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寫出的極端之美
今年夏天的時候，一位書友傳給我一個網頁鏈接，鏈接轉向就是余秋雨所寫的文章《品鑒普洱茶》。詩人騷客與茶道、曲藝還有酒聯系在一起，本不奇怪，如果連這幾樣都沒有，文學的意境和文字美感就失去了依托。盡管圍繞余秋雨存在較多爭議，但這些爭議基本上與他的寫作水平和美學鑒賞本身沒有什么關系。余秋雨欣賞、品鑒普洱茶，專門寫一篇文章，不奇怪。
當時，我帶著震驚甚至可以說折服，讀完了《品鑒普洱茶》。余秋雨對普洱茶了解之深，甚至已位列行業內公認的“普洱老茶品鑒專家”，是我此前所不知道的。而這個一個“專家”的名頭，并不是余秋雨隨隨便便封給自己或者其他專家“抬轎”包裝而成的。《品鑒普洱茶》從普洱茶給初喝者形成的障礙開說，用精妙而簡潔的語言對比了普洱茶、烏龍茶、綠茶的味道，用“陳釅、透潤”來形容普洱茶的口感更是令人嘆服。他甚至借此展開了一番比喻和聯想：
“這一種，是秋天落葉被太陽曬了半個月之后躺在香茅叢邊的干爽呼吸，而一陣輕風又從土墻邊的果園吹來”;
“那一種，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當歸、二分冬棗用文火熬了三個時辰后在一箭之遙處聞到的藥香。聞到的人，正在磐鈸聲中輕輕誦經”;……
對普洱茶的介紹和品鑒，如果僅僅停留于此，已經可以說達到普洱茶“資深飲客”的層次。余秋雨沒有就此停頓，而是引領讀者邁進更深更廣的天地。普洱茶與其他幾種主要的茶葉品種的口味差別，來源于制作工藝的差別，說到底就是發酵方式的不同，余秋雨將普洱茶的發酵稱之為“微生物美學”;接下來，再轉入普洱茶的歷史沿革敘述。在文章的最后一節，余秋雨將普洱茶的奧秘升華為地球局部生態未遭破壞而對人類的回饋，認為普洱茶代表著中國的新文化“生態文化”，穩健、著地、深厚、悠長。
《品鑒普洱茶》這篇文章帶有雅趣，反映出極致化的文字之美。閱讀這樣的文章，可以帶著很輕松、很放松的心態，會讓門外漢了解到有關普洱茶的多項常識，也能啟發“資深茶客”們的領悟——但最終會讓人調整到鄭重審視普洱茶文化韻味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價值理念的角度。
余秋雨新出版的《極端之美》一書，將《品鑒普洱茶》和另外兩篇《昆曲縱論》、《書法史述》收入其中。在他看來，普洱茶、昆曲、書法有著“極端之美”，堪稱“文化極品”。什么是文化極品呢?余秋雨提出了五項篩查標準，包括：獨有性、頂級性、具體性、共知性、長續性;指出只有前述三類才能符合標準，并且，是“沉淀著生命的文化，是精神價值的實現方式”。
《昆曲縱論》一文從元雜劇的起源說起。元雜劇的一時繁榮，是傳統的文化理論很難給予解釋的。蒙元統治者并不重視文化乃至中原地區的千年儒學傳統，這通常會被解讀為文化破壞的力量。余秋雨卻敏銳的意識到，文化破壞力量打破了“中華文化自古以來某些越來越規范的‘超穩定結構’，包括不利于戲劇產生的一系列機制。”
昆曲產生于元雜劇之前，卻是在元雜劇拓展了戲劇在中國文化和社會中的生存空間后，才逐步從發源地浙江走向江南其他地區乃至全國的。余秋雨在《昆曲縱論》文中細致的敘述了明代昆劇改革、昆曲擴散流行的過程。令人感慨的是，昆曲清唱如同今天的流行神曲一樣，曾在明朝讓全國各地各階層乃至全民都陷入癡迷的狀態;彼時的昆曲，顯現出在意境、結構、呈現上的高度精妙，這正是其可以代表東方藝術和美學“極端之美”的依據。
昆曲終于還是沒落了。你恐怕會以為，余秋雨會以某種渲染甚至煽情的方式，來呼吁重新振興昆曲吧?錯了，他相反提出，昆曲在明代已經成為了沉重的社會負擔。理由之一：“在過度的流行中……(昆曲)創作思想被流行思想嚴重磨損…大量的作品越來越走向公式化、老套化、規制化”，最終必然被民眾所舍棄。理由之二，大量的官僚和文人沉湎于昆曲的老腔老調，借以逃避對社會危機的直面，這也是昆曲被后人稱為“世紀末的頹唐之音”的原因。
有書寫，才有記錄，才可能為文明的傳續創造前提。書法脫胎于中國文字的書寫，以其造型、節奏和韻致創造了美感和意境，這正是《書法史述》所說的“中國文化的美學品格”。整篇文章在一一講述中國書法歷史的同時，也穿插融匯了余秋雨的美學聯想，比如說到行書，“近草，謂之行草;近楷，謂之行楷。不管什么比例，兩者一旦結合，便產生了奇跡。在流麗明快、游絲引帶的筆墨間，仿佛有一系列自然風景出現了——那是清泉穿巖，那是流云出岙，那是鶴舞雁鳴，那是竹搖藤飄，那是雨叩江帆，那是風動岸草……”這樣的敘述和聯想，也可謂“極端之美”。
(作者：鄭渝川，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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