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勵志作文

大學勵志作文

　　

　　2015年12月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6》發布會在京舉行。

　　自“十二五”時期以來，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入中高速的新常態，“十三五”時期中國將進入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重要階段。根據國際經驗，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并非一蹴而就，中國經濟發展在未來一段時期仍面臨嚴峻的挑戰。與此同時，“十三五”時期要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順利實現，該目標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人民福祉。雖然，“十二五”以來，我國已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勞動力市場保障制度、養老保險體系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等民生保障制度，但現有社會保障制度依然面臨制度公平性、財務可持續性、制度運行效率等諸多問題。

　　“十三五”時期的經濟發展條件與快速增長時期迥然不同，尤其是人口、勞動力市場出現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如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速、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為相對有限剩余、普通勞動力工資快速上漲、勞動力市場矛盾多發等問題。準確判斷和理解未來中國人口發展和勞動力市場變化趨勢，妥善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和勞動力市場轉折所引發的挑戰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是全面實現“十三五”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重要基礎。

　　農民工仍是中國人口流動的主體，舉家外出的趨勢逐漸加強

　　綠皮書指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監測結果，2013年外出農民工達到1.66億人，其中舉家外出農民工數量達到3525萬人。進入“十二五”時期以后，外出農民工規模雖然仍保持擴張態勢，但增速明顯減緩。2010年，外出農民工增速達到5.52%，隨后逐年下降，到2013年僅為1.68%;與此同時，舉家外出農民工的增速卻從2010年的3.54%上升至2013年的4.44%，舉家外出農民工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20.03%上升至2013年的21.22%，農民工舉家外出的趨勢逐漸加強。

　　從外出農民工的流向來看，東部地區仍然是農民工主要的流入地。2013年，7739萬人跨省流動，8871萬人省內流動，分別占外出農民工的46.6%和53.4%。東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以省內流動為主，中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以跨省流動為主。東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882萬人，72.6%仍在東部地區省際流動;中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4017萬人，89.9%流向東部地區;西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2840萬人，82.7%流向東部地區。在跨省流動農民工中，流向東部地區6602萬人，占85.3%;流向中西部地區1068萬人，占13.8%。

　　“十二五”時期勞動力短缺局面在“十三五”時期將持續

　　人口結構變化已引起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深刻的變化。2004年以來，中國勞動力市場已經發生大的轉變，出現了劉易斯轉折點，勞動供給從無限供給轉向了有限供給。“十一五”期間，勞動力短缺就呈現出不斷嚴重的趨勢，“十二五”時期勞動力短缺局面在“十三五”時期將持續。

　　全局性勞動力短缺不僅表現在城鎮，農村勞動力短缺問題也會在“十三五”期間逐漸顯現。農村勞動力的短缺不是絕對數量的不足，而是適應農業現代化的新型農民的短缺。各種跡象表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基本上已經轉移殆盡，農業勞動力主要以老人和婦女為主，但是農業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對農業勞動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十三五”期間農村勞動力問題將逐漸凸顯，并可能對農業生產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必須考慮誰將是未來農村和農業的勞動力，并進行一些必要的準備。

　　全面放開二孩生育引起生育水平大幅反彈的可能性很小

　　全面放開二孩生育雖然有可能會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動，但并不會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彈。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育齡夫婦的生育意愿已經發生根本改變，二胎生育意愿已經不高，同時考慮到按照生育意愿真正實現二孩生育行為的比例更低，且生育要在多年內逐漸實現，實際上引起生育水平大幅反彈的可能性很小。從國際經驗來看，在生育水平降低到1.5及以下后，即便是鼓勵生育，效果也十分有限，不會出現大幅度反彈。事實上，如果一個社會長期維持超低生育水平，那么有助于維持低生育水平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環境將會得到不斷強化，即使采取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難以回升，現在世界上很多低生育水平國家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也難以提升其生育水平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全面放開二孩生育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低生育水平的現實，人口發展的基本形勢和態勢也不會因此發生轉變，人口老齡化將繼續，但與不放開政策相比老齡化程度有可能減輕。目前受生育政策影響的人群已經非常小，主要是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以及國有企業的職工，而其他社會群體受政策的約束并不大，這些群體尤其是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即使在過去政策框架下實際上也沒有受到嚴重的抑制。全面放開二孩生育，不僅有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有利于家庭和諧穩定，更有利于社會公平公正，這實際上已經是當前最大的民生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政策越早越好，早放開，早受益;而越晚放開越不利，后果也越嚴重。

　　對于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如果帶來生育水平的反彈，則應該被視為正面和積極的信號，因為放開生育政策的目的正是希望生育率回升，如果不能回升，則意味著不符合政策的初衷，同時也意味著陷入低生育率水平“陷阱”。很多人擔心放開生育會帶來生育堆積，這其實是一種并不完全正確的思維。

　　隨著生育政策的調整，計劃生育工作也必然面臨轉型，如何適應新的人口發展形勢以及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沖擊，將是計劃生育工作在“十三五”時期面臨的嚴峻挑戰。

　　退休年齡改革中應引入彈性機制，以法定退休年齡為基準，提前或延遲5年退休

　　中國目前存在大量低齡退休人員，開發其潛力是今后的主要方向。鑒于我國退休年齡規定始于幾十年前，已經顯得過低。綠皮書建議按照并軌先行、漸進實施和彈性機制的原則逐步延遲退休年齡。具體建議如下。首先，實現養老金制度并軌，將退休年齡歸為兩類：職工養老保險領取年齡和居民養老保險領取年齡。其次，職工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改革方案分兩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時，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區別，將職工養老保險的女性退休年齡統一規定為55歲。第二步：從2018年開始，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再次，居民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從2033年開始每3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完成。同時在退休年齡改革中引入彈性機制，可考慮以法定退休年齡為基準，規定人們可提前或延遲5年退休，但養老金待遇與退休年齡掛鉤。測算表明，延遲退休年齡可有效改善城鎮勞動力的供給狀況，增加城鎮適齡(退休年齡以下)勞動年齡人口，延緩其比重下降趨勢。

　　戶籍制度改革對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影響很小，落戶門檻將更為嚴格

　　不同類型城市的落戶政策所覆蓋的流動人口規模差異很大。大約有4成的流動人口居住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戶門檻不但不會下降，還可能更為嚴格，預計戶籍制度改革對其影響很小;大約17%的流動人口居住在較大城市(300萬～500萬)，落戶限制將略為放寬，但仍然會比較嚴格，小部分高端流動人口將可能落戶這些城市;大約35%的流動人口居住在大城市(100萬~300萬)和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將有較大程度放寬，居住在這些城市的流動人口將是最有可能落戶城市的群體;大約10%的流動人口居住在小城鎮，將完全沒有落戶限制。

　　但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卻與戶籍改革政策相反，盡管城區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會逐漸放寬，但是居住在這些城市的流動人口，明確表示愿意落戶的人不足4成;在大城市居住的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稍高一些，也僅為45%左右;然而，在嚴格控制的特大城市的落戶意愿最高，將近6成。流動人口愿意落戶的城市執行的是較為嚴格的落戶制度，而流動人口不太愿意落戶的城市卻執行較為寬松的落戶制度，這可能使得戶籍制度改革對流動人口“落戶”的推動作用有限。

　　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到2020年我國各級政府將努力落實1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但綠皮書根據流動人口在各類城市的分布及流動人口的落戶意愿估計，若戶籍制度改革方案能夠順利推動，2014~2020年，每年將大約有1000萬流動人口落戶城鎮，到2020年，流動人口將減少到2.25億;若戶籍制度改革不能順利推進，2020年的流動人口將增長到2.8億。

　　我國流動老人群體超過千萬，相關公共政策成為政策盲區

　　綠皮書指出，流動老人群體超千萬，相關公共政策成為政策盲區。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估算，我國戶籍不在原地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60歲及以上的流動老年人口數量為1060.8萬人(其中65歲及以上的流動老人638.3萬)，占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總人口的比例為5.26%，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例為4.8%。老年人口的流動時間在5年內呈遞增趨勢。老年人流動的初衷不同于勞動力流動，他們往往是隨遷家屬，是容易被忽視的群體。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和老年人口數量的逐年增加以及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加和未來人口流動與城市化的普遍趨勢，預計會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由于照顧孫輩、幫忙做家務、自身照料需求等原因加入流動人口的行列。然而，相關的公共政策接續卻十分滯后，比如，養老保險的異地接續問題，醫療保險的跨地區就醫和報銷問題，流動人口的相關基本公共服務等，這些都應該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

　　未來農民工將比大學生更難就業

　　綠皮書指出，農民工在產業升級中遭受的潛在風險被當前良好的就業形勢所掩蓋。盡管農民工工資上漲較快，社會上“用工荒”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但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就業結構特征決定了他們在產業升級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沖擊，甚至可能會出現比較嚴峻的失業風險。

　　從長期來看，農民工群體在未來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優勢難以維持，其就業形勢將比大學生更為嚴峻，尤其是脆弱的青年農民工面臨更突出的失業沖擊。首先，人力資本水平是決定長期就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農民工的人力資本處于明顯劣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目前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6億人，3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約占60%，但是，他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8年，過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導致其缺乏必要的職業技能。其次，青年農民工集中在經濟調整沖擊最突出的地帶。超過70%的青年農民工流入東部沿海地區，大約50%的青年農民工從事制造業，而受經濟放緩和結構調整影響最大的恰恰就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外向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這些青年農民工基本沒有農業經營經歷，在遭受沖擊下，農業“蓄水池”功能對于青年農民工不再發揮作用。相對于同齡的城市青年尤其是大學生，青年農民工的適應能力明顯更弱，有可能在結構轉型中加入長期失業大軍。

　　綠皮書建議將一批二本、三本院校轉變為職業教育機構

　　綠皮書指出勞動人口中的“4050”人員、高校畢業生和外出農民工等群體就業環境依然比較脆弱，未來仍然是就業政策的重點幫扶群體。中國并不缺少勞動力，缺的是“合適的”勞動力，總量充足、結構性短缺還將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一種常態。

　　在就業政策制定上，政府著重考慮的問題并不是如何增加普通勞動力的供給，或者讓高學歷者屈就于低端的就業崗位，而是考慮應該如何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充分利用和消化吸收現有的勞動力資源。從供給端看，既要培養更多的市場需要的高素質的技能型勞動者，也需要為已離開學校的勞動者學習新技能提供渠道。因此要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加大職業教育的投入力度，將一批二本、三本院校轉變為職業教育機構。從需求端看，應關注到就業創造的模式變化，過去吸納就業主要依靠制造業企業的規模擴張，但隨著中國進入新常態，服務業中的中小企業將是就業創造的主體。扶持成長性好的中小企業發展，降低它們在社保繳費、員工招聘和培訓等方面的成本，能更好地發揮這些企業吸納勞動力的作用，提高就業質量和市場需求彈性。

　　中國應執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以應對月最低工資水平偏高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壓力

　　綠皮書指出，無論是從最低工資的絕對標準還是從國際經驗來看，就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而言，最低工資標準已經處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之下，尤其是當各級政府紛紛將最低工資制度用作改善收入分配的手段時，最低工資標準將有可能成為推動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如果中國的最低工資水平仍然保持前幾年每年20%左右的增長速度，那么很有可能超越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壓力。

　　從國際經驗來看，大部分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家均只規定了小時最低工資標準，而沒有規定月最低工資。在中國，按照《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的形式。月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同時公布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考慮了中國的工資支付習慣和對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進行保護。盡管《最低工資規定》對月最低工資及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的轉換關系有比較明確的說明，但是最低工資制度在實際執行時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因此，為了瞄準最低工資的覆蓋群體，減少政府監管的難度，中國政府應該嘗試只公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該最低工資標準同時適用于非全日制從業人員和全日制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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