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醉酒人刑事責任之中外理論

淺析醉酒人刑事責任之中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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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 醉酒人刑事責任是一個在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從古代到近代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論都有對醉酒人刑事責任的規定和探討。本文擬對中外關于醉酒人刑事責任的學說進行系統介紹，以期對醉酒人負刑事責任進行合理解釋有所助益。

　　論文關鍵詞 醉酒人 事責任 原因自由行為

　　一、引言

　　從刑事立法的發展歷程來看，古代、封建時期、近代時期均有規定飲酒行為本身就構成犯罪并應追究刑事責任的內容。總體而言，對飲酒、酗酒、醉酒及醉酒人犯罪的處罰處于日趨輕緩趨勢，這是一種進步，是罪與刑遠離殘酷和非人道的表現，是人們對罪與非罪認識日趨科學的表現。然而，當醉酒行為本身與犯罪行為相結合的時候，我們必須從其嚴重的社會危險性上予以高度重視，采取刑罰措施對其進行打壓。

　　醉酒人承擔刑事責任的理由是什么?這是本文要著重解決的問題。刑事責任根據是刑事責任核心問題，是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種理由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以及國家基于何種理由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有學者對此的解釋是：刑事責任的根據是指法律上對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規定刑事責任以及具體的行為人據以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理由。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并被刑法規定為違法，是刑事責任產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在這個前提下，為什么能夠要求人們對自己的危害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這就是刑事責任根據所要回答的問題。它旨在說明“犯罪應負刑事責任”這一法律原則的理由，從而揭示刑事責任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樣它也是解決醉酒人于醉酒后實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為，刑法規定其應負刑事責任以及醉酒人據以對自己的行為承受刑罰處罰的理由。

　　二、域外醉酒人刑事責任學說的發展及刑法規制

　　在古羅馬法及日耳曼法時代，多數學者皆認為，醉酒可以成為阻卻或減輕刑事責任的事由。到了中世紀教會法時代，由于教皇極力反對飲酒作樂，因而對于因酗酒而犯罪的，認為是加重刑事責任的原因。這種思想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影響英法等國的刑法理論。

　　18世紀中葉，德國學者主張應區別因酗酒而實施危害行為的情形，分為可歸責于行為人與不可歸責于行為人兩種，以確定其應否負刑事責任。這種學說很快對德國各邦的刑事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邦的刑事立法僅規定可歸責于行為人之酗酒的刑事責任。但隨著時間流逝，這種規定逐漸從立法中消失。

　　近代刑法關于醉酒人的刑事責任問題，理論上主要有“無責說”與“有責說”兩種：

　　無責說認為，刑罰應加罪于有責行為，醉酒人在醉酒之時，往往處于心神喪失狀態，即辨認和控制能力喪失的狀態，對于在這種狀態下實施的危害行為，不應該讓醉酒人負擔刑事責任。

　　有責說則認為，酗酒者于實施危害行為時，確實處于心神喪失或心神耗弱狀態，但之所以陷于這種狀態，是完全受人的自由意志支配的。可見，在陷于心神喪失或心神耗弱狀態以前的飲酒行為本身就具有可罰性。從刑事政策的角度看，為維護社會秩序，對酗酒者的危害行為也應予以處罰。這種主張由于得到著名刑法學家李斯特、邁耶、巴爾等人的支持，到了20世紀初期，有責說逐漸占了上風，為各國刑法理論和立法所采納。

　　在當代刑法理論中，一般認為，醉酒人應為自己實施的危害行為承擔刑事責任，有關刑事責任的根據，主要學說有三種：

　　一是預先故意說。這種學說認為“對偶爾或者經常飲用酒精并處于醉酒狀態的人，不能免除刑事責任，因為這些人是有責任能力者，他們并不具備無責任能力醫學和法學的特征”;“一個故意飲用酒精并一直喝到意識模糊的人能夠預料到產生的各種后果，包括法律后果，這是他們對酗酒和在這種狀態中實施的犯罪負責任的根據”。 這種學說注意到了醉酒人不同的精神狀態，并著重指出在辨認和控制能力喪失情況下，醉酒人對危害行為負刑事責任的主觀基礎在于行為人對后果的預見，但問題是，根據犯罪構成的一般理論，行為人在醉酒前預見的心理態度并不能等同于構成要件的故意和過失，也無法說明一般責任原則在此種情況下排除適用的根本原因。

　　二是公共利益說。這種理論認為，從生理及心理角度看，醉酒雖不是精神病，但它能在一定時間內導致行為人辨認和控制能力減弱甚至喪失;從社會角度看，醉酒之中又干壞事，則是錯上加錯。顯然心理能力和社會政策之間存在矛盾，解決矛盾的途徑只能以公共利益、社會政策為主，一般的刑法原則服從根本的社會利益。 這種理論試圖從社會利益角度揭示醉酒人犯罪負擔刑事責任的原因，但卻無法說明醉酒人實施危害行為本身具有可罰性，有忽視個人合法權益保護之嫌，并且其立論基礎在于刑事政策優于立法而為司法實踐所選擇，更有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危險傾向。

　　三是原因自由行為學說。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提出，其目的在于設法提供對因故意或過失而招致精神障礙的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予以處罰的依據，而避免和傳統的責任原則發生正面沖突。其基本內容為：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即在自由意志支配下，使自己陷于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并在此狀態下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行為人應視為完全責任能力的人，負擔故意或過失的責任。將此學說運用在醉酒人刑事責任問題上，一般應理解為：由于可歸責于自己的原因而致醉酒、進而實施危害行為的，行為人應負完全的刑事責任;反之，如果醉酒是由于不可歸責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如不可抗拒的原因，便應按實施危害行為時行為人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實際狀況，確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原因自由行為學說可以看作是預先故意說的一種進化理論，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極大的理論誘惑力，但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問題在理論上長期難以達成共識。“既然行為人的辨認控制能力是犯罪成立要件，為什么可以將在無辨認控制能力狀態下實施的行為，認定為犯罪行為?處罰的根據是原因行為還是結果行為，抑或同時包括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辨認控制能力及故意過失存在于行為之時，是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上的‘責任與行為同時存在’的原則，追究原因自由行為的刑事責任，是否違反該原則?” 為了解釋這種理論困惑并進一步論證原因自由行為學說的科學性，有學者指出：原因自由行為對于危害結果亦具有支配力，應把原因行為理解為實行行為的一部分。因為原因自由行為含前后相繼而不可分的原因階段與行為階段。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于精神障礙狀態下，從而實施危害行為，即使原因階段與行為階段行為人在心理上沒有任何聯系，也應認為行為人對行為的結果具有支配力。因此，刑法對于這種行為的階段自然不能以行為人實施危害行為的瞬間系在精神障礙狀態下，而認定行為人無責任能力或只有限制責任能力。 這種理論現今得到廣泛支持，成為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通說。

　　三、我國刑法對醉酒人刑事責任規定的理論解釋

　　我國刑法對醉酒人刑事責任的規定比較簡單，1997年《刑法》第18條4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負刑事責任”。由于立法對醉酒人的類型未做劃分，也未對醉酒的原因做出細致分析，“是否所有醉酒后實施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人都要負擔完全的刑事責任?” “對醉酒及其后實施危害行為既無故意也無過失的醉酒人，究竟應負完全刑事責任或部分刑事責任?” 2011年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將飆車、醉駕列入犯罪行為，并規定了量刑標準。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刑法修正案(八)同時規定，有飆車、醉駕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因此，醉酒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成為理論探討的焦點。

　　日本刑法學者大塚仁教授曾說過：“在解決刑法上的問題時，要仔細觀察社會的實際，提出符合社會實際的解決辦法，也就是說，刑法理論必須是能夠給社會帶來妥當結果的現實的刑法理論”。基于我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和實際需要，為了對立法做出合理的解釋，醉酒人應負刑事責任的根據是理論上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我國有學者認為：醉酒人負刑事責任的根據主要有三點：首先，在醉酒狀態下，行為人沒有喪失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其次，醉酒是醉酒者自己飲酒造成的，并非不可避免;最后，酗酒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惡習，是一種不文明的行為，理應加以制止。 由于這種論點多數論據并不科學而逐漸淡出理論爭論之列。

　　進入20世紀90年代，學術觀點不斷豐富，影響較大的有三種：

　　第一種觀點運用嚴格責任理論來解釋醉酒人負刑事責任的根據，認為實際生活中存在著醉酒后完全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性質和控制自己行為的情況，我國刑法規定對這種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就是一種嚴格責任。 由于我國刑法理論貫徹主客觀相結合的一般原則，并無英美國家刑法中所支持的嚴格責任存在的余地，因此，這種觀點更多地受到了批判。

　　第二種觀點認為，關于醉酒人負刑事責任的根據，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實行行為作為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這是一般原則，而以實行行為的原因自由行為作為犯罪構成的客觀要件，實行行為視為原因行為的自然延續，則是一般原則的例外。 這種觀點基本得到了學界認同，但由于在借鑒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解釋醉酒人刑事責任問題時，只注意到了客觀行為的界定，并未涉及相應的主觀要件及責任能力認定的原則而略顯不足，有些學者的論述恰好能為之補足，“在認定醉酒人的刑事責任時，不能單純從危害行為及危害結果發生時分析責任能力和犯罪主觀要件是否存在，還要考慮行為人醉酒前的責任能力與狀態和對犯罪行為及其結果的主觀心理態度，甚至要把醉酒前的這種狀態，作為認定實施危害行為的醉酒人的責任能力和犯罪主觀要件是否具備的主要依據。”

　　第三種觀點是以犯罪構成理論為基礎，同時“除說明醉酒人的危害行為具備犯罪構成要件以外，還可以從刑罰目的及立法精神與社會主義道德的關系等各個方面再作些論證，這樣會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深刻把握法律關于醉酒人對其危害行為應負刑事責任的根據及立法精神。” 這種觀點以我國刑法基本理論為研究工具，并注重刑事立法與刑事政策間的辨證關系，論述較全面，有成為通說之趨勢。

　　四、結語

　　雖然原因自由行為學說還存在爭議，但在刑法理論發展史上，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問題經歷了從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接受過程，至今為止，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已得到大陸法系各國刑法學者的認同和刑事立法、判例的肯定。 當然，應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我們同樣面臨如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合理解釋原因自由行為的可罰性。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理論對這個問題的解釋以“責任原則維持說”為立足點，認為原因自由行為并未違背“責任能力與實行行為同在”的一般責任原則，試圖在沒有實行性的原因設定行為中尋找實行性，將實行行為提前到原因設定行為階段，導致實行行為過于寬泛，不適當地擴大刑事責任，有理論媾和之嫌，為我們所不取;責任原則例外說則克服了這種困境，認為原因自由行為的現實危害性不容否認，如不處罰，則不合法理。為此，應在堅持一般責任原則的前提下承認有例外情形的存在，正如我國學者所言“之所以確認責任能力與實行行為同在原則，是為了防止客觀歸罪，從而堅持責任主義的立場。原則必有例外，只要這種例外并不違背設立原則的初衷，就是合理的，就應當承認這種例外。因此，與其對實行行為作牽強的擴大解釋，不如逕行承認原因上的自由行為是責任能力與實行行為同在原則的例外”。 這就是說，以原因自由行為解釋醉酒人負擔刑事責任問題帶有一定的限度性，它不能替代一般責任原則并排斥其在一般場合下的應用。

　　原因自由行為學說，本身是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規范評價與社會評價的統一，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原因自由行為學說并不與犯罪構成理論相違背，也不與刑法上的一般責任理論相沖突，它只是二者必要而有益的補充與修正。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解釋醉酒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應在犯罪構成理論框架之下，以一般責任原則為基礎、以原因自由行為為例外。具體而言，如果醉酒是因為行為人的故意或過失所致，對于在醉酒期間所實施的危害行為，行為人應負完全的刑事責任，并應區別對待：若行為是在行為人辨認和控制能力喪失的情況下所為，犯罪的主觀要件以行為人對醉酒本身或醉酒后實施犯罪的心理態度為確認依據，若行為是在行為人未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的情況下所為，犯罪的主觀要件以行為實施時行為人的心理態度為根據;如果醉酒是因為不可抗拒或不能預見的原因所致，對于醉酒期間所實施的危害行為，應根據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所處的實際精神狀態，確定是無責任能力的人或者是限制責任能力的人，負擔減輕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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