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就是成功初一作文
近現代刑事訴訟制度誕生于英國，它是英吉利法系的產物。以律師為主體的刑事辯護，是人們對普通法系的一個深刻印象，它必然包括刑事審判中控辯雙方律師之間的針鋒相對與唇槍舌戰。對抗制訴訟模式（adversarialsystemofjustice）往往成為大陸法系觀察者對英國司法的先驗認識和分析前提[1]。
盡管柯圖并非一位精到的觀察者，他仍發現了英國刑事程序中令大陸法系法律人驚訝的兩個方面。針對詢問（examination）與交叉詢問（cross-examination），他寫道：“法官對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好似一個陌生人。”而針對被告人幾乎不作任何自我辯護的表現，柯圖認為：“即便將他的帽子掛在一根桿子上用以代替他出庭也不會對庭審造成任何不便。”法官的消極、被告人的寡言以及占據刑事審判舞臺中心位置的控辯雙方律師間的對抗使來自歐洲大陸的法律人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英國刑事審判中的控辯律師對抗這一特色是普通法自始就有的傳統，還是某種歷史演化的結果？若存在這種演變，其過程又是怎樣的？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推進刑事辯護制度的形成、發展和完善？本文的目的便是通過對17、18世紀英國刑事辯護制度發展的探究，來回答上述問題，并進一步探究英國法治的發展進程本文考察的英國法域為英格蘭，基于普通法發源地這一視角，本文對英國與英格蘭兩詞不作區分。
一、沉默的危險：沒有辯護律師的歲月
在18世紀之前，英國刑事審判程序遵循這樣一個原則：被控重罪的被告人受審時不應獲得律師的辯護.
。當時并不存在所謂無罪推定（presumptionofinnocence），證明無辜的最佳手段即是被告人面對證據進行即刻的、未經事先準備的回應。英國大律師霍金斯（W.HawkinsSL）在其傳世之作《論王室的控訴》中認為：“一個具有正常理解力的被告人能夠像最好的律師一樣闡述事實，進行坦白誠實的自我辯護不需要任何技巧，質樸、單純、老實、直率，依憑良心的表現，比雄辯之人代為發言更能打動人心，令人信服……而有罪之人在狡辯時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和表情有助于揭示事實的真相，這種真相在由他人代為辯護時通常不易發現。”[3]554-555此種審判方式具有其實用之處，辯護與作證的功能在庭審中是無法完全分割的，禁止辯護律師的規則促使被告人必須親自回應其所受指控，進而使被告人自身成為庭審的信息來源。在理論上，當案件“出現一些值得辯論的法律問題”時，法院承認禁止辯護律師規則存在例外[3]554。
但在現實中，這一例外很少適用。法官常援引“法庭就是被告人的辯護人”這一格言以拒絕被告人申請辯護律師的要求。在大法官柯克（LordCoke）看來：“法庭應成為被告人的辯護人，以確保對其進行的控訴沒有違背法律和他的權利。”[4]而當時所謂法庭為被告人之辯護人的觀念僅指法官會保護被告人不受非法程序、過失控訴等類似問題的影響，并不意味著法官會幫助被告人準備辯詞或擔任其代訟人[5]。事實上，法庭之為辯護人的說辭恰恰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即被告人不應獲得辯護律師[5]。因此，重罪被告人不得不進行自我辯護，在面對控方提出的證據時進行回應，因為若他不為自己辯護，便無人為他辯護[5]。
不過，霍金斯的觀點在現實中很難站住腳，歷史學者比蒂（J.M.Beattie）描述了當時被告人進行自我辯護的窘迫情狀：“不習慣當眾說話的被告人突然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個陌生的環境，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被告人大多骯臟不堪、饑腸轆轆、虛弱患病，根本無法積極地詢問證人或質證……很少有被告人能夠提出追問或有效地向陪審團發言。”[6]然而，在他人不能為被告人辯護的當時，其保持沉默便無異于自殺（許多重罪的量刑都是死刑），所以很少有被告人在審判中保持沉默或拒絕回答問題。
二、律師的出場：從法庭恩惠到全面辯護
事實上，在英國的刑事審判制度中，犯輕罪的被告人可以聘請律師為自己在庭上辯護重罪（felony）與輕罪（misdemeanour）的區分方式現已為英國刑法所廢除。
一個因素可解釋這一現象：許多英國輕罪具有民事和行政屬性，如土地擁有者或道路管理者所致的侵害等[14]。當刑事審判涉及財產權之類的問題時，禁止律師的參與是不適宜和不便利的，畢竟在民事訴訟領域律師們一直都很活躍。
李爾本受審的20多年后，英國發生了一樁影響巨大的“叛國案”――“天主教陰謀案”。兩名腐化的英國神職人員編造了英國天主教團體意欲謀害國王的謊言，掀起了一場迫害英國天主xx的冤獄[15]。在這場審判中，法院一如既往不允許被告人聘請律師辯護。這兩名神職人員則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對許多天主xx提起叛國罪的控訴，許多人因此被判死刑。1689年光榮革命后，輝格黨人為避免再受以叛國罪為名的政治迫害，同時鑒于法庭內原被告雙方對抗能力的不平衡在當時的英國刑事訴訟中，叛國罪等國家訴訟，由王室總檢察長、副檢察長負責起訴;重罪和輕罪等私人訴訟，則由被害人自己起訴或聘請事務律師和大律師代為起訴。
通過議會于1696年出臺了《叛國罪法》（theTreasonAct1696），突破了不允許被告人聘請辯護律師的規定。不過，律師的全面辯護只限于那些被控叛國罪的被告人，其原因或許是叛國罪的被告人大多是紳士、貴族等精英階層，重罪被告人則多是窮人，而后者的權利總不太受當政者重視。
對于重罪被告人不能獲得律師辯護的情形，布萊克斯通（SirW.Blackstone）在其《英國法釋義》中質問道：“究竟出于何種理由，律師的協助在人命相關的案件里不被許可，卻在每一起輕微的侵權案件中得到允許？”[16]不過，《叛國罪法》的用意顯然是要司法天平上的對抗在叛國罪的審判中變得平衡一些，正如霍金斯指出：“在叛國罪的審判中缺少辯護律師對被告人是多么不利，因為這類代表王室的控訴帶有比普通控訴更多的技巧和熱情。”
1730年代，辯護律師開始零星地出現在普通重罪審判中。在中央刑事法院（theOldBailey）和一些地方巡回法院（courtsofassize）地方巡回法院被1971年《法院法》所廢除，由皇家法院（CrownCourt）取代。
，出現法官允許律師為重罪被告人辯護的情況。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改變不是出于某項立法或來自公眾的壓力，而是源于英國法官針對控辯不平衡作出的司法酌情（judicialdiscretion）[17]。法官如此決定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1）原告人聘請律師的情況愈來愈多，刑事審判的形式已不再是原告人（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的“公民吵鬧”。原告人通過聘請大律師（barrister）使得刑事控訴趨于專業化，使法官明顯感受了庭審中被告人自我辯護與律師控訴的不平衡，從而以“恩惠”（actofgrace）的形式在一些個案中允許被告人聘請律師辯護[18]314。不過，當時的法官一定沒有預料到這種“恩惠”隨著案例的累積終將難以囿于司法酌情權的范疇中。
（2）審前事務（pretrial）諸如調查罪案、形成指控、準備訴訟證據等工作逐漸成為事務律師（solicitor）的工作內容（這種審前事務由律師負責的趨勢促進了庭審中由律師代為控訴的情況）。在一些機構作為原告人的案件中，事務律師從事了大量審前準備工作這些機構包括郵局、英格蘭銀行、鑄幣廠等重要公共機構，當時這些機構本身具有執行部分刑法的職能。
如對制造假幣、xx郵款等犯罪的控訴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復雜性，相關機構都會聘請專業的事務律師進行訴前準備，并提供所需的一切資源，而這些資源都由機構的預算予以保證[18]。由于原告方在庭前、庭中雇傭律師進行準備和起訴，被告人在庭上無人辯護的窘境就顯得更為明顯。
基于上述三種情形對重罪審判的影響，法官們感受到了司法公正可能受到的巨大損害，他們覺得有必要對證據進行更嚴格的審查。然而，在當時的審判體制中無人能夠恰當地做好這份工作，因此辯護律師被允許成為一個新的訴訟參與人，去完成這項任務。可以想見，律師們也是愿意承擔這一角色的，除了為平衡控辯雙方訴訟能力的正義感驅使外，他們也看到了控方律師之外的又一新的收入來源。
1730年代，辯護律師雖然被允許為重罪被告人出庭辯護，但法官們仍然抱有傳統的審判理念，被告人仍然被強制要求回答法庭的問題。辯護律師所實際能為被告人做的只有詢問、交叉詢問證人和就法律問題發表意見。辯護律師不被允許代表被告人向陪審團發言，也不可以就證據所展示的事實問題為被告人辯護。
有人認為，允許律師全面辯護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律師的發言時間會延長庭審時間至法院難以承受的地步，從而會增加當地的公共開支HouseofLordsSessionalPapers46（1835）.
最終，議會于1836年通過了《被告人律師法》（thePrisoner’sCounselAct1836）明確，任何一個重罪被告人都被允許在庭審中聘請執業律師代為回答問題和進行全面辯護67Wm.IV，c.114（1836）. 《被告人律師法》希望建立一種更為高效的司法實施模式，可以發現事實的真相，消除舊制度中原告人和法官所持的狹隘的個人觀念和司法擅斷。事實上，這樣一種新的審判模式使得英國的法律體系進一步順應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的需求，成為19世紀英國刑事司法制度進一步改革的重要基石。
三、非凡的貢獻：辯護律師對證據規則的發展
以下二點，特別值得一提。
（1）交叉詢問成為辯護權發展的突破口。盡管受到各種限制，辯護律師在出庭伊始就開始了對控方證據的思辨，并與陪審團進行了間接交流，其方式便是將這類辯護詞偽裝成就法律問題向法官進行的陳述。在辯護律師們僅有的幾項庭審權能中，交叉詢問是一個較為有力的工具。通過交叉詢問，他們可間接地對控方提供的證據進行質疑，從而進一步攻擊原告方指控的可信度。因此，交叉詢問成為辯護律師們必須掌握的一門精妙技術，這一領域的發展成為18世紀英國刑事審判最為引人注目的一環關于交叉詢問的發展.
實踐證明，由辯護律師進行交叉詢問要比由法官來詢問更為全面和細致。在反對采納一些控方證據的過程中，他們加強了對指控所涉的事實基礎和證人動機的審查。讓我們用那個時代英國最為偉大的辯護律師之一―威廉?加羅（WilliamGarrow）的例子說明這一點。1787年，兩名被告人被指控在“倫敦市長大巡游”活動中搶劫了原告人Harman的懷表。案件的爭議焦點并非在懷表是否被拿走，而是兩名被告人的行為到底是搶劫還是盜竊。因為在當時，搶劫屬于應xxxx的犯罪，而盜竊則不然。英國法律區別搶劫和盜竊的主要標準是：a.受害人是否遭到暴力侵襲;b.受害人是否因此被置于恐懼之中。
加羅是這樣詢問原告人的：“人們相互推搡、將死貓扔來扔去是不是傳統巡游樂趣的一部分？”原告人對此表示肯定。他緊接著問道：“在推擠的過程中，你的表不見了？”原告人說是。加羅進一步追問道：“那么到底應由誰來決定這個案子以搶劫罪而非盜竊罪起訴呢？”這個問題引出了本案的證人兼逮捕執行人Freeman的身份問題。加羅當庭對原告人指出，Freeman是一個“職業捕快”，他的生計全賴于抓到的罪犯被定罪判刑。
此案中，兩名被告人如被定為搶劫罪，Freeman可獲得80英鎊的獎賞，而如果僅被定為盜竊罪，他則分文不得。加羅繼續問原告人：“Freeman可有說過，若你指稱兩名被告人對你進行了搶劫，將與你分享這80英鎊？”原告人否認自己知道有關獎賞的事情。對此，加羅就作偽證的可能繼續向原告人施壓：“你可敢發誓說沒有人給予你這樣的指示？”他指了指陪審團，繼續對原告人說道：“看著這些正直的紳士，回答我的問題！”原告人無言以對，無奈地回避了加羅的問題。Freeman出庭后，雖然極力否認利用金錢唆使原告人提出搶劫的控告，但加羅之前對原告人的詢問事實上已經揭穿了他的謊言。最后兩名被告人以盜竊被定罪，刑罰為流放澳大利亞，避免了死刑的結果。在這場訴訟中，加羅巧妙地將對原告人和證人的交叉詢問轉換為間接與陪審團成員的對話，展示了令人嘆服的辯護技巧[21]。
（2）被告人的權利得到進一步保障。作為普通法最重要基石的“無罪推定”（presumptionofinnocence）原則開始形成。雖然，以往以多種形式存在過“寧可錯放許多有罪之人，不可定罪一個無辜之人”的理念[22]，但在18世紀，無罪推定并非法官嘴里常念的語句，當時的法官常常這樣問陪審團：“對你們而言是否存在足夠的證據從而沒有任何猶豫或疑問地確定被告人有罪？”
事實上，是像加羅這樣的辯護律師們在辯護過程中發展并強化了被告人享有無罪推定的特權。
一名控方證人（Manley）試圖轉述其與原告人（Chesterfield）之間的對話，辯護律師當即提出反對。律師說：“被告人不在場的情況下，Manley與其他人的對話不能用作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法官雖然允許Manley轉述了該對話，但認可了律師關于傳聞證據的意見，表示不會向陪審團概述該傳聞信息。辯護律師在此案中不只是在訴訟技術上獲得勝利，他還向法庭強調了Manley證言所存在的傳聞性問題。當Manley試圖再次轉述他人言詞時，法庭直接打斷了他：“這根本不是證據……你與Robertson的對話對被告人不能產生任何影響。”
由此，辯護律師讓法庭確信了傳聞證據所帶來的危險，并做出激烈回應。這種回應不是法庭的主動選擇，而是辯護律師頑強爭取的結果。庭審中，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和對證據效力的堅持最終改變了庭審的趨勢，對傳聞證據豎起了一堵堅硬的屏障，促進了司法公正。
四、結語
從歷史來看，英國的民主與法治源自于不同社會階級之間斗爭力量的衡平。英國刑事辯護制度的起源及其發展則在中微觀層面反映出對抗制訴訟模式脫胎于對兩造訴訟力量的平衡。這段衡平的歷史讓我們懂得，近代刑事辯護制度，作為現代法治的基石之一，其實現并非一帆風順、理所當然，其過程是曲折、艱難和漫長的。作為現代法治發源地的英國，其對抗制模式和刑事訴訟制度的過往歷史，足以提醒致力于法治建設的人們，“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他們需要的是足夠多的勇氣、信心和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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