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記憶中的童年作文八篇
城鎮化和城市發展是穩定需求側的核心。在經濟結構轉型期和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背景下,傳統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增長嚴重失速,2016年是啟動“十三五”規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12月18日至2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12月20日至21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既是為2016年經濟發展工作的總體定調,也明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通過對兩次重要會議精神的認真研判,將為信托業部署明年及今后一段時期的發展戰略、業務策略提供重要指導。

總體基調:適度擴大總需求前提下的供給側結構改革
近期一系列重要會議是在我國人口紅利消失、產業升級尚未完成、經濟增速呈下滑態勢的大背景召開的。多年來我國一直依靠凱恩斯主義指導下的需求管理政策,通過財稅和貨幣政策的調整來拉動“三駕馬車”,特別是主要倚重投資來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但是,此輪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更加凸現。當前全球經濟總體弱勢復蘇,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多年寬松政策的刺激效應普遍遞減,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復蘇進度的差異引發更多政策反思,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開始呈現向供給側管理,更關注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潛在增長率提升。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穩增長”仍是重要目標。雖然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淡化了經濟增長這一目標,以“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一筆帶過,但是,公報中的總體思路中將“穩增長”放在首位,也進一步強調了“明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度擴大總需求無疑強調了保持GDP增速的重要性。11月初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今后五年,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目標,2016年至2020年經濟年均增長底線是6.5%以上,這一底線有利于穩定短期經濟走勢和社會預期。
城鎮化和城市發展是穩定需求側的核心。在經濟結構轉型期和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背景下,傳統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增長嚴重失速,投資需求受地產周期的影響大幅萎縮,消費需求的進一步增長因國內供求錯配也受到抑制。此次時隔37年再次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發揮這一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本次城市工作會議的指導思想是“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提出“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提出五大統籌“統籌好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以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統籌好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以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統性;統籌好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以提高城市發展持續性;統籌好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以提高城市發展的宜居性;統籌好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以提高各方推動城市發展的積極性”。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2016全文
供給側結構改革明確五大任務。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在堅持穩中求進的戰略指導下,主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去產能”重心是加快企業兼并重組,在保持社會穩定、金融穩定的前提下有效出清過剩產能。“去庫存”的重心在于消化房地產市場庫存,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去杠桿”的重心在于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風險。“降成本”則重點強調進一步清理企業部門負擔的各類稅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補短板”重點是通過打好脫貧攻堅戰、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培育發展新產業、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繼續抓好農業生產等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彌補供需錯配的短板。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繁重,五大任務也絕非一蹴而就,但從2016年正式起步,并將成為未來較長時期的經濟工作重心。
房地產市場:城鎮化與去庫存交織前行
城市分化格局持續,城市群將成為城鎮化的重點依托。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接近5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0%。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2020 年要實現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據此規劃,未來五年內城鎮化率提高5%,實現1 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國發[2014]25 號)》,“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以及本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城市規模要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的要求,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對新增人口的吸附能力十分有限。預計明年市場資源“向一二線城市集中”的預期仍難以打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強調“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長江中游、哈長等城市群,使之成為推動國土空間均衡開發、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本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再次提出要“培育中西部城市群和區域性中心城市”,目前中心部內陸地區已經顯露出成為國家制造業大本營的潛質,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帶動經濟增長、人口回流,也將成為實現城鎮化目標的重要抓手,由人流聚集而產生的巨大房地產市場需求將帶動這些區域的“去庫存”進程,在城市房地產市場分化發展的大變局中蘊含著較大的潛力和機遇。
財稅金融配套政策的跟進,將成為“去庫存”實質推進的基礎。截至2015年10 月底,全國待售商品房面積約6.9億平方米,再創歷史新高。其中三四線城市地產庫存尤其高,積聚了金融風險,去庫存刻不容緩。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去庫存”的重要任務時,提出了加快農民工市民化、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降價和并購重組、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等重要舉措。但客觀分析,這些舉措的落實都需要有力的財稅金融配套政策給予支持。一是從農民工市民化看,必須解決購買意愿和購買能力的問題。首先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一二線核心城市由于城市承載力問題吸附新人口能力有限,重點是放開三四線城市的落戶政策。其次要通過增加就業機會改善收入、盤活其農村土地資產價值,以及完善教育醫療等配套公共服務。按照2013年社科院的計算,目前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為13.1萬元/人,若按照未來五年新增1億農民工市民化來計算,政府公共成本需要增加支出約13萬億元。二是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目前商品房租金回報率多數在2%-3%,在短期租金難以上漲、房價下降空間不大的情況下,要吸引社會資本進入這一市場必須給予補貼、減免稅等政策支持,或者通過公積金中心、國家住房銀行等政府性購買來實現去化。三是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降價和并購重組,更多取決于市場力量,由于銷售策略調整帶來的是供應量的時點性變化而非總量變化。四是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目前僅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保留限購措施,短期也難以完全放開,未來將通過放開限貸措施、降低交易稅費等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房屋消費。近期有按揭貸款利息抵扣個稅的消息傳言,但由于該政策需要將現行分稅制下征稅單位由個人調整為家庭,其中涉及技術、立法等復雜因素,預期短期內較難落地。
房地產市場周期性下行,行業整合趨勢加快。隨著我國人口已經通過紅利拐點,經濟政策由原先的投資拉動為主的需求側管理轉型為結構調整為主的供給側管理,房地產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拉動作用逐步下降,未來房地產行業將呈現周期性、趨勢性的緩慢下行。雖然以2014年“930”新政為契機,在取消限購、降低房貸等政策刺激下,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在2015年高速增長,有望創下歷史新高。但是,由于城市分化格局的延續和庫存壓力的積累,房地產開發投資等指標并未同步回升。2015年房地產企業融資限制放松,尤其是大中型房地產企業積極利用多元化的融資工具和渠道,資金成本大幅下降,資金面得到根本性改善,但一些在三四線城市布局的中小房地產開發企業面臨著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的嚴峻考驗。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促進房地產業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作為“去庫存”的重要舉措,預計2016年在市場驅動下,大型房地產企業通過收購整合小型房地產企業,繼續做大做強,行業分化發展和強者恒強的格局將進一步深化。
穩定底線前提下的“去產能”和“去杠桿”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在結構調整改革中要保持“四個穩定”,一是“改革大局總體穩定”;二是要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三是保持民生和社會的穩定,社會政策要托底,在化解過剩產能中要提出和落實“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等政策,要盡可能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四是保持金融的穩定,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去產能”的核心是出清過剩產能。煤炭、有色、鋼鐵、水泥、建材、化工、造船等行業在前幾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規模持續擴張,在當前經濟下行周期下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一是企業利潤率大幅回落或虧損面顯著上升;二是負債率快速上升,債務風險加大,其中船舶制造、鋼鐵行業負債率超過70%,煤炭行業負債率還在快速上升;三是部分行業舊產能還沒有淘汰,新產能仍繼續增加,產能過剩矛盾進一步激化,如2014年鋼鐵行業新增產能達到1.6億噸,水泥行業新增產能亦高達7100萬噸;四是部分行業“僵尸企業”亟待有效妥善處置。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運用兼并重組、技術升級、國際產能合作等市場機制和經濟手段,倒逼過剩產能退出。12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從2016年1月1日起下調燃煤發電上網電價,降價金額重點用于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支持地方在淘汰煤炭、鋼鐵行業落后產能中安置下崗失業人員等。12月24日全國工業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也明確明年要強調抓緊制定實施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總體方案;推進破局性、戰略性兼并重組;開展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化解過剩產能試點等工作重點。
“去杠桿”關鍵在于杠桿結構的變化。我國杠桿率的分布呈現出居民杠桿率低、企業和政府杠桿率高的基本特點,而分部門內部結構看:一是企業杠桿中呈現傳統重資產企業杠桿率高、新興產業企業杠桿率較低特點;二是政府杠桿中呈現地方政府杠桿率高、中央政府杠桿率較低的的結構化、不平衡性特征,因此“去杠桿”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區別對待。根據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財政政策在穩增長、調結構、守底線等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財政收入放緩的形勢下,未來在中央財政層面通過階段性調高赤字率來進一步提升杠桿率水平,而地方政府債務則需要進一步“開前門、堵后門”,通過財政與金融的結合,通過發行政府債券、項目收益債等多種直接融資工具進行大規模債務置換,降低債務負擔和杠桿率水平。在企業層面則需要不斷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完善,強化國有企業的債務約束,來逐步調整和優化企業杠桿率水平。在居民層面,則需要繼續鼓勵消費信貸、住房信貸等,進一步提高居民的杠桿率水平,從而刺激和帶動內需,促進經濟擴張。
財政和貨幣政策雙寬松將成常態
財政政策更加積極。2015年我國的財政政策十分積極,一方面擴大了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的規模和范圍;另一方面創新財稅政策工具,首次實施了大規模的地方債務置換,全年債務置換額度高達3.2萬億,基本覆蓋了當年地方政府債務總額。此外,在國務院43 號文之后,地方債務按照“疏堵結合,開明渠、堵暗道” 的改革思路不斷推動清理。雖然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財政赤字規模有望由2015年的2.3%提高到3%左右,可新增財政支出規模4000億元左右。但是,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仍面臨較大的制約:一是經濟增速下行,營改增、清理稅費,土地出讓收入下降等導致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而在推進城鎮化、農民工市民化、脫貧攻堅、產業政策引導等導致財政的剛性支出不斷增大,收支不平衡問題更加嚴峻。二是區域財政風險加大,特別是產業結構以能源、資源性行業為主的東三省及山西、內蒙等省區,財政風險更為顯著。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事權和財力不平衡問題仍未解決,特別是越往下級財政收不足支的問題更加突出,在財政融資手段、工具、平臺等資源方面越發捉襟見肘,財政風險壓力較大。
信托業務策略建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城市會議等一系列的重要會議,明確了明年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思路、重點任務、政策。信托公司在新的發展形勢下,要主動適應供給側結構調整發展思路的轉變,緊緊圍繞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出發點,立足信托功能創新,未來信托業務可以重點關注和著力的方向如下:
房地產信托業務。在“去庫存”和城鎮化化大背景下,雖然房地產行業整體進入下行周期,但在“穩增長”等措施托底下市場將保持平穩發展。房地產信托業務作為信托公司的重要盈利支柱性業務,未來可以關注以下重點:一是市場區域選擇上,優先選擇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東部城市群、中西部城市群中的核心重點城市,繼續回避其他庫存壓力大、人口凈流出、經濟增長緩慢的城市區域;二是交易對手選擇上,加強與中大型房地產企業的戰略合作,以信托模式參與房地產市場并購整合業務,適度控制小型房地產企業的業務合作;三是產品模式上,逐步向基金化模式過渡,關注房地產產業鏈條上的價值增值、價值修復等機會型業務機遇;四是關注房地產金融化大趨勢,加強機構合作促進互聯網金融融合,靈活滿足房地產業不同鏈條、環節的資金需求;五是關注存量住房的租賃市場政策動向,適時推動REIT等產品創新。
資產證券化業務。在經濟增速放緩、利率仍處于下行通道的大趨勢下,在“去庫存”、“去杠桿”等政策驅動下,盤活存量資產,由資產負債表的右端重心轉向左端成為趨勢,資產證券化業務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除了傳統已經開展的信貸資產證券化等以外,未來重點可以關注:一是基礎設施資產證券化,在12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工作中,明確提出“推進基礎設施資產證券化試點”,盤活地方政府資產,拓寬投融資渠道。二是不良資產證券化,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企業,其不良資產規模均面臨歷史性爆發高峰,其中2015 年第三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已近1.2萬億元,不良率1.59%,且仍在持續上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應收款余額已經突破11萬億元,盤活存量的需求旺盛。三是房地產相關資產的證券化,包括購房尾款資產證券化、物業費證券化、不動產收益權證券化,以及基于租賃住房的資產證券化、公積金貸款證券化等等。
資本市場信托業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后續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等明確加快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優化金融結構,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豐富直接融資工具,2016年將啟動上海證券交易所戰略新興板、推動新三板轉板、注冊制改革等重大舉措。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股權投資市場正迎來發展的黃金契機,在未來居民財富配置中也將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信托公司必須抓住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的大趨勢,加快資本市場業務布局。一是圍繞并購重組、國企改革等重大主題,深入研究挖掘投資機會,加強機構合作發展定增、融資等相關信托業務;二是搭建專業子公司平臺,發起設立創投、天使投資等私募基金;三是以TOT、MOM等模式為重點搭建不同投資策略、偏好的二級市場證券投資信托產品;四是參與股權激勵、資產整合等資本運作相關的信托服務運作。
基礎設施信托業務。在“穩增長”仍作為首要目標的背景下,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仍將保持較高速度增長。由于基建投資通常有政府信用背書,在資金獲取方面較一般工商企業更加便利,但是城鎮化等推進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財政投入,而“去杠桿”和政府融資不斷清理規范進程中財政壓力巨大,信托有著廣闊的參與空間。一是關于與城市升級有關的地上地下基礎設施(包括城市地下管廊、城際軌道交通等)、易地扶貧搬遷、現代農業基礎設施、互聯網基礎設施、旅游基礎設施、農村電網改造等投資重點的業務機會。二是積極參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的信政合作新模式的探索和實踐。三是關注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存量債務清理過程中的階段性介入機會。四是關注地方政府在盤活存量基礎設施、國有企業股權改革中的市場機遇。
高度重視風險防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強調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地方政府、產能過剩企業、房地產企業等信用違約、風險暴露問題將十分突出。2015年以來不僅是銀行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持續上升,債券市場、信托等資管產品的市場違約事件已經頻頻發生,預計明年及今后一段時期內仍處于高發時期。信托公司在未來業務拓展中必須高度重視風險,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置風險,保護投資者和公司利益,維護行業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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