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家庭趣事作文
作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環，縣域治理最大的特點是既“接天線”又“接地氣”。回望50年前，焦裕祿在縣委書記崗位上的“為政之道”，從鐵腕反腐化到拍板做決策，從多方協調推進工作到鼓舞士氣帶好隊伍，點滴往事透露出的圓融與求實、智慧與膽略，對今天的干部們仍有重要借鑒意義。
權為民用鐵腕反腐不手軟
有一次，蘭考縣檢察院工作人員在下鄉檢查中，發現一名生產隊長“自肥”，原來該隊長利用職務之便，偷了1.2萬塊磚、9000片瓦、32棵樹蓋了3間瓦房。此外，還偷了920斤麥種。當時正值災荒之年，糧食產量和社員收入都非常低，此事無疑加劇了群眾的生活困難。
接到情況反映后，焦裕祿對此做了長長的批示，稱之為“天災之外的人禍”。在河南省檔案館，至今存有當年手稿：“……這樣的壞黨員在群眾生活嚴重困難的情況下，盜竊發了大財……不立即嚴肅處理繩以黨紀國法，是不能挽回影響的，不能平民憤的……”
盡管紙頁泛黃筆跡模糊，但字里行間的震怒與決心，仍能穿透歲月，直抵人心。
敢于從實際出發拍板決策
鐵腕反腐之外，面對蘭考嚴峻災情的考驗，關鍵時刻焦裕祿還敢于從實際出發拍板決策。
時任蘭考縣委宣傳干事的劉俊生介紹，因為逃荒的人太多，為了刺激生產積極性，當時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邊遠地塊承包給社員耕種。看到有的村把棗樹包給個人后，群眾收獲了不少棗子，焦裕祿冒險搞了林木承包責任制。
當時討論時，縣里有關領導表示，相關政策沒有依據，只能根據原來的基礎、群眾的覺悟逐步去搞。但焦裕祿認為，不能等了。
他說，改變蘭考的面貌，要根據蘭考的實際想問題。包下去的是責任，沒有改變社會主義性質。
“那時候是談包色變，包產到戶便是資本主義，誰敢說一個‘包’字，就是立場問題、路線問題。”劉俊生說，“但是焦裕祿沒有回避這個問題，他鼓勵大家放開膽子大搞林業，還說‘我們心里有一片綠，才會有蘭考大地的一片綠!
全局觀念靈活協調辦實事
在時任縣政府辦公室主任的樊哲民看來，處理起超出蘭考縣域之外的棘手問題，焦裕祿還具有全局觀念和靈活協調能力。
1963年雨季，蘭考連日降水形成嚴重內澇。在研究治理澇災時，大家發現洪水有條主要外排通道，位于蘭考和曹縣交界地帶。焦裕祿提出，排水不能轉嫁水害，為此派人到曹縣所屬的山東菏澤地區進行溝通協商。
有人擔心跨省不好談，但焦裕祿認為兩個縣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曹縣、蘭考縣，都是黨領導下的兄弟縣，有什么不能談的?
“焦書記說，‘我想好了，咱們是十六字方針：圈要跑圓，理要講全，心平氣和，抓緊時間。經多方奔波努力，最終由水利部協調召開了兩縣治水聯席會，順利達成排水協議。
苦干與科學精神相結合
面對蘭考災情，焦裕祿趁勢表示，擺在面前的有兩種選擇：苦干，還是苦熬?
“只有苦干才有出路。當然苦干不是蠻干，要有科學的態度，蘭考災情這么重，光有不怕苦不怕困難的精神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拿出戰勝災害的科學辦法。不管哪條路，只要符合蘭考的實際，我們都可以走一走。”
其后不久，焦裕祿主持召開蘭考縣勞動模范大會，樹起了干部帶領群眾救災的“四面紅旗”。
“郡縣治，天下安。”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員陳東輝認為，“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比，今天的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焦裕祿作為縣委書記的‘為政之道’，仍然像一面鏡子，常照常新。”陳東輝說。
焦裕祿的工資哪去了?
上有2位老人，下有6個兒女，焦裕祿和所有男人一樣承擔著養家糊口的責任。而他所生活的年代，工資幾乎是家庭的全部收入來源。
1962年始為蘭考縣委書記的焦裕祿，被定為14級干部。時任蘭考縣委宣傳干事的劉俊生回憶：“當時我是21級干部，月工資51.5元，焦書記級別比較高，有130多元錢。”
蹊蹺的是，如此高的工資，焦家卻沒有積蓄。他去世后，除了常年佩戴的一塊手表，沒留下任何遺產。他的工資哪去了?
當年的蘭考縣葡萄架村大隊會計孫世忠回憶，焦裕祿曾連續3個月在此調研，每天都交一斤二兩的糧票和四毛錢作為伙食費。“好的時候能吃到饃，有時候就吃蘿卜纓子、木薯干。”跟隨焦裕祿下鄉的劉俊生說，“他交的伙食費只多不少，碰到農民家里條件差的還會另給錢。”
原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人吳永富第5個孩子出生時家境困難，焦裕祿送去了10元錢;工人劉輔臣妻子生小孩后想喝點小米稀飯，焦裕祿把僅有的2斤小米送到了他家。類似的故事聽許多人講起，焦裕祿工資高卻一窮二白，這種怪賬只有老百姓算得清楚。
焦裕祿的嚴律留給兒女一生回味的家風—
“帶頭艱苦，不搞特殊”
焦裕祿離開已整整50年。
5月的柔風再度吹起，河南蘭考的焦家小院里，鋪滿白色方磚的地面縫隙長出了油油的春草，低低地簇擁著一座紅磚紅瓦的舊房子。盡管已多年不曾住人，但每年這個時候，焦裕祿的兒女們都分外想念它。焦家人曾在這里生活了30年，父親的家訓一點一滴滲透于子女們的血脈。
“有困難不能向組織伸手”
“書記的女兒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帶頭艱苦，不能有任何特殊。”時隔50多年，父親的話仍回蕩在焦守鳳耳邊，曾令她委屈不滿的“家風”如今是她的驕傲。
初中畢業后，焦守鳳沒能考上高中，蘭考幾家單位提出為她安排工作，話務員、教師、縣委干事……一個個體面的職業讓十幾歲的姑娘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親潑了冷水。
“縣里頭好地方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規定的。”焦守鳳清楚記得，父親把她領到食品廠，還叮囑廠里不能因為自己的緣故給女兒安排輕便活。秋天里腌咸菜，焦守鳳經常要切上一兩千斤蘿卜，不過她更怵的是辣椒，一天下來手都會燒出泡，晚上疼得睡不著，只能在冷水里冰著。
“那時候我對父親很有意見，認為對我不公平。”焦守鳳生了很長時間的悶氣，對父親的理解從他去世才真正開始。
1964年，當焦裕祿病重不起，5個弟弟妹妹還小，19歲的焦守鳳被叫到了病床前。
“他說沒為我安排個好工作，死后也沒什么留給我的，只有一塊伴他多年的手表當做紀念。”讓焦守鳳更銘記在心的是，父親要求，有困難不能向組織伸手。
這個囑托讓她的母親徐俊雅吃了很多苦。在很長一段日子里，一家老小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資和13元補助生活，蘭考的焦家小院里常年擺滿破布和舊衣裳，漿洗后縫補成保暖的衣裝。
身為縣委書記，焦裕祿幾乎沒留下什么遺產。即便活著的時候，有著不算低的工資，可他周濟東家貼補西家，也沒帶給孩子寬裕的物質條件。
“蹲下去才能看到螞蟻”
“帶頭艱苦，不搞特殊。”“工作上向先進看齊，生活條件跟差的比。”焦裕祿的家訓，曾為兒女們帶來委屈和不滿的嚴律，后來卻成為他們誠心秉持的人生信條。
大兒子焦國慶17歲參軍到山溝里的農場勞動4年，轉業后進地稅局，沒有做出多么榮耀的業績，但幾十年來工作勤懇、老實本分。
經過醬菜廠磨煉的焦守鳳，面對單位兩次分房子，她都態度鮮明說不要。“晚上回來能有張床睡覺，那就是好的，我不要求多高的條件。”
焦躍進是焦家兒女唯一一個像父親一樣走上政途的，先后做過蘭考縣東壩頭鄉黨委書記、杞縣縣委書記等，如今任開封市政協主席。雖然父親去世時他年紀尚小，但母親延續了父親的教導。
“老焦有一句名言，蹲下去才能看到螞蟻。你得跟你爸爸一樣，跟群眾打成一片，特別是調查研究，你爸爸做得很突出。”焦躍進經常從母親口中聽到這些話，他把父親當做榜樣，“爸爸既是精神財富，也是一種壓力在鞭策我，絕不能給他老人家臉上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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