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管理模式的變遷論文
我國農村形成于氏族公社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創造更多剩余價值，形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群居生活。但是農村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制度的基礎上，在奴隸社會農村才正式形成。在農村的變遷中，主要是以奴隸社會農村、封建社會農村和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農村變化為軌跡，經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以后，我國農村發展飛速，農村公共事業管理模式也從以前的鄉規民約過度到法制過度，也從“他治”過渡到“自治”。
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的管理模式的變遷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現，也是從奴隸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逐漸演變的縮影，更是階級斗爭史的組成部分。
一、奴隸社會的公共事業管理模式
在奴隸社會的農村中，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手工業和商業相繼從種植業中解放出來。在一些大的村落，由于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原因等，使手工業者和商業集中，形成永久性市場。這些地方，逐步演變成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了保護財產的安全、政權的鞏固，修筑城堡等，逐漸出現了城市。大商人、大奴隸主、官吏聚居在城市，而奴隸、個體小農、少數小奴隸主則居住在農村。在這個時期，農村和城市真正的區分開來。
只要有群居的地方，就會形成的一定的共識，被這個群體所公認和遵守。比如在奴隸社會的農村，對于個體與個體糾紛的排解，家庭與家庭矛盾的化解，對于家族內部事物的處理等，這些都已經形成了公共事業管理的雛形。由于生產力還比較低下和社會制度的限制，不可能有常態化公共事業產生。
在奴隸社會的公共事業管理模式上比較單一，首先制度上幾乎是空白，只是有一定共識作為處理事務的價值判斷。其次在處理上，肯定是公推出德高望重，或者是非常有影響力和說服力的人物，比如：族長，長輩，有學問的人。
二、封建社會的農村公共事業管理模式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社會底層有了更多的自由，在農村出現了雇農、佃農、自耕農、農奴、中小地主等，農村成員的組成更加細化。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在農村出現地主這一新角色，他們支配的生產資料更多，使得他們有能力捐修學校和廟宇，組織祭天活動等，出現了真正的公共事業。但是由于這些公共事業出現部分人出資，所以在管理模式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公共事業的管理也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上，主要是出現在地主集團；官府也參與其中，出現了法律的約束等。
在封建社會農村的公共事業有了固定的財產，如：學校、廟宇、祭祀等民間活動中產生的物品等，這就使得封建社會的農村公共事業管理已經出現了常態化，不會出現奴隸社會由于糾紛的解決，管理就不復存在，一旦出現問題才會出現管理。而在封建社會，由于公共事業有了物質基礎，只要物質不會消亡，這種對應的管理模式就不會消亡。例如在封建社會的農村中，學校和寺廟(區別政府性質)的修葺和日常管理等，都需要農村公共事業管理常態化。
三、新中國農村管理模式
在新中國成立后，從1949年至1978年期間突然由生產力決定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模式改為政府主導控制的農村管理模式的轉型。在這中間，由于不是生產力決定，而是由政府主導也就是人為主導，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管理先后經歷了農村土地改革、農村合作化時期和人民公社。在這期間由于“左”的政策，使農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都受到了一定的破壞，農村經濟停滯。從1979年開始，農村開始進行土地所有體制改革，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農村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都得了較快的發展，農村面貌有很大的變化。
（一）人民公社時期
土地改革就是改變土地所有制，把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做到耕者有其田，解放農村生產力，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這一時期，隨著農民得到土地，然后又擁有了工具和農業水利設施等。土地改革后，使農村各個階層都有土地，就是得勞動力平均化，造成一方面由于是農村對公共事業空前依賴，另一方面由于當時財力有限政府無力建設這些公共事業，所以在老解放區的互助換工等形式，被推廣開來。但是后在實踐過程中，互助組逐漸形成，農民根據自愿原則，自發性的組成。互助組的出現有效地提供了農戶所需的農業生產工具和基本公共設施，從而提高了戶農業生產的效率。在互助組以后，政府又推廣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政府建立、推行合作社采取的是由漸進到突變的強制性方式。在互助組，最初制約農業生產發展的犁、耕牛、水塘等最基本的公共事業得到了解決，但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更高層次的公共事業，如較大型的農業生產機械、較大范圍的水利設施、新型技術、農田規模利用等等的支持，而互助組由于組織規模較小，顯然難以勝任建設這些公共事業，因而產生了農村公共事業管理進一步創新的需要。
（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在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施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后，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集體變成土地分戶承包。在過后中國共產黨的《當前農村經濟政策若干問題》對包干到戶的土體聯產承保責任值的優越性和性質也做出了科學精辟的論述。
但在施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戶家庭經營得到發展，很多農村公共事業不是一家或者幾家都能辦成，造成了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滯后等現象產生。集體經濟組織應承擔的生產服務、管理協調、資產積累、資源開發等職能沒有得到有效的履行，對農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逐漸減弱。
（三）探索時期
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以后，我國就開始逐步實施農村公共事業改革，并在2006年同意取消了農業稅等，國家以財政轉移支付建設農村公共事業，為農村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對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提出了更高要求。農村取消了農業稅，減少一些費用名目，使得鄉鎮的財政收入緊張，特別是農業為主的鄉鎮更為嚴重，嚴重影響了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公共事業的能力。
面對這些困難，國家從幾個方面對農村公共事業管理提出改革。首先要加快農村公共事業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創新，在管理模式上進行村民自治，推廣村官選舉，真正從“他治”變為“自治”。
其次是出臺支農政策，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國家對糧食提出統一收購價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加大財政支農力度，由政府投資興修一些水利工程和進行農村電力和農村公路改造等。
其次是加大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投入，在農村推行新農保、合作醫療、養老保險。對農民看病難，看病貴，有了明顯的改善。
綜上所述，對農村公共事業管理模式的變遷是以生產力的發展作為基礎，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以生產力發展作為前提。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的管理模式的飛速發展是從建國后開始進行，首先在土地所有制上解放了勞動力，提高了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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