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服的巧妙的對聯
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一)
我認為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主要有以下二點：
1、推翻了在中國運行了兩千年之久的皇權專制制度，將國家主權在法理上一舉從所謂的天子之手轉移到了人民之手，雖然后來有過二次皇權復辟，但均被迅速平定，真正形成了“敢于帝制自謂者，天下共擊之”的局面。
雖然以后的人民并沒有真正獲得行使主權的權力，但由于其法理地位已不可動搖，以后的統治者只能借人民的名義實行統治，這使得他們最多只能處于周公、霍光的狀態，只要人民素質提高，內外環境恰當，人民獲得真正的主人權力是順理成章的事。
2、推翻了使中國成為近代化民族國家的最大障礙——滿清權貴集團的部族專制。要建設近代民族國家，其背后的理論支撐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決不可能憑空構造，她自有其歷史、文化、宗教、血緣等方面的淵源。如果以滿清為主導來構造新的中華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在尋找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淵源的時候中國的主體族群漢人會想到什么?是剃發易服，是跑馬圈地，是揚州、嘉定、大同、廣州等等的屠城，是近三百年來的民族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新構造之民族的民族主義有何說服力?如果得不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族群認同，這樣的民族主義是不會產生凝聚力的。除非滿人自愿徹底放棄權力，并融入于主體族群之中，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滿清權貴完全是在作相反方向的努力。
可以設想，如果不推翻滿清，廣大漢人是不會對這個部族專制帝國有什么向心力的，那么如果遇到后來日寇全面侵華這樣的事件，這個帝國除了迅速瓦解之后別無他路，象抗戰那樣能夠苦撐八年終使山河重光的歷史想也不要想。
至于說辛亥革命是什么資產階級革命我是不認同的，因為革命前后的中國經濟制度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既然這樣，就談不上是什么革命。
雖然辛亥革命的主要意義就是以上兩點，但我認為就憑這個也在中華五千年的歷史上足夠偉大了，湯武革命不過是改朝換代，周秦之變是徹底的向家天下轉變，儒家所向往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只有在這一次革命中才得到真正體現，但憑此足可以俯視千古。至于推翻滿清部族專制則是掃除了中國向現代化國家轉型的一個最主要障礙，其功也在朱元璋的“驅逐撻虜，恢復中華”之上，蓋朱氏之功不過是重建一個漢人王朝，遠不能同辛亥革命的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相比。
而袁偉時認為的辛亥革命的意義是什么呢?他認為是：“立即實現了言論自由，一舉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對以三綱為核心的前現代意識形態的沖擊。”(見《是誰毀了辛亥革命?袁偉時答〈陽光時務〉》)
袁偉時的三個所謂意義只有“一舉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的邏輯上成立，其它兩個根本不成立。因為一個事件的意義只能體現在該事件的獨特成果上，中國只要處于亂世，中央王權不那么強大，言論就相對較為自由，中國春秋戰國的時候言論就很自由，晚清以降的言論也比較自由，故辛亥革命后的言論較為自由并不是什么獨特成果，談不上多少特殊“意義”;至于第三個，這個所謂的沖擊，革命黨人早就宣傳了很多年了，更談不上是什么辛亥革命的特殊“意義”。袁偉時實際看重的也只是“一舉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他甚至將此作為辛亥革命成功與失幾的標志，他認為：“革命成果被拋棄，革命也就終結了。辛亥革命終結的標志是 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馮玉祥的國民軍脅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敗。在此之后，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如何走出黨國體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同上)
看來袁偉時陷入了制度崇拜的迷思之中，認為有三權分立，那么這個制度就是良制，否則就是惡制。可是從歷史看，還沒有那一種制度是隨時隨地適用的，中國的三代封建制最后被皇權家天下制代替，而大儒柳宗元就反對恢復封建，大儒王船山且稱家天下制是“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古希臘的民主制、古羅馬的共和制最后均被王權獨裁制所替代，歷史發展何以如此?而現代的民主體制又為何能在近現代蓬勃生發開來?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雖然具體闡述可能非常復雜，遠不是一言所能道盡，恐怕幾十萬言也不夠，但萬變不離其宗，制度的變遷其實受制于人們的需要。
按馬斯洛的人本主義理論，不類不分種族，大低都有生存、安全、尊嚴、歸屬、自我實現這五大層次的需要，一般情況下只有在低層次需要滿足的情況下才會對高層次需要產生急迫要求，對民族、國家也一樣，如果連基本的生存、安全都解決不了，談民主實在很奢侈，除了少數精英階層外，一般老百姓不會有多大興趣。為什么秦制會被柳宗元、王船山等贊揚，其實質還不是在于它能避免軍閥混戰，提供最起碼的生存、生產秩序嗎?而古希臘的民主制、古羅馬的共和制之所以最后均被王權獨裁制所替代，其中的原因不就在于獨裁制的執政效率嗎?古代各部族國家間的生存競爭是非常殘酷的，敗亡一方往往有滅種的危險，而在競爭領域，效率是第一位的，沒有效率意味著你必將失敗，沒有人在現代競爭性企業搞什么民主制，也沒有人在軍隊搞什么民主制，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此。現代的就是已經建立民主體制的國家，當面臨強大內外敵人的時候，也往往會凍結某些關于民權的憲法條款以提高政治效率，二戰的時候羅斯福、丘吉爾與獨裁者也相差無幾了。
所以制度本身并不神圣，能適用于當時、當地環境下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反之，徒具民主形式，卻是軍閥割據、黑社會橫行，人民基本的生存、安全需要得不到保證的社會卻只能是個壞制度，現代的南美、非洲的一些國家就是榜樣。
明乎以上道理，我們就可以看出袁偉時的荒謬所在了。他的荒謬就在于把表象的東西當作實質的東西來崇拜。除此之外，他的學術道德也有問題，對人對事不同持同一標準，對歷史事實進行閹割來迎合他的結論。這些問題我以下再說。
民初是個什么社會?它繼承了晚清以來地方坐大，中央虛弱的態勢且變本加厲，對外一則有滿清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深重負擔，二則有帝國主義列強隨時加速入侵的危險，而中國卻在教育、科技、軍事、經濟等方面全面落后。所以當時面臨的兩個歷史任務就是一則要使國家真正統一起來以形成對外全力，象晚清時南方與敵國戰而北方坐視，北方與敵國戰而南方坐視，中央宣戰而諸候不從的情況再現的話，中國將在國已不國的狀態下自然崩解，事實上晚清中國早已不國了，民國在歷史任務就是要扭轉這一趨勢。第二則是要在經濟、國防、教育、軍事等方面急起直追，要盡可能短的時間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而完成這二大任務，均非講求效率不可，故民初最適宜的政制并非民主憲政，而是“開明專制”。陳天華、梁啟超、孫中山其實都是主張“開明專制”者，雖然他們的最終目標還是要在中國實現憲政，只有宋教仁篤信憲政民主制。
梁啟超就集中指出過當時中國實行憲政的條件還遠未具備，他在發表于1906年《新民叢報》第15、78兩期上的《開明專制論》說，其一，“人民程度未及格”，主要表現在缺乏參政能力上。他認為君主立憲制中最重要的就是議會，而議會應該做到“政府若有隱匿，能覺察之;政府若有失策，能指摘之，政府乃重其言而不敢藐，有所憚而不敢恣。”這就要求議員有較高的政治素養和文化素養。但他認為當時的中國人“學識幼稚”，“有權而濫用”，不經過一定的訓練是不具備這種素質的。梁還認為即使是選舉議員的人民也得有起碼的民主素養，否則是難以選出合格的議員，而當時的人民知識水平低下，實行難勝任選議員的重任。其二，當時中國連正常國家治理所必須的施政機關都未完備，如：國籍法尚未編定;學校尚未遍立，義務教育尚未厲行;租稅法尚未備;選舉區尚未劃定;戶口統計尚不確實;地方自治制度未頒;警察未普及;訴訟法未定;鐵路未多，交通不便;民法未制定;刑法未制定;行政司法混一;行政法未頒。而要完成這些使國家成為正常憲政國家的條件，“雖在承平之時，有一強有力之中央政府，網羅一國上材以集其間，急起直追，殫精竭慮，汲汲準備，而最速猶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而何況當時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之中。百年以后我們來回顧一下梁所指出的立憲條件，可以看看是什么時候才真正具備的。
所以民初搞共和立憲政治的條件是遠未成熟的，但由于當時各軍事實力派的互相牽制，卻居然搞了個立憲政治的框架，而這個建立在沙灘上的東西隨著上海火車站的一聲槍響，伴著宋教仁死不瞑目的鮮血，給世上留下的只是幾次回光返照而已。
梁啟超想依附于袁世凱的北洋集團搞開明專制，如果梁啟超的方案能夠成功，則不失為以較小代價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捷徑，奈何梁所托非人，隨著國民黨軍事實力的被摧挎，梁所代表的進步黨人也迅速地被邊緣化，袁世凱則走上了帝制自為的竊國之路。袁世凱的竊國得罪了所有具有影響力的軍事、政治、輿論集團，革命黨、進步黨、西南實力派、滿清復辟勢力，連北洋派內部也產生了對他的巨大的離心力量，所以他的敗亡咎由自取，怨不得人。可問題則是伴隨著他的死亡，中國傳統的一個大一統王朝崩解之后的軍閥混戰局面又重新開場，可以說，是袁世凱的一念之差使中國喪失了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在大轉型時代使社會平穩過渡的歷史機遇，如此而論，他非罪人，誰是罪人?
歷史又恍若回到了王朝末世，群雄紛起，可這次天下還能成為逐鹿的對象嗎?袁世凱殷鑒不遠，除了張勛曇花一現的復辟鬧劇之外，恐怕沒有人再作此想了，但曾國藩湘軍以來形成的一個個以私人利害相聯結的軍事集團是不會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的，如何打破私兵傳統，鍛造一支忠于國家民族的軍隊以內息紛爭，平定軍閥割據，外御強寇已成時代的最強音。而這樣的軍隊必須是要有軍魂的，也就是要讓這支軍隊的軍人們明白究竟應該為何而戰，這就需要有可以灌輸的主義，而這樣的主義也是必須是有說服力的，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恰恰為此作好了準備。
是的，國民黨北伐統一之后中國實行的確是一黨專制，他們從來沒有否認過，但他們同樣從來沒有否認過將來的憲政目標，他們所做的只是在一黨領導下的開明專制，不可否認他們在為實現這一目標做了許許多多踏實的工作，如果沒有日寇入侵，憲政目標在30年代即可望實現，如果不是后來的內戰，抗戰勝利后也可望實現，最后他們退居海島，還是昭大信于天下，真正實現了還政于民。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是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基本削平了軍閥，為中國真正統一打好了基礎性工作;孫中山及其追隨者領導中國人民贏得了自明太祖以來全面戰勝外來強寇，關系到中華民族存亡續絕的關鍵之戰;是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教育、科學、經濟等方面為中國做了切實的工作，而這些均是實現真正憲政的基礎。
我從來不反對民主憲政，但要要的是真憲政而不是徒具形式而實質則是武夫當國的假憲政。憲政是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民初憲政又有那一天不處于武夫的威脅之下?袁世凱的那一次次督軍團聲明難道不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脅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孫中山及其追隨者何負于中國?又何負于中國實現真正的憲政?
袁偉時之流這些年來對孫中山狂吠不已，采用的手法無非就是夸大縮小及選擇性失明。所謂的夸大縮小就是指夸大袁世凱的所謂功績，縮小他的罪錯，而對孫中山則已相反方式待之，而實在不能辯解的地方來個視而不見。比如宋案很明確地指向袁世凱，而他們卻千方百計地往孫中山身上拉(具體可見我的《袁世凱就是刺殺宋教仁的元兇》一文);又比如二次革命完全是革命黨人對袁世凱武力吞并南方的應激反應，而在袁偉時的筆下居然成了孫因為宋案而“悍然發動二次革命”。(見袁偉時《袁偉時：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民初憲政》)
而在最近袁偉時的大作《袁偉時：辛亥革命與百年憲政》中，對二次革命有這樣的論述，“首先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件發生以后，全國各界都要求這個問題由法院解決，孫中山不接受說要進行二次革命，國民黨內很多人反對，說力量太懸殊，打不贏，孫中山一意孤行，結果發動以后一個多月全軍覆沒，這是一個錯誤，被袁世凱抓住把柄，迫使那些議員選出那些大總統以后就說你們是叛亂組織，國會議員資格不合法，一下子就將國會停頓，這是一個嚴重后果，使得后來袁世凱登上皇位。”，按袁偉時這樣的行文，袁世凱摧毀國會，登上皇位都成了孫中山的錯，錯就錯在孫發動二次革命使袁失去了制約力量。那么請問袁教授，如果國民黨坐以待斃，是不是就有力量制約袁世凱了?袁世凱借口國民黨是叛亂組織，這本來就是袁世凱的欲加之罪，只要他想干，什么借口找不出來?為什么選正式大總統的時候就不宣布國民黨議員非法?等你當了正式大總統就宣稱人家非法?還有即使國民黨議員非法，袁世凱也可以補選議員以維持國會，你袁世凱為什么不采取?如果這樣也算是國民黨、孫中山的錯，那么天下還有什么錯不能按在孫及國民黨身上嗎?
在這篇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第二個問題更大，本來臨時政府是根據中央臨時政府組織法選舉出來的，既然是通過組織法成立臨時政府，袁世凱也是臨時大總統，讓他繼續這樣下去，然后制定憲法就順理成章。但那些革命黨不干，說政權馬上要交給袁世凱，那我們原來實行的總統制，總統有實際的權利來執政的這個架構不行了，還要改變。馬上開始制定《臨時約法》，《臨時約法》就是當時的憲法文件，這個憲法文件過去一直認為是很準確的，但有很多憲法學者研究，綜合起來加上我自己的意見，這個《臨時約法》的制定很荒唐，是一個漏洞百出的憲法文件。荒唐處在哪里?首先制定的步驟不對。為什么?制訂一個憲法，一定要全國各種勢力、各派，來自民間代表，特別是要民選的代表很慎重來擬定，但沒有這樣做，當時已經通過臨時參議院，要改組，改組由各省的軍政府派代表改為由各省省議會選舉出代表參與，這些代表還沒有選出來，應該等這些代表選出來以后在臨時參議院比較健全的情況下來制定，這樣的一個制定應該由當選總統組織下的機構，但不干，他就在有那樣的總統組織下決定重新整頓改組的臨時參議院，那樣匆匆忙忙的制訂，無論從政治角度或者法律角度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袁偉時的論述表面有理，但問題是喪失了平衡的原則。《臨時約法》是有問題，但握有最大軍事實力的袁世凱當時為什么不爭，偏偏要全盤接受?
袁偉時還對北伐戰爭大加非議，認為孫中山“還是要跟著俄國走，在廣東建立所謂革命根據地，俄國人出顧問、出槍、出錢，建立黃埔軍校，練一支黨軍(后來叫光榮革命軍)，發動戰爭，這是一個大的倒退。”(同上)，那么請問，袁偉時是不是希望中國軍閥割據狀態永遠下去，形不成對外合力，然后聽任日俄等列強對中國進行分化瓦解乃至宰制啊?
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二)
今年，是辛亥革命發生的一百周年。在進入這個日子的歲月里，本人根據自己的知識和經歷，對生活在神州大地的中華民族千百萬年來的曲折經歷，產生過種種推測和幻想。最近，形成了一個基本概念。總體上，大體歸納如下：
原始的靈長類的一個種屬，與其它動物分離，發展到如今智力高度發達的現代人，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原始階段，從三、五百萬年前與普通動物分離的原始人——猿人，進入到以父系部落群體為象征的社會，這就人們認定的原始社會;第二階段，文明階段，從五、六千年前，由于剩余價值的出現，私有體制的形成，經過多次的改朝換代，促進了社會逐步走向興旺發達，這就是人們稱之的文明社會;第三階段，和諧階段，從二、三百年前開始，由于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生活條件的日益改善，人類的精英開始倡導追求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和諧相處的大同社會。
全球人類發展和演變歷史，其過程和經歷大體相同。其中起到關鍵和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都離不開杰出的社會精英。其他地區的情況，暫不提及，這里只想談談中華大地上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兩起偉大歷史事件和相關的杰出精英。
首先，說明一下中華大地上文明社會的開創者，公認是炎、黃兩帝二位始祖。因為這時尚無文字記載，所以，不論他們是具體人士，還是象征性傳說，但正是他們發明了取火、播種和打獵等舉動，促進了剩余價值的產生，開創了以父系為基礎的人類私有制社會的發展，給人類社會走向文明時代創造了條件。應當說，這是三、五百萬年以來，人類進化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偉大歷史事件。
其次，一百年前，中華民族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提出者，無疑是民眾公認為國父的孫中山。華夏大地雖然是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但是，自近代兩、三百年來，西方世界快速發展，走向民主進步的情況下，華夏統治者卻繼續固步自封、因循守舊，導致國民經濟停滯不前，國家形象日趨衰落。面臨此種境況，國內不少仁人志士，曾試圖致力于救國扶民，振興中華，卻未能奏效。孫中山通過自己在國內外的學習和實踐，吸取了國際上的先進經驗，于1911年，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統治體制，建立起近代社會民主體制的“中華民國”，試圖通過“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走向世界大同。盡管這次民主革命尚未取得最后成功，但是，它讓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富強之路開始有了指望。
自從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體制以后，雖然道路仍然十分曲折，然而卻再也沒有人膽敢“名正言順”地復辟帝王統治。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這個豐功偉績，是此后歲月里，在中華大地上，沒有多少政治家或政治勢力予以否認的。
正因為如此，辛亥革命創建的中華大地上“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不宜隨意抹殺的。不論是國民黨在南京當權也好，北洋軍閥在北方執政也罷，中華大地上的這個新型國家的正式名稱就是“中華民國”。其實，共產黨戰敗國民黨之后，即使首都定在北京，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國家，仍然可以是“中華民國”嘛!不論曾有人建議改國名為“中華民主共和國”也好，后來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罷，這三個“國名”其中的國際通用詞“共和”的英語詞義都是“republic”。要知道，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在1971年以前，一直是“中華民國”，本來，從1949年開始，共產黨領導的新的中國政府，已經控制了全中國96%以上的領土，理所當然地應當取代國民黨政權，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的合法代表者。這個問題之所以拖延了二十多年才得到解決，除了某些霸道國家的干預外，這個“國名”也是原因之一。有意思的是，既然我們是取代國民黨政權占據的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可是，為什么不讓我們坐在國民黨政權占據的那個具體的排列位置呢?原來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縮寫(PRC)與“中華民國”的英文縮寫(CR)有所不同 ，為此我們只好將縮寫(PRC)改為(CRP)。
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如今，大陸的國民經濟日趨強大，民主風氣也逐步提高，大陸和臺灣地區的幾代人，經過長期的風風雨雨，同文、同種的兩岸中華兒女，從思想感情上走向統一的情緒正逐步加深，雙方完全可以利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日子的大好時機，為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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