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短優美的擬人句摘抄260句
近日，我國部分地區持續高溫，紹興、杭州、南京、重慶等城市頻發高溫作業中暑致死事件。據報道，僅紹興近30名中暑死亡人員中，就有一半多是由于高溫作業引起的，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工作和居住環境較差的外地民工。
在高溫條件下，如何使勞工的生命安全得到切實保護?我國是否有相關的法規政策?民工又如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日前，有關專家在接受筆者采訪時指出，我國關于高溫作業的政策法規還是一片空白，加快高溫作業預警保障制度，制定相關具體細則勢在必行。
我國已經出臺的高溫勞動保護條例是否跟得上越來越熱的天氣?“絕對滯后。”長期從事工傷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孫樹菡教授說，“目前，針對高溫作業可以參照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還是1960年制定的。雖然該條例對防范高溫作業引起的危險后果作了相關的規定，但比較模糊、籠統，對具體的問題并沒作出明確規定。到了1979年，《工業企業設計衛生標準》的重新修訂，對室內高溫作業有具體界定，但是對于室外的工作分級卻只字未提。”
“1960年的規定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需要，主客觀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很多標準都需要重新修訂。”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保護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汪彤認為，讓勞工在持續高溫天氣下進行高強度工作，不合理，也不人道。國家相關部門應該拿出全國性的權威說法，通過法律來制止此類惡性事件的發生。
汪彤說，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已經開始重視由高溫作業引起的安全事故，并著手修訂1960年制定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
筆者隨即撥通了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的電話，卻被該局政策法規司一位監督專員告知，立法部門并未把修改1960年的條例提上日程。
據他介紹，對于高溫作業的重視，一般只限于對煉鋼煉鐵、礦上井下的高溫作業采取防護措施。對于由氣候引起的室外高溫，基本上少有涉及。可以說，這方面的監督執法存在著很大的疏漏，基本上是空白。
勞動法律事務專家左祥琦也認為，在《勞動法》體系內，對于特殊崗位，高溫、低溫都有防護措施，但是依據氣候變化引起的勞工保護卻很難找到具體的法律參照。
那么，專家學者一致呼吁出臺的有關高溫作業法律法規，為什么遲遲難以問世?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那位監督專員認為，高溫作業法規界定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他說，其實早在1999年和2000年夏季，就出現了與今年類似的情況。當時，國家有關部門就有意制定相關的法規政策。但由于機構改革，一些職能分配不明晰，就擱淺了。
孫樹菡同意楊的看法。她說：“職能部門管理劃分不清，的確是制定政策的難點———涉及工傷保險，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負責;涉及勞動安全，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負責;涉及勞動衛生，又由衛生部來負責。在勞動過程中，各個部門互相牽扯，職能難以細分。所以，出現互相推諉現象也在所難免。”
此外，還有技術操作上的困難。左祥琦說，對工人中暑死亡的原因認定不能一概而論，可能存在多種死亡誘因。落實到具體的個人，就很難用統一標準認定。同時，天氣引起的室外高溫無法進行人工調整，規范較難確定，實施起來難度也較大。
除了制度空當，勞工特別是農民工也缺乏自我保護意識。“民不舉官不究，造成惡性循環，導致此類惡性事件接連發生。”左祥琦告訴筆者，自己接觸的勞動糾紛中，因為高溫作業死亡的投訴非常少。而且，即使有勞動爭議，也多是集體爭議。
他說，出了這種問題，不尋求合法途徑，私了現象非常嚴重。農民工很容易滿足，有些工人死亡后，企業主用幾萬塊錢就可以打發了事。
據孫樹菡介紹，如果勞工因為工作中暑導致死亡，用工單位應該按照《工傷保險條例》進行賠償。“其實，只要構成勞動事實關系，企業主就必須為勞工上‘五險’。但是，現在很多企業根本沒把農民工當工人，尤其是私營企業主，這方面做得更不好。”其實，農民工完全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尋求安全保障。左祥琦說，首先，他們必須要與用人單位簽用工合同。其次，勞工可以向當地勞動行政部門舉報工作環境存在的安全隱患，如高溫等惡劣條件。
提起降溫津貼，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那位監督專員認為，工資改革以后，國企的崗位工資中一般包含有降溫津貼;而在私營企業中，多不存在這類補貼。但目前勞動力市場供遠大于求，對于勞工來說，找份工作不容易，若向雇主提出降溫津貼要求，就有被解雇的危險。所以，很多工人只能頂著酷暑進行高強度勞動。
專家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的勞動監管流于形式———監察不到位，甚至淡化，也是導致事故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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