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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何謂文化》「下」
世界報告（1）
——對話博科娃
說明：
博科娃女士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到中國來親自發布一份有關文化的世界報告。自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以來，發布以文化為主題的世界報告還是第一次，因此，這一天有歷史意義。
發布的地點，在上海世博會的“聯合國館”。發布儀式上有一個環節，是我與她的對話。對話的程序很簡單：先由她介紹這份世界報告的基本思路，接著由我從文化價值上作一番闡釋，最后她表示感謝。兩方面并沒有出現具體觀點上的切磋和討論。
聯合國的總干事，當然是一名大官，而我卻沒有任何官職，這怎么構得成“對話”的相應身份？主持人為此向各國聽眾介紹我：“親自歷險數萬公里考察了全球各大文明遺址，又擁有最多的華文讀者。”我連忙更正：“最多”的統計經常在變，現在已經不是。
下面就是我在發布儀式上對這份“世界報告”所作的六段闡釋，根據現場錄音整理，并補充了另一場發言的相關內容。
一
尊敬的博科娃總干事，歡迎您來到上海。
由于您親自到這里來發布聯合國有史以來第一份以文化為主題的世界報告，今天的上海特別晴朗。
您剛才反復論述，這份世界報告的宗旨是“文化的多樣性”。
這個宗旨，當然非常重要。但恕我直言，大家都可能把它看成一個很平常的提法，誰也不會反對，誰也不會激動。
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從學術上說，是出現了“對立面的泛化”。對此，我解釋一下。
“文化的多樣化”，顧名思義，它的對立面應該是“文化的單邊化”，也就是某種文化在當今世界的獨霸。但是，現在并沒有一種文化宣布這種企圖，也沒有一個理論家推出這種主張。就連“單邊化”嫌疑最大的那個國家，主要也“單邊”在國際政治上，它自身的文化則保持著“多樣性”。它近年來對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防范，也總是尋找文化以外的借口。因此，如果要尋找“文化多樣化”的對立面，人們缺少現實對象，只能聯想到古羅馬，聯想到剛剛發現美洲時的西班牙，以及后來的“日不落”大英帝國。連一些浩蕩遠征的軍事強權，如亞歷山大、成吉思汗等，也沒有來得及消除“文化的多樣性”。
由于對立面的不確定，也就使我們今天的宗旨有一點褪色。
那么，“文化的多樣性”的宗旨，究竟是針對什么？
我認為，全部問題的核心是：在多樣性的文化之間，究竟是導致必然沖突，還是有可能互相包容？
所以，真正的對立面，是以亨廷頓先生為代表的“文明沖突論”。
亨廷頓先生的理論，被當代世界夸張、誤讀，結果，為各種沖突找到了“文明”的依據，這就使沖突越來越嚴重了。在這之前，世界歷史上的那么多沖突，還未曾找到那么明確、那么充足的“文明”理由。
正是“文明沖突論”，有可能使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對話關系變成了對峙關系，互敬關系變成了互警關系，互訪關系變成了互防關系。時間一長，每個文明的目光越來越自我，越來越偏執，這就從根本上背離了我們的“多樣性”宗旨。
這，確實值得聯合國發布一個單獨以文化為主題的世界報告，來正本清源。
二
亨廷頓先生的《文明的沖突》，發表在一九九四年。一發表，就在世界上產生了極大影響，這是為什么？
世界報告（2）
那是因為，當時全世界的智者們都開始回顧和總結二十世紀，以便更好地走向二十一世紀。大家一回顧總結，無窮無盡的槍炮血泊又回到了眼前。二十世紀太可怕了，不僅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又持續了嚴重的“冷戰”。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最后十年，似乎一切都煙消云散。什么同盟國、協約國、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什么社會主義陣營、帝國主義陣營，都已成過眼煙云，就連后來匆忙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也很快發生了變化。總之，一切作為二十世紀沖突根源的政治依據，眼看著都很難延續。但是，這并沒有給人們帶來心理上的安全感，反而，由于不知道新的沖突根源，人們更慌亂了。
大家不喜歡沖突，但更不喜歡那種不知道沖突由來的無準備、無邏輯狀態。因此，地球的各個角落，都在期待一種判斷，一種預測。否則，就不知如何跨入二十一世紀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先生出場了。
他說，二十一世紀的沖突，將以“文明”為坐標。他預言，所有古往今來所積聚的不同文明群落，在擺脫別的種種歸類后，將以自己的文明為皈依，然后與其他文明對弈、糾纏、沖突。在所有的文明群落中，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沖突將發生在最重要的三大文明之間，那就是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
這種解釋和劃分，乍一聽，理由比較充分，具有文化含量，又有現實證據，因此一發表便轟傳各國，萬人矚目。
有人說，亨廷頓先生的厲害，就是從政治劃分回歸到了文化劃分，而文化確實比政治更穩固、更長久。這就無怪，“文明沖突論”成了二十世紀晚期最重要的人文理論。
但是，從一開始，就有學者指出了這種理論的弊端。
我作為一名東方學者，就于一九九九年兩次明確地批評了亨廷頓先生的兩大局限——
一是以西方立場來解析文明格局。帶有冷戰思維的明顯印痕，只是以“文明”之名鎖定了新的對手；
二是以沖突立場來解析文明格局。淡化了比沖突更普遍的文明交融和文明互置，實際效果令人擔憂。
我不能說，從世紀之交開始激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越來越嚴重的沖突，是由亨廷頓先生的“文明沖突論”引起的；但是，沖突的事實和沖突的理論之間，確實起了“互相印證”的作用。因此，從新世紀開始以來，如何面對這種理論，成了人類文化的一個大課題。
三
于是，二○○四年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雖然不是專談文化，卻明確地對“文明沖突論”予以否定。
我本人有幸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之邀，參加了這個報告的研究和討論。我和各國學者在研究和討論中一致認為，“文明沖突論”的錯誤，在于把正常的文明差異，當作了世界沖突之源。因此，我們必須反過來，肯定差異、保護差異、欣賞差異，讓差異成為世界美好之源。在這個意義上，“多樣化”這個概念，就成了保護差異的理由和結果。
我記得，在討論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兩個英文詞是difference（差異）和diversity（多樣性）。兩個D，后來又增加了一個D，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圖圖那句話的第一個字母：“Delightinourdifferences”（為我們的差異而歡欣）。
大家看到沒有，圖圖大主教的這句話，就被正式寫到了那年《人類發展報告》的前言之中。與這句話一起，還出現了一句果斷的結論：本報告否定文化差異必然導致文明沖突的理論。
世界報告（3）
有趣的是，我在聯合國的各種報告中，很少讀到這種堅定的結論性語言。
在那次研究和討論中，我才知道，其實早在二○○一年，聯合國已經通過了一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后來，二○○五年，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又通過了《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作為對二○○一年那個宣言的補充文件。我又一次應邀參加了這個大會并發表了主題演講，以“文化多樣性”的原理提醒國際學者，應該更深入地了解非常特殊的中華文化，不要以自己的文化邏輯橫加猜疑。
聯合國畢竟是聯合國，清晰地知道當前世界的主要麻煩，是以“文明差異”或“文化差異”的理由，爆發沖突。因此，始終沒有離開這個焦點，多年來一直鍥而不舍地發宣言、訂公約、開大會，實在讓人感動；但同時，聯合國又畢竟是聯合國，總是那么紳士派頭，說來說去還是“多樣性”，委婉平和，不作厲聲疾語。
今天發布的世界報告還是一如既往，從“多樣性”出發來否定文明沖突。但是，與過去的宣言和公約相比，它又大大進了一步，從學術深度上指出了亨廷頓理論的“三大錯誤假設”。在我看來，這在同一問題的思考深度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請允許我稍稍花一點時間，對這“三大錯誤假設”作一些解釋。
四
亨廷頓先生的“文明沖突論”，就像歷史上很多轟傳一時卻站不住腳的理論一樣，立足的基礎是一系列假設。學術研究是允許假設的，但亨廷頓先生未能誠懇地表明是假設，顯然是一種理論錯誤。
“文明沖突論”的第一個假設，是粗糙地設想人類的每一個文明群落在文化歸屬、文明選擇上，只能是單一的。事實上，全部世界史證明，這種歸屬和選擇都是多重的，疊加的，互相依賴的。因此，那種看似“正宗不二”的單色、單線、單層、單調，只是一種假設，一種出于幼稚而懶惰的思辨方便而進行的“想象式提純”，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
“文明沖突論”的第二個假設，是武斷地設想不同文明之間的邊界是一條條水火不容的封閉式斷裂線。事實上，所有這樣的邊界都是多孔的，互滲的，松軟的。文明的邊界不像戰時國界那樣壁壘森嚴，而是混沌地包括著風俗、語言、婚姻、祭祀、歌舞等生態文化的不可分割元素，即使某些地方出現了區劃，仔細一看也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甚至大同小異。因此，那種以鄰為壑式的所謂文明邊界，其實也只是一種不真實的理論切割，為的是使沖突雙方“到位”，并找到“沖突的身份”。這很不應該，因為絕大多數“沖突的身份”，是自欺欺人的虛構。
“文明沖突論”的第三個假設，是魯莽地設想每種文明的傳承都是保守的，凝固的，復古的。事實上，世界上的多數文明都在忙著創新、改革、廣采博納、吐故納新。我走遍全世界，看到一切活著的文明都很不確定，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日新月異。因此，它們都不可能拿著千年不變的模式去與別的文明沖突。在學術上，把不確定的活體說成是僵化的實體，那就是在為沖突制造理由。
以上所說這三個“錯誤假設”，是“文明沖突論”所隱藏的三個理論支柱。今天發布的世界報告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我很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如果大家都明白了各種文明之間歸屬的疊加性、邊界的模糊性、內容的變動性，那么，信奉和執行“文明沖突論”的人群就會大大減少。
世界報告（4）
五
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想談談個人的感受。
前面提到，我在上世紀末就對“文明沖突論”提出異議。這種異議，較系統地見之于我在考察世界各大文明后寫的書籍《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中，也見之于我花了兩年時間在香港鳳凰衛視的談話專題《秋雨時分》中。
照理，我貼地考察了當今世界沖突最嚴重的中東、北非、中亞、南亞地區，最能呼應“文明沖突論”，為什么卻反對了呢？
我在那兩本書里寫道，看來看去，確實到處都在發生沖突。但是，所有的惡性沖突都發生在文明和野蠻之間，而不是發生在文明和文明之間。因此，當今世界應該劃出的第一界限，是文明和野蠻的根本區別。
那么，什么是“當代野蠻”呢？我在書里一再指出的是七項，那就是：恐怖主義、核競賽、環境破壞、制毒販毒、極端霸權、極端民粹，以及面對自然災難和傳染病無所作為。從事這些“當代野蠻”的人，和反對這些“當代野蠻”的人一樣，都散布在不同的族群里。如果有人硬把文明和野蠻的沖突解釋成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沖突，那么，他們就有掩飾自己野蠻行徑的嫌疑。
我在幾本書里反復表述了這樣一個意思——
幾萬里歷險告訴我，“文明”之所以稱為“文明”，互相之間一定有共同的前提、共同的默契、共同的底線、共同的防范、共同的災難、共同的敵人。這么多“共同”，是人類存活至今的基本保證。如果有誰熱衷于文明族群之間的挑唆，那就勢必會淡化乃至放棄這么多“共同”，最后只能導致全人類的生存危機。
在這么多“共同”下，文化差異就必須被保護、被欣賞了，并由此產生文化的多樣性。
對于守護文明的共同底線，我們的態度是嚴峻；而對于保護文明范圍內的多樣差異，我們的心情是喜悅。
在這里，我想特別說一說專業的文化行為。因為我發現，在文明課題下的輕重顛倒、敏感挪移、是非混淆、悲喜錯置，這樣的事情，一直是由一批文化人在操弄。他們的文化地位和社會影響，造成了濃重的人文迷霧，使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斷。
由于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差異被他們夸張成了你死我活，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激烈的文化自守言論。對此，我還是只能以自己為例來作一些分析。
我在華文讀者中的形象，是中華文化的搜尋者和捍衛者，因此那些激烈言論也總是在我身邊鼓蕩，希望由我進一步來帶頭強化。但是，只能讓他們深深失望了，因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寫道——
不錯，我是中華文化的忠誠闡釋者，但是，我完成這些思考的基礎邏輯，是歐幾里得幾何學給予我的；我文化思維的美學基礎，是黑格爾、康德給予我的；我的現代意識，是榮格、愛因斯坦、薩特給予我的。我從來沒有覺得，這些來自歐洲的精神資源，曾與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馬遷產生過劇烈沖突。
既然一個小小的心靈都能融匯那么多不同的文明成果而毫無怨隙，那么，大大的世界又會如何呢？
確實，我一直認為，當我們在討論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的時候，真不如把自己的內心貯備，當作一個參照范本。
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文化人卻走了相反的路。我可以用一個真實的案例，來說明他們的基本行為方式。
例如，上海這座移民城市的一個社區，一百年來聚居著來自北方、來自南方和本地原住這三撥居民，早已互相通婚，相融相依，難分彼此。一天，忽然來了幾個文化人，調查三撥居民百年來的恩怨情仇。他們問：偷盜事件以哪一撥為多？群毆事件以哪一撥為多？又發生過多少次跨族群仇殺？折騰過多少次法庭訴訟？這一切，與三撥人的地域傳統有什么關系？這三撥人的后代，在今天的處世狀況如何？……這樣的調查，經過一個月，擬成了初稿印發，結果，這個社區對立橫起、沖突復萌，再也無法友愛和平了。
世界報告（5）
難道，文化人為了“學術研究”和“社會調查”，就應該起這樣的作用？
擴大了看，我覺得“文明沖突論”和其他許多類似的理論，也或多或少進入了這樣的模式，必須引起警覺。
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從它們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倫理本體，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異化。二十一世紀，隨著傳媒技術和互聯網系統的突飛猛進，那種以“文化”的名義造成惡果的可能性，比過去任何時代都大大增加。
六
二○○五年四月十五日，我應邀在哈佛大學演講。演講結束后，又兩度與該校二十幾位教授長時間座談，話題頻頻涉及“文明沖突論”。春夜別墅林苑的溫煦話語，令人難忘。聽教授們說，那些天亨廷頓先生不在波士頓，否則他們就把他也請來了。我倒是很想與他當面切磋一番。
二○○八年夏天，在中美兩國很多學術界朋友的策劃下，準備在美國舉辦一個論壇，邀請亨廷頓先生與我對談，時間定在二○○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經安排就緒，但遺憾的是，亨廷頓先生卻在二○○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學人，語勢滔滔，竟戛然中斷，溘然離去，實在令人不舍。
從他最后兩年發表的文章看，他已經知道國際間有人批評“文明沖突論”誘發了沖突，他為此感到委屈，進行了自辯。
我愿意相信，這位學者并不存在點燃和擴大沖突的動機。但遺憾的是，一切理論的初始動機和實際效果并不一致，而更應該重視的卻是后者。
亨廷頓先生表現出來的問題，是很多西方學者的習慣性思維。因此，即便在逝世之后，我們也不妨再探討幾句。
一種出于西方本位論的自以為是，使“文明沖突論”在論述其他文明時只停留在外部掃描，而沒有體察它們的各自立場，以及它們實際遇到的痛癢。
例如，亨廷頓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紀“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說了不少話，并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往事也與之相連。但是，他對儒家文化的了解實在是太少、太淺、太表面了，說來說去，基本上是“行外話”。因此，立論于一九九四年的他，并沒有預見到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樣的時間，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高希均教授，由于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卻準確地作了這種預見。
根據亨廷頓先生和很多西方學者的立場，其他文明即使獲得了不小的經濟發展，在“精神價值”和“制度文化”上也應該歸附于西方文明。如果不歸附，他們就無法進行闡述，因此在他們的內心認知上就是“麻煩”，沖突在所難免。
由此可見，“文明沖突論”表面上氣魄雄偉，實際上仍是西方本位論面對新世界的一種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頓先生一個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課題，將會在二十一世紀被反復討論。本來，我是準備在與亨廷頓先生對談時向他提供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處于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論，西方建立于近三百年間，而中華文明卻已實際延續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斷；這四千多年，中華文明成就可觀，且基本上沒有與其他文明發生過嚴重沖突。
這個素材與沖突有關，應該會引起他的重視。
好了，我今天的發言就是這一些。
歷史將證明，今天發布的這個報告，和聯合國長期以來在文化上所做的種種努力一樣，是人類理性和智慧的當代展現。它雖然顯得低調，卻非常重要。我們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讓這種重要，真正成為重要。
謝謝總干事。謝謝諸位。
身上的文化（1）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查票。查票很安靜，工作人員只對乘客點一下頭，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從口袋里取出票來。工作人員立即用紅鉛筆在票上劃一下，便把臉轉向另一位乘客。整個過程，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終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來。工作人員說：“逃票要罰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動起來。因為一個“逃”字，完全排除了遺忘的可能，聽起來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圍人的臉，發現大家都有點幸災樂禍。乘公共汽車太枯燥，人人都期待著發生一點與自己無關的事，解解悶。
中年乘客這一看就更惱怒了。他拿不出票，卻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僅僅要說服工作人員，還要說服周圍所有的人。他憋紅了臉，慌忙從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張名片塞給工作人員，說：“你看我管著多少人，還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時候無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個銀行存折。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把這個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員手里，說：“你看看這個，我還用得著逃你的票嗎？”
當年的工作人員很有修養，既沒有看名片，也沒有看存折，而是禮貌地把這兩件東西塞回到他手里，說：“這與職位、金錢沒有關系。上車買票，是一種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當眾被教育的情景，何況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應，便說：“你還給我說文化？我兒子已經是碩士……”
這一下，整個車廂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這兒怎么冒出來了文化，只是在笑這位乘客說不過人家的時候，拉出兒子來做救兵。
二十年過去，社會變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車上出現的最后一個概念——文化，已成為人們區分榮辱的第一防線。
一位企業家的最大榮耀，不是財報上公布的當年業績，而是無意中聽到職工的背后議論：“我們的董事長比較有文化。”
據調查，目前多數城市富裕家庭之間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據調查，目前多數退休官員晚年生活質量的差異指標，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
這兒所說的文化，都是個體文化，也就是每個人身上的文化。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邊才會關注，現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逃難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么也構不成向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時候，怎么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越來越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后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
身上的文化（2）
第四，必要風范。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會再“扮演文化”。這個道理，一聽就明白。
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會一邊走路一邊表演拳腳。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憑著是否扮演，來猜測真假和深淺。
我想起了兩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還在任職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上海人文學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會，《英漢大辭典》主編、復旦大學外文系的陸谷孫教授也應邀前來。很多教授看到他來了就紛紛圍上去，其中好幾個對他說話時都夾著英語。但他，從頭至尾沒說一個英語詞。因為在他看來，那次聚會，從內容到人員，都沒有講英語的理由。而他，更沒有理由要表演英語。
還有一次，東北某地聘請我和當時還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擔任文化顧問。聘請儀式上的發言者也許考慮到我們兩人都寫散文，便美詞滔滔。汪曾祺先生顯然有點受不住了，便邊聽邊輕聲地把那些話“翻譯”成平常口語，像一個語文老師在當場改錯。他的年齡，使他有資格這么做。發言者說：“今天麗日高照，惠風和暢”，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今天天氣不錯”；發言者說：“在場莘莘學子，一代俊彥”，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在場學生們也挺好”；……
這就構成了一種幽默效果，現場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發言人不僅沒有生氣，而且以自嘲的口氣感謝汪先生，說：“您老人家已經在做文化顧問了。”
一聽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發言者，誰更有文化。那位可愛的發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誡學生，擁有文化的第一證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不會扮演“當代名士”。他不會寫著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踱著不疾不徐的遺老方步，數著百年文壇的散落殘屑，翻著筆跡草率的誰家信箋，又矜持地抖一下寬袖。
他也不會扮演“歷史脊梁”。不會用嫉妒來冒充正義，用誹謗來展示勇敢，用瘋話來顯露風骨，順便再從電視劇中學一點憂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會扮演“文壇要人”。總是遲到，總是早退，總在抱怨，“部長又打來電話，近期有五個論壇……”，邊嘆氣邊搖頭，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
我曾從一個文藝刊物上抄錄過這樣一段論文：“Writingisasystemofsigns，一點不錯，巴爾特消解了索緒爾的符號理論，認為作品是單數，文本是復數，但那文本也是一種元語言（metelanguage），福柯則認為不必復現創造主體的榮耀，寧肯歸于薄暮時分的荒涼……”
很多朋友認為，這種論文太艱深，沒有考慮到廣大讀者。我則要以內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寫的任何一個概念，只是在“扮演艱深”，恰恰是想吸引廣大讀者。
……
種種扮演，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觀摩。由于勢頭不小，觸目皆是，這倒也樹立了一個“反向路標”：避開它們，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當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臺上。擅長于舞臺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輕輕拍著對方的肩，說一句：“咳，別演了，劇本太老，又在臺下。”
從事文化，從誠實開始。
不再黏著
文化的一大優勢，就是宏觀。從宏觀來看，世界一切都只是局部，都只是暫時。因此，文化的宏觀也就成了達觀。
過去鄉村里的農民，只知埋頭種地，目光不出二三個村莊。突然有一個游子回來，略知天下，略懂古今，又會講話，從此村里有事，有了他，大伙就能往大里想。一想，心胸就寬，齟齬就少。這個人，就是村里的“文化人”，或者說，是“身上有文化的人”。
從農村擴大到整個社會，道理一樣。文化，讓人知道更大的空間，更長的時間，因此不會再囿于鼻尖、作繭自縛。
我們經常會鬧的一個誤會，是把“專業”當作了“文化”。其實，“專業”以狹小立身，“文化”以廣闊為業，“專業”以界線自守，“文化”以交融為本，兩者有著不同的方向。當然，也有一些專業行為，突破了局限，靠近了文化。
遺憾的是，很多專業人士陷于一角一隅而拔身不出，還為此沾沾自喜。
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嘲笑別人的聲音：“聽不懂古琴，也不知道昆曲，真是沒有文化！”
我不贊成這種嘲笑。文化的天地很大，如果把文化切割成小塊還以為是全部，黏著自己倒也罷了，還要強制性地去黏別人，恰恰是丟失了文化的浩蕩魂魄。
這種情況，在近年來的文物收藏熱潮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文物很容易被等同于文化，結果，“身外的文物”也就取代了“身上的文化”。其實，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一切真正的文化巨匠都不熱衷于文物收藏。即便偶有所得，也只是稍稍觀賞，便輕易過手，多不沉溺。算起來，只有一位文化巨匠的家屬是收藏家，那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當然，李清照在丈夫死后為那些文物吃盡了苦頭。我們平日經常聽到的所謂“盛世收藏”，乃非真言，不可輕信，因為并無多少事實根據。當然，收藏能保存文化記憶，因此也有一些通達之士涉足其間，例如我的朋友曹興誠先生、馬未都先生、海巖先生都是，但與他們聊天，話題總是海闊天空。他們懂得，文物再好，也只是文化鷹隼偶爾留下的爪印，而鷹隼的生命在翅翼，在飛翔。
在諸多粘著中，黏著于專業、古琴和文物還算是最好的。最不好的黏著，是一些人以文化的名字自辟擂臺，自黏目標，尋釁滋事，長黏不放。這已經成了最常見的文化風景，不少朋友都曾遭遇。
面對這種遭遇，文化人的最佳選擇是不計成本地脫離黏著，哪怕是肌膚受傷，名譽蒙塵，也要脫離。
擺脫粘著，不管是正面的黏著還是負面的黏著，都是人生的一大解放。這一點我要感謝偉大的佛陀，他關于破除一切執著而涅槃的教言，幫助人們在文化的天域中獲得了真正的大自在。
對此，請允許我講幾句私人的切身感受。
以我的經驗，不黏著于官位是容易的，不粘著于他人的誹謗也不難。但是，當大家發現我還在進一步擺脫黏著，親手把自己創建的文化專業擱置，把已經取得的文化成就放棄，就不能不驚詫了。
我記得，當時連一些非常抬舉我的文化長輩也深感奇怪。本來，由于國內一批著名文史權威的強力推薦，我連副教授都沒有做過一天，破格升任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但他們很快發現，我轉眼就不再黏著于他們對我的高度評價，獨自一人開始了廢墟考察，而且范圍漫無邊際，完全不可歸類。連山西商人、清代流放、民間儺儀都成了我實地研究的對象，他們對我產生了陌生感。而我，則因擺脫了一種高雅的黏著而無比興奮。
現在，海內外的讀者都能證明，我在“脫黏”后的成果，遠超以前。
黏著，使人有所依靠，但這種依靠也是一種限制。一旦擺脫，就會發現，我們有可能以“陌生化”、“間離化”的視角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甚至產生專業之外的洞見和預見。
那就不妨再舉兩個私人例子。
我并不具備財經專業背景，卻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歐洲的時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四國會是“貧困國家”，每年必須接受歐盟的援助（見《行者無疆》初版第289頁）；其中，又判定希臘社會已經“走向了疲憊、慵懶和木然，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貧血和失重，結果被現代文明所遺落”。（見《千年一嘆》初版第27頁）；而且，我還判定歐洲很多富裕國家“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見《行者無疆》初版第326頁）。
好幾位財經專家問我，為什么能在十多年前就得出如此準確的預見？我說，原因就在于我不是財經專家，不會黏著于那么多數據、報表、曲線，只能從整體上粗粗地觀察這些國家的支柱產業、社會生活和精神狀態，反而對了。
記得就在準確地預測了歐洲經濟之后，我還以非專業的外行目光，對自己身邊的一家老式百貨商店進行了預測。當時，在各種新興“超市”的包圍下，上海街市間的這種老式百貨商店早已奄奄一息，即使“轉制”也無人看好。而事實上，全上海同類商店這么多年下來的存活比例，確實也微乎其微。但我，卻早早地發現了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輕經理，覺得他就是前途，便進行了投資。現在證明我的這個預測又對了，有的財經評論員有點嫉妒。我說，很抱歉，你們這些財經評論員太黏著于專業了，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因此只能作“事后預測”。
有很多“策劃專家”喜歡給每個地區、每個行業、每個單位、每個人“定位”，但這只是一時之需。文化的使命之一，恰恰是給“定位”太死的社會帶來自由活力，讓每個人的綜合天性充分發揮。
說到這里，也許可以作一個小結了：只要擺脫黏著，擺脫定位，擺脫局限，讓文化回到宏觀的本性，我們就能天馬行空。
必要貯存（1）
前面所說的不再扮演，不再黏著，是做減法。緊接著，我要做一點加法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為什么可以不扮演、不黏著？是因為“有恃無恐”。那么，他“恃”的是什么呢？
是胸中的貯存。
文化多元，貯存可以各不相同。但是，文化作為一種廣泛交流、對話、溝通的紐帶，不可以沒有共同基元。這種共同基元，也就是文化人的“必要貯存”。
說“必要貯存”，當然是針對著“非必要貯存”。平心而論，多數人身上的文化貯存，實在是太雜、太亂、太多了。
要想做一個受人尊敬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必要貯存”也應該受到時間和空間的普遍尊敬。也就是說，這些“必要貯存”已被漫長的歷史接受，也被龐大的人群接受。因此，量不會太多，大家都應知道。
對此，我想稍稍說得實在一點。
我覺得一個人身上的文化，最好從自己的母語文化出發。對此，中國人的理由更充分，因為中華文化是人類諸多古文化中獨獨沒有中斷和湮滅的唯一者。我們身上的“必要貯存”中如果不是以中華文化打底，連外人看來也會覺得十分奇怪。
中華文化歷時長，典籍多，容易挑花眼。我很想隨手寫出一個簡單目錄出來作為例證，說明對于非研究人員而言，至少應該瀏覽和記誦一些必要的文本。例如——
《詩經》七、八篇，《關睢》、《桃夭》、《靜女》、《氓》、《黍離》、《七月》等等；
《論語》，應該多讀一點。如要精讀，可選《學而》、《為政》、《里仁》、《雍也》、《述而》、《衛靈公》等篇中的關鍵段落，最好能背誦；
《老子》，即《道德經》，總共才五千多字，不妨借著現代譯注通讀一遍，然后劃出重要句子，記住；
《孟子》，可選讀《梁惠王上》、《盡心上》等篇；
《莊子》，讀《逍遙游》、《齊物論》、《大宗師》、《至樂》等篇；
《離騷》，對照著今譯，至少通讀兩遍；
《禮記》，讀其中的《禮運》即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一段，要背誦；
《史記》，應讀名篇甚多，如《項羽本紀》、《游俠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刺客列傳》、《李將軍列傳》、《魏公子列傳》、《淮陰侯列傳》、《貨殖列傳》等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史記》之外，那篇《報任安書》也要讀。司馬遷是中國首席歷史學家，又是中國敘事文學第一巨匠，讀他的書，兼得歷史、文學、人格，不嫌其多；
曹操詩，讀《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
陶淵明詩文，誦讀《歸去來兮辭》、《歸田園居》、《飲酒》、《讀山海經》、《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
唐詩，乃是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第一文化標志，因此一般人至少應該熟讀五十首，背誦二十首。按重要排序為：第一等級李白、杜甫，第二等級王維、白居易，第三等級李商隱、杜牧，第四等級王之渙、劉禹錫、王昌齡、孟浩然。這四個等級的唐詩，具體篇目難以細列，可在各種選本中自行尋找，也是一種樂趣；
李煜，一個失敗的政治人物，卻是文學大家。可讀《浪淘沙》、《虞美人》；
宋詞，是繼唐詩之后中國人的另一文化標志，也應多讀能誦。按重要排序為：蘇東坡、辛棄疾、李清照。三人最重要的那幾首詞，應瑯瑯上口。陸游的詩，為宋詩第一，不輸唐詩，也應選讀；
必要貯存（2）
明清小說，真正的頂峰杰作只有一部，是《紅樓夢》，必讀。第二等級為《西游記》、《水滸傳》。第三等級為《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聊齋志異》。
為什么選這些文本？這與中國文脈的消長榮衰有關，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學術課題，可以參見我的著作《中國文脈》，以及我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紀錄《四十七堂課》一書。
完成以上閱讀，一年時間即可。如果尚有余裕，可按個人需要旁及孫子、墨子、《中庸》、韓愈、柳宗元、朱熹、明、《人間詞話》。當然，這個目錄中我沒有把具有文學價值的宗教文本包括在內，如《心經》、《六祖壇經》。
除了閱讀，“必要貯存”中也應該涉獵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中國藝術，例如以敦煌、云岡、龍門、麥積山為代表的石窟藝術，以《石鼓文》、《蘭亭序》、《九成宮》、《祭侄稿》、《寒食帖》為代表的書法藝術，以張擇端、范寬、黃公望、石濤為代表的繪畫藝術，以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孔尚任為代表的戲曲藝術。涉獵的結果，要對它們不感陌生，又有自己的特別喜愛。
對于國際間的文化，怎么才能構成“必要貯存“呢？
那么多國家，范圍實在太大。我建議，先把哲學、人文科學放一邊，只記住文學藝術方面的一些名人經典。例如，美術上的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倫勃朗、羅丹，文學上的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雨果、托爾斯泰，音樂上的貝多芬、巴赫、莫扎特、施特勞斯、肖邦。基本是十九世紀之前的，現代太多，須自行選擇。
對于國際間這些名人的作品，不必制定研習計劃，可以用瀟灑的態度隨機接受，只要知道等級就行。
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必要貯存”遲早要完成。而且，最后是以欣賞來完成貯存的，使它們漸漸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這是真正“身上的文化”，比任何最高學歷的疊加，還要珍貴。
必要風范
既有貯存，即非扮演。明乎此，我們就不妨讓身上的文化很自然地顯現出來，不必隱蔽，不必遮蓋。
今天的社會，太少斯文之氣，太少文化魅力。因此，適度地自然顯現，為人們提供一種“必要風范”，倒是功德無量。
那么，這種出自文化的“必要風范”，大概包括哪些特征呢？
我概括為四點：書卷氣，長者風，裁斷力，慈愛相。容一一道來。
一、書卷氣
身上的文化，首先顯現為書卷氣。
書卷氣已經不是書卷本身，而是被書卷熏陶出來的一種氣質。大致表現為：衣貌整潔，聲音溫厚，用語干凈，邏輯清晰。偶爾在合適的時機引用文化知識和名人名言，反倒是匆匆帶過，就像是自家門口的小溪，自然流出。若是引用古語，必須大體能懂，再作一些解釋，絕不以硬塊示人，以學問炫人。
書卷氣容易被誤置為中國古代的冬烘氣、塾師氣、文牘氣，必須高度警惕，予以防范。目前在一些“偽文化圈”中開始復活的“近代文言”、“民國文言”絕不可用，因為那是一種很低級的“孔乙己腔調”。古文，盛于漢唐，止于明末；現代，美文盡在白話，而且是一種洗去了駢儷污漬的質樸白話。近代的落第秀才、賬房先生學不會這種白話，才會有那種不倫不類的文言，恰恰與“書卷氣”背道而馳。
此外，現代的書卷氣沒有國界，不分行業，表現為一種來回穿插、往返參照的思維自由。自由度越高，參照系越多，書卷氣也就越濃。
必要貯存（3）
書卷氣一濃，也可能失去自己。因此，要在“必要貯存”中尋找自己的最愛，不諱避偏好。對于自己的語言習慣，也不妨構建幾個常用的典雅組合，讓別人能在書卷氣中識別你的存在。
二、長者風
這里所說的“長者”，不是指年齡，而是指風范。由于文化給了我們古今中外，給了我們大哲大美，給了我們極老極新，因此我們遠比年齡成熟。身上的文化使我們的軀體變大，大得兼容并包、寬厚體諒，這便是長者風。
對一般民眾而言，與一個有文化的人談話，就是在觸摸超越周圍的時間和空間，觸摸超越自己的歷練和智慧，因此覺得可以依靠，可以信賴。這就給予文化人一種責任，那就是充分地提升可以被依賴、被信賴的感覺，不要讓人失望。
長者風的最大特點，就是善于傾聽。這就像在家里，孩子遇事回家，對長者的要求，九成是傾聽，一成是幫助。甚至，根本不要幫助，只要傾聽。傾聽時的眼神和表情，就是訴說者最大的期待。
長者風容易落入一個陷阱，那就是濫施憐惜、即刻表態。一旦這樣，你就成了訴說者的小兄弟，而不再是長者。長者當然也充滿同情，卻又受到理性的控制，決不把事情推向一角。長者風的本質，是在傾聽之后慢慢尋找解決問題的恰當之道、合適之道，其實也就是中庸之道。
因此，長者風讓人寬慰，讓人舒心，讓人開懷。除非，遇到了真正的善惡之分、是非之辨。
那就需要緊接著講第三個特征了。
三、裁斷力
越是溫和的長者，越有可能拍案而起。這是因為，文化雖然寬容，卻也有嚴肅的邊際，那就是必須與邪惡劃清界線。歷來政治、經濟、軍事等行為，都會以利益而轉移，但文化不會。文化的立場，應該最穩定、最恒久，因此也最敏銳、最堅守。
對于大是大非，文化有分辨能力。它可以從層層疊疊、遠遠近近的佐證中，判斷最復雜的交錯，尋找最隱蔽的暗線。它又能解析事情的根源、成因和背景，然后得出完整的結論。因此，一個身上有文化的人，除了保持寬厚的長者風，還須展現果敢的裁斷力，讓人眼睛一亮，身心一震。
裁斷力是全社會的“公平秤”，它的刻度、秤砣和砝碼，全都來自于文化。文化再無用，也能把萬物衡量。
文化裁斷力的表現方式，與法院的裁斷并不相同。它沒有那種排場，那種儀式，那種權威，那種語言。有時，甚至沒有任何語言，只是沉默，只是搖頭。它可以快速分辨出什么是謊言，然后背過臉去；它也可以頃刻便知道什么是誹謗，然后以明確的態度表示拒絕。
文化裁斷力的最高表現，是在謠諑成勢、眾口起哄、鋪天蓋地的時候，不怕成為“獨醒者”。身上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總會變成一系列懷疑，提出一項項質詢。同樣，對于如日中天、眾聲歡呼的人和事，也會后退三步，投之以尋常觀察，仍然以“獨醒者”的冷靜，尋出最隱晦的曲巷暗道，最細微的拼接印痕。
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即便是一個人身上的文化，也成了一支“定海神針”。這種風范，讓人難忘。
四、慈愛相
慈愛相，是文化的終極之相。所有的風范，皆以此為軸。
多年來，我對文化人的判斷形成了一個基本標準：不看他寫了什么，說了什么，只看每次民族大難、自然災害發生時，他在哪里，表情如何。遺憾的是，很多“言論領袖”都會在那個時候整體隱遁。當然，也有另一些人意外地站了出來，滿眼都是由衷的善良。
我的好友陳逸飛從來不找我做什么事，卻在SARS疫情肆虐期間突然找到我，破天荒地約我和他一起在最短的時間內做一個宣傳短片，安撫人心。我看著這位國際大畫家滿頭大汗的著急樣子，剎時感動。
我的一名學生，并不熟悉，在汶川大地震后的一個民眾捐款站，一身黑衣，向每一位捐款者深深一鞠躬。多數捐款者其實并沒有發現她，但她還是不停地鞠躬。我看到后心里一動，默默稱贊一聲，真是一個懂文化的好孩子。
我當時也到廢墟之間，含淚勸慰遇難學生的家長，并為幸存的學生捐建了三個圖書館。但由于所有的圖書需要由我親自挑選，時間有點慢，就受到一些奇怪文人的攻擊。這時，一批著名的文化大家立即從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援手，寄來了為三個圖書館的熱情題詞。我當時覺得奇怪，他們也不知道事實真相啊，怎么就能作出判斷？但我很快明白了：野熊隔得再遠，也能聞到自己同類的氣息。
大愛無須爭，大慈無須辯，但一旦出現，哪怕是閃爍朦朧、隨風明滅，也能立即在最遠的地方獲得感應，這就是文化橫貫于天地之間的終極儀式。
古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這里所說的“氣”和“華”，沒有具體內容，卻能讓大家發現。可見，它們與眾人相關，真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文化，就是要讓這種終極性的慈愛生命化、人格化，變成風范。
現今的中國文化，作品如潮，風范還少。因此，構成了殷切的企盼。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的復興，不在于出了幾部名作，得了幾個大獎，而在于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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