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改革先鋒的保守文化實驗的策略分析論文
十年前，從一位復旦附中畢業的學子那里，知道了黃玉峰。
在上海教育電視臺講《詩情畫意》《阿爸教作文》，帶學生遠行，感受祖國的壯麗山河與歷史文化，研究杜甫、蘇軾、魯迅，批判語文教育，不照教科書講課，教學生做有文化、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班上誰過生日了，送上自己的書畫，等等，一大串的回憶。
學子講述這些回憶時，表情顯露驕傲。我聽著，亦認為黃玉峰是能夠讓學子佩服、記住的老師，像那些古道熱腸的民國先生。而我的高中老師中，最好的只是做到了對若干成績好的學生視如己出，周末也在義務“授業”，不顧自家生計，只恨不能替我們去高考。
后來，因想見其人，便去復旦附中拜訪，談了許多話。接著，看到他重上電視，在《文化中國》《百家講壇》等處，講李白、蘇軾，講漢字中的歷史文化。其間，還惹得不少想起語文“標準答案”的“記者”們、“網民”們起來說他“解構”了李白的“至高”文化形象。
可見，“標準答案”的確力量很大，即便學子們當年不喜歡它，甚至考完還燒掉它，它還是能造成很大影響，大到可以讓那么多人，將許多有意、無意建構的“說教”當做“真理”，以至于看不到，黃玉峰的“解構”講法不過是民國語文界的常識。當年，被張伯苓校長挖到南開中學做語文首席的孟志蓀先生在課堂上講李白時，便說他“格調不高”，骨子里想的，多是“美酒”“婦人”“神仙”，與真正古道熱腸的杜甫差距甚大。
信任他能做出稱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提及這件涉及“古今中西”文化復雜演變的小事，是想呈現一點黃玉峰身處的巨大“雙重結構”：在其中，他不僅要面對被“應試教育”和“標準答案”捆綁的語文教育，還要面對更龐大的被“標準答案”塑造的“網民”群體。他本來可以免于陷入后一重結構，只待在校園里，但他還是陷入了。
難道在他看來，語文教師就該多做點事，已經畢業在社會上經受各種“鍛煉”的人，也要讓他們學會重新思考，更好地思考？
關于這一點，我沒問過他。就像上次他打電話來，問我怎么看現在的大學，我也沒問他，為什么研究這個。只是談現在的、民國的和歐美的大學，談了很久。我一直覺得，依靠平實自然的交往，才可以做出平實自然的研究。就像現在寫他，也未告訴他，只因為看到三月份的一期《上海教育》時，看到他和他的朋友，錢夢龍、駱玉明、王德峰、余黨緒等，一起談如何改革語文教育。況且寫黃玉峰，也可以試一下，在“教師績效評價”工具滿天飛的今天，還可以有何種不同的“范式”來評價現在的教師。
那些“績效評價”工具大都來自以利益、效率為本的“企業界”（講效率其實也是為了獲得利益），其基本假設是認為，“員工”也是以利益為本，因此必須加以嚴格的標準化管理，才可以保證“企業”方獲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將那些工具引入教育界的力量是如何看待教師的呢？是不是也是以“商業思維”在打量教師？
這個問題這里無以回答，只知道民國前輩們早提醒過，如果“商業文化”在教育界不斷蔓延，教育界便要被毀掉，會變成活動方向、運行機制均和“企業”差不多的“學店”。黃玉峰也知道這一點。或許正因為許多觀念一致，即使不說，我與他的十年交往也不帶任何“商業文化”，而是表現為在信任的基礎上，各讀各的書，各做各的事，然后隨緣而已。而我的信任最初來自他的學生對他的信任。
當然，還有他的朋友、他的學校對他的信任：十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在我看到的那本復旦附中畢業紀念冊上，首頁內容是黃玉峰的照片和寄語：勉勵弟子們繼續追求做有文化、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我從未看到過這樣的內容布局，校長、書記竟然被編排在教師后面出現。到底是上海灘最有“大學氣質”的一所中學，當好好珍惜。
然而，信任他什么呢？答案很簡單，就是信任他能做出稱得上是“教育”的事情。不僅在學校里做，而且在學校外面做，即使會遇到許多阻礙與困難，也是如此。當然，支撐他一路走來的外部力量也有許多。在我看來，其中他最需要的也許正是信任。是啊，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教師會爭氣呢？不是還有學生在直接看著教師的表現，為何借用“企業界”的思維與工具來管理教師？
被視為“特立獨行”的黃玉峰非常清楚，信任在其教育改革歷程中的作用。去年年底，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復旦附中等單位為他慶祝從教45周年時，他感謝了各界對于他的信任。我當時也在場，聽完就想起《讀書》雜志上女科學家李愛珍說過的一句話：“我總記得人家給了我什么，卻不記得人家沒給我什么。”
李愛珍教授遭遇過更多的困難和打壓，她的經歷更能說明，對生產“教育”的教育界來說，杰出的“教育”歷來都是由“超商業”的文化塑造而成，信任正是塑造杰出教育的基本文化之一。黃玉峰有那么多要感謝的信任，是他的幸運，更是教育界的幸運。而他也沒有辜負信任，做出了稱得上是“教育”的事情。不然，即使沒有那些“企業界”的考核機制，他也早被學生趕下講臺，或自動走下講臺了。誰愿意像《圍城》里的方鴻漸那樣“誤人子弟”、混日子呢，多難受的事！
作為語文改革先鋒的一介書生及其文化保守
除得力于外界各方的信任外，黃玉峰之所以能做出稱得上是“教育”的事情，更與他的文化理想與行動有關。他所做的一切，可以概括為“保守文化實驗”，也就是努力將被諸多異化力量包圍的語文教學，改造成他十分珍視的傳統文化活動。他即是依靠這種因突圍顯得“先鋒”但其實“保守”的“文化實驗”，做出了稱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本來，教育和哲學、科學、文學、藝術一樣，性質都是“育人”的文化活動。教育甚至是所有文化活動的聚集之地。然而自從教育被“制度化”為“學校教育”，便被許多非文化的力量撕扯著，因此總是難免異化，甚至變成只是非文化力量的工具。
現實中的教育因此成為一個巨大的競技場，其中既有許多文化的力量，更有許多非文化的力量。如果后者的力量壓過前者，則現實中的教育便要異化了。從這一意義上講，所有的教師與學生都有責任去“改革”，消除種種非文化力量對于教育的異化作用，創造可以稱得上是“教育”的事情。 朱熹主持書院時，就一直帶領學生做這種改革，將正統的儒家文化，從各種異化力量的包圍中挺立起來，使書院轉向以“孔孟之道”為本，展開求學與實踐。黎錦暉也是在力量沖突的教育“場域”中，奮力從事自己的音樂教育，為此不惜花光自己的錢，還深夜為唱片公司寫情歌，來養活自己的音樂創作與音樂教育。
黃玉峰自覺加入了改革者的行列。他很清楚自己在面對哪些異化力量，他寫過《語文教育的“五大繩索”》《人是怎么不見的？》等文章。有一次，在歌頌語文教育成績的全國論壇上，他還沖上講臺，搶到話筒，痛批語文教育的幾大積弊均沒解決，卻在那里大談成績。在場的記者將其稱為“五四青年”和“語文教育界的叛徒”。
那些喜歡奪人眼球的記者不知道，黃玉峰其實相當“保守”，不過是想讓被“五大繩索”束縛的語文教學，回到孔子以來公認的文化教育傳統。但凡中國的一介書生教師，都可能會努力讓語文、歷史或其他性質相似的學科教學保持基本的傳統文化活動特性。悲劇的一點在于，在被應試教育、“奧數”、利益等力量及其屢禁不止的“變種”包圍的教育大環境中，這個保守、耿直的一介書生確實顯得“特立獨行”“不諳時務”。
確實，他想保守的文化教育理想非常簡單，就是耐心與學生一起通過讀書、思考與實踐，追求更好的文化與人生。而所謂更好的文化與人生，也不過是孔子以來的文化與人生傳統，其內涵只需用“琴棋書畫”“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等概念界定一下，便足矣。
總之，作為深愛傳統文化的一介書生，黃玉峰是一位文化保守的語文改革先鋒。盡管他的“琴棋書畫”玩不過蘇軾，“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比不上顧炎武，“有教無類”的空間也大不過真正面向社會做教育的孔子、朱熹，但他一直在努力增強自己的文化功底，同時也在不斷嘗試擴大教育空間，以至惹來不少非議，尤其是許多由語文“標準答案”塑造的“網民”們，竟把他在電視上講傳統文化常識，與“芙蓉姐姐”嘩眾取寵的“作秀”歸為一類。
社會人心淪落到此地步，堪稱為語文教育制造了最為嚴峻的外界挑戰。黃玉峰面對了這一挑戰。說實話，與面向社會講和坤的那位教師比，黃玉峰的面對方式更接近是在“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不光講述內容旨在從傳統文化中求真、求美，表情也流露出對祖國歷史文化的喜愛，仍然是當初那個講《詩情畫意》的黃玉峰。
和王國維、錢穆等曾任教中小學的國學大師比，黃玉峰遠談不上有很高的傳統文化造詣，但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各種值得保守的文化，帶著學生一起探索，希望借此可以在這個時代，找到意義更為超越的人生道路。所以他喜歡巴金先生的一句話：“文學就是讓人變得更好，讓世界變得更好。”
今天，黃玉峰仍在立足他珍視的那些保守文化，努力展開實驗，反抗包圍語文教育的各種異化力量，使語文教育與其本質意義（“育人”）的文化活動聯系起來。與行政、與專業力量通過架構各種“專業化”的教學引領與管理機制，鼓勵、推動更多的教師起來改革“應試教育”，可謂途殊歸同。
回歸中國教師的專業傳統
也許有人會說黃玉峰有那么好的“生源”，是可以做點事。但我想說，無論他早年在鄉村中學教書，還是后來進復旦附中，都在學《論語》中的孔夫子，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孔子也要教參差不齊的學生“應試”（獲取“利祿”），只是那時沒有“高考”，孔子只好向各處推薦學生，可謂用盡全力。但在“應試”之上，他還有更用心的事，便是“學而時習之”，與學生一起學習歷史文化，并努力踐行其中的“仁”道。
此后2500年的中國教育即因此確立文化傳統，而且無論遇到多少異化力量，都能壯大。也因為一直有這種執拗文化教育傳統的引領，多少學生在高中“狀元”“進士”“舉人”之余，學會了像杜甫、王安石、歐陽修、蘇軾、朱熹那樣為人處世，成為維系整個國家文明的上下支撐與推動力量。
我相信，這一壯麗的中國文化教育歷史圖景及其蘊涵的“教師專業傳統”時刻都在影響黃玉峰，為他提供改革方向與動力，使他追求稱得上是“教育”的事情。言外之意，他有自己的源自數千年中國文化教育積累的“教師專業傳統”，甚至連寫自己的教育心得時，也采用《論語》體例（《關于語文教學的斷想》，載黃玉峰《教學生活得像個“人”：我的大語文教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末尾想說，若能將悠久的“中國教師專業傳統”注入今天日益完備的“專業化”的教學引領與管理體系，為涌現更多的黃玉峰式的教育改革先鋒創造信任、寬松的工作環境；同時，黃玉峰也能進一步反思、優化自己的“教師專業傳統”，則上海乃至中國教育界不僅會出現更大的“應試教育”超越力量，而且能讓“現代化”的校園彌漫更多中國教育本有的文化底蘊與書生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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