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氣的初中作文
近年來，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結構調整，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剩余勞動力顯著增加，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能否妥善解決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關系到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也關系到黨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下面是小編為您整理的關于中國就業現狀調查報告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中國就業現狀調查報告【1】
今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將對2009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產生極大影響。據統計，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超過600萬，這些高校學子的就業問題成為社會和學校關注的焦點。
世界經濟金融危機可能給大學生就業造成的影響，很難預測，但這不能成為大學生就業服務機構難以提供更充分、更客觀信息的理由。在危機影響下，眾多大學生能否順利就業，一個關鍵問題，是看教育部門能不能提供高質量的信息服務。有了充分的就業信息服務，才能有效緩解學生們的焦慮。
當前就業面臨怎樣的形勢?
“世界經濟金融危機對今年大學生就業究竟有多大影響?”這個問題，是時下校園里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們最關心的，在企業的招聘宣講會上、與座談交流中，他們總會問及。
可是，一遍遍追問，大學生們卻難得到答案。
當前校園招聘形勢京漢滬穗各地不一
在北京，據報道，雖然主管部門的“校園招聘禁令”要到11月20日才解除，但按照慣例，多數大企業都會在“解禁”前進校搞“宣講”活動。記者從部分高校了解到，企業的入校宣傳已提前進入高峰期，眼下一些名校每周有多達40場的宣講會。因為經濟金融危機的影響，今年學生們的求職熱點向工作較穩定的國企和科研部門轉移。一位大學生這樣分析就業形勢，“美國經濟不好，很多留學生會選擇回國就業，而國內企業又減少招聘名額，所以今年我們的就業會格外困難。”
在武漢，據報道，11月9日，2009年湖北畢業研究生雙向選擇大會在華中師范大學舉行，這是武漢市今年面向高校應屆畢業生的首場大型招聘會。3萬多名應屆生進場“找飯碗”，由于崗位數較去年明顯減少，多數學生主動調低了就業預期。據主辦方工作人員介紹，今年有350多家單位提供了3萬多個崗位，而去年的同一主題招聘會，共有450家企業提供崗位5萬多個。今年的招聘單位數與崗位數之所以“縮水”，主要是因為一批企業因經濟前景不明朗而選擇觀望，金融、地產、外貿類企業以及位于珠三角、長三角的加工制造類企業的招聘則明顯減少。
在上海，據報道，記者從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理工大學、東華大學等高校了解到，進入這些高校開宣講會的企業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并未減少。11月25日前，在上海交大開的宣講會將有202場，而去年同期是172場。同濟大學已預約的招聘會也有200多場，在綜合招聘會之外，學校還計劃增開師資專場和衛生行業專場。東華大學畢業生進入機械、計算機、通信等企業的較多，目前看來這些企業都保持著招聘熱情。
在廣州，據報道，按照慣例，廣東高校就業指導中心和各高校的就業辦現已著手與用人單位接觸，為下個月的招聘會做準備。近日，一些高校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目前反饋的情況看，今年的
就業形勢比預想中要好一點。廣東一所大學的領導說，學校還沒有具體監測到經濟金融危機對今年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因素有哪些?
對于大學生就業而言，最關鍵的影響因素還是“結構性的”。這些因素包括短期供給超量、區域選擇偏好、就業能力不足等方面，其中解決就業能力不足問題將是有效解決大學生就業的根本所在。
調查顯示，用人單位對大學生需求素質最看重的前5個指標是：專業知識與技藝;敬業精神;學習意愿強、可塑性高;溝通協調能力;基本的解決問題能力。專家表示，工作態度、敬業精神、職業道德、人際關系處理等非認知技能的缺乏是中國大學生就業最大的障礙。
在時間結構上，大學畢業生供給超量增長在短期內超出了需求的增長，勞動力市場還需要時間逐步調整。近年來，我國經濟一直快速增長，特別是經濟結構的升級速度加快，帶動了對高人力資本存量的高校畢業生的強勁需求，從而促動了高等教育迅速發展。我國從業人口中具有各類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僅占5%，而工業發達國家則為25%-30%，因此，加快提升國民素質的需要也極大地推動了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問題是，大學畢業生供給增長的速度遠高于經濟增長，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在尋找工作。勞動力市場需要一定的時間逐步消化大學畢業生在短期內的超量供給。
但是，必須說明的是，不能僅僅以大學生暫時的就業困難就去否定高等教育政策，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嚴格地說，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擴大，為更多的青年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僅促進了教育公平，改進了個人職業發展潛力，還從整體上促進了我國人力資源開發水平的提升。
在區域結構上，大學畢業生就業區域選擇偏好差異與政府政策激勵上的錯位導致實際有效需求不足。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間與城鄉間差異，經濟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很難對大學生形成有效需求，而且在較長的時期內，地區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都將難以改變，從而對擴大高校畢業生的市場需求是一個不利因素。
雖然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計劃而產生大量需求，但由于欠發達地區所能支付的價格(工資收入、發展機會、流動性等)不足以補償大學生的人力資本投資，因此，按照勞動力市場機制，無法實現供求結合。在我國，由于人才流動的單向性特點導致的流動成本過高進一步惡化了欠發達地區的有效需求不足。盡管國家也采取了“西部志愿者計劃”等政策措施，但是無論從需求量擴大還是人力資本補償來說，都難以有效改變這種狀況。
與此相反，由于大城市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對大學生就業的吸引力很大，而且這些中心大都居于高端的產業結構而對大學生有著強勁的需求，但是一些地方性的需求抑制(顯性的指標限制與隱性的行政限制)與對中小企業或非正規部門的需求抑制(戶口、社會保障、流動等)，導致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人為分割，其
結果要么是直接人為地降低了用人單位的有效需求，要么是“促進”靈活就業，增加了大學生的就業成本與風險。
在能力結構上，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能力并不是基于職業路徑的需要進行建構與培養，難以滿足人力資源市場的需求。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用人單位的需求模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用人單位的勞動力需求行為基于“職位分析下的任職資格模型”在勞動力市場上通過價格機制選用合適的人才。例如，IBM中國區對大學生的基本素質要求有：第一個方面是服務意識，能不能從客戶的角度去出發，去想問題;第二個方面是創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第三個方面是溝通的能力;第四個方面是團隊合作的精神以及職業操守和商業道德。
然而，大學生并不能很好地滿足“任職資格模型”。對個人而言，就業能力取決于他們所擁有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等資產，他們使用和配置這些資產的方式與向用人單位展示這些資產的.方式以及他們尋找工作的特定環境(個人環境與勞動力市場環境)。由于大學生是作為一個“產品”在一個高等教育系統中被制造出來的，因此就業能力不足主要是與大學聯系在一起的。這既與傳統上相對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有關，也與高校本身的教育能力不足相聯系。
長期以來，大學沒有迅速適應就業市場對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日益苛刻的要求。從傳遞知識的角度上看，在整個大學教育中，知識教育仍然是非常大的一個比重，理論功底及其相應的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構建仍然極為薄弱;持續的擴招可能進一步稀釋了大學既有的教育資源。此外，對于大學生從學校到工作的轉換，大學缺乏系統的職業指導與服務規劃，導致學生或許有專業能力，但是缺乏“市場能力”——獲取職業信息，展示專業能力，適應實際工作以及應對職業轉換，等等。
大學生就業的前景如何?
據介紹，在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中，35歲以下的青年人比例為70%。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以每年300萬至400萬的規模進入就業市場。根據各級學校招生人數的統計預測，2008年以后，高中以上學歷的勞動力開始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到2011年，大學層次畢業生數量將達到峰值，約758萬人，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大學生就業壓力不會減弱。
中國就業現狀調查報告【2】
一、經濟景氣波動與就業壓力
90年代的中國勞動力就業遇到了新的挑戰：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帶來大量職業下崗，這一過程又伴隨著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趨勢——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國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壓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紀之交的中國面臨嚴重的就業“沖擊波”（圖一）
在城市失業大量發生的情形下反而發生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并且產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傾向，這是一個與劉易斯著名的二元就業模型(Lewis,1954)相違背的問題。因為該模型認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有關生產和組織的各種不對稱性，當勞動力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制造業部門之間流動時，由于傳統部門不按照邊際產品原則定價，因此保留著幾乎可以“無限供給”的邊際產出為零的勞動力，而現代部門追逐利潤最大化，因此兩部門的邊際產出并不相等。在劉易斯看來，經濟發展就是現代部門通過資本積累而擴張，直到將傳統部門“剩余勞動”蓄水池全部吸干。這就是說，傳統部門存在著大量勞動剩余，而現代部門里不存在。
這一問題在哈里斯—托達羅模型 （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們指出，只要城市的預期工資高于一個有保證的農村工資，農村勞動力就會在城市失業已經存在的條件下繼續向城市流入。這里，城市工資有政府法令規定而高于市場均衡工資時，預期工資就可能對農村移民有刺激力。
圖二直觀地描述上述幾個模型的思想。橫軸OO’表示一個經濟中給定的勞動力總量。農村勞動力從原點O向右，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由曲線MPRL表達。城市就業從O’點向左計算，曲線MPUL代表城市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如果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兩部門勞動邊際產出相等，均衡工資就是Wc。在均衡工資條件下，總勞動力中的OL部分配置給農
村，LO’配置給城市，全社會沒有剩余勞動。但是，如果城市標準工資(Wu)定的高于均衡工資水平，即Wu>Wc，城市就業就會減少，城市出現公開或隱蔽的失業（LL）；但此時城市期望工資（W），即標準工資與城市就業概率的乘積，仍然高于農村均衡工資，因此農村就業量還仍然按照XX’曲線向城市流動，形成農村勞動力供給價格提高，農村就業減少，而城市公開或隱蔽的失業進一步增加，從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農村勞動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門流動。但是如果存在著禁錮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情形又會不同。在部門間勞動流動被隔絕的條件下，城鄉之間可能持久保持工資水平的顯著差異而沒有發生相應的勞動力流動。“兩元模型”無從分析這樣的情形，因為“兩元”之間的隔絕，使得每個部門都近乎孤立地決定其內部勞動力的供求和定價。這正是改革前中國的情況。正如我們將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當城鄉隔絕的體制松動后，哈里斯—托羅達模型才可能重新作為一種有用分析工具。
顯然，在國有企業職工大量下崗和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的這一雙向進程中，關鍵因素是城鄉的工資差別，不同性質的勞動力對于城市期望工資的預期差異對于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和就業形勢發揮著重要作用。以下我們將會通過進一步的分析來詳細闡述這一問題。
1、城鎮下崗與失業 1992年以來，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步上升，自1996年達到3.0%時，1997、1998年兩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國的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和新增從業人員始終分別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著。
如果把下崗職工考慮在內，中國1997年的城鎮失業率將達到9.36%，就業壓力將會更為突出（孟慶紅等，1999）。1992年中國的城鎮失業人中、下崗人數分別為420萬人和300萬人，而到1997年，這兩個數字分別變為620萬人和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929萬）（胡鞍鋼，1999A）；1998年進一步變為892萬人和571萬人（陳淮，1999B）。顯然，中國的城鎮的失業問題越來越多地通過職工下崗這一種形式表現出來。據原勞動部的一項調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崗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例為11.2%，而全國下崗職工總人數為711萬人（原勞動部培訓就業司，1999）。而楊宜勇估計，1999年全國下崗未就業人口為600萬人，登記失業人口為620萬人，企業新下崗300萬人，城鎮新增勞動力274萬人，機構改革預計分流300萬人，農轉非估計有300萬人，絕對數總計達到2394萬人，比1998年多出460萬人，即1999年就業壓力將比1998年增加23.7%（劉詩白，1999）。而且，楊宜勇等人估計表明，在1999到2001年三年間，中國勞動力總供給中，農轉非的人口約為1000萬人，其中需要就業的勞動力600萬人；城鎮國有企業富余人員新下崗850萬人，扣除當年再就業的70%，將會有255萬人等待就業；機關事業單位分流82萬人，1998年年底結轉國有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托管的下崗職工614萬人，這樣僅僅因為勞動力總量的調整就將會為城鎮增加1551萬人的就業壓力（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1999）。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競爭的加劇使得國有企業必須通過市場化改革走出困境，減員增效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率的放慢意味著經濟對就業的吸收作用減小；但是人口增長的慣性使得新增就業人員繼續以較快的速度增加，這樣整個經濟面臨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就業崗位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為自身技能較差而被調整下來的下崗職工重新就業的可能性變得更為渺茫。由于城鎮職工的下崗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雙重特征，經濟疲軟和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對就業構成的壓力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得國有企業的就業壓力更為嚴重。 這一下崗趨勢是對于長期以來國有企業效率過低局面的一種糾正。在中央根據計劃指令來配置經濟資源，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并且因此形成由國家行政等級組織壟斷工業和商業，管制農業和實行城鄉隔絕的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國有企業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權，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受到扼制，導致企業無力實施有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結果是企業的效率始終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虧損；企業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稅的形式拿走，作為補償，職工獲得了“城里人”身份：較低的工資水平（但是這一工資水平相對于農村的工資水平還是很高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安排。這相當于一種“借舊債還新債”的制度安排，即運用當期企業的利稅來支付對國有企業職工的歷史負債，但是隨著這一負債水平的提高和當期企業效益的下降，這樣的制度安排無法繼續維持下去。職工的下崗就在所難免。由于整個經濟發展前景暗淡導致勞動崗位供給不足、下崗職工自身競爭力差、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崗職工再就業的難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費盡心機尋找再就業門路，甚至是關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徙的通道。這樣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競爭力的那一部分勞動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減少，從而阻礙了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另一方面，這些舉措混淆了周期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的局面，同時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來勞動力的那部分經濟競爭力大大下降，這樣進一步加劇了就業壓力。如果在面臨城市就業壓力時，政府開始選擇退卻，那么城市就業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將喪失殆盡。
2、農村的勞動力轉移 城市就業壓力劇增這一進程不可避免地與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大趨勢相互沖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就業通過三個途徑得到緩解：第一，農業內有效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機會增加了；第二，農村的非農就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農村勞動力加速向城鎮制造業、商業和服務業轉移。據作者參加的勞動部一項研究的結果估計，16年間（1978-1992）農業內部有效利用勞動力的機會共增加了約50%，農村非農就業提供了近1億個新的崗位，另外約有3000萬農民工轉移到縣城以上的城市就業。另外，據范芹估計，截至1997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已安排的就業人數占全部農業勞動力總數的25%，1.9萬多個小城鎮累計吸收農村勞動力3000多萬，約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總量的30%（范芹，1997；轉自鄧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當前鄉鎮企業由于中國經濟狀況不佳、融資需要遠遠不能得到滿足、鄉企自身面臨制度創新等原因，發展速度顯著放慢，其對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吸收能力也隨之減少。1991年以來中國第一產業中的勞動力一直呈現絕對下降的趨勢，也即將會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尋找新的出路，鄉鎮企業無法滿足其要求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就成為其主要出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動力主要在于城鄉工資差別，如果城市就業的期望工資（城市工資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農村的工資水平，農民就會流向城市。顯然，隨著鄉鎮企業界的不景氣，農村勞動力在農村就業的工資水平大大下降，這無疑加大了城鄉工資差別，使得勞動力更有激勵流向城市就業。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資水平仍然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農民工的流動帶給城市的就業壓力就會更大。
而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采取的是“關門”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崗壓力對農村勞動力關閉了大門。但是，這只是部分影響到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資水平難以下調，而農村的工資水平則隨著鄉鎮企業停滯而大幅下降，這樣就意味著農民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壓倒性的競爭優勢。因此，政府“關門”政策的結果是農民工“清而不退”，這一巨大的勞動力人口的一部分通過重新回到土地上轉變成為隱性失業堵塞，大部分則通過采取種種規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就業機會；而且，一旦農民工在某一地區工作一段時間后，他們可能就會習慣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暫時失業，也不愿意返回農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字達到2400萬、2500萬和3000萬（陳淮，1999）。這一壓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為明顯；很難想像這些跳出“龍門”的農村勞動力因為城市的大門緊鎖而全部返回農村。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如何協調這一人口轉移壓力在城鎮就業壓力日漸嚴重的今天更凸現其重要性。
3、新增勞動力壓力 中國的就業壓力不僅反映在勞動力存量的變化上，而且來自于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在H-T模型中，如果勞動力的邊際產出水平沒有較大的改進，而勞動力總量卻發生了較大的增加，這就意味著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和城市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相等的那一點所決定的就業水平沒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結果是總失業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國所面臨的就業壓力放到中國總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們對于中國窘迫的就業狀況將會有更好理解。由圖三可知，中國總人口增量在1982年達到了一個高峰，1986-1990年達到了另一個高峰，其中在1987年達到峰值；而中國新增城市人口則分別在1981年有一個大的增量，1984年達到高峰；新增農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經達到一個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續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歲作為勞動力開始要求參加工作的年齡，那么中國的就業壓力在1998年達到了第一個高峰，在2002年再度加大，2003年達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續到2006年左右。而城市就業壓力將在1997年達到第一個高峰，2001年左右達到另一個高峰；如果考慮到農村勞動力自2000年以后持續增加的壓力，中國的就業狀況將會更為嚴峻。
中國當前的就業壓力除了來自于由于經濟景氣波動和結構調整而帶來的大量下崗人口和來自于農村勞動力轉移以外，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增長高峰也正好在這一階段出現。1991-1998年中國的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分別為916萬、785萬、849萬、846萬、858萬、928萬、915萬和827萬，顯然這些新增的經濟活動人口都需要到經濟中尋找就業機會，他們構成了中國就業現狀的又一就業壓力。而1992-1998年中國城鎮的新增從業人員分別為264萬、348萬、824萬、680萬、722萬、392萬和471萬，顯而易見，新增經濟活動人口中找到工作的比率越來越小，這些人構成了城鎮潛在的就業壓力；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大多是青年，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較大的競爭力，顯然下崗工人與他們相比，重新找到工作的概率就大降低了。
4、隱性失業的顯形化 城市登記失業人口只是中國就業壓力的一小部分，如果考慮到中國現有經濟結構中普遍存在的隱性失業，下崗工人也只是這一隱性失業顯形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有人估計，1997年中國農村的隱性失業量為17703萬人，城市的隱性失業量為3329萬人（其中國企的隱性失業量為2761萬人，占城市總的隱性失業量的83%），從而1997年中國的綜合隱性失業量為21032萬人，相對于城鄉總就業量63669萬人來說，總隱性失業率達到33%；這一估計的總隱性失業率在1988-1997年間，一直在25%和34%之間，而1993-1998年的平均顯形失業率（城鎮登記失業率）約為2.9%，即中國的顯性失業率僅僅是潛在失業率的1/10（祈峋、舒元，1999）。
隨著農村人均耕地的下降，耕作水平的提高以及信息傳播手段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失業人口將從隱性失業狀況中走出來，這一苗頭已經從每年平均約3000萬的“民工潮”中得以顯現。另外，中國國有企業要想走出困境，增強市場競爭力，就不得不走“減員增效”之路：很難想象，擁有至少1500-3700萬冗員，冗員占職工比率達到33%-50%的國有企業（大型國企中，冗員率都在50%以上）能夠在背負著如此沉重包袱的情況下，去和外企、鄉鎮企業競爭（顧昕，1998）。因此，國有經濟部門不得不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就業人員數量調整甚至是退出市場（企業破產）來保證其自身的競爭能力。作為一種無奈的選擇，大量的國有企業職工不得不面對嚴酷的市場競爭，通過“三個人的活兒五個人干”而表面上實現的“充分就業”不得不轉化為公開的失業。 隱性失業的顯性化在H-T模型中就意味著勞動力的就業水平在邊際生產率較高的水平上實現均衡，這不可避免地帶來失業率的上升。城市的高失業率表現為下崗人數的劇增，但由于城市的工資水平依舊較高，農村的失業人口因為預期到可以在城市中獲得一個比農村工資更高的工資水平，仍然源源不斷流向城市。隱性失業人口的顯性化，使得城市的就業壓力更為沉重。
據估計，“九五”期間，中國城鎮新增加的勞動力人數為5400萬，能夠上崗的為3800萬，還有1600萬不能就業。加上現已有的下崗人員，共有3000萬勞動力處于失業狀態。而農村將有1億3千7百萬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這樣“九五”末期，中國的總失業人口將達1億8千3百萬相比總勞動力人數6億5千8百萬，失業率將達到27.7%（張衛東，1999）。面臨如此巨大的就業壓力，僅僅靠就業崗位的存量調整——比如清退農民、提前退養、職工輪崗等措施，遠遠不能解決勞動力的就業需求；更為現實的手段是增加就業崗位的供給，這就需要鼓勵人們去創業，通過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來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
5、城市新增就業崗位的供給出現減緩的趨勢 但不幸的是，90年代以來，中國城鎮新增就業崗位增長趨緩。尤其是1993年以來，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增加一直處于700-720萬之間，其中1993、1994、1995、1996、1997年分別為705萬、715萬、720萬、705萬、710萬（孟慶紅，1999）；1998年則為746萬（劉詩白，1999）。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逐漸放緩，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帶動力的就業彈性系數已經從1980-1989年間的0.233，下降為1991-1995年的0.109，1998年這一彈性系數更是下降為0.064，遠遠低于國際上0.63的水平（胡鞍鋼，1999B）。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于就業崗位的創造能力大大下降。在勞動供給越來越大的時候，就業崗位的供給卻越來越少，這樣使得中國的就業壓力空前加大。
二、六個城市的案例分析（類型與邏輯）
總量上來看，中國的失業問題已非常嚴重。但是鑒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形不盡相同，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失業現狀，我們有必要深入調查，詳細了解各地的現狀，并且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對策。基于這一目的，受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委托，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勞動力市場力市場課題組在1997、1998年有選擇地對六個有代表性的城市——浙江溫州、廣東中山、四川綿陽、上海、江蘇南京和吉林省吉林市作了詳細的調查，對于中國當前的就業現狀有了深入的了解。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盡管就業壓力是在全國范圍內存在的，但是因為各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現象及與之相關的市場經濟發展的程度、政府的政策選擇、人們就業觀念轉變的速度差異等因素，各個地區在解決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建設諸方面進行了不同的政策選擇，使得
各地應付就業壓力的政策結果也不相同。溫州、中山和綿陽市三個案例的共同點在于通過經濟創新促進勞動力流動，進而推進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這些城市中，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受到較少的行政干預和限制，市場規律正在逐步推動著勞動力大市場的形成。在這個市場中，城市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進行跨區域、跨行業的流動，經濟的活力得以綜合利用發展。溫州市已經基本上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勞動力市場；中山市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在90年代初期頗見起色，但是因政府的干預而受阻；而綿陽市的經濟創新則表現為，巨型企業長虹和綿陽卷煙廠等企業通過交納稅收安撫下崗工人，從而獲得用人自主權。
上海市的案例則表現出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另一種思路。面臨經濟蕭條時，經濟中的新增勞動崗位著實有限，而經濟結構調整卻導致原有勞動崗位的減少，此時，政府政策的核心包括兩點：一是降低外來就業的預期工資水平，包括降低其找到工作的機會、減少其工作中的凈收入；二是維持本地就業者的生活水平，包括盡量保證其工作崗位、通過建立再就業中心等方式為下崗職工提供適度的社會保障。但是這種基于存量的調整政策效果甚微；而且外來勞動力就業和本地勞動力就業在需求上具有不同的形式，趕走外來民工并不能保證本地人就會在這些空缺的崗位上工作，但是，這種政策的直接代價是導致勞動力大市場的形成受到重重阻撓。例如，上海市對外來勞動力采取“關門政策”，并以其雄厚經濟實力補償福利下降的下崗職工。
南京和吉林的案例則代表了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現實。由于經濟持續低迷，增加勞動力有效需求和減少供給的政策都不見起色，政府不得不實施幫助勞動力“扶貧解困”的短期就業政策。這種做法在國有經濟比重過大、職工冗員較多的老工業基地，尤其是東北較為普遍。吉林市政策的主旋律就是解決短期就業問題并寄希望于外來力量的援助；南京市情形類似，政府通過延緩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將國有企業職工滯留在企業里，借以推遲這一就業壓力。由于缺乏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這些地方的勞動力市場尚未真正發展，其解決就業問題的隱患也是最大。
經濟發展中的“路徑依賴”、政府政策的選擇方向、經濟創新的力度和范圍，這些因素都歸定了各個地方經濟改革和發展的范圍。具體來看，各個地方的勞動力就業現狀反應了這些因素的各種不同的組合效果。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對這六個案例的概括與分析中得到更為明確的認識。 第一類，面向市場的經濟創新、就業壓力的緩解和走向市場化的勞動力市場，如溫州、中山和綿陽的案例。
政府通過鼓勵經濟創新，促進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大市場的形成，增加有效的勞動力需求。這些措施的結果使得城市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上升，加大了非國有部門就業的吸引力；同時使得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尋找工作時的預期工資水平上升，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入。正是在這種良性循環中，這些城市的經濟實現了持續增長，勞動力大市場信息的雛形也一步步凸現。
溫州：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市場
溫州人在解決就業方面，做得最好。溫州市場經濟已經相當發達，市場觀念深入人心。溫州人自豪地宣稱著三個100萬。100萬溫州人在外做生意，100萬外來勞動力在溫州做工，100萬本地和外地勞動力在溫州勞動力市場上流動。基于此，溫州通過充分運用其人多地少、人們經商意識較強等特點，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和服務業，實現了1980-1997年間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16%的高速增長，并且逐漸形成了一個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勞動力大市場。在這個市場上，私人企業與個體經濟吸收了大量當地勞動力；勞動力市場分層，外來勞動力通過勞動力市場就業，而當地勞動力就業主要通過人際關系來完成（CCER勞動力市場課題組，1998A）。溫州的中小企業在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金融創新一直不斷以種種方式出現；正是在這種寬松的創新氛圍下，溫州通過弱勢政府和強勢民間力量的結合，逐漸形成了一個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大市場，實現了“市場化程度越深—勞動力就業觀念越多樣化—市場化程度進一步加深”這一個良性循環中。
政府的政策限定了經濟創新的范圍和形式，政府的干預也會改變創新的范圍和形式。溫州的成功在于經濟中不斷拓展的創新精神，不斷引入市場機制維持了其經濟的持續增長，很好地解決了就業問題；但是，鑒于溫州地處東南沿海這一獨特的地理條件，溫州人精于計算、講究功利的文化傳統，溫州很小的國有經濟比重，尤其是改革開放大環境為溫州人提供的有利機會，使得溫州走過的路徑很難被仿效。
中山：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市場的逆轉。
中山市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則得益于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的推進；三資企業大部分屬于“三來一補”性質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鄉鎮企業在“八五”期間產值年增達36.63%。這樣，中山市的經濟發展就不但吸收了當地的農村人口，而且吸收了大量的外來勞動力，同時，中山市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同步發展，1990年中山市的三次產業比重為：31：43：26，1995年約為12：53：35，第一產業比重大大降低，第二產業飛速發展。城鄉人口比例上升，1994年中山市從事農林牧漁業的人口只占社會總勞動力的26.6%，占農業總人口的23.9%，占社會總人口的17.3%，綜合考慮外來勞動力的影響，中山市的真實城市水平約為80%。這樣勞動力在城鄉間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大大減少，中山市的36萬外來工占全市當期就業人口的39.6%，占據了勞動力市場供給的重要地位，且分布的行業和地域都很廣泛，中山市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建立了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商場的雛形。
但是，這一市場卻在90年代中期出現了問題：較高的工資水平和勞動力供給不足同時出現。中山市的外來勞動力在1994年達到頂峰40萬人后，在1995、1996年連續兩年下降，1997年雖有所增加，但是距離1994年的最高峰還相差3萬人，出現了民工需求大于供給約2萬人的缺口。而中山市的外地勞動力的工資約為6000-7200元，大大高于內地人口大省的年人均收入，例如四川1994年的農民人均年收入約為946元。這樣在的工資差距卻對內陸巨大的勞動力資源
提供不了激勵，其秘密在于勞動力供應與接收雙方政府的“跟蹤服務”和“有序化管理”。一個四川民工從四川出發到中山找工作這一過程就需繳納約820元的中介費、管理費等，如果將這一筆偌大的費用與四川農村的人均收入加以對比，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一道“門檻”對于那些初次決定外出打工的農民意味著什么（CCER勞動力市場課題組，1998B）。中山市統一勞動力市場的良性發展受到嚴重阻撓，甚至倒退。企業用工決策提前出現了“質量代替數量”的趨勢，被迫進行勞動力質量升級這一不符合比較優勢的選擇。
我們看到中山市的勞動力市場發展起初是正常的，而政府的干預使得這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無法持續。這再一次說明了這樣的道理：如果人為的對經濟的發展施加外部成本，經濟主體就會改變行為方式，最終背離干預者的初始目的。
綿陽：強勢企業用人自主權和勞動力市場的雛形。
綿陽市的情形有所不同。一方面，綿陽市面臨巨大就業壓力：約80萬農村剩余勞動力，約13萬城鎮職工失業、下崗、富余總量以及約3萬人的新增勞動力；相對于綿陽市1996年總人口509萬，其中城鎮人口為92萬來說，的確壓力很大。另一方面，綿陽市的經濟主要依賴于長虹等少數巨型企業。比如，1997年長虹公司的工業總產值為200多億，占綿陽市鄉及鄉以上工業產值的60%以上。1997年1-11月，長虹公司的利潤總額為18.6億，而同年綿陽市的利潤總額僅為11.0億，如果沒有長虹，整個綿陽市將處于虧損境地。
正是在這種情形下，這些巨型企業在用工上獲得了較大的自主權：一方面，長虹公司使用著2000萬多名臨時工，并且在不斷招用新的臨時工。另一方面，長虹每年上交大量利稅（1996年將近6.4億元）以保證政府再就業等工作的開展。通過大量采用這種靈活的、以非正式的勞動契約為基礎的臨時工制度，逐步取代了僵化的勞動合同制，綿陽市的企業維持了市場競爭力，并使得勞動力市場展現雛形。
綿陽市的創新動力來自于較小的經濟規模和巨型企業長虹公司的存在。通過借助于強勢企業的稅利（間接來自于外來民工）補助了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綿陽市得以能緩解下崗壓力。長虹公司的實力使得它可以作為企業的代表和政府討價還價。在這個博弈過程中形成下述均衡：企業通過崗位調整來悄悄地進行著勞動用工制度改革，民工通過接受一個遠較“城里人”的工資為小的工資額來獲得就業崗位；政府通過從企業收取的利稅來補貼下崗工人。這種均衡依賴于企業的效益較好的這一條件，如果市場環境惡化，企業增長乏力，不得不削減民工使用量，那么企業的利稅隨之下降，但是對下崗職工的補貼卻具有剛性，政府就可能陷入困境。如果政府選擇干預，那么這個均衡就會被打破，綿陽市形成城鄉開通的統一勞動力大市場信息的趨勢就會受到遏制。長虹的效益關系到這個就業范圍的寬松與否，但是這種要求又和長虹的進一步發展的需要矛盾。
如果政府加強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或是這種城鄉勞動力在就業中的不平等地位不能得到改善，城鄉開通的勞動力市場的能否形成依舊是一個大問號。因此，我們認為綿陽市則只是顯露出勞動力市場建立的跡象，發展如何取決于政府與民間實力的消長（CCER勞動力市場課題調查組，1998C）。
第二類，政府干預、城鄉就業空間的分割和受到阻撓勞動力市場，如上海的案例。
政府通過減少供給，使得供給與需求的缺口不至于太大，最終降低就業壓力對于經濟的沖擊。這種減少包括三個層次：一是減少城市勞動力，尤其是新增勞動力對于國有經濟部門的沖擊，促使其通過市場尋找工作，降低其工作預期；二是通過建立再就業中心，延緩下崗職工對于經濟的沖擊；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采取措施限制外來農村勞動力進入，通過影響其在城市就業的概率、工作種類和工資水平以降低其在城市就業的預期工資水平，從而達到減少外來勞動力流入的目的。這些做法盡管可以在短期內使得就業壓力得到緩解，但是對于勞動力市場的建設確甚為不利，因而最后效果不容樂觀；而且這些減少供給的手段普遍的包含著對于某些弱勢群體的歧視，缺乏就業中的公平性。
上海：大城市面臨轉型的勞動力市場。
上海的做法頗為典型。首先是在新增勞動力配置過程中市場機制的引入和貫徹，即采用“新人新辦法”——全面的勞動合同制。這一機制減少了新增就業人員對于國有部門的依賴，使得這些人可以通過市場就業。這一措施起始于1980年上海市開始試點的城市勞動合同制。90年代以后，以全員勞動合同制的改革全面鋪開。迄今已有98%的國有和集體企業實行了這一制度。這一制度性改革改變了過去工人一旦招進門就終身固定在一家企業的狀況，恢復了勞動力資源的市場流動性，也為上海經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推行全員勞動合同制的同時，上海市著手建立城市勞動力市場，促進新增勞動力就業的市場化。據估計，新增勞動力供求雙方市場結合率達60%以上。“新人新辦法”不但為運用市場機制配置城市勞動力提供了新思路，而且為通過城市勞動力市場逐步消化規模巨大的企業冗員提供了條件。
其次，在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全面建立的條件下，為了延緩國有企業冗員對于經濟沖擊，上海市由市財政、下崗職工所在企業及企業所屬行業控股公司和外勞管理三方出資，創建行業“再就業中心”三方各負擔經費的1/3。從市財政方面來說，1996年儀電、紡織兩個行業共托管10萬下崗職工，一年經費過4.2億，財政負擔1.4億。1997年7個行業共建立9個再就業服務中心，托管25萬人，計劃經費10億，三個季度8億，財政負擔3億。這樣沉重的擔子在短期內，可以由上海市雄厚的財政兜底，但是顯然難以長久。其他地區的再就業中心都因為資金不足的壓力而處境艱難。
最后，為了緩解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壓力，上海開始拿農民工開刀。1992-1994年，由于開發浦東、建設地鐵等大型市政項目的需要和同期中國經濟呈現飛速發展趨勢使得白領工作增長率高于藍領工作增長率等原因，上海市吸收了大批外來民工。市政府此時尚對外來勞動力持“默認”態度，外來勞動力和本地勞動力基本上在兩個層次上運行，相安無事。但是，為了緩解1994年以后下崗工人激增的壓力，上海市先是通過成立對外勞動力管理所，以示外勞：“有序化”流動，即建立外勞市場，規定不許外勞個人在上海找工作而必須堅持有組織輸送，同時實施證卡管理。尤其是1996年以來上海加強了招工控制、強化外勞進入的行業和期限、限制以及加強證卡管理和增加收費等，以求為外來勞動力設置門檻；但這些措施顯然不受企業歡迎，它們通過種種規避措施，使得這些政策的效力大受影響（CCER勞動力市場課題組，1998D）。上海的非國有經濟部門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正在逐漸形成，而國有部門的下崗職工則繼續背靠著政府的財政支持，并對統一勞動力大市場的形成構成嚴重阻撓。上海的這種限制勞動力供給的做法在全國范圍內是普遍存在的限制農民工進城自不必說，諸如加強就業培訓、擴大高校招生、控制企業破產和解雇職工等措施的用意都在于減少當前勞動力的供給；但是實施這些措施時，如果不是伴隨著勞動力有效需求的增加，那么一旦現有經濟結構無法承受這些潛在壓力，問題將會非常嚴重，甚至于危及社會穩定。
在這個意義上說，上海的經驗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于減少供給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企業的改革進程，降低了非國有部門的競爭能力，最終無法達到需求的拉動。如果經濟中無法找到新的增長點，這一類大城市將會面臨更為嚴重的就業壓力。
第三類，“扶貧解困”的就業政策、下崗職工的“粘連”情結和嚴重滯后的勞動力市場，如南京、吉林的案例。
因為歷史選擇的“路徑依賴”，老工業基地普遍面臨經濟蕭條，企業停工、停產的局面。由于國有職工比例占很大比重，辭退農民工對解決就業問題沒有太大意義，建立再就業中心也普遍面臨資金短缺這一難題，最為嚴重的是，這些地區看不到經濟擺脫困境的有效辦法，因此勞動力的持續供給和勞動力需求的嚴重不足使得這些地區的就業現狀最令人擔憂。政府對于解決就業問題只能是采取延緩企業改革進程，推遲國有企業職工向社會的流動，并通過短期措施解決短期勞動力就業。結果是，下崗職工普遍選擇“粘連”于原企業，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嚴重滯后，就業問題的解決更是遙遙無期。
南京：福利慣性下的勞動力市場。
面臨將近1/6的市區人口失業率的壓力，市政府在實施再就業工程的過程中，雖然也創造了一些新經驗，如分類梳理（把下崗工人按照年齡、性別進行分類，實施分別管理）、養老統籌的個人投保辦法等。但由于國有經濟部門頑固的城市福利體制壁壘，南京市勞動力市場就大的層面來就形成了兩塊，即國有經濟部門（主要是國有工業部門）的一元勞動力市場和非國有經濟部門的高度融合的勞動力市場。在國有經濟部門，外勞力還是處在填補城市工人空白的位置上，互不相干；而在非國有經濟部門，城里人和外來民工已在一個統一的市場上競爭，農民工在南京工作就個人來說幾乎不用交什么錢；單位交錢也不是硬性的，基本上沒有什么制度成本。這為形成城鄉通開的勞動力大市場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隨著企業改革的逐步鋪開和1992年全員勞動合同制的實行，城市工人下崗和失業問題嚴重起來，這一市場的發展受到阻礙。
由于國有企業本身只使用了少量的外來勞動力，通過清除外勞力以提供就業崗位的通行做法在此無太大用武之地，政府對更多地采取將企業職工“包”在企業里的做法。企業和政府就如何安排下崗職工達成了一個以犧牲未來為條件的妥協方案，即所謂“疏理定位，分類管理”的政策。客觀存在規定按照職工的年齡結構來對職工進行分類，并讓職工與企業簽訂不同的協議，并且由財政支付相應的貨幣補償；但是由于城市福利慣性，這一政策在實施中發生了變形：以年齡為標志的一次性的補償變為滾動式的福利均沾，即合同期限有多長，政府就得背多久，而下崗職工達到退休年齡段時，事實上都可以享受到類似提前退休的待遇，并領取到相應的補貼。這一政策的功能發生了退化：在提前退休政策受到限制的條件下，職工以新的形式搞提前退休，鋪開面甚至比原來提前退休的范圍更廣。這樣，南京就在實踐中將權宜之計長期化，用犧牲未來的辦法來應付提前的危機；這種分類梳理政策在實施中，從一次性的以年齡為界的補償變成滾動式的福利均沾。勞動力市場的發展陷于停滯（CCER勞動力市場課題組，1999A）。
吉林：“粘連”情結與勞動力市場的嚴重滯后。
吉林市作為中國傳統重工業城市的代表，其經濟具有很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國有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始終在經濟中占很大比重，1997年國有企業在吉林市這個經濟中所占比重為14.5%，而其職工人數、資產和實現利稅所占比重則分別達到62.1%，80.3%，76.8%。在這種環境中，體制外的增量——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一直未能得到長足發展，從而使得整個經濟更加缺乏活力，企業的用工體制僵化，正式工人數在吉林市的就業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1997年國有工業企業和集體工業企業的工人占工業總就業人數的90%）。另一方面，吉林市的經濟狀況卻越來越差。截至1997年末，吉林國有經濟的虧損比重占30.9%，全市共發生下崗職工13.7萬人，占其國企職業總數的將近25%。吉林市在解決下崗再就業問題時，更多的著眼于短期解困，即為企業和下崗職工尋找短期的謀生之道，這些措施包括：建立各類扶貧解困市場、開展社區服務、組織內轉外（組織勞動力的境內外輸出）和農轉非（鼓勵城市下崗職工和暫時停工、停產或開工不足和企業到農村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搞技術服務、生產服務、銷售服務和人員培訓服務等）、建立職工消費合作社等。
在這樣的情形下，眾多的國有企業職工不得不把自己的命運和計劃體制下由國家包辦的福利狀況連在一起。職工們多年作為企業的“主人翁”，已經將自己的專業技能、知識結構與企業的命運綁到同一輛戰車上：政府對國企職工則給予默認的承諾：作為職工接受低工資的條件，政府將為職工提供相應的福利水平，并在職工年老、生病或遇到其他不可抗力變化時，對職工提供幫助。當國有企業的狀況越來越糟時，職工的福利狀況突然急劇下降，甚至連工作崗位幾乎都無法保證，這一事實令他們無法接受。而且，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醫療改革等政策變化打亂了職工原有的預期結構。經濟處于蕭條之中，國有企業虧損越來越嚴重，使得這些職工難以從經濟中找到新的工作機會，于是，無論從就業觀念上，還是從利益權衡上，國有企業職工都不愿意解除與原企業界的勞動關系而另謀出路，而是選擇了“粘連”于原企業：不進入再就業中心，企業不發工資也不在乎；但是當企業狀況好轉時，他可以回原企業上班（CCER勞動力市場課題組，1999B）。
無庸諱言，這種“粘連”情結的深層根源在于政府對于國有企業職工的歷史欠債。如果政府在選擇國有企業改革的步驟時忽視了這些問題，這種“粘連”情結將因為職工觀念中的自我增強機制變得越來越嚴重，甚至可能會危及國有企業改革的整個進程。現有最為迫切的問題是，老工業基地的經濟蕭條和國有職工比重過大的現實困擾著這些地方的勞動力就業問題的解決，也嚴重阻礙了勞動力大市場的建立。
三、出路
面對這樣大的就業壓力，尋常的解決之道已經不能解決問題，諸如清退農民工、建立就業指導中心、推遲某些社會群體的就業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視角出發，著眼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大背景，才能給這個問題找到根本性的出路：經濟必須實現持續、健康地增長，但首要的是，政府如何才能夠為經濟增長找到新的增長點。 歷史上看，這些增長點包括：第一支持民間創業和經濟創新的發展，進一步開放國家的壟斷行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了保持這些新的增長點能夠持續、健康地帶動中國就業問題的解決，就必須建立經濟增長的制度條件。
1、鼓勵民間創業和經濟創新，大力開發已有結構中的就業潛力
（1）鼓勵經濟創新，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狀況。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經濟中持續的創新動力。中國鄉鎮企業和集體經濟的大力發展，支撐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河山；經濟中持續不斷的創新精神就是由這些非重點的中小經濟單位維持的。但是，國家的政策始終偏向于國有經濟單位，尤其是90年代以來，“向大中型國有企業傾斜”的政策倍受政府青睞，這一做法將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那一部分經濟單位扼殺。大家可以看一看，世界上很少有政府公然提出如此“傾斜”的口號。可能只有韓國如此。但是，這一次金融危機明確地顯示了這種“頌斜”會如何將整個經濟拖垮。其實，各國經驗都表明，中小企業一般比較弱小，但是解決了大量的就問題，牽扯到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計，政府的政策應該向他們“傾斜”才對。具體到中國，當前全國工商聯注冊登記的中小企業已占全部注冊企業數的99%，中小企業總產值和實際利稅分別占全國的60%和40%，提供約75%的城鎮就業機會（目前全國工業部門就業人數為1.5億人左右，其中在中小企業就業的就有1.1億左右），年均創造900億美元左右的出口額。但是，銀行的資金卻大部分流向了大中型企業，1998年中，中小企業得到的貸款僅占全部銀行貸款余額的44%，而在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余額中，中小企業所占的比重僅為38%。
中小企業在信貸市場上得不到足夠的資金，只好尋找其他出路。但是，政府的干預又一再扼殺他們的創新精神。比如說，前些年企業開始探索地方性股權融資的方式，企業股東為了交易自發地形成了柜臺買賣，或可稱為街角交易、場外交易，典型的代表是成都紅廟子市場和山東淄博的股票交易系統。這些資本市場的創新有力地緩解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的需要，促進了股份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發展，但是政府在未進行充分聽取意見和進行討論的情況下就關閉了這些市場，同時也等于丟掉了一個探索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通道的可能性。1997年以來，大家開始大談特談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問題這么嚴重，為什么要堵死中小企業探索其他融資方式的可能性呢？
（2）減少政府對于經濟的管制，鼓勵民間創業。90年代以來，民間的經濟活動越來越活躍，企業家開始在經濟中尋找創新的機會；但是，政府的、“規范化”和“有序管理”卻不斷扼殺這些新的增長點。舉例來說，這幾年來高速公路建設的非常快，隨著高速公路的建設，感覺敏銳的企業家們開始通過購買新型大客車來從事高速公路客運業務。此舉頗受市場歡迎，投資者也可以較快的回收投資成本；此外公路運輸的發展也逼迫鐵路部門改善服務質量。但是，政府很快就感覺到了其間的利益所在，開始設置“特許權”，規定這些經營必須經過政府批準，結果是這些項目要么是由政府自己來經營，要么是由政府指定的人來經營。企業家發現的這些機會就這樣被政府歸為己有；作為通過發現市場機會來謀求盈利的企業家來說，從事創新活動和動力就大大減少了。如果對于經濟的行政干預降低到最小限度，那么經濟中的創新主體就業會從中國不斷改革開放中挖掘各種各樣的獲利機會；這些機會中的絕大部分是在現有條件下根本無法預知。
企業家承擔了尋找新的獲利機會所具備的不確定性，相應地，他們從創新中獲利的權利也應該得到社會的認可。這些需要從制度上對于私人財產權利進行保護；如果政府可以經常以種種借口對這種得自創新的權利予以剝奪，那么民間的創新動力就會大降低。只有給予企業家更多的創新空間，原有經濟結構中的就業潛力才能得到最大的發揮。
2、進一步開放國家壟斷產業 解決這種巨大就業壓力的第二個出路，在于進一步開放國家壟斷的產業，諸如金融、電信、航空等產業。發達國家經驗表明，在這些產業中引入競爭，可以促其改善服務質量、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逼迫這些行業加快創新的節奏，這些創新一方面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另外一方面可以推動企業創業、增加就業。
（1）金融業。金融業的壟斷性表現在中國金融市場結構的特征上，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工農建）在市場中的地位過大。從所占市場份額來看，1997年四家銀行的存款總額、貸款總額、資產總額和利潤總額分別占國內同期金融結構存款總額、貸款總額、資產總額和利潤總額的73.38%、70.02%、93.19%、41.92%。與這種壟斷地位相對應的是，1995—1997年，四家銀行的綜合平均資產利潤率、綜合平均收入利潤率分別為0.26%和3.41%，而十家綜合性商業銀行的兩項綜合平均指標分別為1.70%和22.57%（于良春、鞠源，1999）。
這種高度壟斷下的金融體制使得中國金融資本和GDP的總量不相對稱。例如，1998年我國GDP為79553億元，其中國有和集體企業約占60%，非公有制企業約占40%。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93860億元人民幣，其中國有商業銀行占85%以上；在9萬多億貸款，大約不到30%的資金用于支持非公制企業（朱純福，1999）。而中國的非國有經濟卻正是拉動經濟增長、吸收就業的最主要渠道，這種信貸政策上的歧視使得無法通過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來解決就業問題。因此，必須在銀行業中引入競爭，改善銀行業的整體效益，進而使其擴大對非國有經濟的金融支持。
其次，這種高度壟斷的金融結構伴隨著低下的經濟效益，金融企業沒有動力進行金融創新，使得中國金融工具的品種開發較少。隨著各種新型金融工具的開發新型金融機構的設立，金融業的勞動力需求也會增加。比如，網上銀行業務的開展，就創造出了許多原有體制下不存在的就業崗位，并且帶動相關行業，諸如商品配送、信用卡開發等部門的發展。
（2）電信業。電信業也是高度壟斷。中國電信業務（國際長途、國內長途、本地電話和移動電話）基本由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壟斷，而這種結構中，中國電信居于絕對壟斷地位；其不但在電話和各種新的通訊領域擁有壟斷性的和控制性的市場份額，而且控制和運營管理全國的公用通訊網；1996年其電信業務總量和收入按中央國有企業口徑計算分別達到996億元和934億元，占全國份額的80%以上。這種壟斷地位使得中國電信的決策可以大大損害消費者利益。比如。為了裝電話，中國電信舉世獨創了“高額初裝費”制度：每個城市電話客戶，要預付5000元（甚至5500元或5800元）的初裝費，才能得到裝機機會。有了電話，還要承受高額運營費（例如國際長途比美國貴5倍）外加低質服務（例如落后的計費方法和拒絕提供通話記錄），才能享受通話服務。中國電信7600萬客戶，以每戶平均“初裝費4000元計，客戶的初裝費總額就有3040億元。而且，電信行業（以統計年鑒中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平均工資水平作為近似值）的平均工資水平1998年約為10302元，而國有單位的平均工資為7668元，也即電信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34倍。這樣嚴重的壟斷情形，一方面為消費者增加了額外的成本，阻礙了民間的創業動機；另一方面使得電信行業拓展經營、吸收就業的動機很弱。
我們可以從無線尋呼業務的發展中得到一些更為清晰的認識。中國的無線尋呼業用戶1990年只有43.7萬，1995年達到1739.15萬，1998年更是激增至3908.16萬。這個巨大市場的出現，與無線尋呼業務服務商之間的激烈競爭密不可分。提供無線尋呼服務的企業在1997年已經達到2159家，為了吸引客戶，眾多廠商紛紛采取降價競爭的策略：1995年到1997年，數字機服務費由每月25元降到10-15元，漢字機服務費由每月50元降到30元；1992年以來尋呼機價格降價幅度達到60%-80%。而且，無線尋呼企業日益重視服務競爭和技術競爭，前者主要包括提高服務質量和增加服務項目，后者主要著重于聯網化、自動化和多功能化（陳小洪，1999）。這些競爭的一個明顯結果就是尋呼臺的服務小姐需求猛增，而這些崗位在傳統經濟體制下根本是無法想像的；競爭和經濟創新使得這些嶄新的工作機會成為可能。
中國的電信業務部量在1991年僅為151.6億元，1995年增至875.5億元，1997年翻倍達到1629億元，1998年進一步增加到2264.9億元。估計到2010年，電信業務總量將達到3000-4000億元以上（陳小洪，1999）。激增的市場需要眾多的廠商來提供最為合適的服務，通過在電信業中引入競爭，將使得這一行業可以產生巨大的勞動力需求，而且有很多服務機會是通過創新“創造”出來的。
（3）航空業。航空業的改革自1987年已經開始，其改革最大動機改變在于民航業的連年虧損的局面和從軍隊手中收回民航管理權勢政治考慮。具體的改革措施包括政企分開、分割經營部門為多家獨立核算單位、允許其他企業進入市場以及放松政府在市場進入、航線開辟、乘機資格、飛機購買等方面的管制。1987年的民用航空線只有323條，旅客運輸量只有1310萬人次，而1998年這兩個指標分別為1122條和5722萬人次。改革后的競爭主要以非價格競爭的方式進行，內容包括航線的開辟、航班的設置、服務的改善、營銷的方式轉變等等。
這些改革措施都創造出了很大勞動力需求，尤其是營銷方式的變化對于就業崗位的創造更為可觀。1987年以來，各個航空公司在若干城市恢復和擴展了市內和臨近城市售票點和代售點，推廣預約定座的售票辦法，增加預售客票的天數，開展送票服務等；同時，開始發展銷售代理人業務，從而使得代銷點和旅行社在機票銷售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張帆，1997）。這些業務的拓展，使得航空公司越來越重視市場力量對于經濟業績的作用，面向顧客的營銷策略大大擴展了這個行為中的勞動力需求。
（4）壟斷產業引入競爭的進一步討論。中國需要引入競爭的產業遠不止金融、電信和航空三個行業，將競爭引入諸多壟斷產業的主旨在于推動經濟中的創新動力，一方面進入該行業的新廠商會創造一批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壟斷企業會被進行經濟創新以尋找市場機會，這一過程也將會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諸如郵政快遞業務對于國家郵政壟斷地位的沖擊、私營糧商對于國家糧食系統壟斷地位的動搖、民間商業對于國有商業的沖擊都從不同側面反應了競爭對于經濟效率和就業的影響。而民營飲食業更是很早就將國有部門的壟斷地位沖了個七零八落，這個行業吸納的勞動力也是各個行業中最為顯著的。
3、著眼于發展大服務業，尤其是推動商業革命 大服務業包括的范圍不只是傳統的第三產業，第一和第二產業中的市場營銷、市場合作均可以包括在內。在大服務業中，必須重視商業的突出作用，因為它保證了商品進入消費領域時“驚險的一跳”。在商業地位越發突出的今天，互聯網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新的孕育著無窮希望的商業機會。
重視大服務業對于解決就業問題有兩個突出的作用：第一，服務業本身就會吸吶大量的勞動力就業；第二，服務業的發展將會盡快把市場的需求信息傳遞給第一、第二產業的生產企業，促進其更有效率地生產；第三，服務業的發展會創造出更多的嶄新的、現有經濟體制下無法想像的就業機會。
（1）面向農村市場的大服務業。農村改革歷來被認為是成功的，但是就其社會化程度來看，它的缺陷還是很大的。1994年由于惡性通貨膨脹的壓力，政府決定放棄糧食市場的改革。1996年以來農村經濟開始徘徊不前，尤其是1997年以來所有農產品都在降價；除了糧食以外的重要農產品，價格與1994年相比都下降了一半左右。1999年政府宣布禁止私營糧商的存在，并宣布國營糧食部門將按高于市價的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糧食；這一政策使得國有糧食部門不得不采取“順價”銷售——即保護加上糧食部門的運作成本。這種“順價”銷售政策除了會耗費大量的財政補貼外，它的最大受害者是市場上的經營者。北京大磨房面包店的經歷就是明顯的例子。大磨房面包店的老板是溫州人，曾經在法國呆過幾年，回來搞面包，還有面粉加工，據說達到過北京面粉市場的1/4。但去年10月后他不搞面粉了，因為他沒有辦法買到價格合適的小麥，而只能買政府糧食部門的那個“順價糧”，此時整個市場面粉價格下跌，但小麥價格往上“順”。 大磨房的經營之道本來可能會為農村的流通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嘗試，但是這種創新卻被扼殺了。同時，那些私營糧商通過市場上的收購活動以謀利，并最終活躍了農村的糧食流通體制的努力也因為政府的一紙政策而付諸東流。農村的一體化經營是建立在對于市場機制的尊重上的，首先是應該在經營的每一個環節上了解并利用市場規律；現在政府的政策限制了流通領域的農產品流通。這樣一方面使得農民收到了錯誤的價格信號，會產生錯誤的預期，另一方面使得這些從事于流通的勞動力不得不尋找其他的出路。農村的創新努力不斷的被否定，面臨9億農民需要就業這一個現實存在的壓力時，農村的社會化、一體化經營的前景就會十分渺茫。在鄉鎮企業狀況不佳，城市經濟景氣低迷時，農村的就業壓力將會異常巨大。因此我們認為，農村就業壓力緩解的關鍵在于鼓勵農村的創業動力——正如80年代對于鄉鎮企業發展的寬容一樣。只有當農村的流通體制按照市場規律進行，面向農村市場的大服務業逐漸形成時，農村的就業壓力才可能得到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城市中的勞動力可以充分發揮其信息優勢、技術優勢，將城市中的工業產品大量推銷到農村中來，這樣也會創造出許多新的就業機會。日本發展直銷農業的過程，就是充分利用了人多地少這一比較優勢，使得日本的農業發展不斷走向精細化、商業化。中國的農業部門，人多地少的問題更為嚴重，而農產品的商業化程度很低，因此發展直銷農業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將大大吸收農村人口就業。
（2）商業經營方式的革命。商業經營在經歷著一場革命。廠商不再是生產出商品等待著消費者去購買，而是逐漸的采取種種面向消費者的方式，諸如“門對門”直銷，調查、研究消費者的偏好從而決定生產計劃等等，這些都創造了一個新興的行業——推銷業。市場營銷人員的規模與質量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企業在市場上的份額和獲利水平，這些就業崗位的需求將是長期的；據估計，在未來的商業發展中，1個生產工人就需要配備2-3個銷售人員。商業發展中的售后服務的開展也會提供很多的就業機會，比如1996年熊貓集團就一次性投入700萬元，購入70輛維修服務車，以加強售后服務工作，如果一輛車配備10個人，這700個工作崗位就因為商業活動的深化而被創造出來。聯想集團長期堅持通過代理、銷售等業務來發展自己的銷售網絡，這個過程中有許多的工作機會被創造出來，聯想集團在中國的市場地位也越來越穩固。
國外企業集團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借鑒。德國的企業崇尚“分包制”，即大企業獲得定單后，將其中一部分產品或是一部分工作轉包給自己的關聯企業去做；這些關聯企業多為小企業，他們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勞動力優勢，為大企業提供一些勞動力密集性的工作，諸如組裝、包裝、配送等。而大企業也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從事技術創新，謀求更大的發展。如果中國的企業集團能夠按照市場規律進行這種類似于“分包制”的工作，就業的機會將會更多的被創造出來。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商業經營方式的變革將會為城市的改革提供堅實的基礎，社會化分工、一體化經營才會成為可能。
（3）互聯網上的商機。互聯網上孕育著未來經濟發展中的無限商機，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新的途徑。作為新的信息溝通模式，它在中國剛剛起步。從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首先我國互聯網的發展還處在非常初始的階段。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的互聯網已經表現出高速成長的特點。比如說，作為互聯網基礎的通訊產業一直在高速增長，而且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增長速度也非常快，1999年6月底已經達到400萬戶，在1999年底估計可達700萬戶門檻。再比如，北京的電子商務雖然才一年多，但發展速度令人矚目。1998年6月，翠微大廈“電子商城”開業，這是京城開展電子商務的第一家。今年3月，北京圖書大廈網上書店開張。半年多來，累計點擊連接上網訪問者已超過600萬人次，平均每月銷售額約10-20萬元，其中來自海外的訂
單就達到50%，實現了全球性銷售。珠穆朗瑪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月經營額已達100多萬元人民幣，在全國11個城市建立了快遞系統。根據對未來5年的估計，2003年中國Intermet的用戶可能達到3000萬戶的水平，將越過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檻，形成規模經濟，造就一個產業。電子商務未來的成長將會最快，這是因為互聯網正越來越從一種通訊手段變成一種交易手段、同時又通過交易手段的改進，成為所有其他產業的基礎設施，從而改組其他的傳統產業。可以說，互聯網包含著新的通訊手段、新的交易手段，甚至包括新的生活方式，它作為一種新生事物正在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傳遞，這種傳遞雖然在中國剛剛開始，但是趨勢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下面是IDC對亞洲和中國的電子商務的估計。第一，整個亞洲，除日本以外，包括太平洋地區，將是電子商務網上商業活動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印度的增長率在本地區是最快的246%，中國僅次于印度，到2003年網上交易額會達38億，整個Internet的收入是100億美元。即使如此，到了2003年，亞太地區的網上經濟，即互聯網經濟還是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就中國而言，它當時能夠預測達到的規模等于1998年美國金融、零售以及旅行這幾個產業網上交易額的1/10，占2003年本國GDP的不到1%。我們認為，這些估計從目前Internet在中國的發展勢頭來看，從世界提供的技術可能性和經濟可能性來看，在這個發展空間來看絕不能說是過頭的。
這樣蓬勃發展的互聯風業務將會帶動相關的零售、商品配送、旅游、金融服務諸多行業的發展，作為其結果，這些行業吸收的就業將會大大上升。而且，人們的預期也將會因為這些新的就業機會的出現而得以轉變，這樣將會在更大程度上促進就業問題的解決。
4、本出路在于建立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 我們認為，這些鼓勵經濟創新的措施要想得到長足的發展，必須有賴于建設三個支撐性的制度性條件：
（1）首先是建立清晰的所有權。這種權利必須和個人相聯系，尤其是個人能力、掌握的知識和技能這些“資源”天然的屬于個人。人力資本是任何人都不能拿走，也不能有效“啟動”的資本，只有其“主人”在受到獎勵的狀態下才能發揮出來。從這個意義上，“個人所有”并不需要從外邊給出，它事實上早就在任何形式的公有制里頭了。經理控制了企業，如果沒有相應的激勵，他就把這個控制權用到別的地方了，不是多賺利潤，而是多花費用。加強對他的監督，也許可以控制他花錢，但是不能控制他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拿出來給企業賺利潤。改革20年的經驗表明，必須捅破這層窗戶紙。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的長期增長沒有可靠的基礎。通過分析福州IP電話事件，我們可以更為清楚的認識這個問題。
這件事的起因是，1997年9月福州陳氏兄弟利用網絡提供收費的IP電話服務，由于他們的價格遠遠低于中國電信的價格，致使當地郵電局的經營收入大幅度減少。因此，福州市馬尾區郵電局就到公安局告陳氏兄弟，認為他們非法經營電信業務，而電信業務只有郵電部門才能獨家經營。法庭上雙方爭論的焦點表面看起來集中于IP電話到底屬不屬于傳統的電信服務，而實際上爭論還有深層次的含義，即過去的法規還能不能適用于迅速變化的現實。新技術發展會帶來原來法律規范里沒有的東西，新技術總會帶來一些業務、新的技術都可能有兩面的結果。互聯網的出現即屬此類；福州案例真正值得關注的東西也在于此。互聯網帶來提供的方便是可以去查論文，也可以去檢索色情的東西。它給兩方面都提供方便，你怎么去判斷？是屈從于傳統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意志、長官意志，還是以普遍性的、規范性的法律程序作為最終的判斷標準。此處的一個關鍵點在于這些創新活動的產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證；創新活動總會對原有利益集團構成威脅，如果迫于政治壓力而使得創新者的產權受損，經濟增長中至關重要的創新將無法為繼。
（2）其次是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要想通過創新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就一定要有開放的市場、自由交易的權利。政府不能離開法律程序隨便就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
福州的案例是非常很需要的關于Internet的經濟創新的案例，從中我們可以發現自由交易的權力對于創新的重要意義。這個案例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項新的技術怎樣才能轉化為社會大眾的福祉。因為所謂高科技要被產業化，一定要有這樣的人，他就是要通過這個東西變成一個賺錢的手段；沒有這種牟利動機，高科技永遠就很高，它不會跟普通人的生活發生聯系。技術本身是人的行為，為是要在法律框架、行為框架、游戲規則里來決定他的行為的。IP電話恰恰與傳統電話之間有利益沖突，因為它比傳統電話便宜；但是IP電話的便宜被認為是不正當競爭、是牟取暴利，這是一個與創新動機相違背的做法。但是在商業活動中的金規鐵律就是便宜的東西最具有殺傷力，因為消費者對于同樣的質量就是喜歡便宜的東西。因此一個更便宜的、功能上可以替代的業務出來以后會對傳統的電信業務構成很大的挑戰。這種新興的通信方式大大降低了成本，它的發明者有權獲得正當的自由交易的權利；政府應該為其創造正常的市場條件，而不是維持原有的壟斷市場。
（3）第三是對政府的行政權力要有制衡。政府權力是最具有壟斷的權力，要用憲法、民主政治的程序來制衡，經濟領域的許多事情也要制衡。
在福州案例中，中國電信的做法是壟斷企業的正常反應。傳統的電信業務的投資已經放進去了，成本已經在里頭了，它的經營模式已經形成了，要進一步緊縮成本的壓力非常大、非常難，因此它勢必傾向于用非經濟的手段把這個新產生的競爭對手殺死，來保護原來的既得利益。這個問題對于經濟增長可不是小事情。互聯網經濟，包括我們講的IP電話，我們說將來可能性有100億美金，但它在行為上會產生極大的沖擊波，它會對原來我們的文化，教育都會產生沖擊，它會得罪很多既得利益集團。在這個層次上講，我們的社會要做一個權衡，你是讓傳統的既得利益壓制住新的可能性，還是構筑法律框架，使新的東西比較健康的、平穩的成長起來。只有在一個鼓勵創新的市場環境下，創新的動力才會得到充分的發揮；反過來，這些創新將會開發出原有結構下無法想像的就業崗位。但如果中國電信既是市場中的經營者，又能夠通過種種渠道利用政府的壟斷權力來為競爭對手設置障礙，市場中的經濟行為就會發生扭曲和變形。
政府是保護產權、保護市場的最重要力量。但是，我們不贊成僅僅靠說服政府來保護產權和市場。產權所有者，包括人力資本的產權所有者，不能被動地等著別人來保護自己，首先應該明確保護產權是自己的責任。只有當民間與政府互動，制衡權力、保障權利，并通過法治程序來保護產權和市場的情況下，政府的權力才能夠得到有效的制約，為經濟的增長提供有效的保護。 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改革在上述三個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實質的進步。只要繼續沿著這個方向努力，短期的景氣波動就不會變成長期的經濟衰退或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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