼里,他們是一個個彼此在人格上互相獨立而平等存在的生命個體。他們的友情因為互慕個人人品而產生,也因為彼此互相珍視而長存。“茫茫的塞外荒原,浩浩的北國寒風”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所以,余秋雨在這里大聲喊道:“?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我們沒有必要分析這句話的準確性(《余秋雨:從審美到審智的“斷橋”》 孫紹振),我們感受到的只是余秋雨對這種友誼的敬重。如果說流放者之間的友誼多少有點“同病相憐”的意味,那么第二類流放者與非流放者之間的友誼更顯得有種特殊的分量了。我們知道,“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這種情況下,原先的好友依然能對自己不離不棄,昔日的友誼依然能夠維持,并且因為災難,而變得更加單純和牢固了,友誼的分量也更重了。當顧貞觀費勁千辛萬苦將吳兆騫從流放地解救回來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兩個人的解放,而是一段友誼佳話的見證啊!
現在我們再來品讀“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厚的精神世界,竟使我們得惠至今。”“流放2”的語義已經很清晰了。流放,創造了一個濃厚的精神世界,一個透明的靈魂相互交流的空間。流放者在這個空間里,相互尋覓著他們的心靈伙伴。在這個層面上,“流放”沒有束縛他們的自由,反而讓他們得以在精神層面“回歸”。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把脫離公共經驗的“流放2”記為:重塑價值坐標+驗證友情+精神的自由。通過以上對“流放”一詞修辭闡釋,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明白為什么余氏對“流放者”有這樣的評價:“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為一個家族,他們是事實上的‘流放者’,又是文化上的‘占領者’,這是余秋雨的雙重認證。”(《廣義修辭學》譚學純 朱玲)
參考文獻:
[1]孫紹振《余秋雨:從審美到審智的斷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2]余秋雨《山居筆記》,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年版,第76,98,98頁
[3]譚學純 朱玲《廣義修辭學》修訂本,2008年6月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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