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權的民法保護

配偶權的民法保護

　　配偶權的民法保護

　　[摘 要]配偶權是指合法夫妻間互為配偶關系的基本身份權，權利人享有專屬支配其身份利益的權利，對方及其他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犯的義務。

　　我國現行民事立法雖然設計了配偶權的一些內容，但不夠明確、具體，尤其對侵犯配偶權的缺乏完善的保護機制，這種狀況的存在不利于保護合法的夫妻關系乃至構建和諧社會。

　　因此，我國有必要通過立法明確配偶權的概念及特征，并完善配偶權的保護機制，確保配偶雙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權利。

　　[關鍵詞]配偶權;立法;侵權

　　配偶權在我國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一直是一項存有爭議的權利。

　　隨著人類社會的演進和發展以及人們權利意識的增強，人格權日益受到推崇和重視，而包含配偶權在內的身份權卻一直處在非常尷尬的境地。

　　不可否認，隨著人類文明的巨變和追求自由、崇尚、平等的觀念不斷深入人心，傳統的以專制為特征的某些身份權如家長權、夫權確實因其對社會對人類的反動而退出了歷史舞臺。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由于身份關系中注入了平等、自由、民主的新鮮成份，于是現代意義上的、充分體現和尊重人的價值的進步和平等的身份權誕生了，配偶權就是諸多新型身份權中的代表。

　　一、配偶權概述

　　(一)配偶權的概念和特征

　　配偶權的概念，是由英美法系國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

　　在英美法國家看來，配偶權是指配偶之間要求對方陪伴、鐘愛和幫助的權利。

　　我國學者對這一定義有所批評，認為其并不準確。

　　筆者認為，一個科學、完整的定義，不僅要充分體現出該定義所包含的內容，而且還應當充分再現該定義的性質。

　　配偶權的性質是絕對權。

　　配偶權的權利主體雖為夫妻二人，但它的性質不是夫妻之間的相對權，而是配偶共同享有的對世權、絕對權，是表明該配偶之所以是配偶，其他任何人均不能與其成為配偶，具有公示性。

　　因而，配偶權的權利主體雖為配偶二人，但其他任何人均為該配偶權的義務主體，都負有不得侵犯配偶權的義務。[1]

　　(二)配偶權的內容

　　配偶權是基本身份權，是基于法律規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產生的，但配偶權作為基本身份權還包括諸多派生的身份權。

　　究竟配偶權包括哪些派生的身份權利，學者們的主張頗不相同。

　　配偶權“不獨為權利人之利益，同時為受其行使之相對人之利益而存在。”這決定了配偶權從本質上講是權利，但卻以義務為中心，權利人在道德和倫理觀的驅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對人的利益，因而權利之中包含義務。

　　基于此，有的學者稱配偶權為“合權利義務為一體的新型權利”。

　　筆者認為，配偶權作為一項基本身份權，應當派生出下列權利和義務：夫妻姓名權、住所決定權、同居義務、貞操忠實義務以及日常事務代理權。

　　二、從夫權到配偶權的歷史必然

　　配偶權是從古代的夫權演變而來，在早期羅馬法中，已出嫁的婦女通常屬于丈夫家庭的成員，服從丈夫的權利，解除同原屬家庭的一切關系，這就是早期羅馬法中的“歸順夫權”。

　　在中國封建社會，理論上認為，“妻子受命于丈夫，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夫亦可，妻子不奉丈夫之命，則絕，丈夫不言及是也。

　　是謂夫為妻天”。

　　新中國成立以后，徹底廢除了封建夫權，建立了現代意義的配偶權。

　　以配偶權替代夫權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其依據是：

　　(一)夫權制度不符合人類要求平等的思想

　　在人類社會中，人人生而平等，應當平等的享有權利，承擔義務。

　　但是在歷史上，男女兩性的不平等卻是長期存在的，這種不平等反映在婚姻關系中，就形成了法律上的夫權統治。

　　夫權的本質是不平等之權，是確立丈夫對妻子的支配權、統治權。

　　這種不平等的夫權，有悖于人類平等的要求，違背夫妻共同生活、共同協助的本旨。

　　(二)夫權制度不符合民主思想的要求

　　專制是對民主的反動，而夫權制度的核心是封建專制，是丈夫對妻子以及家庭的專制統治。

　　在夫權統治下的婚姻關系，妻子只是夫權關系中的義務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夫權成為一種相對權、對人權與身份權的絕對權本質屬性相悖。

　　(三)夫權制度不符合人類自由的要求

　　自由的本質是不受他人支配、不受他人拘束。

　　人只有享有人格的自由，才能充分享受人生，創造自己的幸福。

　　夫權的基本性質是人身支配性，是丈夫對妻子的人身支配，妻子只能接受丈夫支配的“權利”，而無反抗這種支配甚至取得這種支配的權利。

　　而配偶權恰恰體現的是配偶相互之間的人格自由，反對對方對自己人身的支配。

　　正因為如此，以體現人格自由的配偶權取代人身支配的夫權，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2]

　　三、我國配偶權制度的立法完善

　　首先應明確的是《婚姻法》對于學者們普遍承認的配偶權的具體內容的規定，如互負忠實、尊重義務，生產、工作、學習和社會活動自由權，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請求互相幫助權。

　　在保護方面，受侵犯的配偶一方可以向有過錯的配偶另一方為請求權，這便又回歸到夫妻之間的以倫理道德為主導之私法自治的領域中了，只是在婚姻義務和道德規范之下有不能實現該請求權之必要時，才可能動用法律的底線保障作用，主張離婚或者損害賠償等。

　　[3]在基本不改變現行《婚姻法》的前提下，對于具體立法完善的操作，筆者提出如下意見：

　　(一)婚姻法具體內容的改變

　　1. 賠償義務主體應包括第三者。

　　侵害配偶權的第三者應成為離婚損害賠償的賠償義務主體。

　　現行法律把離婚損害賠償義務人限制為有過錯的配偶一方，使得受害人在權利保護上受到影響，實際上免除了共同侵權人的連帶責任。

　　因此，把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同居、通奸等故意侵害合法婚姻關系的第三者納入離婚損害賠償的義務主體范圍之內，對通過立法保護正常和諧的婚姻家庭關系不受非法干涉，并使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在賠償主體上得以完備具有重大意義。[4]

　　2.配偶之間，原則上堅持現行的“必須在離婚訴訟中提出過錯賠償”之規定, 但嚴格意義上的婚內賠償案件應予以支持。

　　但是，對于第三者妨礙配偶權的行為，除了可以間接地向有過錯方配偶主張外，還應增加解釋“對于第三者惡意侵犯他人配偶權并在客觀效果上造成無過錯方配偶身份利益的重大損失的，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可以是‘第三者’，并且無過錯的配偶一方提出請求時不限于僅在離婚訴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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