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校園看圖寫話

春天的校園看圖寫話（通用21篇）

揭開企業熱衷勞務派遣的奧秘

勞務派遣憂思
    全國人大常委會于今年下半年組織的勞動合同法第二次執法檢查，揭開了勞務派遣問題的冰山一角，這些問題亟待解決——每次會見客戶，秦斌（化名）都覺得底氣不足。
    名義上，他是一家國際知名投資銀行證券銷售部門的銷售經理，工作讓人羨慕。不過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實并不是這家投行的員工，而是被“派遣”過去工作的。“嚴格講，我不能代表投行去和客戶談生意。但這就是我的工作。”秦斌言語間透著無奈。
    秦斌說的“派遣”，正式名字叫“勞務派遣”或“勞務租賃”。這是一種新興的用工方式，先由勞動者與勞務派遣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然后由勞務派遣公司安排到用工單位工作。派遣工的工資、福利以及社會保險，均由勞務派遣公司承擔，與用工單位沒有關系。
    近年來，勞務派遣市場逐漸繁榮。今年下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開展勞動合同法執法檢查，就重點檢查了勞務派遣問題。10月底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執法檢查報告，揭開了冰山一角。
    報告認為“勞務派遣在部分單位被濫用”，并具體指出：用工單位用工有不少超出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以下簡稱“三性”）崗位范圍、在主營業務崗位長期使用勞務派遣人員；派遣人員同工不同酬、不予參加社會保險或少繳社會保險費等問題比較突出；不少勞務派遣機構資質較低，難以履行法律責任，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能力較低問題比較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這部法律組織進行的第二次執法檢查。研究人大制度的專家稱，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一部法律進行兩次執法檢查并不多見，說明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構建和諧穩定勞動關系的高度關注。
    勞務派遣泛濫——三大危害不容忽視
    在金融行業，秦斌這樣的勞務派遣工并不是少數，在建筑、制造等行業，勞務派遣更加普遍。而且無論是外資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甚至包括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派遣工都大量存在。
    今年1月，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肖堃濤在上海市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上發言說，2003年勞務派遣工占全市各企業全部用工人數的28.3%，2008年初已達39.7%，最近兩年仍在上升。從全市各行業來看，制造業使用勞務派遣工比例最高，占43.6%；而從企業所有制類型來看，國有企業使用勞務派遣工比例最高，占47.2%，個別企業甚至高達90%.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周玉清透露，根據全國總工會對十幾個省的調查結果推算，全國勞務派遣工已不少于2000萬人。
    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勞務派遣一般在“三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然而現實中，法律規則已被突破。
    接受上海市總工會調查時，58%的勞務派遣工認為自己的崗位是固定性的，17%認為自己的崗位是長期性的。廣東的一份數據顯示，全省金融系統57.4%的勞務派遣工從事主業崗位。其中，某國有銀行廣州15家分支行里有2900名勞務派遣工在一線柜臺工作，占91.5%.
    勞務派遣泛濫，首先帶來的危害是勞動關系不穩定。既然企業使用勞務派遣工，就是不想長期用你。這造成了勞動關系不穩定，員工也不安心。
    勞務派遣另一個危害是“同工不同酬”。在東部某省的通信、電力、金融等行業，勞務派遣工的工資只相當于正式員工的38%.顯然，這與法律上勞務派遣工與正式員工“同工同酬”的規定并不一致。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強調，現在“同命不同價”的法律障礙已經清除，但如果任由“同工不同酬、同制不同權”現象持續，社會風險就會進一步積累并加大。
    此外，如果發生了勞動糾紛，勞務派遣工維權的難度很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彥林指出，現在多數勞務派遣公司沒有工會，而用工單位的工會也沒有把派遣工納入其中。勞務派遣工超時勞動、勞動條件差、勞動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等現象比較突出。
    節省用工成本——企業熱衷派遣的奧秘
    作為一種新型用工方式，國外也在使用勞務派遣工。因其靈活、高效和用工的專業化，而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專家看來，目前我國的企業如此熱衷于使用勞務派遣工，并不是出于這些考慮。
    “相當多的企業不是為了在用工上提高效率、更加專業化。相反，他們是用這種形式規避對職工應負的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道出了其中奧秘。
    理論上說，派遣工與用工企業之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企業也就不需要為其繳納基本的社會保險金，而應該由派遣公司承擔這筆費用。但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派遣工是被企業直接雇用的，企業只給派遣公司交一筆管理費，就算成“派遣”。這樣，企業節省了成本，獲得了廉價勞動力。而派遣工沒有勞動合同，更談不上享受社會保險了。
    即使有些勞務派遣公司愿意為派遣工辦理社會保險，也會想方設法克扣。我國各項社會保險還沒有實現全國統籌，各地繳費的基數、費率等也存在差距，一些勞務派遣公司就鉆了空子。
    外資企業、民營企業使用勞務派遣工是為了節省成本。承載著更多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為何也對勞務派遣青睞有加？
    一些企業給出的理由是：在改制過程中為了避免重蹈“吃大鍋飯”的覆轍。不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司委副主任委員陳斯喜并不認同這個理由。他認為，國有企業不應該強調特殊性。避免“吃大鍋飯”，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辦法。例如，對一些專業性很強的業務，可以采取業務整體外包的方式，這樣效率更高，而不用搞勞務派遣。
    在更多人看來，達到管理部門對職工工資總額的限制性要求，才是國有企業搞勞務派遣的重要原因。
    胡彥林指出，在一些工資總額增長與經濟效益增長掛鉤的國企中，勞務派遣工的工資往往不納入企業工資總額，而是作為營業外支出。大量使用派遣工，既可以滿足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又可以避免突破企業工資總額的限制。

    “為了降低工資總額，就搞勞務派遣，對新進入的員工‘同工不同酬’，這有悖于國有企業的本質特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直言。
    治理派遣亂象——完善制度是關鍵
    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周玉清曾書面建議：“應該把勞務派遣問題提高到維護社會穩定、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來認識。”
    當前，通過修改法律、完善制度治理勞務派遣市場的種種亂象，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共同的呼聲。
    勞動合同法執法檢查報告明確提出，要通過修改完善法律的有關規定、制定勞務派遣專門法規或管理辦法，進一步細化勞動合同法關于勞務派遣適用范圍和“三性”崗位等規定。
    周玉清表示，最好盡快修改勞動合同法，因為這部法律對勞務派遣規定得過于原則和簡單。“如果勞動合同法暫時不能修改，國務院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也應該修改。如果實施條例一時也不能改，那么人社部牽頭的勞務派遣規定應該盡早出臺。”
    蔡昉則提醒，勞務派遣這種用工形式本身就具備規避保護職工權益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從制度上做比較大的變動，來消除派遣工制度的漏洞，“以防止企業有濫用的動機”。
    提高勞務派遣公司的準入門檻，加強監管，也是治亂的重要抓手。執法檢查報告提出，要依法清理和取締不具備法定資質、不具備相關經營條件、違法派遣、損害勞務派遣人員權益的勞務派遣單位。
    “不是什么人、什么機構都可以辦勞務派遣公司。”鄭功成指出：“現在這方面問題不少。一些派遣公司并不具備資質，被派遣的勞動者得了職業病或者出了工傷事故、領不到工資，兩邊都不管。這方面的監管應該作為一個重點。”
    事實上，勞務派遣單位作為一種經營勞動力的特殊用人單位，在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都實行了行政許可制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透露，我國也將借鑒國際經驗，探索行之有效的監管辦法。
    對于廣受關注的“同工不同酬、同制不同權”現象，鄭功成設想，應當根據“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原則推進解決。他表示，由于歷史原因，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中就是有兩種人，一下子實現同等待遇可能有難度。
    “但起碼要保證同一年進來的人，不管是什么來源，都應該同工同酬、同制同權，逐漸由兩個軌道并為一個軌道，走向平等。這可能時間會長一點，但能夠平穩地過渡。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會成為社會矛盾的風險來源。”鄭功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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